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體育價值研究的進展、不足及趨向

蔣紅霞 朱興林

Progress， deficiencies and trends of researches on the value of P.E. & sports

JIANG Hong-xia1，ZHU Xing-lin2

摘 要： 經過三十年的發展，我國體育價值研究已經走過了起步、發展和壯大等三個階段。已有的研究主要從體育價值的內涵、類型、變遷、比較研究、不同的體育價值觀念等幾個方面展開，既取得了積極進展，也暴露出在體育價值研究的邏輯起點、研究路徑、內涵界定、體系建構等方面的不足。在堅持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原則下，通過回顧我國體育的演變歷程，可發現，我國體育的內涵在經過兩次“否定”之后，已經孕育出以學校體育為主體、以競技體育和社會體育為兩翼的“新體育觀”。以此“新體育觀”為中心的諸如本體價值、價值沖突和價值形態等多方面的研究任務將成為今后一段時期體育價值研究的主要趨向。

關鍵詞： 體育價值;進展;不足;趨向;育人

中圖分類號：G80-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2076（2018）05-0037-07

Abstract： With 30 years' development， China's research on the value of P.E. & sports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starting， developing and expand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perspectives such as the connotation， type， change， comparative study and variant sports value conception， with positive progress achieved. But in the meantime， deficiencies were revealed in the logistic starting point， research approach， connotation definition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of research on the value of P.E. & sports. By reviewing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China's P.E. & sport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unifying logic and history， it is found that its connotation has spawned a new view of P.E. & sports after two "negation"， i.e.，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works as the body， whilst competitive sports and social sports as the two wings. Research tasks centered on this new view of P.E. & sports， e.g.， ontology value， value conflict and value form， will be the major trend of the research on the value of P.E. & sports for some time in the future in China.

Key words： researches on the value of P.E. & sports; progress; deficiency; trend; educating

在我國，清末及民國時期已有少數學者涉足體育價值研究，如朱元善曾發表過《體育之價值》一文，但受社會歷史條件的限制，我國體育價值研究在萌芽之后時隔七十余年才得以起步，至今在圍繞“體育應當如何”這一問題域取得了較為可觀的成果，開拓了體育理論研究的視野，豐富了體育理論研究的論域。梳理已有的體育價值研究成果，分析其可能存在的不足，在提出可能的理論生長點的基礎上對今后的相關研究作出預測，將有助于推動我國體育價值研究的成熟與發展。

1 我國體育價值研究的進展

1.1 我國體育價值研究的概況

20世紀80年代，受我國理論界價值哲學研究的直接推動，教育價值研究逐漸從其他領域中分化出來，在這一背景下，我國體育價值的專題研究也開始出現。較早的兩篇論文是劉德佩的《體育價值觀念的形成與變遷》和劉建和的《體育價值與體育價值觀》，不過，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體育價值研究仍少有人問津，整體處于起步階段。進入新世紀以來，體育價值的專題研究明顯增多，相關期刊論文數量的增長（見表1）可以較為直觀地反映我國體育價值研究從2000年后開始進入發展階段。

2010年后體育價值研究繼續升溫，胡小明和石龍合著的《體育價值論》、馮霞的《人學視野中的人文體育觀研究》、黃誠胤和李國泰合著的《體育價值研究》等少數專著的出版表明體育價值研究已經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1.2 關于體育價值內涵的研究

現有的體育價值內涵主要以價值的“需要說”“效用說”和“關系說”為基礎形成了三種表述：一是體育價值是人的需要，如胡小明和石龍認為“體育的價值映射著人的需要，這也就是體育對人的意義[1]”;二是體育是滿足人的需要的效用，如施群英認為“體育有滿足人和社會發展現實需要的實際效用，這種實際效用就是體育的價值[2]”;三是體育是主客體之間的關系，如“體育價值就是作為客體的體育與作為主體的人或社會的需要之間的關系”[3]。對此，譚華批評諸多體育價值研究中直接套用哲學論述痕跡太過明顯，體育價值范疇本身研究仍不充分，卻也得出了“體育價值是體育活動對人的需要的滿足及其程度”[4]106的定義。

