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書綱目》與江永學術

蘇正道

江永是清中期著名學者，其學術領域涉及至廣，戴震說他“讀書好深思，長于比勘，步算、鐘律、聲韻尤明”*(清)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狀》，《戴震文集》卷12，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78頁。。從時間上看，江永著述集中于后期，尤其是晚年，有十數種之多，包括對早年著述的增訂和改撰。其前期著述主要是《禮書綱目》一書。該書卷帙浩繁，含篇首總計八十八卷。長期以來，限于學科分類和領域制約，關于江永學術的討論，畛域分明。他的禮學、歷算、樂律、音韻、制舉等學之間，早晚期著述之間，是否存在聯系，學術體系如何構建，等等，都是值得措意的問題。單就《禮書綱目》而言，該書對江永自身及清代學術影響至大，江氏傳記及文獻目錄均有提及，卻罕見詳論*江永傳記提及是書，一從戴震所作行狀，以為“使三代禮儀之盛，大綱細目，井然可睹”。四庫館臣指出，是書“引據諸書，厘正發明，實足終朱子未竟之緒”。關于《禮書綱目》對江永學術的影響，筆者僅見徐到穩指出，天子宗廟九獻之禮以按語形式備考于《綱目》，數十年后定稿于《周禮疑義舉要》，說明江氏體系禮學和考證禮學有著密切關系。徐到穩：《江永禮學研究》，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第44頁。。筆者不揣谫陋，就《禮書綱目》一書與江永學術的關系及影響等，略作分析，就正于方家。

一、推尊朱子與重注《近思錄》

《禮書綱目》是江永禮學研究的重要著述，亦是其卷帙最大的著述，撰成于康熙六十年(1721)，江永時年四十一歲。該書體大思精，頗受清代學者稱道。如江永《群經補義》和《鄉黨圖考》向被認為考核精詳，但阮元認為二書相對《禮書綱目》“皆吉光片羽，非其絕詣”*(清)阮元：《禮書綱目序》，江永：《禮書綱目》，“叢書集成續編”經部第11冊，第151頁。。而阮序代工者張鑒更用“《群經補義》《鄉黨圖考》，譬諸九鼎一臠”來相比“卷帙煩重，人間轉鈔希少”的《禮書綱目》*(清)張鑒：《冬青館集》乙集卷5文5，民國“吳興叢書”本。，雖有溢美之嫌，但亦可見清代學者對江氏禮書的推尊。

《禮書綱目》據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增訂而成。朱熹《通解》以《儀禮》為宗，借古禮以資考核，其書編撰有兩個特點：體系上以家、鄉、邦國、王朝為范圍分類，與《大學》“修齊治平”模式相同，有著鮮明的“經世致用”旨趣；在材料處理上，《通解》每篇首列經文，下附音韻訓詁，再引鄭注賈疏并諸儒之說，斷以己意。這種做法使得清季主張漢宋調和的陳澧以為“朱子《通解》之書，純是漢唐注疏之學”*(清)陳澧：《東塾讀書記(外一種)》，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151頁。。江永對于朱子禮書的增訂和重編，體現出宗朱傾向。如在體例設計上，《綱目》表面上突破朱子禮書“家齊國治”模式，而回歸古代禮儀，宗主《周禮》，但在具體編撰上接近朱子禮書，以冠、昏、喪、祭排序，用復古外衣對朱子體系進行重構。在材料處理上，宗法朱子，進行“分章別句”和“分經附記”，同時刪削了注疏，但在異議處仍以按語形式表達己見。以內容和形式而言，其考證總體上未能超越朱子禮書。

江永是書編撰完成后，在很長時間內，并未有新的著述面世。不過這期間，他一邊授徒講學，一邊完成學術規劃，其禮學、律呂、歷算、制舉、理學等著述，都萌生于這一時期*(清)余龍光：《雙池先生年譜》，薛貞芳主編：《清代徽人年譜合刊》上冊，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第176～183頁。。在蟄伏近二十年后，乾隆七年(1742)，六十二歲的江永完成了對朱子學的進一步探究，《近思錄集注》一書殺青。

對于《近思錄》的重注，有著時代和學術因素?！督间洝冯m為理學入門書籍，但重要性不言而喻，朱熹說：“《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05，《朱子全書》第1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450頁。由于《近思錄》涉及高深的理論體系、專門的理學術語，初學者以此入門似易而實難，對于此書的訓注應運而生，其中最重要者是葉采《集解》。葉氏“悉本朱子舊注，參以升堂記聞，及諸儒辨論，擇其精純，刊除繁復，以次編入，有闕略者，乃出臆說”*(宋)葉采：《近思錄集解序》，《近思錄集解》，元刻明修本，第2頁A面。，其書在元明風行。此外流行的還有明代周公恕《分類經進近思錄集解》，周氏擅改葉采《集解》，抄襲葉氏又隨意改動篇章，后來刻本相仍，幾不可讀*(清)江永：《近思錄集注序》，江永：《近思錄集注》，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頁。。江永“以其貽誤后學，因仍原本次第，為之集注”*(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92，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781頁。。

