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健身休閑產業供給側改革的實施路徑研究

王志文 沈克印

Implementation ways of supply-side reform in China's fitness and leisure industry

WANG Zhi-wen1，SHEN Ke-yin2

摘 要： 運用文獻資料、邏輯分析等方法，辨析西方供給學派和我國供給側改革的差異性，準確把握我國供給側改革的內涵，結合健身休閑產業發展的結構性困境，探討健身休閑產業供給側改革的實施路徑。研究認為，我國的供給側改革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改革模式，和西方供給學派在經濟背景、調控手段、經濟政策等方面都存在著明顯差異。我國健身休閑產業存在著產業結構落后、產品無效供給、供給產品創新性不足等不足。應以創新為供給側改革的第一動力，以增加有效產品供給為發展健身休閑產業的根本任務，以多元產業融合發展為改革方向，在把握供給側改革的前提下實現健身休閑產業跨越式發展。

關鍵詞： 體育產業;健身休閑業;供給側改革;產業結構

中圖分類號：G80-0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2076（2018）05-0020-07

Abstract： Literature study and logical analysis were adopt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the supply side economics and China's supply-side reform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intension of supply-side reform and discuss on the implementation ways of fitness and leisure industry supply-side reform combined with the structural dilemma in the development of fitness and leisure industry. Research showed that China's supply-side reform， the pattern of economic refor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as largely different from supply side economics in economic background， control means， economic policy and so on. There were backward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oo many ineffective supply in China's fitness and leisure industry. What was more， supply products lacking innovation became a serious dilemma. Therefore， innovation should be the first power of the supply-side reform， the increase of the supply of effective products becoming the basic task of developing [JP2]fitness and leisure industry， integration of multi industry development becoming the direction of reform， in order to achieve?the leap-forward development of fitness and leisure Industry based on China's supply-side reform.

Key words： sports industry; fitness and leisure industry; supply-side reform; industrial structure

2015年來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產能過剩、有效供給不足等問題愈發突出。在此背景下，習近平主席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命題，“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1]。供給側改革的提出是對過去經濟增長依靠投資、消費、出口模式遇阻的正面回應，認為國家調控的關注點應由“需求側”轉向“供給側”。健身休閑產業作為體育產業的重要一環，也面臨著結構性失衡的問題。因此，健身休閑產業在新形勢下如何推行供給側改革，如何抓住產業結構優化背景下成為體育消費業的支柱產業，對于這些問題的關注不僅是體育產業理論層面的提高，更為我國體育產業的健康發展提供了理論資源。

1 供給側改革的理論資源

在西方經濟學的理論中，供給是指在某一特定的時期內，價格水平一定情況下生產者愿意并能夠提供一定數量的商品或勞務，“供給”是相對于“需求”而存在的。供給側改革就是指從供給和生產端出發，通過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2]，促進供給結構的靈活性和有效性，從而提高全要素的生產率。供給側改革來源于西方的供給學派觀點，但我國的供給側改革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產業結構調整。因此，理解供給側改革的前提就是了解西方供給學派的主要觀點[3]，這樣才能避免進入西方供給學派的誤區，從而具體把握我國供給側改革的關鍵著力點。

1.1 西方供給學派的形成

西方供給學派是在上世紀70年代美國出現長期滯脹后，在全面反思凱恩斯主義、深入研究滯脹問題中興起的一個經濟學流派。該學派認為供給能夠自然地創造需求，只需從供給側著手就能挽救經濟;并且認為擴大供給量需要減稅，以從側面提高政府稅收收入。

西方供給學派認為供給側是經濟增長的唯一推動力，強化政府的市場管理職能只會抑制社會的投資，使得物價持續上漲形成通貨膨脹;提高供給量的手段即是大規模擴大投資，認為儲蓄和投資是生產力提高的重要因素;稅收關系到勞動力、投資和儲蓄量的增長，以降低稅收來提高稅收的廣度與寬度，從而提高稅收收入;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削減政府開支以穩點物價。西方供給學派的經濟調控雖然解決了“滯漲”的問題，但其忽視了政府在市場中的地位，否認了政府在供給側的能動作用，隨之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影響。盡管西方供給學派的宏觀經濟管理理論與思想為我國體育產業的改革提供了積極的思路，但由于經濟政策、經濟手段以及市場結構的不盡相同，因此我國體育產業供給側改革不能陷入“教條主義”，而應基于國內社會經濟和體育產業發展的現狀去粗取精。

