林旭，走失的文學英雄

文/曾念長

林旭，走失的文學英雄

文/曾念長

曾念長1978年生，福建漳平人。社會學碩士，文學博士，主攻現當代文學思潮和思想史，兼從事文學創作，以評論和散文為主。出有《斷裂的詩學》 《中國文學場》等若干專著?，F供職于福建省文學院。

一

像我這一代人，倘若對林旭尚有一絲印象，多數是在中學歷史教科書中獲得的。在寫到1898年的戊戌變法時，這個陌生男子終于被捆綁在“戊戌六君子”的名單里，擠進了歷史通識課本的花名冊。雖然只是一閃而過，但畢竟是有名有姓的，如一枚確鑿無疑的釘子，打進了一個民族記憶的墻面。不過我依然疑心，那些經歷過高考鍛壓的學子們，事隔多年之后，是否還真的記得有一個叫林旭的歷史人物。這個名字太過平凡了，以至于失去了讓人產生興致的記憶點。相比之下，在戊戌變法的人物名單里，康有為、梁啟超和譚嗣同的名字皆是極具識別性的，似乎讓人看上一眼，就舍不得忘掉。即便是劉光第，其名也是要比林旭給人印象深刻。后來我試圖去解讀林旭，才知道其名為旭，字為暾谷——其字雖然貌似生僻，多少總算是恢復了些個性，隱藏在名字背后的歷史形象，也變得鮮明一些了。

當然，將一個歷史人物的命運壓在一個名字上面，不僅偏執，而且主觀，近乎迷信。事實上，我們可以找出更加充足的理由，來說明林旭之所以容易被忽略，是因為歷史對他太吝嗇了，不曾拿出足夠的敘事篇幅，就像對待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一樣，給予濃墨重彩的書寫。于是，當我試圖為林旭重新做一次歷史定位的時候，不免生出了非分之想：即便他不能與康、梁相提并論，也應該和譚嗣同并列，獲得對等的歷史待遇吧！康、梁是戊戌變法的主謀，卻逃脫了被慈禧太后誅殺的命運，因而在后來的歲月里，尚可爭取有利于自己的歷史解釋權。而譚嗣同屬于另外一種情況。他是血濺刑場的“戊戌六君子”之一，與林旭、劉光第、楊銳、楊秀深、康廣仁同時被殺于北京菜市口。他們的生命終結于戊戌年八月十三日（公歷9月28日），似乎有命運主宰之手，對他們同時按下了死亡計時器。

但歷史還是偏心了，給予譚嗣同的記憶閃光點，要遠遠多于林旭，也多于“戊戌六君子”的任何一個受難者。別的且不說，譚嗣同留下的絕命詩，其中有“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兩句，至今是廣被傳誦的。林旭卻沒有這樣的幸運。幾乎沒有人可以脫口而出林旭寫過的某一句詩，或者說過的某一句話。哪怕是一句口號也行啊。事實上，林旭也是寫過絕命詩的，題為《示復生》。復生就是譚嗣同。

青蒲飲泣知何補，慷慨難酬國士恩。

欲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

短短一首詩，多處埋設了典故和暗喻，要想膾炙人口，自然是很難的。即使將這首詩翻譯成大白話，也無法被口口相傳。它太像一首詩了，以致于失去了口號般的社會性廣度。然而也正是通過這首詩，后人可以看到，林旭在他生命的最后時段恢復了一個詩人的本色。他是低回的，內省的，悔悟的。甚至是有所畏懼的。詩人有可能會成為英雄，卻天然不是英雄，而是在精神形態上比英雄軟弱且糾結的纖細個體。他們在內心世界與外在世界的雙重召喚之間躊躇反復，在光明與黑暗的邊界無地彷徨，因而通常僅在純粹的精神界限之內成為一個受難者。英雄卻不是這樣的。英雄服從于某種集團性目標的指引，將內心世界毫無保留地托付給外在世界，在遇到生命危機時，則視死途為星光大道。

譚嗣同就是這樣一位英雄。維新變法陷入絕境，他臨危而不退。慈禧太后下捕殺令，梁啟超勸逃，他誓言變法需流血，“請自嗣同始”。至于他在臨刑前高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更是像極了歷史正劇里的典型人物，似乎在歷史帷幕之后藏著一個導演，在戊戌年的這一天安排了一個如此入戲的角色。

相比之下，林旭要暗淡得多了。

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書，延攬人才，推行變法。是年七月二十日，經翰林學士王錫藩舉薦，林旭獲得光緒皇帝擢拔重用，與譚嗣同、楊銳、劉光第四人同授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軍機章軍，又稱“小軍機”，是清帝國權力中樞軍機處的組成部分，由皇帝直接掌控。這也就意味著，林旭一夜之間平步青云，且身臨君側，直抵圣意。此時，林旭虛歲二十四，剛剛經歷了兩次會試不中的沮喪，并將這種沮喪轉化成一種外部狂熱，呼應康有為的維新變法主張。

