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越窯瓷業技術傳播及相關問題研究
——兼論核心區越窯瓷業衰落原因

謝西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杭州 310014）

內容提要：北宋中期，以浙江慈溪上林湖為中心的越窯瓷業核心區窯址數量急劇減少，窯場規?？s小。與之相對，浙江其他地區卻發現了大量這一時期的窯業遺存。研究顯示，限于多方面因素的制約，北宋中期以上林湖為中心的越窯核心產區不再適宜大規模的瓷業生產，而這直接迫使制瓷工匠作出選擇，或許其中一部分工匠開始另辟他地繼續從事窯業生產，從而在浙江范圍內出現了眾多這一時期的窯址。此外，在瓷業技術的傳入過程中，制瓷工匠也結合當地的自然和社會環境，在繼承的基礎上進行了自我創新。

傳統觀點認為，北宋中期是越窯制瓷史上的轉折時期，是越窯瓷業生產由繁榮走向衰落的一個時間節點。支持此觀點的一個重要證據便是越窯瓷業核心區窯址數量的急劇減少。然而據最新考古調查、試掘及發掘資料顯示，在越窯瓷業核心區之外卻存在大量這一時期的越窯（系）窯址，且呈現出不斷擴張的態勢，尤其是在一些原本沒有任何窯業傳統的地區突然出現這一時期的窯址，產品風格、瓷業技術與核心區保持同步。探索其中緣由，對于探索北宋中期越窯瓷業技術傳播的動因、模式與面貌等方面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一、北宋中期越窯瓷業生產年代及面貌界定

1998—1999年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和浙江省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聯合實施的慈溪古銀錠湖寺龍口窯址考古發掘及整理過程中，基于地層學和類型學對考古發掘材料進行了整理，并結合紀年器物的排比，將北宋越窯制瓷業分為三期：北宋早期（960—1022年），即吳越國晚期至北宋真宗時期；北宋中期（1023—1077年），約為北宋仁宗至神宗熙寧年間；北宋晚期（1078—1127年），約北宋神宗元豐年間至欽宗時期［1］。為了對北宋中期浙江地區越窯（系）窯址進行橫向比較，本文擬采用寺龍口窯址的分期意見對北宋中期越窯瓷業生產年代進行界定。

寺龍口窯址發掘資料顯示，越窯制瓷業生產面貌在北宋早中晚期的差異是相當明顯的。與北宋早期相比，北宋中期越窯器物種類明顯減少，仍以飲食器具為大宗，而香具、文房用具等精品雅玩器物則不多見，器類主要有碗、盤、盒、缽、執壺、盞、碾臼、碾輪、熏爐、盞托、水盂、夾層碗、枕、多管燈、瓶、器蓋、蓋罐等［2］。器物總體質量明顯下降，器物的制作一改晚唐五代及北宋早期的精工細作，而逐漸趨向粗放［3］。胎釉較之前沒有多大變化，但是由于裝燒方法的變化，釉色純凈度降低，釉色開始偏青灰色，多數缺少瑩潤光澤，品質下降。裝飾方面，早期嚴謹規整的細線劃花工藝趨于懈怠與簡化。細線劃花雖在本期得以繼續沿用，但題材始終不及北宋早期多樣，且了無新意；器物紋樣種類較之前減少，圖案趨于簡化，蓮蓬紋、龍紋、孔雀紋、飛雁紋、喜鵲花卉紋、對蝶紋、翔鶴紋等寓意豐富的紋樣題材消失不見。需要注意的是，刻劃花裝飾的出現并盛行則成為該期最顯著的特征［4］。裝燒方法上，此期較早階段少數質量較高的產品仍用匣缽單件裝燒，坯件之間間隔墊圈，器物制作尚為精細。進入后期，為提高產量而大多采用明火疊燒或匣缽疊燒，且在碗、盤等器物的內底還留有支墊的泥圈，從而影響了器物的美感。