1.3 關于體育價值類型的研究

劉建和最早對體育價值進行了分類，他從人的需要出發將之分為政治價值、教育價值、健身和娛樂價值等等，從物質和精神的角度將之分為物質價值和精神價值，按主體的層次又將之劃分為類價值、群體價值和個體價值[5]，勾畫出了體育價值類型研究的輪廓。綜觀現有的研究，學者們主要從三種不同的維度劃分體育價值類型，一是以體育滿足人需要過程中的性質和地位，如從社會結構要素和人的價值結構層次把體育價值分為元價值、工具性價值和消費性價值[6];二是以體育滿足人需要的層次，如孫德朝等人從身體社會學“身體造反有理”的語境出發，以我國基礎教育體育課程變遷為基礎，提出“三層四維”學校體育功能價值，即國家層面的生產力、單位層面的凝聚力、個體層面的生命力和思想力[7];三是以人的生活領域為維度，如把體育價值分為健身價值、休閑價值、教化價值、精神價值、城鄉發展價值與經濟價值等[8]。大體看來（見表2），學者們基本上是從主體需要的不同角度開展體育價值研究的，這并沒有在劉建和研究的基礎上走出多遠。

1.4 關于體育價值觀變遷的研究

近些年來，一些研究從歷史的維度研究我國近代以來體育價值觀念的變遷，極大地豐富了體育價值研究的內容，其結論主要是我國體育經歷了從工具價值到目的價值、從社會價值到個人價值的轉變，價值主體、價值選擇趨向多樣化等。如范巍從20世紀以來我國學校體育課程的發展變化中尋找學校體育價值取向的演變特征，他認為我國學校體育課程價值取向發展將由單一性的價值取向轉向多元性的價值取向;由社會本位的價值取向轉向人本位的價值取向;由“被組織”的價值取向轉向“自組織”的價值取向[9];覃剛則把近代以來我國學校體育發展史分為人文缺失、人文初現、人文失落和人文重構四個階段，提出了回歸學校體育的人文向度、重構人文體育、發展完善人格的人文體育目標[10];金光輝根據體育教科書和著作中體育教學、運動訓練、體育思辨等三大領域的文本考察，認為百余年來在學校體育發展不同時期的體育思想博弈根本上是本土體育觀與西化體育觀之間的博弈[11];張環宇和張強則從建國后學校體育課程計劃（大綱、標準）中尋找學校體育價值取向的演變軌跡[12]。上述研究基本都以學校體育價值變遷為對象，王立國等人則描述了民國時期至今的體育訴求變化，提出了體育價值回歸的期望。

1.5 關于體育價值的比較研究

比較研究是體育價值研究的重要內容，從文化的維度進行比較是學者慣用的方法。李可興從傳統觀念價值、思想內涵價值、文化產業價值、文化審美價值四個方面對比了中西體育文化，認為它們各自受到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的影響，具有極強的地域特色[13]。徐成立也從文化的維度比較了中西方體育價值觀，認為二者的沖突包括“身心統一”與“形神二分”、“養生化”與“健身化”、“社會本位”與“個體本位”、“倫理化”與“競技化”、“整體化”與“局部化”等五個方面[14]。王延在對比了學校體育價值取向的哲學、文化、社會基礎后，認為西方學校體育是獲勝和參與的價值取向、中國學校體育樹立的是修身養性的價值取向[15]。當然，還有些體育價值比較研究蘊含在體育思想、體育史的研究中，如呂俊莉的論文《身體哲學視閾下的中西體育思想比較研究》等。還有學者深入挖掘上個世紀初發生的“土洋體育之爭”，如李義君和尹碧昌認為該爭論的實質，是世界性和民族性、時代性與傳統性、科學本位與經驗本位之間的沖突[16]。大體看來，現在已基本形成了“中國-養生”“西方-競技”的基本取向，這得益于中西方體育文化、體育思想研究的深入，更得益于中西哲學、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的深入。