清代《近思錄》注本較多，江注前流行的是茅星來和張伯行注本。茅星來以葉采《集解》粗率膚淺，了無發明，解所不必解，字句舛訛等由，重注《近思錄》。盡管茅氏言稱“名物訓詁，雖非本書所重”*(清)茅星來：《近思錄集注序》，茅星來：《近思錄集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9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第129頁。，但其書實以材料考證見長。張伯行《集解》成書于康熙四十九年，長在義理闡發。江永未曾明確表示見閱二書，但其《集注》較好地融合了茅、張注釋優點，其書最大的特點是“以朱子之語注朱子之意”。他“沉潛反復有年”閱讀《朱子遺書》，“因仍原本次第，裒輯朱子之言有關此錄者，悉采入注，朱子說未備，乃采平巖及他氏說補之，間亦竊附鄙說，盡其余蘊”*(清)江永：《近思錄集注序》，江永：《近思錄集注》，第2頁。。四庫館臣給予此書極高評價，認為“引據頗為詳洽?！m以余力為此書，亦具有體例”*(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92，第781頁。。以卷一“道體”為例，朱、呂輯論程頤“中和”：“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l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睂@段話，茅注重材料考辨，指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來自《系辭》，末又說明“此條今見《遺書》暢潛道本，列《文集》，誤”*(清)茅星來：《近思錄集注》卷1，“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99冊，第170頁。。張注重義理闡發，指出程子引《易傳》與《中庸》相發明，示人之意切*(清)張伯行：《近思錄集解》卷1，清同治五年正誼書院刊本，第4頁B～5頁A。。而江注兼具二者之長。盡管江永認為“是書非為幼學設，不必一一訓詁”，但仍重視材料的窮盡，次序的排陳。對程子所論“中和”，江注以非標注形式，先引《中庸章句》逐字解釋“喜”“怒”“哀”“樂”“大本”“達道”等概念，再引《朱子文集》論述朱子所謂“中”“和”，最后引《語類》《或問》，由辭通道地對“中和”概念進行升華闡釋*(清)江永：《近思錄集注》，《凡例》第2頁；卷1第5～6頁。。江氏以朱子之語集注伊川，層層遞進，幫助讀者理解程子語錄，同時窺觀朱子思想堂奧。如果不同意朱子意見，或需補充說明，江氏便以按語形式表達己見，或引黃幹及葉采諸說。如“道體”章引伊川《程氏易傳》釋“革上六”，論及“自暴”“自棄”與“小人革面”之關系，江氏先引朱熹論孟子與程頤關于“下愚不移”的差異，又據朱子論孔子“不移”之說相證，且意猶未盡，又補以葉氏論紂之說，證明愚昧程度取決于性的善惡，而非智力差距*(清)江永：《近思錄集注》卷1，第13～15頁。。朱子闡釋有闕時，江氏則自注己見。如“道體”章，“伊川先生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面，只是私心?！苯腊矗骸傲x理之正，人心所同，故公則一人?！?/p>

江注《近思錄》的編撰，實際上是《禮書綱目》編纂原則和體例的繼續，甚至包括引據材料的邏輯關系。盡管“《近思錄集注》實擷宋學之精”*夏鑾評語，轉引自徐世昌《清儒學案》卷59《慎修學案下》，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冊，總第2093頁。，但說到底，“不過是考證性的資料匯編”*徐道彬：《善余堂文集辨偽》，《中國典籍與文化》2010年第4期，第48頁。。江氏注引朱熹語錄，如朱說未備，則復采他注，時下己意，這正是《綱目》“以古經為主，經不足，補以傳、記，又不足，則旁證以諸家之說”*(清)汪廷珍：《禮書綱目序》，江永：《禮書綱目》，“叢書集成續編”經部第11冊，第152頁。編撰原則的繼續。

《禮書綱目》宗法朱子，江注《近思錄》亦是尊朱。我們知道，《近思錄》輯錄北宋四子之書，包括周敦頤、程頤、程顥和張載。江永“以朱子之語注朱子之意”，事實上變“四子之書”為“五子之書”。這種做法并非原創，鄉賢汪佑便“每篇增入朱子之言，為《五子近思錄》”，后施璜又采入明儒語錄，卒至衍說泛濫。有鑒于此，江永《集注》僅取朱說，表現出他對朱子學術的推尊。這種尊崇亦表現在《集注》對《近思錄》篇章綱目的完全承繼上?！督间洝烦醭鲋畷r“各卷之中，惟以所引之書為先后，而不及標立篇目”*(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92，第781頁。，但據吳振記載，朱熹曾標立逐篇綱目：“一、道體；二、為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十三、異端之學；十四、圣賢氣象?！?(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05，《朱子全書》第17冊，第3450頁。葉采《集解》和茅星來《集注》均變異朱子篇名，如卷二葉氏更作“為學”，卷五茅氏更作“省察克治”。只有江氏《集注》徑取朱子“逐篇綱目”原說命名篇目*嚴佐之：《朱子近思錄導讀》，《朱子近思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頁。。

江氏《集注》承繼《綱目》，推尊朱子理學體系，材料上巨細必備，邏輯上層級遞進，這使得江氏《集注》成為清代《近思錄》研究的重要作品，取代了葉采《集解》的主導地位。后世翻引、覆刻、抄寫且流傳至今的江注《近思錄》不少于二十七種，足見江氏《集注》的巨大影響*程水龍：《江永〈近思錄集注〉版本源流考》，《文獻》2007年第1期，第113頁。。