二、北宋中期浙江地區越窯（系）窯址的分布

為了便于討論，我們暫且按照窯址所處的地理位置將北宋中期浙江地區越窯（系）窯址的分布情況劃分為浙東、浙西和浙南三個大的區域。

（一）浙東地區

1.核心區域

作為唐宋時期越窯制瓷業的核心地區，慈溪上林湖窯址群包括上林湖、白洋湖、里杜湖和古銀錠湖四個片區。據統計，在這一區域內存在159處唐宋時期的越窯窯址，其中北宋時期窯址有83處，包括上林湖窯區51處、白洋湖窯區8處、里杜湖窯區8處和古銀錠湖窯區16處。與北宋早期相比，北宋中期窯址數量明顯減少，據統計僅（約）有18處，其中上林湖窯區8處、白洋湖窯區6處、里杜湖窯區3處和古銀錠湖窯區1處［5］。

2.外圍區域

在以往的學術研究中，上虞地區和鄞州東錢湖地區都被視為唐宋時期越窯制瓷業的三大中心之一。但據調查結果顯示，這兩個區域內唐宋時期的窯址數量較少，其中前者約34處，后者約18處［6］，均無法與上林湖窯址群相比，故而唐宋越窯三大中心說也是值得商榷的。這兩個區域內現已探明的北宋中期窯址有上虞窯寺前［7］、盤口灣、蔣家山、合助山和道士山窯址［8］等，鄞州東錢湖郭童岙［9］和上水岙窯址［10］。

再向外圍擴展，諸如紹興地區的上灶官山窯址［11］，嵊州地區的缸窯背、下陽山、下鄭山和下五岙窯址［12］，奉化地區的于家山窯址［13］、寧海地區的岔路窯址［14］，臨海地區的鳳凰山和后門山窯址［15］，黃巖地區的鳳凰山、金家岙堂、瓦瓷窯、下山頭和左岙坑窯址［16］等都屬于這一時期的越窯系窯址。

（二）浙西地區

這一區域處于傳統意義上的婺州窯窯址分布區，但就目前研究情況來看，學界對于婺州窯的概念、產品面貌及瓷業技術傳統等方面問題仍有很大盲區。近年來隨著考古調查、發掘工作的系統推進，在此區域發現了若干北宋中期的窯址——東陽地區的葛府窯址群［17］、歌山［18］和象塘窯址［19］，浦江地區的前王山、白泥嶺、徐家、徐家嶺和東莊壚窯址［20］，蘭溪地區的嵩山窯址［21］，武義地區的蜈蚣形山窯址［22］。限于已有觀念與認識，在發現之初，很多學者都將其先入為主地判定為婺州窯窯址。但是隨著認識的加深，特別是通過對浦江縣前王山窯址的系統考古發掘并對比武義蜈蚣形山窯址早期發掘資料，其產品面貌、器形、裝飾技法乃至裝燒工藝都與同時期越窯核心區產品一致，故而應將其歸入越窯系窯址。此外建德地區大慈巖腳窯址［23］和富陽缸窯山窯址［24］也有這一時期產品的生產。

（三）浙南地區

2013—2014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浙江龍泉青瓷博物館聯合組隊對龍泉地區的窯址（包括龍泉東區和南區的大窯、金村和石隆片區）進行了系統調查并選取個別地點進行了小范圍試掘。調查顯示，龍泉窯早期階段的淡青釉產品僅在金村片區存在。在金村片區窯址調查發現34處窯址點中僅有4處有淡青釉產品存在，分布在溪東、下會、大窯犇及其對岸地區。在調查基礎上，我們選取大窯犇窯址作為重點區域進行了小范圍試掘，獲得了較為理想的地層堆積情況［25］。試掘資料顯示，盡管胎釉有別，但是絕大多數淡青釉產品無論是從器形、裝飾，還是從裝燒工藝等方面來看，均與北宋中期越窯產品相同。此外調查采集的“甲申”款淡青釉器蓋和英國阿什莫林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藏“天圣”紀年的淡青釉敞口碗也將該類器物的生產年代框定在北宋中期。