大概林旭自己也不曾想到，皇宮大門會如此意外地向他敞開。如果做時空換算，四品卿銜，相當于今天的廳局級政治待遇了吧？二十四歲的年輕人，在今天又能做什么呢？大學畢業不久，或許正因求職而四處碰壁，或許運氣好一點，已經考中了公務員，但也只是一個普通科員而已。以今天的官僚制為參照，幾乎沒有任何一條特殊的通道，可以讓一個二十四歲的年輕人步入與清代四品官階相當的權力層級之中。在林旭那個時代，這樣的奇跡也是不多見的。想到這種概率之小，他必然生出了“一夜看盡長安花”的人生快意，且發誓一定努力，不負圣恩。

林旭的確是一個勤奮且高效的辦事人員，據說光緒頒布的變法上諭，不少出自其手筆。光緒既因變法而識用于他，他也就必然要在變法主張上特別用力，恰如楊銳對其評價道:“日夜謀變更一切甚亟”。有多種不同角度的史料可以說明，林旭行走軍機章京，在變法主張上表現出一種激進姿態?；剡^頭來看，如果變法不是這么快就遭遇顛覆性挫折，以林旭的做事風格，確有可能施展一番抱負?？墒菑钠咴露杖氤?，到八月初九日被捕，在短短不到二十天的時間里，他的一腔熱情又能付諸多少現實呢！歷朝變法，必然遭致守舊勢力的絕地反擊，而當變法面臨絕境之時，林旭的激進則變成了章太炎眼中的“佻達”，“先逮捕一夕，知有變，哭于教士李佳白之堂”。章太炎的說法多少讓人起疑。通過鄭孝胥的日記可知，林旭被逮捕的前夜不是去了教堂，而是去了鄭孝胥住處（當然，也有可能兩個地方都去了）。

夜，月明，與諒三談。既寢，暾谷忽至，復起，談良久，自言不得以康黨相待。

戊戌年的北京秋夜，沒有霧霾，空氣清澈而冰涼。但我能想象得到，此時的林旭一定是內心深鎖濃霧，四顧茫然。他深夜去訪“鄉黨”鄭孝胥，是要尋求解脫之法，試圖與“康黨”撇清關系。

挖出這些歷史細節，并不是要奚落一個多少還蒙著一層面紗的歷史人物。我只是從中看到了平凡的真實。一個再有抱負和雄心的人，也是可以有怕的。事實上，從一個凡人的角度來看，林旭要比譚嗣同來得更加真實一些。八月初五日，他到鄭孝胥處，說到太后欲“清君側”，“上勢甚?！?，并與鄭孝胥商討避禍之法。由此想來，他似乎還有臨陣逃脫的時機和可能。然而，他終究還是正視了死亡的來臨?？梢源_信，他還想活，不甘愿就這樣斷送了性命，但他也知道報答圣恩的重要性，以及在污名中茍活的代價。正是這種左右為難的復雜性，使得林旭與一個純粹的英雄相去甚遠，也與譚嗣同拉開了距離。

林旭少孤，但在各種似是而非的傳說中，他卻是一個胸懷凌云志的少年。的確，通過林旭遺留下來的一百多首詩，依稀可見那種不能抑制的抱負，以及一般儒生都會有的感時憂國的情懷。但我理解，林旭的人生理想，更多是代表了一種順從式的世俗邏輯，不僅要功成名就，而且要榮歸故里，現世安康。世人嘉許的大志，是以俗世功名為坐標的，倘若一個少年立志為理想赴死，這樣的大志不僅不被俗世理解，而且難免淪為“短命鬼”之類的流言讖語。林旭兩次會試不中，留在京城尋求政治機會，在我看來并不是為了當英雄，而是為了干大事。當英雄與干大事，似乎都朝著一個宏大目標而去，但終究是錯位的。前者的追求止于自我的毀滅，朝著一個絕對理想的、甚至是虛無的世界沖去；而后者的追求止于功德的圓滿，將功成名就定制成平凡的人間目標。