1.6 不同“體育”的價值研究

長期以來，人們把體育劃分為競技體育、學校體育、社會體育、民族傳統體育等類型，成為了體育價值研究的基本參照系。在競技體育方面，苗治文和張帆從競技體育的發展歷程提出我國競技體育價值取向轉變的四個維度[17]，周李莉著重探究了競技體育對個人、組織和社會三個層次的教育價值[18]。學校體育價值研究的成果頗為豐富，談論較多的是體育的育體價值，后又轉向了課程、教學、教材、學校體育史等視角的育人價值研究，如時杰討論了體育教學中教育性價值的缺失與回歸[19];如劉映海等人在把體育本質是指向競爭和內在自由的基礎上，提出體育的教育價值是促進類本質[20];王遠林和劉霞提出體育的本真價值是生命關懷[21]，上述研究把握住了體育中的“育”，探索出了一條在教育框架下討論體育價值的路徑，對今后的相關研究做了很好的鋪墊工作。眾多社會體育和民族傳統體育價值研究體現出鮮明的多學科背景特點，學者大多從人類學、文化學、歷史學、社會學、民俗學等理論中演繹出社會體育和民族傳統體育的文化傳承價值、文化共存價值等，這方面的成果有唐宏貴的《體育價值觀念的嬗變與社會體育發展》、胡小明的《中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文化多元價值》、古柏的《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傳統體育的文化選擇》，等等。

1.7 幾種主要的體育價值觀研究

通觀我國學者的研究，對三維體育觀、生物體育觀、人文體育觀著墨較多。三維體育觀，即“生物”“心理”和“社會”共同發展的體育觀，它主要依據是世衛組織（WHO）憲章中的健康定義包括了身體、精神和社會三方面協調而定的。進入21世紀后，我國把“健康第一”確立為學校體育的指導思想，以發展青少年的身體、心理及社會適應能力為目標，由此關于三維體育觀的研究日漸增多。

生物體育觀一般是指以體質論為代表的以增強人的體質為目的的價值取向;人文體育價值觀的核心思想可以表述為：人是體育的主體，體育的目的就是要實現人性。以胡小明的《人文體育觀的漸入與生物體育觀的淡出》一文為起始，生物體育觀和人文體育觀相對地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隨之，吳翼鑒發表了《增強人的體質，是體育無“人”嗎？——與“人文體育觀的漸入與生物體育觀的淡出”的商榷》一文，明確質疑胡小明的觀點。2000年后，關于人文體育觀的研究驟然增多，如周傳志、閆華、孫月霞等人都對人文體育觀有不同表達。

在相關研究中，較為突出的是布特、馬衛平、石龍和馮霞等人。布特側重分析現代體育的極端科技化造成的技術理性和人文精神相分離及其一系列后果[22];馬衛平從體育研究中的自然科學范式與人文科學范式之爭引發對體育中“人”的深思，認為人本體育的核心是“對人的關注、對人尊嚴的強調和對人價值的肯定”[23];石龍探析了西方人文體育價值觀的源流，分析了我國體育缺失人文精神的原因，指出人文體育價值觀回歸的必然性[24];馮霞沿著中西方人文體育觀演進的路徑，將人文體育觀定義為“以人為尺度、以人的發展為終極目的的一系列體育思想、理念。[25]”還有一種研究把著力點放在了人文體育價值觀的合理性研究上，深入探討了其哲學基礎，為人們全面認識人文體育價值觀提供了有力的論證，如蔣德龍提出應以馬克思實踐哲學為人文體育觀的哲學基礎[26]等。

2 已有體育價值研究的不足

2.1 邏輯起點不清

邏輯起點是研究的起始范疇，是研究的始點（而不是“出發點”）[27]，確立邏輯起點是體育價值研究的首要任務，即應從“體育”概念中確定。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質屬性的思維形式，通常用“是”來表述，“體育”的“是”一直是我國學術界難以化解的難題，譚華在《體育本質論》一書中就梳理出三十余個不同的“體育概念”，正如楊韻所說“體育”“動態的發展式本質屬性，使得對于穩定而具有普適性的真理的追逐變得遙不可及”[28]。

我國關于“體育”概念紛爭的因由是：自19世紀末起，由國外傳入的“體育”術語較多，每一個術語又受當時社會歷史條件的限制，無法準確地將之與漢語的詞語一一對應，以致于在實踐中常有“體育”“運動”“身體教育”等詞語的混用;人們慣于以工作便利為原則劃分“體育”的不同領域，出現了諸如競技體育、群眾體育、社會體育、學校體育等詞語，后又出現了休閑體育、民族體育等詞語，增加了辨識難度;“體育”形式的多樣化（競技、娛樂等）和“體育”功能的泛化（政治功能、經濟功能、社會文化功能等）阻礙了定義過程中邏輯思維的發展。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不同語境下的語義與語用造成了“體育”概念的混亂。