三、北宋中期越窯瓷業技術對外傳播的動因、模式與面貌

（一）越窯瓷業技術對外傳播的動因——兼論核心區越窯衰落原因

北宋中期開始，越窯核心區的窯址數量迅速減少，生產規模下降，呈現出衰落跡象，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大致可以分為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的原因。

1.內部原因

內部原因主要是基于越窯窯址本身。

首先，原料方面。越窯自唐代晚期創燒秘色瓷器以來，不惜工本，不僅瓷器產品使用優質瓷土，就連裝燒用的匣缽也采用優質瓷土，且一匣一器、匣缽接口處用釉封口，并在燒成后只有打破匣缽才能取出產品。當然采用這種工藝確實提高了產品質量，但對瓷土資源來說無疑是一種極大的浪費。優質瓷土資源有限，且在短時間內不可再生，隨著優質瓷土的日趨匱乏，越窯核心區基本喪失了能夠保證大規模生產所需的優質原料供應條件［26］，進而采用普通瓷土乃至更低檔次的瓷土，使得胎料質量下降。就目前資料來看，自唐代晚期以后越窯瓷器胎料質量就已開始呈現出退步的跡象。

其次，燃料方面。整個南方地區瓷業產區包括上林湖越窯核心產區所使用的窯爐均為龍窯，以木柴作為燃料。唐宋時期龍窯的形制基本趨于穩定［27］，長度大概在40～50米，每次燒窯所需要的木柴總量無疑是很大的，因而燃料的供應問題及其對環境的破壞也是值得注意的重要問題。對此，莊綽《雞肋編》的相關記載或可給我們些許啟示：“昔汴都數百萬家，盡仰石炭，無一家然薪者。今駐蹕吳、越，上林之廣，不足以供樵蘇。雖佳花美竹，墳墓之松楸，歲月之間，盡成赤地。根枿之微，斫撅皆徧，芽蘗無復可生?！保?8］

第三，工藝技術方面?；瘜W測試顯示，越窯瓷器在長時期內胎釉化學組成幾無變化且燒制工藝墨守成規［29］，缺乏創新。盡管從北宋中期開始越窯瓷器逐步將其生產重點轉為刻劃花青瓷，但是刻劃花青瓷質量平平，使得其逐漸喪失了市場競爭力，喪失了生存的基礎［30］。

2.外部原因

外部原因主要是基于越窯所處的國內外環境。

首先，國內環境因素。作為外部因素之一的土貢制度也與越窯的興衰密切相關。歷史文獻對北宋中期的越窯貢瓷的記載，僅《宋會要輯稿》中有一條且數量較少，“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十二月，尚書戶部上諸道府土產貢物……越州……秘色甆器五十事”［31］。而在此之前的上一次進貢則要上溯到北宋太平興國三年（978年）且貢瓷數量極大，“四月二日，俶進……瓷器五萬事……金釦瓷器百五十事”［32］。從中便可見越窯貢御地位的逐漸喪失。在此之后僅《元豐九域志》中再次提到元豐三年（1080年）的越窯貢瓷，“土貢：越綾二十匹，茜緋花紗一十匹，輕容紗五匹，紙一十張，甆器五十事”，之后越窯貢瓷便再無相關記載。貢御地位的逐漸喪失，一方面源于越窯本身產品質量的下降，另一方面也與其他地區如北宋東西兩京開封、洛陽周邊地區以及定窯、耀州窯等地窯場制瓷業的逐步興盛等有著密切關聯［33］。另外王安石變法的推行也對越窯貢瓷產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為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4］除此之外，國內普通市場也逐漸萎縮［35］，甚至窯址周邊地區市場也被其他窯口瓷器尤其是青白瓷大量擠壓［36］。