1.2 我國供給側改革的提出背景

近年來，我國宏觀經濟面臨著增速放緩的困境，2015年全年GDP增速為6.9%，這是1990年以來的最低值。我國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同時也面臨著人口紅利衰減、“中等收入陷阱”、全球經濟發展放緩等一系列內因與外因的綜合影響。我國長期依靠需求拉動經濟增長，對于供給側的發展狀況往往疏于關注，“供需錯位”已經成為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大障礙[4]。一是從國民經濟結構來看，傳統產業產能過剩，第三產業發展滯后，造成國民經濟結構失衡;二是從傳統產業來看，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益的傳統產業供過于求，成為制約供給側改革的障礙;三是市場中以低收入消費人群為導向的低端產品供給體系未能調整產品結構以適應中低收入人群，使得中低端產品過剩，缺乏中高端產品，以致無法滿足多樣化市場需求。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全面深化改革，在需求端主要靠提高消費在GDP中的比重，而在供給端則是要提高服務業在GDP中的比重，因此，必須放緩低端制造業的步伐，轉向發展以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作為我國國民經濟和吸納就業的第一大產業，服務業發展取得顯著進步。根據有關統計，今年前三季度，國內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到51.4%，同比去年提高2.3個百分點，同樣高于第二產業10.8個百分點。但總體看來，我國生活性服務業發展仍然相對滯后，有效供給不足、質量水平不高、消費環境有待改善等問題突出。當前我國服務業發展的根本障礙不在需求端，而是供給的有效性不足。在教育、醫療、旅游等領域，我國居民在國外的消費熱情不減反增，這意味著我國的消費需求規模仍然巨大，只是由于國內有效供給不足所以不能滿足大量的需求，同時也體現了“供需錯位”的困境。對此，國家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際上是我國政府積極尋求經濟新發展的主動選擇，本質上是社會全要素共同發展的經濟增長模式變革。

1.3 我國供給側改革的現實內涵

與供給側相對立的即是需求側，在需求側有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供給側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四大要素[5]。供給側改革的具體內涵是結構性的調整，使供給側的四大要素實現最優配置，促進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而不單純是數量[6]。供給側改革的改革重點是經濟結構、增長動力結構和增長方式結構的調整。

當前，國內外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西方供給學派兩者關系的認識存在一定的誤區，認為我國目前的供給側改革是對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7]。如果不厘清我國供給側改革和西方供給學派的理論分野，便會使我國的供給側改革“誤入歧途”。我國的供給側改革與西方供給學派在宏觀經濟背景、宏觀調控手段、宏觀政策主張上都各不相同。西方供給學派的根本目的是為資產階級統治所服務的，是為了解決資本主義經濟所面臨的生產矛盾，而我國的供給側改革的根本目的是緩解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西方供給學派通過控制政支出、降低稅率來改革，而我國則是通過調整產業結構，去庫存、去產能、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方式來促進供給側改革[8];西方供給學派形成的背景是西方經濟出現的“滯脹”危機，面臨著高失業率和高通脹率的風險，而我國則是由于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供需錯位”所提出的。同時，我國的供給側改革亟待厘清幾個理解的誤區：結構性的調整并不是全面性的改革，而是關鍵領域的改革;對供給側的改革不是忽視需求側，而是為了“兩端發力，標本兼治”。

實際上，我國供給側改革的邏輯起點并非只是西方供給學派理論，而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的理論產物[9]。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什么樣的生產力構成什么樣的生產關系，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來源，也是我國供給側改革的重要理論基礎。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依靠需求側的“三駕馬車”拉動經濟增長的傳統模式已經乏力，需要產生適應新常態的宏觀經濟管理思想，需要發展一些新興的產業來帶動經濟發展，從而提高社會生產率水平。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和本質要求，這也與我國供給側改革的內在要求和根本目的是一致的[10]。