這么說來，將林旭列在“戊戌六君子”之中，多少是有一點歷史誤會的。我翻閱了不少史料，并不曾見到林旭有著舍我其誰的豪情與執念。而他對待康有為及其變法主張，在態度上也并非始終如一。丁酉年十一月，林旭致信好友李宣龔，談及康有為，言其“日有是非”，而自己“欲避未能”?？梢娝麑ι硐葺浾撲鰷u的康有為是被動接受的，近乎半推半就。但林旭是想做大事的。一個想做大事的人，碰到了一個有政治野心且極富煽動力的意見領袖，情形就可想而知了。他最終成了康、梁變法主張的追隨者之一。但很難說，他對變法能有幾分主見。百年之后，有一部堪察頗詳的資料匯編，以日為單位，密密匝匝地記錄了戊戌變法當事者和旁觀者的言行。我希望能在其中找到一些蛛絲馬跡，證明林旭是有所作為的。但是涉及林旭的資料極少，明確出自其手筆的文獻，更是幾近于無。經過百年淘洗，時間并沒有真正選擇這位多少有點冒進的男子作為“戊戌變法”的歷史代言人。而他匆匆被斬，在官方口徑中也不是被賦予維新變法的崇高名義，而是被冠以“與康有為結黨，隱圖煽惑”的罪名。如此接二連三的命運錯位，不是林旭預料得到的，也不是他愿意接受的。

重新打開“戊戌六君子”的標簽，我們看到的，是一次匆忙的歷史打包行動。慈禧太后根本無心審訊，一聲令下，將六個各懷心思的角色推向了刑場，就像一個在家鬧翻了的主婦，將各種家什一股腦兒拋出了窗外。在這一刻，天下子民見識到了一個女人的雷厲風行的威力，也目睹了歷史的粗暴邏輯對個體生命的無情摧毀。以“康黨”之罪論處“六君子”，林旭不算是最冤的。他不像楊銳與劉光第，對康氏學說頗為不屑，甚至厭惡，只因同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就被打包問斬了。林旭確實與康有為有著難以撇清的關系，死罪難逃。前期尚且只是附和康有為的變法主張，屬于政治維新，不致于死。到了后期，“康黨”意圖在頤和園圍殺慈禧太后，其性質已演變成一種奪權革命了。革命必然是要流血的。但若因此論斷，林旭留京謀職是沖著變法或革命而來的，同樣是一種誤會。在各種與林旭有關的歷史腳本中，我們更多看到的，是一個手勤腳快的年輕人，在光緒皇帝和康有為之間來回穿梭，就像一個跑龍套的角色。他不過是想通過某種勤勉的付出，來贏得宏圖大展的現實人生，不料倏忽間誤入迷局，最后葬身在一次政治風暴之中。

時代的風暴就這樣匆忙帶走了一個年輕的配角。風暴平息之后，康、梁開始塑造“戊戌六君子”的形象豐碑。但是出于歷史敘述的簡便，豐碑上的主角只能有一個，他就是譚嗣同。按照今人對史料的分析，譚嗣同留下的絕命詩，其中最被傳誦的兩句并非譚氏原創，而是出自康、梁的篡改。只有這樣，才有助于譚嗣同的英雄形象飛翔起來?？?、梁如此重視譚嗣同的形象修飾，不全然是偏心，而是因為在“戊戌六君子”的歷史原型中，唯有譚嗣同最接近理想類型的主角。他不僅是有主見的維新者，也是九死而不悔的革命者。而林旭呢，他只是一個配角。當然，配角也不可缺少，那就以康有為的追隨者來定位吧。隨著時間的流逝，在日復一日的意義再生產中，主角的形象愈發豐滿，而配角的形象則日漸萎縮，就像墻上的那枚釘子，在時間的氧化中被銹蝕，在被遺忘中自我遺忘。

在汗牛充棟的戊戌變法史料中，似乎找不出幾許材料，可用以鉤稽一個稍微完整的林旭形象。我也不曾見到，有哪個好事者，愿意以林旭為主角，重新敘述一段有聲有色的戊戌變法史。直到我讀到南帆的《戊戌年的鍘刀》，那個面孔斑駁的林旭才開始恢復了些許血色，在我的腦海中浮現出一絲生動的氣息。

一個地道的福州人寫另外一個地道的福州人，即便不做考證，但憑精神嗅覺，也有可能抓住他人無法輕易抓住的可靠的線索。讓我尤其感到過癮的是，南帆采用了一種在他看來最可信賴的文學敘事方法(而不是史學敘事方法)，讓一個在僵化的歷史范疇中陷于絕境的人物得以復活。在南帆筆下，哪怕是那些流播于福州鄉親之間的傳說，也可采擷為原料，用來修補林旭的多重面相，重新假設歷史的多種可能性。的確，歷史不是一條線，而是人類表情記憶的魔法包，內含多重皺褶的構造，每一重皺褶里都隱藏著不同的歷史面孔，恰如黑格爾曾經分類過的，歷史可以表現為原始的、反思的、哲學的不同形態。我略微感到不滿足的是，黑格爾不曾為“文學的歷史”確立一個應有的位置。這種歷史建立在想象性敘事之上，其初級形態相當于中國古代的小說，恰如班固定義的，“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它是虛構的，無中生有的，甚至是添油加醋的。但它也是真實的，代表了一種由旁觀者的隱性態度構建起來的客觀歷史。