其次，國外環境因素。唐宋越窯的對外輸出在一定程度上也對越窯發展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中國陶瓷通過海路的大規模外銷始于8世紀中葉，在9—10世紀迅速達到了第一個高峰時期［37］。在這一進程中，越窯瓷器曾扮演過重要角色，印度尼西亞地區發現的唐寶歷二年（826年）黑石號沉船［38］、10世紀中葉的印坦沉船［39］和10世紀后半葉的井里汶沉船［40］出水的大量越窯瓷器即是明證。但是從北宋中后期到南宋末期（11—13世紀中葉），盡管從南中國海到印度洋地區的貿易始終在持續進行，但從總體上已經進入了一個低潮時期，雖然還有少量的發現，但規模很小，這些零星的資料甚至不能支持大規模海上貿易的水平［41］。這種現象很可能與占據馬六甲海峽的三佛齊王國先后與爪哇島的馬打蘭王國和位于印度的注輦王國的戰爭有關，這些戰爭使溝通南中國海和印度洋的水道馬六甲海峽處于交通不暢的狀態，從而阻滯了當時環印度洋的海上貿易［42］，特別是阻滯了中國瓷器的輸出。

總之，在上述諸多因素的影響下，越窯核心區制瓷業處于惡劣的境地。自入宋以來，兩浙地區的經濟獲得巨大發展，至熙寧十年（1077年）“夏稅兩浙最多，二百七十九萬七百六十七貫碩匹斤兩”［43］。兩浙地區范圍內的杭嘉湖平原和寧紹平原無疑是農業經濟高度發達之地。而制瓷業作為資源密集型產業，其生產需要占據較大的場地及大量的原料、燃料資源，且燒窯也具有一定的風險系數。北宋中期余姚縣令謝景初曾對龍窯的燒成率低這一問題有相關記錄：“作灶長如丘，取土深于塹。踏輪飛為模，覆灰色乃紺。力疲手足病，欲憩不敢暫。發窯火以堅，百裁一二占。里中售高賈，斗合漸收斂。持歸示北人，難得曾罔念。賤用或棄撲，爭乞寧有厭？鄙事圣猶能，今予乃親覘?！保?4］此外，北宋以來人口大量南遷，使得南方地區勞動力十分充足，與制瓷業相比，農業生產成本較低而利潤較高，加之寧紹一帶經濟繁榮導致工匠的雇值較高，使得這一地區不再適宜于制瓷業的大規模生產。而這也迫使擁有著制瓷手藝的工匠作出選擇，是改行從事其他事業，還是另辟他地繼續從事窯業生產？各地新出現的北宋中期的越窯系窯址或許可提供些許啟示。

（二）越窯瓷業技術對外傳播的模式

就目前考古調查資料，我們暫可將上述核心區以外的越窯（系）窯址所在地區以北宋中期為界，并結合當地的窯業生產傳統分為兩類：第一類，傳統窯區。地處浙東的上虞、鄞州、紹興、臨海、黃巖和地處浙西的東陽、武義地區的瓷業生產都可追溯到東漢時期，地處浙西的蘭溪地區的瓷業生產可追溯到唐代早期，地處浙東的奉化地區的瓷業生產可追溯到五代時期。當然傳統窯區內的瓷業面貌比較復雜，個別地區本無窯業，到北宋中期開始出現，如蘭溪嵩山窯址等；個別窯址在早期窯業基礎上繼續生產北宋時期產品，如上虞窯寺前窯址始于五代時期、紹興上灶官山窯址始于唐代晚期、東陽歌山窯址始于唐代早期和武義蜈蚣形山窯址始于唐代晚期。第二類，新興窯區。地處浙東的嵊州和寧海地區、地處浙西的浦江地區以及地處浙南的龍泉地區的窯業生產都開始于北宋中期，少數幾個窯址后期有延燒。

關于中國古代制瓷技術的傳播，有學者曾總結出三種模式：一是近距離的逐漸擴散，二是遠距離的直接傳播，三是制瓷技術中單一或幾種因素被其他窯系吸收［45］。傳統窯區內有一套固有的生產工藝流程，不太容易接受新技術，應該接近于第一種模式，屬于越窯瓷業技術為其他地區窯業生產所接受的結果。而新興窯區沒有任何窯業生產基礎，在具備一定窯業資源的情況下，隨著新技術的傳入只要接受便可立即投入生產，應接近于第二種模式，屬于越窯瓷業技術向核心區以外地區的擴展。北宋中期浦江地區制瓷業的興起為我們探討該問題提供一個典型案例。