2 供給側改革為體育產業發展提供新方向

供給側改革的關鍵是供給的結構性調整，通過供給結構的優化與升級來引導需求水平的提高和需求結構的優化，最后能夠推動我國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離不開第三產業的強勢崛起，體育產業作為資源消耗低、發展潛力大、市場需求大的新興產業，是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一環，是培育經濟健康增長的重要方向。

2.1 健身休閑產業與體育產業的關系梳理

分析健身休閑產業與供給側改革的契合點，必須厘清健身休閑產業與體育服務業以及體育產業的關系。

按照體育產業產品性質結構劃分，體育產業可分為體育用品業和體育服務業。

2014年國務院出臺了《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極大地推動了以體育消費促進體育產業的創新發展機制，并認同體育服務業和體育用品業是體育產業的兩大組成部分，而體育服務業是體育產業的主體核心。我國體育產業結構目前以體育用品制造業為主體[11]，體育服務業占比較低，體育服務業2015年的產值占比約為22.38%，與美國以體育服務業占比57%的體育產業結構相差甚遠，但是我國政府已經看到體育服務業的價值所在，決心大力發展體育服務業。于是在2016年10月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快發展健身休閑產業的指導意見》，并指出健身休閑產業是體育產業的核心和基礎，是體育向著全民化發展的基本動力，預示我國健身休閑產業將會爆發式增長的趨勢。根據國家統計局和國家體育總局聯合下發的《體育及相關產業分類（試行）》通知，明確把體育產業劃分為健身休閑產業、體育組織管理業、體育場館管理業、體育中介業、體育培訓業、體育彩票業、體育用品服裝制造業和體育場館建筑業[12]，從國家標準的層面給予體育產業結構劃分的標準。

體育服務業作為體育產業的核心組成部分，它的發展會直接決定體育產業的發展質量和水平。體育服務業是從供給的角度來定義的，是以供給體育服務產品為載體的，而健身休閑產業是從需求的角度來定義的，是從消費者的健身以及休閑娛樂的需求出發的。故可將健身休閑產業定義為是以體育運動為載體、以參與體驗為基本形式、以促進身心健康為目的，向公眾提供健身休閑類體育服務的經濟活動總和，涵蓋健身服務、設施建設、器材裝備制造等業態[13]。因此，健身休閑產業是體育服務業的支柱產業，是體育服務業發展的重要動力，也是促進體育產業全面發展的基礎性產業。

2.2 健身休閑產業升級與供給側改革相契合

健身休閑產業逐步成為我國城鄉居民體育消費的主導產業?；?、登山、馬拉松、健身、自行車等戶外運動項目的興起，健身休閑產業已經成為引領大眾體育消費的重要領域。目前我國正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人民群眾的需求正從溫飽向更高層次轉變，從實物型向服務型升級，對身心健康的關注越來越多，大眾的體育健身需求也不斷提高。但是從供給側來看，我國健身休閑產業的供給仍然滯后于需求，產業規模較小，未形成完整產業鏈、質量較低、供給有效性不足，并且還存在著一些行政化的機制障礙，亟需轉變發展方式。對于健身休閑產業供給側出現的問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是對其做出的正面回應。因此從問題導向來看，健身休閑產業與供給側改革是緊密聯系的，供給側改革戰略的實施必定會改變健身休閑產業的宏觀環境和政策布局，對健身休閑產業的發展也指明了新的方向。

隨著我國經濟增速放緩，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就在供給側，而供給側改革作為改革開放以來最深刻的一次產業結構調整，改革的一個重點就是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14]，提高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而體育產業是第三產業中最有活力、最有創造力的子產業，在第三產業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價值。同時，健身休閑產業作為體育產業中創造產值最高、覆蓋面最廣的全民性產業，是促進體育產業增長的核心動力，對第三產業產值的提高至關重要。因此，大力發展健身休閑產業，健身休閑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是推動供給側改革的科學選擇，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題中應有之義。

3 健身休閑產業結構性矛盾的困境

受城鄉居民收入快速增長、消費結構的優化升級和國家政策的多元化布局等諸多因素影響，我國體育產品的銷售額占比自2000年以來首次增長至0.40%，這預示著體育消費拐點已經呈現。根據國際慣例，當人均GDP達到5 000美元，體育產業會出現爆發式增長，目前中國人均GDP已超過8 000美元，但人均體育消費卻不足發達國家的十分之一[15]，隨著我國消費類型從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健身休閑產品的需求將會出現井噴式增長。而反觀供給側，健身休閑產業總體規模較小，供需缺口巨大，產業結構失衡都是健身休閑產業供給側所面臨的矛盾，也造成了健身休閑產業的“供需錯位”困境。