現在，最惹爭議的是漢語“體育”究竟指的是“sport（s）”（簡稱S），還是“physical education”（簡稱PE）的問題，基于該問題形成的“大體育”（S）與“真義體育”（PE）之爭已經延續了三十余年。按郭道全的理解就是二者均在“體育”概念界定中加入當事人的價值預設，只能獲得“體育”的“殊相”而非“共相”[29]。常用工具書和通用教材中也常把體育界定為文化活動或社會活動，體育的內涵和外延越來越模糊，致使體育價值研究的邏輯起點模糊不定，主張體育是文化活動的學者一般從文化的維度研究體育價值，主張體育是社會活動的學者從社會的維度研究體育價值，主張體育是教育活動的學者又從教育的維度研究體育價值?？陀^地來看，這些研究貌似豐富和推動了體育價值研究，實質上暴露出邏輯起點不清的危害在于使得體育理論研究缺失了判斷、推理和論證的基礎。大多數情況下，研究者為避免邏輯混亂，干脆回避體育的“是”，而只把重心放在了體育的“應當”上，從而陷入到文化價值、社會價值的泛泛而談中不能自拔，以致于關于體育的本體價值至今無法達成共識。

2.2 研究路徑不明

如同價值論研究一樣，從主體、客體或主客體關系著手是體育價值研究的一條適宜路徑。人作為體育價值的主體已經在學界達成共識，但何者可以作為體育價值的客體呢？劉建和以為體育價值的客體是體育[30];譚華說體育價值的客體是體育活動、體育現象[4]106，相似的是，程文廣把體育教育活動作為體育價值的客體[32];王猛、劉一民則認為體育的客體是“體育實踐活動所指向的人的身體”[33]。體育價值的研究路徑與邏輯起點環環相扣，因對邏輯起點的理解不同，其研究路徑也存在較大差異。鑒于人類實踐的豐富性和價值研究的主體性，體育價值研究無法回避主、客體的基本界定，體育價值的客體究竟是自然物（生物身體），是身心合一的“人”，還是人的某種實踐活動呢？其中所體現的取向是堅持自古以來體育中恒定不變的東西，還是追尋一種能夠統攬一切的價值呢？

面對這樣的疑問，從價值的“需要說”“效用說”“關系說”中似難對體育價值作出更全面的闡釋?！皩嵺`說”是我國價值論的創新，我國學者在研究體育價值時已經表現出了一定的實踐思維傾向，如程衛波、于軍提出要擺脫認識論層面的限制，用馬克思“實踐思維方式”認識體育價值[33];王猛、劉一民從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的三種形式出發把體育價值分為自然維度、社會維度和精神維度等，都表現出了尋求實踐觀理論觀照的意向[32]。但是把體育作為人的實踐活動雖然有助于從人類一般實踐活動的價值中理解體育價值，卻還沒有把體育與其他實踐活動的本質區別和特殊價值挖掘出來。因此，研究路徑不明可能會導致體育價值向一成不變的價值觀或無所不包的價值觀這兩種極端的方向發展。所以，如何理解體育與實踐的關系，如何從人類實踐的普遍價值中把握體育的特殊價值等問題還有待深入研究。

2.3 核心概念內涵不定

雖然鮑明曉早在1999年就指出要把體育功能和體育價值這一關鍵問題搞清楚[34]，但在多數研究中，體育價值研究長期被體育功能研究圍困。目前，我國關于體育的功能有“三論”“五論”“六論”“七論”等說法?！叭摗笔侵阁w育功能有文化教育功能、政治功能和經濟功能[35];“五論”是健身功能、娛樂功能、益智功能、育德功能、社會功能[36];“六論”是指體育有健身功能、娛樂功能、促進個體社會化功能、社會情感功能、教育功能和政治功能[37]，“七論”則在“六論”的基礎上增加了“經濟功能”[38]。還有一些學者根據體育功能的性質區分了主要功能和次要功能，如鮑冠文把教育功能、健身娛樂功能和培養競爭意識功能看作是體育的主要功能，把促進政治、經濟發展，傳遞人類文化等作為體育的次要功能[39]。體育功能研究的深入對體育價值研究的干擾是，大多體育價值都指向體育對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等可能或者已經產生的效用，體育價值研究變成了體育與政治、經濟、社會等的關系研究，這將可能產生以實際效果為主要內容的價值評價體系，從而對體育實踐產生影響。

