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的肇始述論

江小娟

摘 要：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全國農村逐漸探索實施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開啟了中國農村任重而道遠的經濟體制改革之路。廣東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是農民為解決溫飽問題而自發啟動并逐步得到政府認可、引導的歷程。從改革前的生產困境到包產到戶禁區的突破，再到政府與農民在曲折中共同探索，廣東省逐步確立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分析闡釋這一曲折前進的探索過程，以期豐富廣東農村經濟改革方面的學術研究。

關鍵詞：廣東??；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肇始；農民

中圖分類號：G129；K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7）10-0054-04

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主要包括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兩種形式）是農戶以家庭為單位向集體組織承包土地等生產資料和生產任務的農業生產責任制。當前學術界關于廣東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改革原因、改革成果、改革階段的劃分等方面，對其肇始問題的探討尚付闕如。本文依據所搜集到的資料，分析廣東農民如何在與政府的博弈中敢于突破舊體制的束縛堅持包產到戶，中央和地方政府逐漸解放思想、順應時勢發展確立了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實現了這一農民自發倡導下的誘致性制度變遷。

一、改革開放前廣東農村的生產困境

1958年，“人民公社化”運動使農村進入了長達20余年的人民公社時期，廣大農村實行統一經營、集體勞動、平均分配的人民公社體制，農民生產積極性低，農業生產長期停滯不前，糧食和農產品短缺。1978年，“全國人均占有糧食只有633斤，同1956年相比只多了19斤……農民人均分配收入只有70多元，全國約有1/3的農民（約2.5億人）處在溫飽都不能解決的貧困境地”[1]。地處中國大陸南端的廣東，雖然擁有適于農作物生長的良好水熱條件，但亦如全國其他農村一樣，農業生產凋敝，農民收入較低，嚴重制約著廣東農業現代化的進程。

“文革”的浩劫，農業發展緩慢。在“文革”極左思潮的干擾破壞下，在被扭曲的農業學大寨運動中，廣東推廣屯昌縣“一批二干三帶頭”（批資本主義，干社會主義，干部帶頭批、帶頭干）的經驗，把發展家庭副業、發展多種經營、開發集市貿易當作資本主義來批判；限制歷史上形成的圩（集市貿易）期，有的公社甚至組織民兵設卡禁止社員趕圩，扼殺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過度強調水稻生產，農業產量增長緩慢?！拔母铩笔?，廣東全省糧食和糖蔗年均僅增長1.8%，農民人均純收入平均每年增4.5元，生活水平較低[2]。

舊體制的阻礙，農民生產積極性不高。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中國仍處于“左”傾錯誤干擾的徘徊局面。在經營體制方面，廣東農村繼續實行“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僵化的體制束縛著農民生產積極性，阻礙了廣東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和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據統計，農業合作化的21年間（1957—1978年），全省農村生產隊人均收入年僅增加1.6元，到1978年才達77.4元，其中人均年收入在50元以下的“三靠隊”（吃飯靠返銷、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占全省生產隊總數的1/3[3]。

二、包產到戶禁區的突破

對于改革開放前后包產到戶的發端時間及發源地點，學術界尚存在諸多爭論。其中較有說服力的觀點認為：新時期農村改革始于1977年；其“源點”并不是某一個村而是“多點開花”，是以“包”字為核心“多源匯流”的總體性成果[4]，而廣東亦是這“多點”中的一個。

面對食不飽腹的生活困境，廣東農民急切要求沖破舊體制的羈絆，解決迫在眉睫的溫飽問題。1977年冬，湛江地區?？悼h（1994年改為雷州市）北和公社譚葛大隊在南村第五生產隊試行聯產到戶，土地按人口、勞動力劃分到戶，工具、耕牛等憑價借給農戶使用，規定誰種誰收，獲得豐收。1978年春耕時，生產隊土地、工具、耕牛等全部包給農戶，當年早造大增產。從1979年上半年開始，整個大隊全面實行包產到戶，糧食總量達到61萬公斤，比上年增產1倍多[5]。譚葛大隊實行包產到戶糧食大幅增產的消息傳開，北和公社全社大部份生產隊也隨即實行包產到戶。這一年（1979年）全社增產780多萬斤糧食，增長45%[6]。譚葛大隊作為廣東包產到戶的先行者，率先突破禁區，探索出了一條農民積極性高、增產豐收的路子，為廣東其他農村地區的改革樹立了良好榜樣。