3.1 需求側市場缺口較大

隨著我國人均收入的穩步提高，[JP2]恩格爾系數已達21%，標志著我國總體上已經進入較富裕國家的行列。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呈現出由規模城鎮化向人口城鎮化轉型，消費結構從物質型消費向服務型消費為主轉型，大眾對于健康生活的追求使得體育需求的層次不斷提高且呈現多元化趨勢，健身休閑業需求側的消費類型開始由中低端向以體育服務產品為主的中高端轉變，并且更加注重個性化與高品質的享受型消費。健身休閑產業需求側市場的逐漸興起，對于健身休閑產品的需求也呈現多樣化，而與之不適應的是需求側市場的失位。[JP]

3.1.1 健身休閑產品不能有效供給

我國經濟發展速度減緩，進入新常態發展階段，但增長速度依然保持中高速。與此同時，如健身休閑產業的第三產業中產品單純依靠比較優勢占領國內市場的比重下降，而以“人口紅利”來實現勞動密集型和自然資源密集型的產業優勢也逐漸降低。在此背景下，健身休閑產業中低端供給、供給過剩、同質化供給占據市場，中低端產品的生產過剩既不能滿足市場需求，也不能形成有效產業鏈。

多年來，健身休閑產業供給產品的同質化問題嚴重，并存在惡性競爭。在健身服務行業，早期進入健身行業的企業通過創新服務產品、提高服務水平獲得了較大的市場份額，而后期進入健身行業的企業模仿現象嚴重，沒有根據實際情況做市場需求調查，一味模仿使得健身服務市場上服務產品眾多，服務質量得不到保障，各類服務產品的同質化現象嚴重。在經驗的層次上，缺乏創新的管理手段和經驗以及服務觀念和管理模式，造成了健身市場中產品供給的質量下降，有效供給不足，導致了供需錯位、無效供給。在其他領域，健身休閑產業大多布局于廣泛開展的跑步、乒乓球、羽毛球等項目，對冰雪、山地、極限、戶外等運動開發不足、市場化水平較低，不能滿足消費者多層次的消費需求。

3.1.2 健身休閑產品創新性不足

綜觀國內健身休閑消費的內容，總體上創新性缺乏，產品內容單一，形成了重復式競爭的模式。健身休閑市場低水平同質化嚴重，發展方式仍依靠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來維系。由于創新性不足和新型產品創造力的缺乏，健身休閑市場不僅缺少因地制宜的特色型產品，也缺少優質且廉價的大眾型消費產品。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大眾對健康和愉悅身心的追求也越來越多，對健身休閑產品的質量要也有提高，這就導致了健身休閑產品供給結構性矛盾突顯，消費者的消費意愿無法轉化成消費行為。

實際上，我國健身休閑購買市場的潛在規模遠遠大于實際消費量，需求側的市場仍然有很大缺口。究其原因，在健身休閑消費的需求擴大和健身休閑產品的供給上，都可以看出我國健身休閑產品消費側仍處于較低水平，這也與當前健身休閑產品由量的提高向質的提高轉變、從模仿型向創新性的模式轉變相背離。根據國家體育總局體育科學研究所的調查顯示，我國20歲以上城鎮居民中，有47.6%的人消費總額在499元以下，全國72%的人體育消費總額在平均水平附近或低于平均水平。另外，在體育消費人群中，購買運動服裝在體育消費中占比最高達到93.9%，其他依次為購買體育器材、訂閱體育書刊、支付鍛煉的場租和聘請教練以及觀看體育比賽的費用等[16]。從這一數據看出我國體育消費水平仍處于初級階段，這與體育市場的無效供給有著密切的聯系。

3.2 供給側結構性矛盾突出

與我國健身休閑市場的缺口相對應的，是我國健身休閑產品的供給側要素結構和制度結構的不合理。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拉動內需政策的實施，大眾對健身休閑產品的需求更加多樣化，在保證其大眾性和群眾性的前提下，對特色和高端的健身休閑產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反，供給側的健身休閑產品形式陳舊，服務模式單一，難以滿足多樣化的發展型和享受型的大眾需求，在健身休閑產業的供給側可以總結為兩個方面。