二

南帆寫道，沈瑜慶回閩掃墓省親，在一位私塾先生的手里讀到林旭的詩文，打心里喜歡上了這個青年的大氣之象，因此當即決定將其大女兒沈鵲應許配給林旭。這個才子佳人式的故事，當然不是南帆首創，而是在不同的歷史腳本中有著相似的記錄。不過，當南帆說到“沈瑜慶就是看上了林旭隱藏在筆墨之間的雄心大志”時，則是發乎一己之想象了。這種想象當然是合乎常識的，可以在一般的俗世邏輯里找到充分依據。沈瑜慶是晚清重臣沈葆楨第四子，系出當時福州最富名望家族之一，且大半生行走于帝國官場之間，晚期一度官至江西、貴州巡撫。他能稱心的女婿，自然應是棟梁之材，必合經世致用之標準?？墒?，如果想象是被許可的，我們是不是可以斗膽猜測另外一種可能呢？就讓我們想象，沈瑜慶僅僅是發現了林旭的文才稟賦，“異其博贍”，就已心滿意足了。別忘了，沈瑜慶雖為食君之祿的帝國官員，但他還有另外一重身份——“同光體”詩人。

在新舊文學交替之際，“同光體”算得上中國舊文學的最后一枝新芽，在晚清至民國時期的守舊詩人中間，一度也光鮮綻放了幾十年。這一派詩人，主要集中在閩、浙、贛三省，但首倡者在閩，集大成者亦在閩，其精神發源地就在福州三坊七巷之內。三坊七巷是個古老街區，三條坊和七條巷分列在一條中軸街兩側，呈魚骨型布局。中軸街南北走向，名叫南后街。街西側連接三條坊，自北向南依次是衣錦坊、文儒坊和光祿坊；街東側連接七條巷，依序是楊橋巷、郎官巷、塔巷、黃巷、安民巷、宮巷和吉庇巷。在光祿坊內，有一處高地，名為玉尺山，原本為烏山余脈，高不足層樓，如今四周皆為平地，只剩下一個孤零零的土丘了。土丘之上有亭臺，亭臺邊上有一塊巨石，上刻“光祿吟臺”。據傳，北宋時這里是一座寺院，由于時任福州太守的光祿卿程師孟常來此地吟詩雅集，從此成了一個重要地標。至于那座寺院，幾經興廢，最后也變成了在名流之間輾轉相傳的深宅私府，名叫“玉尺山房”。我的思緒在這里停留了許久，僅僅是因為，當“玉尺山房”在同治年間落在一個名叫李端的富商手中，誰也不曾預料到，這里竟然成了“同光體”詩派的發源地。

李端出身鹽商世家，并無詩文建樹。但他四個兒子的其中兩個，大兒子李宗言和二兒子李宗袆，卻熱愛搗騰一些與詩歌有關的事。他們以“光祿吟臺”為基地，成立“福州支社”，每月組織詩會四五次，堅持達十數年之久。據說詩社成員有十九人。這個數字準確與否，具體都是哪些人，我沒有做過考證。但可以確定的是，其中有幾個人，包括陳書、陳衍、鄭孝胥、陳寶琛、沈瑜慶等，都是“光祿吟臺”的?？?，后來都成了“同光體”詩派的中堅力量。當然，還有林紓，他似乎并不怎么認同“同光體”，但也是這個詩社的重要成員之一?！巴怏w”這個說法最早是誰提出的，已無法定論。一說是陳書，一說是陳衍。他們兩個其實是兄弟。無論如何，真正把“同光體”推向全國的，是陳衍和鄭孝胥。那已經是光緒九年之后的事了。當年純粹為詩歌而聚的青年，心中已被更多事務占據。他們多數外出求取功名，水流云散，“光祿吟臺”也不復往日熱鬧了。但不能說這就是詩社的終結。當陳衍、鄭孝胥在北京鼓吹“同光體”時，當年在那個土丘之上反復切磋出來的火花，已經開始向全國詩壇蔓延了。

此時，林旭來得正是時候。他已成長為慧穎特出的少年，“出語驚其長者”，并且被“同光體”詩人沈瑜慶盯上了。試想，如果沈瑜慶不愛詩文，他光顧私塾的概率就要小很多，林旭被他賞識的可能性也就更小了。至于他們最后建立了翁婿之關系，確實不能忽略了詩歌給予他們的緣份。其時沈瑜慶正處于事業上升期，輾轉奔赴于江淮、湖廣各地，隨行人員不少，其中陳書、李宣龔、林旭和沈鵲應皆能詩。在處理政務之余，沈瑜慶沒讓一行人閑著，而是“日課一詩”，不數月成一集。通過這種方式，沈瑜慶搭建了一個移動的“光祿吟臺”，所到之處，必有“同光體”同仁應酬唱和，不管是身在他鄉的福州老詩友，還是外省的新詩友。而林旭呢，無疑是這個文學社交平臺的最大受益者。他在二十歲左右就開始出入于名流圈，且頗受器重。