2015年11月至2016年10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浦江縣文保所對前王山窯址進行了系統考古發掘并對周邊地區的窯址進行了詳細調查，調查結果顯示這一區域的窯業生產始于北宋中期，面貌較為一致并形成一定的窯業集群。在窯址調查期間，我們還對周邊的窯業資源及歷史文獻資料進行了調查。首先，自然資源因素。第一，窯址周邊地區瓷土礦豐富，白泥嶺附近山體斷面上可見瓷土礦裸露的跡象。第二，窯址區域地處仙霞嶺龍門山脈支脈的森林植被覆蓋率較高，可為瓷器燒造提供充足的燃料。第三，周邊水源充足，溪流縱橫。其次，社會經濟因素。第一，盡管地處群山峻嶺之間，但窯址所在區域地處兩浙路南北陸路交通干線的必經之地，其間古道相通如白泥嶺、五路嶺等，交通相對便利。五路嶺古道古已有之，“一徑高盤十里余，人心馬足厭崎嶇。只憑頑石專為險，不識青云自有衢。地氣難通樹多瘦，陽暉應近草先枯。我行方欲奮遐蹠，顧爾安能礙坦途?！保?6］北宋中期浦江縣令強至所作《五路嶺》古詩即是明證。第二，地方官員為發展當地經濟作出巨大努力?！捌株栐阪臑楦F山，商旅之過婺者，多道旁邑?！保?7］針對這一現狀，當地監征官錢宗哲為鼓勵商賈前來，“凡商旅之過者，必裁減其數而征之。繇是皆愿出其途，而常歲之課愈登羨?！保?8］第三，自宋以來，金衢地區由于交通和資源等因素的限制，以肩挑進行流動經營方式為主的各種小商販、小手工業者和挑夫群體形成的“行擔經濟”，成為該地區經濟發展的主要特征［49］。這一經濟模式正好與處于崇山峻嶺之間的前王山窯址群相適應。

（三）越窯瓷業技術對外傳播的面貌

北宋中期在越窯瓷業技術對外傳播的過程中，被傳入地區對于這一技術的接收程度如何？是全盤接受，還是有所創新？對于這一問題，我們通過對越窯核心區和核心區以外地區的考古調查發掘資料進行整體比對，發現被傳入地區在繼承核心區主流技術之外還進行了部分創造。瓷業技術大致可以分為器形、胎、釉、裝飾技法和裝燒工藝等五個方面。首先，器形方面。被傳入地區窯址的絕大多數產品類型都可在核心區窯址中找到相同類者，但部分地區如龍泉地區也適應當地葬俗需要生產出盤口瓶、多管瓶等特殊產品［50］。其次，胎釉方面。古代制瓷一般就地取材，因而胎釉成分受當地資源狀況所限，無法與核心區完全一致，如龍泉金村地區在北宋中期的產品釉色呈現出淡青的色澤。當然具體的胎釉配方及成分結構等方面的差異還有待于科學檢測。第三，裝飾技法方面。絕大多數窯址在繼承的基礎上都有所創新與發現，如寧海岔路窯址新出現內底圓心下凹或刻有一圈弦紋的碗，此外作為碗盤類產品主要裝飾紋樣的龍頭海水紋也不見于上林湖窯址［51］。第四，裝燒工藝。浦江前王山窯址新出現了適應于執壺燒造的平底橢圓形匣缽，寧海岔路窯址中發現的元寶形支墊具也不見于其他窯址［52］。