3.2.1 供給受行政體制約束

我國體育管理體制仍然處于由政府單一管理型向政府社會結合型的過渡時期，對健身休閑市場形成了行政性抑制，市場準入機制隨著行政性的抑制出現矛盾，因此陷入了“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的二重困境，造成健身休閑產品的無效供給。作為體育市場的參與者，體育社會組織雖具有社會主體屬性，但其發起者多為政府部門，依托我國行政體制，使之成為受政府支配的體制內部門。體育社會組織的行政化阻擋了其應有的社會化進程，體現出我國體育市場機制仍然不規范，也印證了政府工具主義價值。政府作為全民健身公共服務的供給主體，對健身休閑產品的供給也有所涉及，但是政府內部不同層級的體育行政部門在全民健身公共服務職責上界線劃分不清，“部門主義”問題仍然存在，“職責同構”問題突顯。因此，健身休閑產品的政府供給也存在著失位，造成了供給目標與大眾體育需求相背離。此外，健身休閑產業的準入機制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存在著“行政化”與“市場化”無法統一的矛盾，政府權力取代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體育企業作為體育市場的主體而逐漸被邊緣化，以服務為核心的健身休閑產業從而無法實現要素結構的全面創新。

3.2.2 供給政策針對性不足

近年來，我國體育產業的政策雖有，大多是總體性的發展規劃，但對體育產業中子產業的政策卻鮮有提及。上世紀，1996年原國家體委頒布《關于進一步加強體育經營活動管理的通知》[17]，2010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的指導意見》，2014年國務院出臺《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這些體育產業發展政策都是宏觀性的政府指導意見，并未對健身休閑產業做出詳細的規劃。而到了2016年10月，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快發展健身休閑產業的指導意見》，才算是對健身休閑產業發展做出了單獨的規劃與指導。國家對體育產業的發展雖然重視，但是宏觀政策的連續性和微觀政策的針對性仍然缺乏，尤其是對健身休閑產業的政策扶持力度仍然不足，且針對性不強。同時，這些政策在全國各地的具體實施計劃及過程都缺乏統籌治理，政策效果的評估體系也不盡完善，缺乏社會組織等其他第三方機構的評估與監督。

具體而言，政策缺乏、立法薄弱等現象仍然存在，產業政策對健身休閑業的支持以及保護力度有限，缺乏連續性與穩定性。同時，扶持政策存在“一刀切”，缺乏考慮行業內不同子行業的具體特性差異以及地域人群差異，對健身休閑產業中不同的子行業例如山地戶外運動、水上運動、航空運動等其他特色運動的差異化扶持不足。因此，健身休閑產業的制度結構也亟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4 健身休閑產業供給側改革的實施路徑

4.1 以創新為供給側改革的根本動力

健身休閑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動力是生產要素的創新。經濟增長在供給側體現為四大要素：勞動力、土地、資本和創新，根據西方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經濟增長的初期往往是勞動力、土地以及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占主體。而到了中等發達程度，則會擺脫“粗放式”發展，更加強調制度、管理等方面的創新。隨著我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當前的產業結構無法滿足人民群眾的多樣化、多層次需求，因此創新成為供給側改革的根本動力。

健身休閑產業供給側改革的創新之源是實現體育治理體系和模式的現代化，即發揮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以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JP2]新形勢下的體育治理是通過體育市場與社會的協同發展來實現體育的包容性發展，健身休閑產業供給側改革制度創新的前提是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通過有效的行政化管理和社會化治理方式的有機結合以形成健身休閑產業的治理機制，全面釋放市場在健身休閑產業的全部活力，實現健身休閑產業的全面發展。[JP]

健身休閑產業供給側改革的創新關鍵是服務模式的創新。健身休閑產品的本質即是提供有效的體育服務，核心是服務的有效性。當前，市場中的健身休閑產品同質化現象比較嚴重，所提供的服務水平也參差不齊，供給側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優化供給結構，而健身休閑產業中必須創新健身休閑產品的供給結構，創新服務型產品的供給，根本就是創新健身休閑服務模式。