說這些，是因為在“戊戌變法”之外，我看到了林旭的另一個人生劇場，和另外一種劇情的可能。這個劇場的中心不再是北京的皇宮，也不是菜市口，而是福州的三坊七巷。在這里，一個龐大的姻親家族，試圖通過詩文傳承的方式，來延續一種古老的美學趣味和光榮夢想。這個家族以沈家為中軸，以姻親為紐帶，形成了延續兩代人的“同光體”詩群。第一代有陳衍、陳書、鄭孝胥、陳寶琛、沈瑜慶、何振岱等，第二代有林旭、沈鵲應夫婦，以及李宣稠、李宣龔兄弟。無論是當時的人來看，還是以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林旭在這個群體中的位置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他就處在縱向傳承的中軸線上。我猜想，沈瑜慶如此看重林旭，一方面固然是識才，另一方面極有可能是因為林旭早孤。按照民間的一般經驗，沈瑜慶招了一個女婿，實際上等于多了一個兒子。因此，我寧愿相信，沈瑜慶視林旭為己出，是把他當作沈家的繼承者來扶持的。我對沈瑜慶的政績，并無深刻印象。倒是他的厚道勤勉，以及對詩歌的熱愛，在我的腦海中極為生動。他自己愛詩，而且竭力把這種熱愛傳遞給子女，因此讓沈鵲應自小跟從陳書、陳衍習詩。后來招林旭為婿，自然也是這般培養他的。

林旭生前留下了一百多首詩，大多是在跟隨沈瑜慶之后創作的。他沒能多寫一點，確實可惜了。但僅憑這一百多首詩，無論生前，還是死后，林旭都得到了同行的足夠重視。褒貶倒是要另當別論。挺林旭者自然不在少數，甚至有人認為，林旭“年少能詩，卓然可傳者”，可與唐李賀、宋王逢原相提并論。也有人對林旭的晦澀詩風極有意見，就連頗為賞識他的陳衍，也只能帶著一點遺憾說道：“在八音中多柷敔，少絲竹, 聽之使人寡歡?！蔽乙詾?，這些意見未必說得到位。批評林旭的詩苦澀幽僻者，不應忽略其具體成因。姑且不說林旭少時失去雙親的晦暗心境，單論習詩這一點，他起先師法宋代詩人陳師道—— 一個經常悶在被窩里苦吟的詩人，不澀不僻才怪呢！況且“同光體”以宋詩為宗，而林旭野心極大，對宋詩諸家多有興趣，“在乎能馭眾派”，因此在早期階段難免用力過猛，寫得磕巴一些。至于將林旭與李賀、王逢原相提并論，則近乎浮夸了。我倒不是懷疑林旭，而是懷疑“同光體”。這一派詩人主張學步宋詩，策反明清詩人“詩必盛唐”的主流陳見，多少顯示了一種革新精神，但終究是在舊詩的框架里作一種無謂的掙扎，其實是不具有時代預見性的?！巴怏w”閩籍詩人中，最有成就者，當屬陳衍和鄭孝胥。但是放到整個古典詩歌史里，他們的作品就沒有讓人記住的理由了。歷史更愿意記住的，是陳衍的詩論，還有鄭孝胥的書法，以及他的偽滿洲國總理的身份。不是因為他們缺乏詩歌才情，而是時代不再給他們機會。

要讓林旭在“同光體”的框框里搗騰出多大的詩歌成就來，自然也是不可能的。但我并不懷疑，林旭可以在另一個層面創造出杰出的文學成就。我讀他的詩，有一個總體印象，就是林旭擅論。換句話說，林旭是為講理來寫詩的。他在獄中寫下的《示復生》，就是“講理詩”的典范。詩人身陷牢獄，有悲憤，有悔恨，但這些情感都被抑制在表面修辭之下，呈現在文字上面的，則是一種理性的議論：復生啊復生，你當初真該聽我的，袁世凱是不可靠的，如果請求董福祥的援助，結局或許就不是這樣了。根據看管林旭的值班獄卒回憶，林旭在獄中極為鎮定，美秀若處子。這個細節雖然不能得到更多史料的印證，卻是可以和林旭的那首“絕命詩”相匹配的。在天旋地轉之際，林旭尚且能夠如此克制情感，不是譚嗣同的慷慨激昂，也不是康廣仁的以頭撞壁。那么林旭的夫人沈鵲應呢？她是林則徐的曾外孫女，沈葆楨的孫女，沈瑜慶的大女兒，自小集萬千寵愛于一身。面對丈夫的死亡事件，她是如何反應的?