四、結語

北宋中期是越窯制瓷史上的重要轉折時期。與早期相比，這一時期以上林湖窯址群為代表的越窯核心區呈現出窯址數量急劇減少、窯業生產規?？s小的態勢。而與之相對，在核心區以外越窯瓷業生產則表現出窯址數量不斷增加、空間分布不斷擴展，在諸如浙東的上虞、鄞州、紹興、嵊州、奉化、寧海、臨海和黃巖，浙西的東陽、浦江、蘭溪、武義和建德乃至浙南的龍泉地區都出現了這一時期的越窯（系）窯址。分析其中原因，我們認為這在很大程度上與越窯核心區基于多方面因素壓力被迫減產而與之伴生的窯工向外遷移，以及核心區窯業技術向外傳播存在著莫大關系，核心區以外新出現的這批窯址尤其是嵊州、寧海、浦江和龍泉等窯區的興起即是重要證據。在越窯瓷業技術的對外傳播過程中，對于上虞、鄞州等為代表的傳統窯區和以浦江、寧海等為代表的新興窯區在對新技術的接納過程中所采用的模式可歸納為逐漸擴散和直接傳播兩種，當然，這也要基于當地具備燒造瓷器的資源條件。此外，在對被傳入地區的窯業面貌進行分析之后，我們發現各地越窯（系）窯址在繼承和吸收核心區主流技術的同時，還結合當地需求與環境進行了自我創造，由此出現了許多新的器形、紋樣裝飾乃至裝燒工藝技術。當然關于北宋中期越窯瓷業技術傳播這一課題的問題還有很多，諸如瓷業技術傳播的動態過程、瓷業技術傳播過程中與其他行業的互動與競爭等，這些都有待于我們的持續追蹤。此外，限于材料，北宋中期浙江地區的窯業面貌還存在著很大盲區，還有賴于我們今后的持續考古調查與考古發掘工作的開展。

［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寺龍口越窯址》，文物出版社2002年。

［2］秦大樹、謝西營：《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越窯的歷史與成就》，《疊翠：浙東越窯青瓷博物館藏青瓷精品》，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44頁。

［3］陳克倫：《宋代越窯編年的考古學觀察——兼論寺龍口窯址的分期問題》，《上海博物館集刊》2002年第2期。

［4］鄭嘉勵：《宋代越窯刻劃花裝飾工藝淺析——以碗、盤為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第五輯，2002年。［5］慈溪市博物館編：《上林湖越窯》，科學出版社2002年；此外Y37為荷花芯窯址，經2014—2015年和2017年上半年的發掘顯示，該窯址在北宋中期仍有燒造。

［6］任世龍、謝純龍：《中國古代名窯系列叢書：越窯》，江西美術出版社2016年，第17頁。

［7］汪濟英：《記五代吳越國的另一官窯——浙江上虞縣窯寺前窯址》，《文物》1963年第1期。

［8］2013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調查資料。

［9］a.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郭童岙越窯遺址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13年；b.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國家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寧波基地編著：《發現——寧波地域重要考古成果圖集（2001—2015）（下）》，寧波出版社2017年，第186—197頁。

［10］羅鵬：《浙江寧波東錢湖上水岙窯址考古發掘概況》，《陶瓷考古通訊》2016年第1期；羅鵬：《寧波東錢湖上水岙窯址發掘取得重要成果》，《中國文物報》2017年6月30日第8版。

［11］紹興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紹興上灶官山越窯調查》，《文物》1981年第10期；沈作霖：《紹興上灶官山越窯》，《東南文化》1989年第6期。

［12］嵊州市文物管理處編：《嵊州文明形跡》，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第24—27頁。

［13］同［9］b，第178—185頁。

［14］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寧?？h文管會辦公室：《浙江寧?？h岔路宋代窯址》，《考古》2003年第9期。

［15］201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專題性調查資料。

［16］201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對黃巖地區窯址進行過專題性調查。此外早期發表資料可查金祖明：《浙江黃巖古代青瓷窯址調查記》，《考古》1958年第8期；宋梁：《黃巖宋代青瓷窯址調查》，《東方博物》2012年第1期。