二、考據體例與四書編撰

江永一生蟄伏鄉曲，以授徒和編撰制舉書為生，同時從事學術研究。在《禮書綱目》編撰前，他參編了汪基《三禮約編》，分撰其中《周禮》《儀禮》部分。盡管江氏意識到“雖隨行逐隊，不免從事舉業，亦謂不過頭巾茶飯，若圣賢茶飯所以果腹而潤身者，畢竟不在此”*(清)余龍光：《雙池先生年譜》“乾隆三年四十七歲”條，薛貞芳主編：《清代徽人年譜合刊》上冊，第177頁。，但受經濟條件限制，授徒之余，江氏不得不以編撰制舉用書營生，包括《四書典林》《四書古人典林》《鄉黨文擇雅正編》及《鄉黨圖考》等。乾隆五十一年，江南鄉試以《鄉黨》命題，士子主江永之說者皆得中式*(清)江藩：《漢學師承記》卷5《江永傳》，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78頁。。

《四書典林》共三十卷，分天文、時令、地理、人倫、性情、身體、人事、人品、王侯、國邑、官職、庶民、政事、文學、禮制、祭祀、衣服、飲食、宮室、器用、樂律、武備、表紀、珍寶、庶物、雜語諸部。每部下分若干條目，每條目下分若干詞條，如“天文”部下分“日”“月”“天地”等目，“天地”下分“太極”“太初”等條。每條后引文獻詳闡，備舉子作文之用，如“日”下之“離”，注用《離》卦“日月麗乎天”?！端臅湃说淞帧窞椤端臅淞帧防m編，共十二卷，主要收錄人名典故，分帝王、古臣、古賢、圣賢、諸侯、大夫和雜人七部，匯聚四書涉及之神農、堯、舜至周幽、厲等帝王，后稷、皋陶等大臣，伯夷、叔齊、柳下惠等古賢，孔、孟等圣賢及孔門弟子，齊桓、晉文等諸侯，管仲、晏嬰等大臣?！半s人”部收錄共工、兜、揚朱等，最后附列女，包括杞梁妻等。

江氏二部制舉用書的編撰是對當時學風的一種糾偏。因為士子研習舉業具有很強的功利性，很少研習古經注疏，而徑取朝廷規定之《四書大全》《欽定四書文》等，弋取功名。是時流行的薛應旂《四書人物備考》，事無提要，既不便學者觀考，又排纂無法。相較而言，江氏二書收集材料比較完備，應用材料準確，引據原文、注疏，并附按語，獲得成功。其特色有三。第一，編例簡潔。類書編撰需要豐富取材，簡潔表述。江氏徑取《綱目》經驗，采取“某見某章”和“節引”編例。在《四書典林·凡例》中，江氏提出“同一事辭，彼此皆當載者，或并載之，或詳略互見，或注云詳某。同類中當迭出者，注云見前見后”。同時，江氏提出“注釋有不可省者，略釋一二，或用古注，或用先儒說，或以己意融貫”*(清)江永：《四書典林·凡例》，清光緒十八年鴻寶齋石印本，復旦大學圖書館藏。?！端臅湃说淞帧芬嗳绱?，如卷一“帝王部上·神農”下有“始為蠟”條，此條出《郊特牲》，江氏先引《禮記》原文，后附節略疏解?！皥颉毕掠小胺艅住薄捌秸掳傩铡薄懊撕汀薄白傻怯埂薄白扇舨伞薄霸圂叀敝T條，皆引自《堯典》。江氏除“放勛”條注明自《堯典》外，余均用“又”表示，以示簡省。書中條目及訓釋多為節引，并較多使用“詳某章”編例，如“咨登庸”條引《堯典》原文，標明“注詳丹朱”。

第二，考證精核。以《四書古人典林》為例，卷一“舜”下“顓頊之裔”條，江氏先引《史記》載舜世系，后以按語形式引《左傳》《國語》相關記載，認為《史記》闕略“幕”一代，同時批評“賈逵、韋昭以幕為虞思，誤矣”*(清)江永：《四書古人典林》，徐道彬整理，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5頁。。我們知道，《禮書綱目》采取“分章別句”和“分經附記”方式，體現著擬選主題與材料間類似經傳的關系，這種關系包含著禮學考據的萌芽。江氏制舉編撰受此影響，如卷五“圣賢部上·孔子”條，條目之“始生”“父卒”“合葬于防”“學琴”“適周訪禮樂”“聞韶”“相夾谷”“隳都”“厄陳蔡間”“修詩書禮樂”“讀易”“獲麟”等，將孔子出生、家庭、學習、為相、流亡、修書、授徒的人生經歷，極其詳細地展示開來，其條目與主題間形成嚴密的邏輯結構。

這種文獻排陳方式所體現的考證特色涉及多數條目，而以“孔子”條最著。以“始生”為例，江氏先后引《家語·本姓解》、《榖梁傳》、《公羊傳》、《論語》、《括地志》、《史記正義》、《孔庭纂要》、《魯語》、《詩序》及鄭玄注、《檀弓》，材料豐富，且對材料嚴加辨正。如認為《家語》“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記載有誤，并據《春秋》經傳改正*(清)江永：《四書古人典林》，徐道彬整理，第81頁。。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他對孔子出生年月的考證?！稑b梁傳》以為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公羊傳》以為生于“十有一月庚子”，司馬遷謂其生于襄公二十二年。江永據《春秋》“十月庚辰朔，日食。則庚子者十月二十一日也”，確定孔子生年以《榖梁傳》《公羊傳》為正，月、日以《榖梁傳》為正。江氏還對孔子出生地和尊諱進行了考證。這種學術性考證，提升了制舉用書的價值，使得江著避免了類似書籍湮沒不彰的命運。