繡佛舊妝樓，我已君休。

萬千悔恨更何尤。

拼得眼中無盡淚，共水長流。

沈鵲應作詞，是不講理的。但她也不做英雄狀的抒情，而是向內訴諸衷腸，曲折委婉，卻毫無保留，直至最后情感透支，容毀身亡。林旭、沈鵲應向陳書習詩詞，陳書因材施教，與林旭言詩，與沈鵲應言詞，并做了一個預言：“夫二子者之作, 必傳無疑?！边@個預言是否下得太早，暫且不論。但陳書以詩、詞分別施教于二者，當真是有過人眼力的。林旭擅論，沈鵲應有情，二者之區別，恰恰也是我們識別宋詩與宋詞的重要依據之一。詩乃各種文學體式之正統，在理學興盛的宋代，已被士大夫賦予了空前強大的載道功能，在詩中說理的氣氛也就特別濃厚了。而那些被詩歌排擠出來的俗世里的歡娛與苦痛，只能尋找一種新的載體，于是也就有了宋詞的興起。陳衍說林旭的詩“聽之使人寡歡”，其實不是林旭個人的品格，而是宋詩無處不在的基調。被說理氣氛包圍的宋詩，必然是一幅過于老成的面孔，喪失了感性和浪漫的生氣。因此，胡云翼有論，宋詩缺失了唐詩的“活潑浪漫氣”，“儼然少年老成”。

林旭以詩講理，當然不像現在的一些官員，赤裸裸地直喊口號或直發議論，而是如儒生論道般，鋪設各種典故，通過案例分析來呈現觀點。本質上，這是一種論文寫作，其文本框架由論點、論據以及被省略了的注釋構成?！妒緩蜕愤@首詩，一度被懷疑是否出自林旭之手。陳衍為其辯護道：“千里草二語，實有論議而主張之者。但以詩論，首二句先從事敗說起，后二句乃追溯未敗之前，吾謀如是，不待咎其不用，而不用之咎在其中，如此倒戟而出之法，非平時揣摩后山（陳師道）絕句深有得者，豈能為此，舍暾谷無他人也?！标愌艿恼f法，當然也不能證明那首詩就是林旭的作品，但至少說清楚了林旭寫詩深得論理之章法。

講理抑制了詩人的情感流暢性，因而有澀、僻等問題的產生。但這又未嘗不是另外一件好事，足可讓人預見林旭的天性中還有得天獨厚的一面。我隱約覺得，倘若林旭篤志于文學，極有可能始于詩，成于詩論。這個輝煌的文學過程，最后由他的“同光體”前輩陳衍完成了。在新舊文學交替的時代，陳衍的詩在中國舊詩人中可謂風光無限，但是畢竟雨打風吹去，雖勉強守住了古典，卻沒有創造出經典。但他的詩論，單憑那一本厚厚的《石遺室詩話》，卻在文論史上樹立了一座高峰。錢基博稱贊陳衍是“并世文章之雄”，倘若沒有其詩論作支撐，這樣的高度評價恐怕要轟然倒塌。再往大一點說，若是沒有陳衍最后集理論之大成，“同光體”在整個文學史上的份量也是要大大縮水的。我讀《石遺室詩話》，深為嘆服陳衍的專業識見，且頗為他的新鮮意見所打動。他雖以舊詩遺老自居，卻對傳統文人喜好的“模糊惝怳欺人之談”甚為不屑，往往用全新的眼光來看待舊詩的問題，頗有一些現代人的頭腦。在此意義上，他不再是守舊者，而是推陳出新者。陳衍對文學史的最大貢獻，或許就是挑動了唐宋詩之爭，從而推動了二十世紀宋詩研究傳統的形成，這其中卓有成就者，就包括與他有過師生緣份的錢鐘書先生。我常想，在這個代際推衍的文學基因鏈條里，林旭應該是重要的一環。他與夫人沈鵲應都跟從陳衍習詩，且與陳衍一樣，他也擁有一個擅長說理的頭腦，其實是最有可能把“同光體”帶到新的時代語境里去。