繼北和公社之后，“包產到戶”這種新型農村經營方式在廣東農村悄悄地試行起來。1978年，海南島（原名為廣東省海南島海南墾區，1988年升格為海南?。┐蠛?，夏種時文昌縣一些公社允許農民使用集體土地種植番薯，誰種誰收得以度過饑荒，隨后文昌縣經驗在海南北部部分縣區推廣。1978年冬，惠陽地區紫金縣上義公社有半數以上的生產隊實行責任到戶，獲得大增產。同年冬，從化縣江埔公社有3個生產隊也嘗試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同年廣州市郊區楊箕村也搞起了包產到戶[7]。

廣東農民在生產關系領域也開始突破上級規定，出現了生產隊分隊的現象。自1978年8月至1979年10月，全省生產隊從少于30萬個增到38萬個，增加25.3%，還有一部分暗隊尚未計算在內。生產隊總數增加最多的是梅縣、惠陽、湛江3個地區，分別為50.3%、49.3%、47.3%[8]。全省包產到戶的多地試行，各地連續出現的分隊現象，表明以湛江、惠陽、海南北部等廣大農村地區開始了一場突破舊體制的變革，包產到戶的禁區逐漸被突破。

三、包產到戶在曲折中前進

（一）政府堅持方向，農民堅持產量

十一屆三中全會黨和國家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調整了農業政策，放寬了對自留地、家庭副業和農貿市場的限制，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農民生產積極性由此提高，全國農村出現了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但同時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明確提出“兩個不許”，即不許分田單干和不許包產到戶。落實這一農業政策，成為1979年全國農村工作的中心。endprint

湛江、惠陽、梅縣等地區部分生產落后的社隊自發實行包產到戶，引起了省委領導的關注。中央特許廣東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但鑒于兩個“不許”的大方向，省領導的主導思想仍是反對包產到戶。1979年4月，國家農委發布《關于農村工作問題座談會議紀要》，提出“三不許”，即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化小核算單位，不許分田單干。6月，廣東省召開四屆三次常委擴大會議和省、地、縣三級干部會議，12月召開省人大五屆二次會議，多次批評包產到戶“破壞集體經濟，破壞生產力，是歷史的倒退”，但省委同時強調要切實幫助這些地方克服困難，不能粗暴指責，更不能用政治運動的方法來批判[7]。在此形勢下，廣大農民群眾突破舊體制的嘗試舉步維艱。

誠然如此，不少貧困地區的農民群眾、基層干部，頂著巨大壓力，自發實行包產到戶。特別是在長期貧困落后地區，群眾要求包產到戶的呼聲最高，實行包產到戶后實際產量收益也最為明顯。如湛江地區遂溪縣附城公社信嶺生產隊，種植甘蔗78畝，其中由生產隊統一排工不搞包產的41畝，總產34噸，畝產不到一噸；另有37畝包產到戶，總產達到133.5噸，平均畝產3.6噸[8]，是否包產到戶對農業產量的影響差異明顯。1979年，湛江全區3944個生產隊包產到戶，不少干部采取圍堵的辦法，通知不準分隊、不準包產到戶，派工作隊到農村勸阻農民分隊、合并已分的隊，但工作隊一走農民又分了隊。為糾正這一現象，湛江地委1979年8月作出《關于糾正任意分隊、分田單干的決定》，同時允許經濟作物可聯系產量責任到人。一些地方的農民又突破這一界限，把全部農作物都包產到戶[9]。在1978至1979兩年多時間里，政府堅持中央的大方向，主張統一生產經營，不許包產到戶；部分地區的農民堅持產量，從實際出發，暗自實行包產到戶，農業生產獲得大豐收。