第三，與《禮書綱目》相似，《四書典林》《四書古人典林》引書數量眾多。據統計，江氏《綱目》引書93種，而《典林》二書引書160余部，其中史部31部，子部48部，緯書3部，總集4部，別集13部，政書、類書4部，小學類2部*丁之涵：《明清〈四書〉專題類書研究——以江永〈四書典林〉、〈四書古人典林〉為例》，華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第25頁。。與《綱目》類同，其引據經部漢宋兼采。如《四書典林》，于《易經》引據《程傳》《本義》，《尚書》引據《孔傳》《孔疏》和蔡沈《集傳》，《詩經》用《毛傳》《鄭箋》和朱熹《集傳》，《春秋》三傳采引漢魏古注和胡安國《春秋傳》，《左傳》主引《孔疏》。三禮據鄭注及孔、賈注疏，也引宋元注解，如《周禮》引王安石《周禮注》，《儀禮》采朱熹《通解》，《禮記》賅括陳澔《集說》。

由上述特點可見《典林》二書受到《禮書綱目》影響，但其所受影響限度不能高估，因為類書編撰對材料數量和質量的要求，受到編撰本身的限制。二書注重制舉用書的實用性，同時兼具學術性，成為類書中的翹楚，具有學術價值。

三、江永禮書與律呂、歷算

江永學術領域廣泛，長于步算、鐘律、聲韻、禮制考證。其律呂、歷算成就何如，和江氏其他學問的關系，以及是否受到江氏禮書編撰的影響，值得討論。

江永律呂著作有《律呂管見》《律呂新論》《律呂新義》《律呂闡微》等。其中《管見》已佚，據余龍光《雙池先生年譜》載，乾隆三年，江永復書汪紱，謂附入《禮書綱目》之《律呂管見》二卷，以合九十一卷之數。而《新論》二卷實同四庫本《禮書綱目》所附律呂書，則《管見》《新論》實為一書?！缎铝x》四卷作于乾隆十一年，《闡微》一書以《新義》為基礎，成于乾隆二十二年，全書共十卷，“其作書大旨，則以明鄭世子載堉為宗。惟方圓周徑用密率起算，則與之微異”*(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38，第329頁。，為江永律呂研究之大成。

江永歷算研究承繼律呂之后，認為“律與歷通”*(清)余龍光：《雙池先生年譜》“乾隆三年四十七歲”條，薛貞芳主編：《清代徽人年譜合刊》上冊，第181頁。，“天有十二月，律有十二管，律歷自然相應”*(清)江永：《論律生于歷》，《律呂新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2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第517頁。。其歷算著作主要有《歷學全書》和《推步法解》?！稓v學全書》成于乾隆五年，初名《翼梅》，戴震訂為《數學》，四庫館臣改作《算學》，共八卷，附《續歷學》一卷，意在羽翼梅文鼎說，亦不乏批評之見?！锻撇椒ń狻烦捎谇∈四?，共四卷七篇，末附《推步鈴》一卷，于日月之躔離交食，五星之遲疾伏見，及恒星六曜之行，皆具密法。其書主要內容被戴震錄入秦蕙田主編之《五禮通考》“觀象授時”部分。

江氏自敘其律呂研究受到蔡元定影響，通過結交王蘭生，窺觀李光地學術，并參通朱載堉《樂律全書》而萌生增訂之意*(清)江永：《律呂新義序言》，《律呂新義》，“續修四庫全書”第11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94頁。。其歷學研究，“少好天官家言，始讀《尚書》‘閏月’、‘璇璣’兩注，即學步算。弱冠后見黃石齋《答袁坤儀書》，始知地圓，又得游子六《天經或問》，已詫為奇書。三十在金陵，有佴氏者，家有《崇禎歷書》，乞假一觀，永為歷學，是年驟進”*(清)江永：《翼梅序》，《善余堂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3年，第120頁。。他了解西洋歷法，又私淑梅氏，著《翼梅》正梅氏“歲實消長”之說，成一家之言。

江永沒有特別說明其律呂、歷算著述與《禮書綱目》有關，但其相關研究受益《綱目》處甚多。朱子《通解》將“樂”放入學禮，江永則在朱子禮書基礎上，于《鐘律》前補輯《樂制》，并增補“樂制”“樂事”及“鐘律”。他以《樂記》為主增補樂書，且置于卷末，實現禮樂會通?！毒V目》禮樂合璧的結構和對樂律的清理，為江氏的律呂研究準備了條件。同時，朱熹將歷法放入王朝禮類，但其編纂較為含混，許多篇目闕略。江永在朱子基礎上進行增訂，將歷算調至“通禮”，并對《歷數》《夏小正》《周月》《月令》等篇作了?？?，對朱子《歷法》進行分段整理和重新審讀。表面上，《綱目》編撰與其律呂、歷算研究并不相涉，實際上《綱目》對于律歷的重新整理，為其相關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江永在律呂、歷算研究中展現出的獨立學術精神，以及對朱子學術的批判繼承。比如四庫全書本《禮書綱目》后所附論律呂書(即《管見》)，其中批評蔡元定律書，有三條札記。我們知道，號稱“西山先生”的蔡元定是朱熹學生，“其書實與朱子商確(榷)而成，蔡氏之書，即朱子之書也”，其“律呂本原、證辯二篇，固為朱子所極取”，但江永以為其書“猶有未盡善者”，“執蔡氏之律書而求合于管弦，無異按圖而索馬，刻舟而求劍也”。在江氏看來，“從來天下事，是非當否，當以理為斷，不當以人為斷。當以目前有據者為定，不當以古說久遠者為定”*以上引文見四庫全書本《禮書綱目》附錄卷上“論蔡氏律書三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4冊，第578～579頁。，表達出其征實態度。這種批判繼承的態度，見諸江永《禮書綱目》編撰中，在繼承宗法朱子禮書，以《儀禮》為主進行編撰的同時，在體系上更定，材料上增刪，批評地繼承和批判朱子學術。正如汪廷珍所說，江永“承朱子之學，而不茍同于朱子”*(清)汪廷珍：《禮書綱目序》，江永：《禮書綱目》，“叢書集成續編”經部第11冊，第152頁。。