戊戌年春天，林旭曾與林紓同游杭州。聞京城出現了維新變法新機，他毅然北上，而林紓則因剛剛續娶嬌妻，留在了杭州溫柔鄉。從此天地兩隔絕。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細節，南帆從中看到了兩個人的政治命運的相互觀照。他說，林旭固然早死，林紓卻沒有走得更遠，而是成為與時代潮流相悖逆的大清遺老。這是從大歷史觀中必然得出的一個結論。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有一種線性時間，將歷史滾滾向前推進。但我以為，一個人的文學生命，卻未必要受到這種線性時間的裁決?！霸姳葰v史更永久”。林紓雖然在政治上走向極端守舊，卻不防礙他成為英雄式的文學巨星。陳衍也是。事實上，“同光體”大部分代表性詩人，在大清王朝覆滅之后，均以遺老自居。如果林旭不死，大概也難逃此中圭臬吧？但我依然相信，如果林旭繼續在文學劇場里演繹自己的人生，他是有望成為一個文學英雄的。

但時代終究沒有給林旭這個機會。事實上，我的假設一開始就不成立。沈瑜慶確實熱愛詩文，并且希望通過詩文傳承的方式，為一個家族的持續繁榮注入精神活力。然而，臨到頭，這些都只是一場幻覺。如果這種幻覺一開始尚且是可靠的，那是因為在古代中國的官僚體制里，通過科舉取士這樣一種精密機制，有用的政治和無用的詩文被巧妙地捆綁在一起。但是，一旦落到俗世處，政治總是要先行的。林旭兩次會試不中，沈瑜慶就為他捐了個官，在京城里呆著，等待更大的政治機會。后來，就在林旭被召入宮前不久，沈瑜慶又通過曲折途徑，將其薦入直隸總督榮祿幕府。瓜爾佳·榮祿，滿洲正白旗人，出生于福州，會講福州話，對福州籍士子頗為優待。他本該好好栽培林旭的，但他是慈禧的寵臣，最后也是他，奉命捉拿林旭，“駢而戮之”。沈瑜慶一定是悔不當初啊。但這又豈是沈瑜慶自己能左右的宿命？走進三坊七巷，在每一條坊或巷的路口，游人都可見到一塊導游牌，上面介紹說，某某年，這里出過某某官員，這條坊巷因他改名，又過多少年，這里又出了一個更大的官員，坊巷再一次改名。那些天真而好奇的游人啊，有誰讀懂了這其中的洗牌邏輯呢？

或許，林旭和他的岳父沈瑜慶，都曾經對著某條坊巷出過神，甚至生出了一種預感，某條坊，或某條巷，將有一天因他們的存在而改名。但這只是一種幻影，明白過來時，已物是人非。林旭在郎官巷的故居，至今是一個謎。有人說是在巷東頭，也有人說是在巷中間，即后來被福建督軍李厚基購買下來轉贈給鄭孝胥的那座宅子。但無論如何，他在郎官巷出生和成長，大抵上是不會有錯的。我曾無數次走進這條巷子，卻不曾見到哪個院落的門口掛著“林旭故居”的牌子。想到這個曾被我反復疏忽的空白，我突然間對“人去樓空”有了更加真切的體會。

林旭故居不可考，實則是一種深刻的民間遺忘。在閩地社會，一個人短命，或非正常死亡，都是被極端忌諱的。林旭被斬后，殘尸運回福州，但不入家門，而是停放在東郊的地藏寺。從此多了無家可歸的孤魂野鬼，被隔絕在生者的世界之外，甚至被極力抹除曾經有過的生活痕跡。如果林旭不是喋血刑場，而是以詩人或詩論家的身份老死，他與故居的聯系，恐怕不會這么輕易消散吧？

三

林旭生涯雖短，卻有幸身后留名，被打包在兩個不同的歷史檔案夾里面。一個檔案夾叫“戊戌變法”，一個檔案夾叫“同光體詩派”。聯系到他的個人命運，這兩個檔案夾實則代表了兩種不同的人生道路。一種是政治，一種是文學。然而不幸的是，無論在哪一條道路上，林旭都沒有成為自己的命運主宰。如果歷史允許再做假設，林旭或許可以在文學的道路上走得更長遠，就像他的前輩陳衍，或者像他的后輩錢鐘書，成為一個文學英雄。這是一種以個體為中心，同時也是自我設限的英雄。這個英雄以文字為囚，在紙上寄托對俗世的關懷，最多也只能在書齋里鬧鬧革命罷了?？上?，這個可能的文學英雄尚未形成氣候，便在一次偶然邁出書齋的遠行中走失了。他走進了另外一個歷史檔案夾，卷入一個時代的風暴之中，很快被摧毀了。

我試圖通過一種想象性敘事，來復原這個走失的文學英雄。但在事件史層面，這個名叫林旭的文學英雄并不曾真正存在過。就連他的走失，也只是一種虛構出來的隱喻。但我相信，這也不是無稽之談。因為在觀念史層面，這個被虛構出來的文學英雄，恰恰代表了一種歷史真實。一種有關于態度的歷史真實。這種態度并非是肯定性的，或者否定性的。準確地講，它是試探性的。它的具體含義就是，文學作為一種獨立的人生道路，其可能性在哪里，其限度又在哪里。