4.2 以供給有效性為產業結構優化的核心

產業供給側的結構性問題，主要是供給主體的結構性問題。只有供給主體創新結構的優化與升級，才能形成供給側改革的初始動力，不斷激活市場活力，引導消費者的有效需求。

4.2.1 擴大健身休閑產品的有效供給

根據傳統經濟學理論，需求的無限性和多樣性推動了社會的進步，雖然離不開需求側的原始動力，但更具持續性的動力則不是需求，而是有效的供給與需求產生的良性關系。比如產品結構的單一化造成了產能過剩，產品定位低端，市場競爭力不強。我國的健身休閑需求從量上看，遠遠大于市場上健身休閑產品的有效供給，實則市場上無效供給的量也高于市場的有效需求。當前，我國應該發展多元化的健身休閑產品，推動航空、水上、電子競技、馬術、極限等個性化的運動項目的開發;以政府為主體，社會為協同來加強健身休閑設施的建設，增加健身休閑設施用地的建設占比，形成城市15分鐘健身圈，并鼓勵有條件的企事業單位和各類學校的體育場地設施免費向群眾開放[18];推動具有行業特色和地域特色的健身休閑設施建設，充分挖掘水上、陸上、空中的三位一體健身休閑資源，推動全民健身路徑工程、自行車路網、山地戶外營地等特色的健身休閑場地設施建設。

4.2.2 引導優化健身休閑產業結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消費結構的不斷優化，以“互聯網+”為基礎的傳統產業升級，以及消費新模式和新業態的興起共同推動了多元化、多層次體育消費結構的形成。發展如健身休閑產業的第三產業，通過創新供給模式，需以有效的供給帶動需求。我國健身休閑產業面臨著地域發展不平衡、產業結構不合理的問題。首先各地要因地制宜地發展健身休閑產業，充分利用山地、濕地、江河、草原、冰雪等特色的自然資源環境來布局健身休閑產品的供給。例如中西部地區，健身休閑產業總體發展落后于東部，應該通過打造獨具特色的健身休閑產品供給結構來與東部形成市場的良性競爭關系。改善健身休閑產業的結構，需要建設一部分優秀的健身休閑產業示范基地，以點帶面地發展一批具有特色的、高質量的健身休閑基地，從而提升健身休閑產業在體育服務業中的比重。

4.3 把握健身休閑產業供給側深度融合趨勢

“體育+”和“互聯網+”是國民經濟可持續增長、新常態發展重要因素。作為健身休閑產業健康發展的未來趨勢，“體育+”和“互聯網+”已經成為供給側改革的戰略導向和戰略路徑。有利于健身休閑產品的有效供給，推動健身休閑產業的結構優化。

4.3.1 以“體育+”創新產業融合

“體育+”是以體育為導向的產業聯合，從而創新供給產品以滿足消費者的新需求，著力提高體育產品和服務供給的質量和效率，為健身休閑產業的發展提供新的思路?！绑w育+”的融合發展主要包括：以服務創新促進健身休閑產品的高效率和服務的高質量，提高健身休閑產品和服務的科技含量，升級傳統行業，推動體育與科技的融合發展。培育體育旅游產品的品牌化和品質化，促進體育旅游內容和形式的開發深度和廣度，推動健身休閑產業與旅游產業的跨界融合發展。以資本制度創新推動體育金融產品的供給，創新體育投資管理方式和體育類金融組織機構形式，推出健身休閑的體育保險以及體育投資的行業標準，有效實現體育與金融的融合發展。

4.3.2 以“互聯網+”創新供給渠道

“互聯網+”為供給側改革提供了新的方向與思路。供給與需求的脫節就是供給滯后于與時俱進的需求，而“互聯網+”即是當今世界發展的最新潮流。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推動“互聯網+健身休閑”，開發以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為載體的健身休閑產品與服務，推動健身休閑的在線服務，形成健身休閑產業生態圈。另外，支持企業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有效對接健身休閑的多層次、多樣化需求，根據不同群體和人群的多樣化需求開發針對性強的健身休閑輔助裝備器材。