汪廷珍同時指出，“先生(江永)于學無所不窺，而大旨歸于實事求是?！溆跇仿梢?，大旨主朱載堉而起，算則依密率”?！堵蓞侮U微》是江永最重要的定論性律學著作，對朱載堉樂律理論有所發展，而朱氏為前明皇裔，其學術為盛清皇權遮蔽，江氏為之發微闡幽，體現出實事求是的學術追求。在歷算研究中，江氏能夠突破傳統“西學中源”說，堅持從事實出發。他對梅氏“西學中源”說的糾偏，受到清代學者的廣泛批評，因為“西學中源”不僅是一個學術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徐道彬：《論江永與西學》，《史學集刊》2012年第1期。，從中亦可見出江永學術的實事求是。這種獨立精神，同樣見于《禮書綱目》承繼朱子禮書進行賡續和增訂的進程，其中尤以對于朱熹禮書材料的辨析為要，計有一千多條按語，展現出江氏的征實態度。

如果說江永理學、制舉用書的編撰有致用屬性，那么，他由禮書編撰轉向律呂、歷算的著述，則展現出學術重心的轉變。一是學術研究的內容，從禮書編撰的理學體系，轉向律呂、歷算的考據實證研究，表現出清代中期學術由理學轉向漢學的歷史進程。二是專門研究的盛行，不僅是律呂、歷算諸作，包括江氏后期的禮學考證，以及音韻、史地等著述的撰作，如江氏《古韻標準》以音韻為切入點，深入《詩經》研究，其《春秋》研究轉向地理考證，代表著清代學術的新趨向，即專門研究的盛行，這成為乾嘉學術的表征之一。

四、從禮書編撰到禮學考證

江永的律呂、歷算研究，代表其學術重心轉向專門考據，同樣的轉變也出現在禮學研究中。我們知道，《禮書綱目》未為完書，江永一再表示，“賈孔諸家之疏，與后儒考正之說，文字繁多，力不能寫，且以俟諸異日”*(清)江永：《禮書綱目序》，《禮書綱目》，“叢書集成續編”經部第11冊，第153頁。，在與汪紱的通信中亦提及“苦無力，乏人鈔寫，有志未逮”*(清)余龍光：《雙池先生年譜》“乾隆三年四十七歲”條，薛貞芳主編：《清代徽人年譜合刊》上冊，第178頁。。受外部環境的影響、自身精力和經濟條件的限制，再加學術興趣的轉移，他停止修撰此書，盡管此后仍有《昏禮從宜》類的家禮書編撰，但江氏學術的重心，開始轉向禮學考證研究。

江永的禮學考證著作，按照成書先后，以及禮學類型劃分，主要有《深衣考誤》《周禮疑義舉要》《儀禮釋例》《儀禮釋宮增注》《禮記訓義擇言》《鄉黨圖考》等。這些考證著述的突出特點，是對于朱熹禮學的揚棄，和鄭玄注解的重視。由“朱學”向“鄭學”的遷移，映照著清代學術變遷的影子。

江永最早的考證禮學著作是《深衣考誤》，作于乾隆二年前后，主要考辨《禮記·深衣》中的“衽當旁”和“續衽鉤邊”問題。江永的考證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對于鄭玄注的尊崇，一是對于朱熹說的批評。江永以為，“深衣之義，鄭注孔疏皆得之，獨其裳衽之制，裁布之法與續衽鉤邊之文，鄭氏本不誤，而疏家皇氏熊氏孔氏皆不能細繹鄭說，遂失其制度，后儒承訛習舛，或以臆為之，考辯愈詳而誤愈甚”。爭論的根源，“皆由六幅皆交解之說誤之耳”。關于“衽當旁”，江永申論鄭說。鄭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江氏以為“明其惟在裳旁而名衽者交裂，其余幅不交裂也”。鄭云“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江氏以為“此廣解凡裳之衽也”，并引《喪服篇》加以證明。鄭云“是以小要取名焉”，江氏謂棺上合縫之木亦名為衽也，并引《喪大記》以申其說。江永贊成鄭玄“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后”的說法，認為“疏家忽之，并失小要之義”。關于“續衽鉤邊”，鄭玄注：“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后也。鉤讀如烏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苯腊矗骸袄m衽，謂裳之左旁縫合其衽也?！倍艺J為“鄭氏不言左續衽右鉤邊者，衣裳自左掩右，左可連，右不可連，其事易明，故不必言左右也”*(清)江永：《深衣考誤》，“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4冊，第612頁、613頁、613-614頁、615頁。?？傊?，江永將深衣研究出現的問題歸咎于后世疏注對于鄭玄注的錯誤理解。