我猜想，林旭不曾思考過這種可能性及其限度。不僅僅是因為他走得匆忙，還因為時代不曾賦予他這方面的問題意識。但我們不能說，林旭就不曾對這樣一條獨立的人生道路有過朦朧的向往。這種向往也不是毫無依據的。在他之前，在孔子之后，文學作為一種獨立的人生理想，一直若隱若現，綿綿若存。當曹丕說出“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不是說文章可以經國，而是說文章的重要性不輸于經國之大業。杜甫本出經學世家，卻誤入文學歧路，被時人指責不務正業，以致他在晚年不得不為自己辯解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痹谀撤N意義上，曹丕和杜甫都試圖為文學這個可能的獨立王國立法。但以往的歷史告訴我們，文學終究是小道。只有通往政治，匯入大流，直至成為俗世里的水乳交融的部分，它才有可能成為大道。當杜甫說出“法自儒家有”時，其實已經暴露了他對文學的不自信了。文學固然有其獨特之法，卻必須源自“儒家有”。這便是杜甫與生俱來的局限性吧。如果杜甫一生仕途得意，他的才華或許將損耗于事功之學，其文學成就也就要大打折扣了。這么說來，他的詩圣之名，其實是一種被動的產物，而非自覺的成果。

這是杜甫的僥幸，林旭卻沒有。

在初到北京的幾年，林旭雖已不常在沈瑜慶身邊，但寫詩在他的生命中已然占有習慣性的重要位置。他寫出了兩次會試不中的個人抑郁，和國勢衰頹的感傷。但他終究抵擋不住康有為和梁啟超的煽動力。梁啟超勸說道：“詞章乃娛魂調性之具，偶一為之可也。若以為業，則玩物喪志，與聲色之累無異。方今世變日亟，以君之才，豈可溺于是?！绷中裾媸乔蟪尚那邪?，“幡然戒詩，盡割舍舊習”，轉而跟從康有為學習經世致用去了。其實林旭還是心有不安的。所以他才會寫信給李宣龔，說自己實在是逃不過康有為的靈魂滲透。他甚至覺得自己對不起李宣龔，“深愧吾友閉門之賢”。所謂“閉門之賢”，正是一種自我設限的人生世界，一種獨立的人生道路。李宣龔識得這條路徑，林旭豈能不曾領會？

陳衍曾對林旭的詩作下過一個精辟論斷：春夏行冬令。按照中醫的理解，時令錯亂，實非常道。后人據此更是確信，林旭的詩乃為澀體，晦暗難解。但我理解，這話還可以有其它的含義。春夏當勃發，冬乃藏。在我看來，春夏行冬令，恰到好處地體現了林旭胸有豪情卻隱而不發的精神品質。這是一種自我設限的德行，倘若轉化為文學的志業精神，是可釀成大氣候的。

但林旭終究沒有守住這個界限。

在他那個時代，讀書人固然曉得板凳坐得十年冷的美德，但這種美德不是目標，而是手段，一俟走出書齋，則如魚入水如鳥騰空，必然深深迷戀于另一個天地的廣闊，對現實的野心，對致用的渴望，也就一發而不可收拾了。即便是林旭的“同光體”前輩陳衍，雖畢生功成于詩論，但他終究也只是一個傳統士大夫，不曾明確意識到，文學也可成為一種志業，雖為務虛，卻有自己的邊界，且可開拓出一條獨立的人生道路。在戊戌變法前后，他暢言變法，應試“經濟特科”，實非出于現代知識分子的志業意識，而是呼應了傳統讀書人的功名意識的召喚。他對錢鐘書的治學方向雖有至深影響，卻不能說他培育了錢氏的志業精神。1935年，錢鐘書留學英國，陳衍大惑不解，說國內已有文學，何須舍近求遠？他當然不明白，國內雖有文學，但以文學為志業之精神，依然稀薄。錢鐘書留學歐州，固然也不是沖著某種明確的志業精神而去的，但最后，也許是一種意外的收獲，他必然受到了這種精神的熏染。此時，馬克斯·韋伯在慕尼黑發表《以學術為業》、《以政治為業》兩次著名演講已經過去十多年了，以志業為根基的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在歐洲已漸成氣候。我常想，或許正是這樣一種志業精神，隱含著某種認知自我和世界的獨特方法，使得錢鐘書回國后，不曾在極端年代的政治狂流中迷失了自己。我又想，倘若錢鐘書早生一個時代，其人生軌跡是不是也如林旭一樣，雖不致死，卻也是功名累身呢？

這么想來，我倒是嘆息林旭生不逢時了。他確實有望如錢鐘書這般，不為時務所惑，成為一個自我囚禁的文學英雄。

（責編：王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