（二）中央拉引，群眾助推

1979年9月，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規定“不許分田單干”，“除某些畜牧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也不要包產到戶”[10]。這就在包產到戶問題上為廣大農村農業生產提出了一種例外存在?！笆粚盟闹腥珪院?，由于整個環境的改善，包產到戶就不管平原山區，在全中國四處蔓延了”[11]。但在1980年初，全國關于包產到戶問題展開了激烈辯論。廣東關于包產到戶的爭論也不絕如縷。1980年3月，習仲勛等省委主要負責人在湛江市?？悼h召開農村工作座談會，譚葛大隊黨支部書記吳常勝介紹了該隊包產到戶的大豐收情況。習仲勛嚴肅指出“現在這種搞法，表面上是有些人解決了吃飯問題，但實際上是一種單干道路，貧富兩極分化的道路，是背離了社會主義道路”，吳常勝解釋道“過去搞到沒飯吃才符合政策，現在搞到有飯吃又不符合政策”[12]。湛江部分地區包產到戶后獲得了增產增收的良好成果，但鑒于當時全國主流態度，省委主要負責人和大部分領導干部仍采取保守的態度。關于包產到戶問題姓“社”與姓“資”的討論這次座談會后更為激烈：有的干部認為“辛辛苦苦三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有的干部主張包產到戶是“右了、修了、偏了”；而群眾堅持包產到戶是解決溫飽問題的一大法寶，有了它便可以“三擺脫”，即擺脫生產上的瞎指揮、分配上的大鍋飯、“苛捐雜稅”，認為“形勢好不好，就看吃飽吃不飽”[12]。

鑒于一部分領導干部存在的疑慮，鄧小平于1980年4月在經濟發展長期規劃會議上指出：“農村地廣人稀，經濟落后，生活貧困的地區……有的可以包產到組，有的可以包給個人……這不會影響我們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13]。5月，鄧小平贊揚了安徽省肥西縣和鳳陽縣包產到戶的做法，指出“從當地具體條件和群眾意愿出發，這一點很重要”[14]。鄧小平一系列談話充分肯定了包產到戶，對于打破部分干部群眾的僵化心理、克服“左”的偏見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中央對包產到戶態度的逐漸緩和，廣東省委于1980年4月25日召開常委會議，改變了對包產到戶的反對態度，允許某些窮困地區部分“三靠隊”在生產隊統一經營管理的前提下實行包產到戶，但必須闡明這是對特殊困難社隊的臨時措施[9]。盡管這一政策對包產到戶有一定的限制，但政府允許貧困社隊搞包產到戶是一種較大的進步和突破，是中央拉引農民群眾助推的共同結果。

（三）“分田單干”的拉鋸戰

1980年，省委印發《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指出一些地區的困難隊可以實行“定產到田、責任到人”的辦法，但必須堅持“四統一”（生產資料統一分配；種植計劃因地制宜統一安排；定產內的產品統一分配；農田基本建設等所必須的勞動力統一調配）、“四不準”（不準拆散、破壞集體財產；不準破壞森林、果木；不準分掉公積金、公益金；不準在責任田上蓋房子）。如果不堅持“四統一”、“四不準”，就有滑向單干的危險。對實行包產到戶的生產隊要嚴格控制，由縣委或地委審查批準。對于那些不是特殊困難隊已實行上述辦法的，縣社要積極引導改正，按專業化分工的原則建立責任制[9]。只允許窮困社隊實行有限制的包產到戶，政府與農民的分歧亦由此展開。