同時，江永批評《家禮》所記深衣制度謬不可及，逐一批評《家禮》裁前右外襟圖、深衣前圖、深衣后圖、著深衣前兩襟相掩圖等不可通。他以為朱子錯誤源自承襲注疏及司馬光《書儀》。他還對楊復的辯護提出批評，指出“續衽與鉤邊是二事，鄭注分言之，而楊氏即以續衽當鉤邊，是誤讀鄭注耳”。他認為楊氏“以鄭注破疏家之謬”原則上是正確的，但未細繹經文，造成“疏說本不誤者以為誤，而其真誤如孔氏所謂裳幅皆交解者反忽之”*(清)江永：《深衣考誤》，“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4冊，第616～618頁、619頁、619～620頁。。

江氏推尊朱子學術，但并非盲從，其對朱子學說的細節修正，體現出學術的新創和獨立。江氏宗主鄭玄的做法，表現著清代漢學的復興趨勢，揭開了清代禮學由“宗朱”轉向“宗鄭”的序幕。四庫館臣以為“以永說求之訓詁諸書，雖有合有不合，而衷諸《經》文，其義最當”，“其說亦考證精核，勝前人多矣”*(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21，第174～175頁。。

《深衣考誤》僅一卷，盡管考證精核，但難以盡窺江氏禮學全貌。同樣，江永的其他禮學考證著述，《儀禮釋例》僅有衣冠體例，《儀禮釋宮增注》只涉及宮室，《禮記訓義擇言》至《少儀》為止。而《周禮疑義舉要》涵蓋六官，篇幅完整，考證深邃，可窺觀江氏學風。該書萌生于江氏前往京師訪學，編修吳紱質以《周禮》諸問，經累年札記成書。全書共七卷，解決了《周禮》研究諸多問題，如三農、四望、軍賦、車制、文字訓詁等，并對《考工記》研究影響深遠。四庫館臣謂“是書融會鄭注，參以新說，于經義多所闡發。其解《考工記》二卷，尤為精核”*(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21，第157頁。。

《周禮疑義舉要》主要措意于典制。以眾說紛紜的三農、四望為例，三農，先鄭云平地、山、澤，后鄭云原、隰、平地，江永以為皆未當，他認同惠士奇《禮說》上農、中農、下農的說法，并引《管子·揆度篇》加以確證*(清)江永：《周禮疑義舉要》卷1，“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1冊，第718頁。。四望，出自《春官·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本為祭祀名山大川之禮，而賈公彥疏曰“言四望者，不可一往就祭，當四向望而為壇遙祭之，故云四望也”*《周禮注疏》卷18，(清)阮元?？蹋骸妒涀⑹琛返?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648頁。，顯然是臆說。江氏考察諸家之說，以為鄭興“日月星?！敝f近之，并證引《大司樂》《司服》，何注《公羊傳》、杜注《左傳》等*(清)江永：《周禮疑義舉要》卷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1冊，第750～751頁。，證明“四望亦有遠近”，并引據注疏證之。一條札記考證，引據充分，論證嚴密，結論新穎。

《周禮疑義舉要》進行的?？?、異文等處理，解決了一些研究難題。如《周禮》典制多與《孟子》《王制》不合，江永認為原因在“《周禮》就其虛寬者言之，《孟子》《王制》惟舉土田實對耳”。在文本方面，一般認為石經較文獻可靠，但江永認為應具體而論，石經有衍文，疏注可參考。對于鄭注，江永亦指出其可商榷，甚至錯誤處，如認為鄭注“以脂贏羽分五大獸”為非，又說“鄭玄以骍剛解九屬，十二分野解十二壤未確”*(清)江永：《周禮疑義舉要》卷2，“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1冊，第726頁、730頁、725頁、725頁。，表現出獨立的思考和學術判斷。

《舉要》針對鄭注，探賾索隱，考證精詳，結論可信。許作屏作序，謂“康成為《周官》功臣，賈公彥為康成功臣，而先生(江永)又為鄭賈之功臣也”*(清)許作屏：《周禮疑義舉要序》，江永：《周禮疑義舉要》，“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頁。翁方綱《跋周禮疑義舉要》以為本書有臆斷，但足資考證(沈津輯：《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7頁)。。江永的《周禮》研究，以札記形式，宗法和補苴鄭注，擺脫了朱熹的學術影響，代表清代鄭學復興的濫觴。