4.4 構建健身休閑產業的政策支柱

通過持久和穩定的宏觀政策營造良好的健身休閑產業環境，是推動健身休閑產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前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項長期性的工作，從強調需求側的拉動到供給側的結構調整，體現了黨和政府對經濟發展的關注更加注重長遠性和可持續性。對于健身休閑產業而言，需要在供給側改革的大環境中，運用高效的制度供給來保障健身休閑產業的長期發展。從宏觀調控的角度看，更應該以世界先進理論發展速度和產業結構優化的進程為基本前提，以可持續性和動態性為基本要求，提高健身休閑產業的廣度和深度以及跨度，利用健身休閑產業的需求與供給關系解決產業發展中的深層問題，從而促進健身休閑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

此外，“頂層設計”的實施也離不開基礎層面即微觀環境的完善，要利用多元政策手段加大對健身休閑產業的扶持力度。一是要創新健身休閑消費的補貼機制，與金融機構試點合作，推出“全民健身休閑卡”，擴大此卡的消費寬度，以補貼的形式給予消費者優惠與折扣。鼓勵各地根據不同地域特色和文化傳統，面向特定的人群發放免費或優惠健身休閑的消費券;二是構建健身休閑財政補貼機制，加大財政補貼力度，推動政府購買全民健身公共服務，形成政府與社會協同供給的公共服務模式;三是實行土地政策的優惠，推動各地方政府在城鄉土地規劃中積極制定與健身休閑項目有關的土地買賣及租賃指標，鼓勵以長期租賃、先租后讓、租讓結合的創新機制運用于健身休閑產業的建設用地。

5 結語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的內在要求，是黨和政府面對經濟發展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旨在通過結構性的調整來變革過去依靠傳統要素的經濟發展方式，使創新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健身休閑產業應積極地融入到國家發展戰略之中，在優化供給結構的同時，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更好地發揮作為體育核心產業的作用。以供給側改革為導向和思路，將會探索出一條推動健身休閑產業可持續發展的有效路徑，以產業為出發點推動“全民健身計劃”和“健康中國”戰略的實現。

參考文獻：

[1]余水工.供給側改革的關鍵性分析[EB/OL].http：//www.qianzhan.com/analyst/detail/329/151222-40ca7be5.html.

[2]陳世清.什么是供給側改革？[EB/OL].http：//www.qstheory.cn/laigao/2016-01/04/c_111765 4493.htm.

[3]陳宗勝.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西方學派迥異[N].人民日報，2016-11-21.

[4]李博.“供給側改革”對我國體育產業發展的啟示——基于新供給經濟學視角[J].武漢體育學院學報，2016，50（2）：52-58.

[5]黃奕信.供給側改革視角下的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戰略研究[J].改革與戰略，2016（6）：54-57.

[6]蔡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及思路[EB/OL].http：//www.chinavalue.net/Finance/Blog/20 16-2-6/1230941.aspx.

[7]習近平.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EB/OL].http：//politics.peop le.com.cn/n1/2016/0528/c1001-28387396-2.html.

[8]孫嘉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在向結構要紅利[J].中國經濟信息，2016（9）：22-23.

[9]沈克印，呂萬剛.體育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學理邏輯、發展現實與推進思路[J].武漢體育學院學報，2016，50（11）：29-35.

[10]肖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邏輯[J].科學發展，2016（3）：5-14.

[11]李燕領，王家宏.基于產業鏈的我國體育產業整合模式及策略研究[J].武漢體育學院學報，2016，50（9）：27-33.

[12]張瑞林.我國體育產業結構的優化研究[J].體育學刊，2011，18（2）：21-26.

[13]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快發展健身休閑產業的指導意見（國發〔2016〕77號）[Z].2016-10-28.

[14][JP2]曹乘瑜.供給側改革催生新興產業投資機會[EB/OL].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 01-11/doc-ifxnkkux1067299.shtml. [JP]

[15]劉映花.體育消費拐點已出現[N].北京晨報，2016-08-04.

[16]國家體育總局.2014年全民健身活動狀況調查公報（下）[N].中國體育報，2015-11-18.

[17]張瑞林，王先亮.中國體育產業發展機制創新研究[J].成都體育學院學報，2016，42（3）：19-24.

[18]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國發〔2014〕46號）[Z].2014-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