“四統一”、“四不準”原則下的包產到戶，束縛了農民的手腳，政府與農民關于“分田單干”問題展開了“拉鋸戰”。1980年5月，省委抽調230名干部分赴16個“分田單干”較嚴重的縣，糾正“單干風”、“分隊風”，很多地區包產到戶受到制止，支持包產到戶的干部受到了批評，然而“越扭農民越不接受，越糾搞‘雙包到戶和所謂單干的就越多”[15]。省農委副主任杜瑞芝于1980年6月到包產到戶“重災區”惠陽紫金縣上義公社進行調查研究，了解到該縣三次糾三次擴大，許多大隊農民專門制定方案對付上級檢查，大部分群眾反映“搞了包上交后，增了多少產，可以吃飽飯了，不超支了”，從鄉干部到縣委書記都反映“從來沒有看過群眾插秧進度這么快、田間管理這么好”[12]。根據調查的實際情況，杜瑞芝向省委報告：包產到戶不是單干，不應消極指責而應積極支持、加強領導?；趶娏业娜罕姾袈曇约稗r委干部的實際調查結果，習仲勛在1980年7月的地、市委書記會議上指出“對已經搞了包產到戶的，要逐步把它引導到搞專業化分工協作的責任制”，一些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我們應當允許，不要因此去指責基層干部和黨員，不要去硬扭”[9]，政府態度由此邁開了重要一步。endprint

在“分田單干”的“拉鋸戰”中，政府逐漸認清事實支持包產到戶，農民也由此減輕了思想上的負擔，正大光明地實行包產到戶。各地包產到戶蓬勃發展，總體上最窮的隊最先突破，其次是較貧困的地方，接著是比較富裕的生產隊，支部較強的大隊最后實行。1980年底，湛江全區大部分農村都實行了包產到戶，全區糧食生產一舉超過歷史最高水平4.3%，13個市縣個個增產?；ㄉ?、甘蔗等經濟作物，畜牧業、水產業等都大幅增產[8]。

四、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的確立

1980年9月，中央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75號文），規定在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后地區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并強調“包產到戶是依存于社會主義經濟的管理形式，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沒有什么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盵17]這對于解決雙包問題上的分歧、統一思想認識具有重大意義。1980年10月，廣東省委發出貫徹執行中央75號文件的通知，允許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同時存在，由低級到高級逐步完善。各地市普遍貫徹執行中央和省委的文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廣大農村得以推廣，農民開始正大光明地實行包產到戶、包干到戶。

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的確立，突破了計劃經濟時代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模式，廣大農民獲得了土地經營權、勞動自主權，有效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改變了農業生產長期停滯不前的被動局面。據省農委1980年不完全統計，惠陽、湛江、梅縣、汕頭、海南5個地區包產到戶的生產隊當年10月共為106945個隊，占總隊數的40%[12]。1980年底，廣東省有40%以上的農戶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全省糧食產量比上年增產了11億斤；農村人均收入達274元，比1979年增收51元，出現了蓋新房子多、購置耕牛農具多、重視科學種田多的“三多”新氣象[17]。廣東農村經濟狀況得到較大改善。

廣東新時期農村改革，從包工到作業組、聯產計酬，再到包產到戶；從邊遠山區、貧困落后地區再到平原地區、發達地區，經歷了一場曲折而深刻的變革。在這一歷程中，農民作為政策的實踐者堅信包產到戶是擺脫貧困的唯一出路，堅定不移地實行包產到戶；中央作為改革的決策者，對包產到戶經歷了一個由排拒——認同——提倡的過程；地方政府隨著中央態度的逐漸明晰，由中央政策的執行者逐步轉變為包產到戶的支持者。因此，廣東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的肇始過程，不同于以往農村土地制度的變遷，而是農民倡導下的自下而上的誘致性制度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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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5〕杜瑞芝.讓子孫后代記住任仲夷這個名字[J].炎黃春秋，2007（1）.

〔1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7〕《習仲勛傳》編委會：習仲勛傳（下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責任編輯 賽漢其其格）

Abstract： After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national rural gradually explor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various forms of production responsibility， opened a long way in China's economic system reform.The reform of rural economic system in Guangdong was the process of farmers' initiative to start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food and clothing.From the production difficulties before the reform to 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and to the government and farmers to explore in the twists and turns ，the Guangdong Province had gradually established the 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This paper analyzes and explains the process of exploration in order to enrich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reform of rural economy in Guangdong.

Keywords： Guangdong Provinc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choation； Farmer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