江氏《儀禮》研究，主要有《儀禮釋例》和《儀禮釋宮增注》，二書年代無考，均草創待定之作?？滴跷迨四?，江永參編的《儀禮約編》完成后，汪基便提到“昚齋更擬仿杜預《春秋釋例》條為《儀禮釋例》一卷，成書當為補入”*(清)汪基：《儀禮約編例言》，《三禮約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108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第661頁。。但最后成書的《儀禮釋例》實僅釋服一類，又寥寥數頁，實為未成之書。該書“釋服”共分“天子冕服”“諸侯冕服”“大夫冕服”“爵弁服”“皮弁服”“韋弁服”六類，每類先引經文，下附注疏，廣引眾說，斷以己見，考證精詳，且多新說。因系未成之作，瑕疵也較多，如認為“《周禮》之韋弁即爵弁”，四庫館臣批評“其說過新，不可信”*(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23，第191頁。。錢熙祚考證指出，兩者材質不同，色彩不同，式樣亦不同*(清)江永：《儀禮釋例》，錢熙祚跋，“續修四庫全書”第8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71頁。。但以“釋例”方式研究《儀禮》，獲得廣泛贊譽。如杭世駿認同江氏，“以為《春秋》可以無例，而《禮》則非例不能貫也”*(清)杭世駿：《道古堂文集》卷4《禮例序》，“續修四庫全書”第142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35頁。。凌廷堪《禮經釋例》亦以《釋例》為端緒。凌氏成績無需贅述，江氏開山之功亦不可沒。

《儀禮釋宮增注》系誤對“朱子”《儀禮釋宮》進行增訂?！秲x禮釋宮》作者本為李如圭，因誤收入《朱子文集》，被視作朱子禮書。這個錯誤一直到清代中期編修《四庫全書》才被發現。江永將“朱子”《釋宮》冠諸《禮書綱目》卷端，為之補苴詳注，而成《增注》一書，可見其對朱熹學術的推重?！对鲎ⅰ烦蓵鴷r間無考，但江氏《鄉黨圖考》卷四“宮室”亦有對“朱子”《儀禮釋宮》的考證。兩相對照，“宮室考”將江氏按語附于每條之后，《增注》則散入其間，則“宮室考”為《增注》之增訂。四庫館臣以為江永“多所發明補正，其稍有出入者，僅一二條，而考證精密者，居十之九。其辨訂俱有根據”*(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20，第166頁。。具體來說，江氏考證“東夾、西夾不當稱夾室”，引《雜記》《大戴禮》，以為“夾室”二字乃指“夾”與“室”言之，本各一處，《注》《疏》連讀之，故相沿而誤。江氏又謂“門屏之間曰寧，乃路門之外，屏樹之內”，邢《疏》、李巡《爾雅注》均誤。此皆為江氏精審之處。

江永采取“釋例”的方式，突破了朱熹《儀禮經傳通解》以來宗法《儀禮》的苑囿，標志著江氏《儀禮》研究的新創。他的考證，主旨在于承繼朱熹學術，進行宮室的增訂，但在實行中，更多取材先秦典籍，代表著清代前中期《儀禮》研究由取徑宋、明到宗法漢、唐的轉變。

江永《禮記》研究代表作是《禮記訓義擇言》一書。是書成于乾隆二十五年，江永時年八十，但乾隆四年前書稿已具，名曰《禮記擇言》*(清)余龍光：《雙池先生年譜》“乾隆四年四十八歲條”，薛貞芳主編：《清代徽人年譜合刊》上冊，第179頁。。至乾隆十五年，江氏七十大壽，戴震撰壽序稱所讀江氏書中有《禮記擇言》，則江氏又歷經十年打磨，方成是書。江永自敘因吳澄禮書“多以臆割裂竄易，失其本義……高安朱文端公因其(吳澄)書多裒聚諸家之說也，遂撰《禮記纂言》而附己說于后，以示折中焉。永昔在休寧程太史恂處，常以此書置案頭，隨筆簽識，僅得一十五篇，程為詮次錄一本，今學徒往往傳錄而全書未能卒業，因年力已衰，非復曩時之精銳故也”*(清)江永：《禮記訓義擇言引》，《禮記訓義擇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8冊，第289～290頁。。則是書非《禮記》全本，僅自《檀弓》至《雜記》，于注家異同之說，擇其一是，為之折中。

《禮記訓義擇言》主要批評陳澔《集說》及吳澄《纂言》，考證精核，四庫館臣已指出數例，如《檀弓》“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呂氏謂祔祭即以其主祔藏于祖廟，既除喪而后遷于新廟。江永據《左傳》“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謂祔后主反殯宮，至喪畢乃遷新廟。又引《大戴禮·諸侯遷廟禮》“奉衣服由廟而遷于新廟”，則此廟實為殯宮。永說有據，可以解程、張諸儒之異同*(清)江永：《禮記訓義擇言》卷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8冊，第322～323頁。。此外，該書?？背煽冿@著。如對“爨室”的考訂，鄭注“禮，浴于適室”，孔疏極力為鄭注辯護，江永以為“曾子易簀當在適室，喪事由近即遠，安有遷尸而浴于他室者？此必有誤字。疑是‘奧室’之訛?！摇敒檠茏?。又或本作‘室奧’，因‘奧’訛‘爨’,故遂改作‘爨室’耳”。又，《喪服小記》“而立四廟”前后闕文，江氏以為“亦當缺疑，未可輒改經文”*(清)江永：《禮記訓義擇言》卷2、卷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8冊，第310頁、359頁。。