［17］趙一新、葉賞致、王衛明：《解讀葛府窯》，載羅宏杰、鄭欣淼編《’09古陶瓷科學技術7國際討論會論文集》，上?？茖W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

［18］貢昌：《記浙江東陽歌山唐宋窯址的發掘》，《婺州古瓷》，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19］朱伯謙：《浙江東陽象塘窯址調查記》，《考古》1964年第4期。

［2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浦江縣文物保護管理所：《浙江浦江縣前王山窯址考古發掘簡報》，《華夏考古》2018年第4期。

［21］貢昌：《記浙江蘭溪嵩山北宋瓷窯》，《婺州古瓷》，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周菊青、吳建新：《蘭溪嵩山窯器物》，《東方博物》2014年第4期。

［2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義陳大塘坑婺州窯址》，文物出版社2014年。

［23］建德市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辦公室編：《建德古窯址》，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

［2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富陽太平村缸窯山越窯址發掘簡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第十輯，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222—235頁。

［2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龍泉青瓷博物館：《浙江龍泉金村青瓷窯址調查簡報》，《文物》2018年第5期。

［26］徐定寶：《越窯青瓷衰落的主因》，《復旦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6期。

［27］沈岳明：《龍窯生產中的幾個問題》，《文物》2009年第9期。

［28］宋·莊綽撰、蕭魯陽點校：《雞肋編》，中華書局1983年，第77頁。

［29］李家治等：《從工藝技術論越窯青釉瓷興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第五輯，杭州出版社2002年。

［30］權奎山：《試論越窯的衰落》，《故宮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5期。

［31］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一之四〇、四一”，中華書局1957年，第5556、5557頁。

［32］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蕃夷七之一〇”，中華書局1957年，第7844頁。其中太平興國三年“四月二日”，《宋史》卷四百八十《世家三吳越錢氏》作“三月”。

［33］同［2］。

［34］元·脫脫等：《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傳”，中華書局1977年，第10544頁。

［35］謝西營：《唐宋境內越窯瓷器流布的階段性研究》，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第86頁。

［36］對此權奎山先生曾有精辟論述。參權奎山：《試論越窯的衰落》，《故宮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5期。

［37］秦大樹：《中國古代陶瓷外銷的第一個高峰——9—10世紀陶瓷外銷的規模和特點》，《故宮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5期。

［38］謝明良：《記黑石號（Batu Hitam）沉船中的中國瓷器》，《美術史研究集刊》2002年第13期。

［39］Flecker，Miehael.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tenth Century Intan Shipwreck，Java Sea，Indonesia.Ox?ford：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047，2002:101；杜希德、思鑒：《沉船遺寶：十世紀沉船上的中國銀錠》，《唐研究》2004年第十卷。

［40］秦大樹：《拾遺南海補闕中土——談井里汶沉船的出水文物》，《故宮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

［41］同［2］。

［42］王任叔著，周南京、丘立本整理：《印度尼西亞古代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29頁。

［43］宋·方勺：《泊宅編》卷十，《叢書集成》初編本，第2856冊，中華書局1991年，第133頁。

［44］宋·謝景初：《觀上林埴器》，《<會稽掇英總集>》點?！?，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1頁。

［45］李剛：《越窯綜論》，載《古瓷發微》，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1999年，第18—24頁。

［46］宋·強至：《五路嶺》，《全宋詩》卷五九四，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7004頁。

［47］宋·強至：《祠部集》卷三三《送監征錢宗哲序》，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1985年，第507頁。此序作于北宋至和二年（1055年），“至和乙未三月十一日，浦江令強某幾圣題”。

［48］同［47］。

［49］王一勝：《宋代以來金衢地區經濟史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

［50］謝西營：《龍泉窯早期淡青釉瓷器初步研究》，載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古代瓷窯大系：中國龍泉窯》，華僑出版社2015年，第282—291頁。

［51］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寧?？h文管會辦公室：《浙江寧?？h岔路宋代窯址》，《考古》2003年第9期。

［52］同［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