那么，體育價值與體育功能到底是什么關系呢？“功能主要反映的是屬性與屬性間的作用，又主要由功能歸屬事項（主體或客體）的屬性來決定;價值主要反映的是客體的主體性（不是主觀性）、為我性?！薄肮δ荜P系是一種自在的因果聯系;價值關系……更主要地表現為合目的性的關系。[40]”可以說，體育價值研究要解決“體育應如何”的問題，而體育功解決的是“體育能如何”的問題，或者說，體育價值反映體育主客體之間的內部聯系，體育功能則反映體育在主客體交互作用過程中同其環境的外部聯系;體育價值可以通過體育功能得到彰顯，體育功能也能反映一定的體育價值，但二者不可等同。

現在，已經有少數學者已經開始在思考體育價值到底有沒有“核心價值”的問題，實際上，這是一項區別體育價值與體育功能的研究。那么，什么才是體育的“核心價值”呢？祖葦認為體育價值體系的核心層面是科學價值、人文價值和社會價值[41];魯飛認為體育價值觀由外圍層和核心層構成，其中核心價值觀的三個元素是角色、價值取向和使命[42];熊文和劉劍認為今后公正將會凸顯為體育發展的主導和核心價值[43];譚華曾主張從體育的本質屬性出發去認識體育價值，并提出了體育的核心價值是促進人類自我超越和自覺進化，體驗和創造體育之美[4]110-112，這些觀點將對今后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2.4 體育價值體系構建意識不強

受前三個問題的影響，體育價值的主客體、價值內容、價值評價、價值實現等一系列要素的具體研究分歧較大，成為體育價值體系構建的障礙。當前，關于體育價值主體、客體、類型的研究雖然為體育價值體系的構建奠定了一定基礎，但這方面的研究還屈指可數。陳琦等人較早地從價值結構的角度把價值方向、價值標準、價值競爭、價值實現等作為體育價值觀的內容[44]，顯露出了體育價值體系構建的傾向;張細謙進一步認為體育價值體系有兩大要義，即體育價值體系“是各種體育價值構成的系統”，“是各種體育價值要素的綜合”，其中，“系統”是各種體育價值的有機構成，“綜合”是價值關系、價值意識、價值觀念、價值評價和價值實現價值現實運動的各個環節[8]。這些認識把握了體育價值體系的基本特征，在體育價值體系建構的道路上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應該說，用系統的思維去研究體育價值，把體育價值的各個元素納入到體育價值體系中去，有意識地構建體育價值體系是今后的基本任務。構建體育價值體系的意義在于：第一，規范術語、建立范疇和創建話語體系，即對價值主體、價值客體、價值關系、價值生成、價值內容、價值形態、價值嬗變、價值沖突、價值評價、價值實現等作出系統性研究，為其他相關研究奠定理論基礎;第二，構建體育價值體系有助于喚起人們對體育的價值自覺，有利于人們在不同的價值選擇間達成價值共識，有益于人們對體育現象進行更為全面的闡釋從而實現對人們的價值重塑，這些都將提升人們的體育價值意識，增進人們作為體育價值主體的自覺性，促進體育實踐朝向符合價值取向的方向發展。

3 體育價值研究的新的理論生長點

人們可以在體育活動中預設、構想體育價值，但卻不能把這種預設和構想視為一種結果。體育價值與體育實踐是雙向互動的關系，體育價值的生成與實現是一個系統性的、多因素合力的過程。因此，體育價值研究必須堅持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在“體育”的演變中尋找體育價值研究的新的理論生長點。

眾所周知，我國現代意義上的體育最早出現在清末的教會學校和新式學堂中。經過百余年來的演變，體育在內涵上早已超出了“身體教育”和“學校體育”的范疇。從癸卯學制頒布到新文化運動期間，時稱“體操”的體育以兵式體操為主，以“尚武”為宗旨，具有鮮明的軍國主義體育價值取向。1922年壬戌學制宣布各級各類學校廢止兵式體操，1923年北洋政府《新學制課程標準綱要》改“體操”課為“體育”課，軍國民主義體育價值取向被實用主義價值取向代替。據張天白考證，1897年上海南洋公學自編教材中的“體育”意為“衛生之事也”[45]，即養護自然生命成長之意;蔡元培也曾指出體育是“有規則之人工”補助“生理上自然發達之趨勢”[46]?？梢?，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我國“體育”主要局限在學校中，指學生身體的自然發育。陳永聲的記述也可佐證這種推斷，他說“中國目前的體育設施，差不多只限于學校以內，學校之外幾無體育設施之可言。[47]”1933年，國民政府教育部成立“體育委員會”，下設學校體育組、社會體育組和研究編審組，這標志著“體育”開始走出學校，其涵義也在“身體教育”之外增加了“養生”“健身”“競技”等內容。但總的來看，在20世紀中葉之前，受經濟社會條件的限制，學校體育仍是“體育”的主力，“身體教育”仍是“體育”的主要內涵。