表面上，江永后期禮學研究轉向考證研究，似乎與禮書編撰無關。實際上，從禮書編撰轉向考證，有著內在邏輯。首先，大型禮書編撰非個人精力可以完成。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及其續編，本擬通過朝廷書局進行修撰，未果后，由朱熹發凡起例，門人合纂續編完成。江永的禮書編撰，未能具備朱子的條件，只好刪削注疏，卻因簡潔而獲得意外成功。但在江永心中，《禮書綱目》是未成之書。江氏停止續撰此書，轉向禮學考證，是受制于自身精力的必然結果。其次，江氏禮書編撰為禮學考證研究奠下基礎。比如，《深衣考誤》以朱子《家禮·深衣》為指摘對象，朱子《家禮》及其材料亦被分煉進《綱目》編撰中?！秲x禮釋宮增注》也是江永對于《禮書綱目》篇首卷下引據“朱子”釋宮，而進行增訂。江永的禮學考證在內容上，多為其禮書編撰的延伸。在具體考證上，江氏的一些結論萌發于禮書編撰時的思考，如天子宗廟九獻之禮已在《禮書綱目》中提及，又在《周禮》研究中得到精細考證，形成定論*徐到穩：《江永禮學研究》，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第44頁。。

乾嘉禮書編撰的式微和禮學考證研究的盛行，以及江氏考證影響所及，說明禮書編撰向禮學考證的轉變符合學術潮流?！抖Y書綱目》編撰完成后，只在有限范圍內流傳，以致乾隆初同邑汪紱還不知曉具體書名，謂為《三禮合參》*(清)余龍光：《雙池先生年譜》，薛貞芳主編：《清代徽人年譜合刊》上冊，第171～172頁。?！抖Y書綱目》被三禮館征集，而后四庫館繼征，但編撰中并不見其影響。秦蕙田主編《五禮通考》，也僅通過戴震了解該書概況。曾國藩對此書較為看重，以為“可以通漢宋二家之結，而熄頓漸諸說之爭”*(清)曾國藩：《曾文正公書札》卷13《覆夏弢夫》，清光緒二年傳忠書局刻增修本。，但亦限此書融合考據和義理的特色，為其致用。清代前期經禮書編撰較多，除江永外，還有盛世佐、任啟運、梁萬方等，而后期則漸次凋零。相反，清代后期，無論禮學新疏還是學者考證，以及禮書編撰，均呈現濃厚的考證興味，且引據江永考證較多。如孫詒讓《周禮正義》、胡培翚《燕寢考》、朱彬《禮記訓纂》、孫希旦《禮記集解》，以及金榜、程瑤田的專門考證等。即使禮書的編撰，如黃以周《禮書通故》，亦放棄傳統注疏形式，以專題考據為重點，將江永以來的禮書編撰好禮學考證推向新高度。一定程度上講，江永的禮學考證是禮書編撰的繼續和升華，盡管兩者形式上異趣。

從清代學術背景看，乾隆初期的學術研究依然崇朱，清代禮學考證的繁盛出現在乾隆后期及嘉道時。盡管大部分學者受益于朱子學術，但在實際的研究中，他們由“朱學”而“鄭學”，從“尊敖”(敖繼公)到“尊鄭”(鄭玄)漸進。我們知道，敖氏《集說》離異鄭注，具有濃郁的疑經風氣，影響及于清初禮學研究，如萬斯大《儀禮商》、姚繼恒《儀禮通論》、方苞《儀禮析疑》等。乾隆初修撰《儀禮義疏》，在章節方面一準朱熹《通解》，但闡釋仍以敖注為主。學者在參與修訂中參閱鄭注，反復對勘，漸有批敖申鄭之說，其中尤以吳廷華、褚寅亮、凌廷勘最著*參見彭林《清人的〈儀禮〉研究》，《清代學術講論》，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7～43頁。。從而漸起對于鄭注三禮的研究，致使禮學考證盛行。江永禮學考證批朱崇鄭的特色，正是時代學風的先聲。

五、結 論

本文旨在考察著名學者前期著述對其整體學術的影響。以江永個案而言，按照其編撰計劃，《禮書綱目》還缺疏解及諸儒之說，這種缺陷避免了冗繁弊病，并因“尊朱”與“考據”特色，對清代學術影響至深。是書未容剪裁，起著資料收集和保存作用。據四庫館臣統計，《綱目》引書48種，并注解93種*《禮書綱目采輯群書目》，江永：《禮書綱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3冊，第1～3頁。。這些材料的剪裁和使用，為江氏后期學術奠下基礎。

總結來說，《禮書綱目》編撰對江永重注《近思錄》和制舉編撰起著先導作用。其《近思錄集注》《四書古人典林》等書，編撰原則、編例、材料考證等明顯受到《綱目》影響。同時，《綱目》編撰為江氏學術積累了資料。以律呂、歷法研究言，《綱目》重視樂的輯軼，為其律呂研究奠下基礎?！毒V目》對歷算材料的整理，為其歷法研究創造了條件。江永禮學考證亦受惠于《綱目》編撰。如深衣考證，兵農分合的觀點，得益于《綱目》對服制和軍制的研究。其《周禮》研究受惠于《綱目》偏重《周禮》五禮的體系架構。其宮室考證，以“朱子”研究為出發點，無疑受到《綱目》尊朱的影響。

江氏轉向禮學考證，彌補了禮書編撰未竟的遺憾，且將研究導向深入。其《周禮》《禮記》研究采取札記形式，進行專題研究，《儀禮》研究以“釋例”和專題為主，開辟學術研究的新路徑。之后，江氏《古韻標準》摒棄傳統訓詁，以音韻研究為切入點，深入《詩經》研究，其《春秋》研究不復以傳統訓詁和義理探索為主，而轉向地理考證，代表著清代學術的新趨向。這對江氏學術、乾嘉考據學及清代學術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