新中國成立之初，青少年營養不良、健康狀況惡化，改善和提高人們的身體健康水平是建國初期體育的目標，此種現實需要迫使學校體育活動與衛生保健工作相互結合，由此形成了“健康第一”的教育方針。為快速提高我國競技運動水平，助力我國國際地位的提升，195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普及與提高相結合”的體育工作方針，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我國出現了社會體育、學校體育和競技體育等三種“體育”并存的局面，并在1995年實施的《體育法》中被法定化?？梢哉f，建國后的體育實踐反映出20世紀下半葉“競技體育”漸居我國“體育”的核心地位，而理論界也以“大體育觀”長期占據統領地位。

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上，我國登上了競技運動的王座，實現了體育大國之夢，接下來的歷史任務是從體育大國向體育強國發展，歷史的重擔從競技體育轉移到了學校體育上。其實，早在2000年12月，為貫徹落實《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教育部頒布了中、小學《體育與健康教學大綱》（試用修訂版）和高中《體育與健康教學大綱》（試驗修訂版），中小學“體育”課更名為“體育與健康”課，出現了我國現代意義上的學校體育課程名稱的第二次變化，標志著我國學校體育改革進入新的歷史時期。此后，《關于進一步加強學校體育工作切實提高學生健康素質的意見》《關于加強青少年體育增強青少年體質的意見》《關于進一步加強學校體育工作若干意見的通知》與《關于強化學校體育促進學生身心健康全面發展的意見》相繼出臺，學校體育的育人價值逐漸從競技、娛樂、養生中凸顯出來。

從上得知，體育內涵的不斷變化使得我國體育價值研究的邏輯起點也難統一，無論是堅持從“身體教育”出發，把“增強體質”作為體育的價值取向，還是從“大體育觀”出發，認為體育承載著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等諸多價值，都已難與當前的體育實踐契合。因此，厘清體育價值的首要之舉是重新認識“體育”。

歷史地看，我國體育在經歷過學校體育為主力、以競技體育為核心兩個階段后，已經步入了以學校體育為主體、競技體育和社會體育為兩翼的新時期。邏輯地看，現在所言的學校體育為主體，是指在社會轉型升級的歷史背景下，學校體育在育體的同時實現育智、育德、育美，這不僅大大超出了改善生物身體狀況的意義，還具有為競技體育提供后備人才、為社會體育提供具有“天天鍛煉、健康成長、終身受益”意識和能力的主體等重要意義。因此，根據否定之否定原理，以學校體育為主體，以競技體育和社會體育為兩翼是在我國“體育”超出“學校體育”和“身體教育”內涵之后的又一次飛躍，是不同于“真義體育觀”與“大體育觀”的一種“新體育觀”。

4 結語

今后，以“新體育觀”為邏輯起點的體育價值研究將會面臨如下幾大任務：一，要重點研究體育的育人價值，尤其是需要探討育體與育智、育德、育美之間的關系，通過體育價值研究的發展改變人們重智輕體的思想，把無“人”和無“育”的體育扭轉為有“人”和有“育”的體育;二，我國近代以來的體育價值沖突內含了古與今、中與外的體育價值觀之間的沖突，具有時間長、內容多、交叉性等特點，在古今中外的全景視野中考察我國近代以來的體育價值沖突及其在我國體育史上的作用與影響，是體育價值研究的必要內容;三，體育價值研究還要深入研究體育價值與體育形態之間的關系，從價值的維度考察不同體育價值形態在人類體育史上的地位與意義，在體育的“實然”與“應然”中找尋我國體育發展的歷史坐標?？傊?，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升級的歷史時期，如何理性認識體育價值、樹立何種體育價值觀、如何引導體育實踐的良好發展等問題都亟待體育價值研究來解答，通過歷史與邏輯相統一得出的“新體育觀”，將會為體育價值研究帶來一番新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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