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流動人口聚居區鄰里關系的建構分析

盛雷

摘 要：關系社會學認為關系蘊含三大本質，即工具性、情感性和契約性，而關系的構建即是關系的三個本質的運動變化過程。本文將結合從關系的建構角度將城市流動人口聚居區的鄰里關系區分為始于契約性的鄰里關系、始于情感性的鄰里關系和始于工具性的鄰里關系，結合具體案例分別闡釋三種關系的適用人群、構建過程和發展形態。

關鍵詞：流動人口；鄰里關系；關系社會學

中圖分類號：C9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7）10-0058-03

H村位于北京市東南五環與大羊坊橋交叉點北端，亦莊經濟開發區北部，大興區與朝陽區分界處，屬于朝陽區十八里店鄉政府轄區，處于城鄉交融地帶。根據2013年度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朝陽區常住人口數據為381.4萬人，占據區域人口的最高比例。通過H村村委會了解到，H村面積約2.4平方公里，2015年常住人口數量為21653人，其中常住外來人口為12040人，約占該村總人口的55.6%，外來人口數量超過了本地戶籍人口數量，呈現倒掛狀的人口結構。

關系社會學提出的關系本質論，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看做工具性、情感性和契約性三大特質的演變結果。換言之，關系的構建過程就是其工具性、情感性和契約性三者的交互、變化過程。因此，本文就以H村作為研究對象，闡釋關系構建的三種模式。

一、始于契約性的鄰里關系

整體上來看，H村的流動人口來自于十余個不同的省市，他們交叉錯亂地分布在H村的版圖中，形成了各地域人口大雜居的局面；如果進一步探究，就能發現，來自相同地區的人一般會集中居住在同一個居住點，這種居住點可能是一個大院，也可能一個胡同，甚至會是同一個樓層。那么，這些來自同一地域，彼此互為“老鄉”的外來人又會形成怎么樣的鄰里關系呢？其鄰里關系形成的過程又是怎樣的呢？針對這些問題，有必要進行調查和研究，尋找合理的答案。

在調研過程中，著重調查研究了幾個小聚居的個案，它們分別為河南胡同和東北大院等。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將這兩個居住點以地域屬性來區分，并不代表該居住點不存在其他地域的人口，只是因為該地域的人口占據了這一居住點人口的絕對比重。比如，河南胡同絕大部分為河南人，但是也有個別的非河南外來人口，如湖北人等。

毫無疑問，根據前面的假設和論述，河南胡同和東北大院的外來人口，其鄰里關系的形成都以契約性為起點。但是，關系的發展不僅僅包含起點，還包含著中點和終點，在關系構建過程中，還會存在一些變數。這里，我們忽略這些變數，重點探尋鄰里關系構建的常規過程。在“契約性”作為起點的前提下，我們來探討鄰里關系構建的終點，總體來看，H村“老鄉聚居地”的關系構建模式都是以契約性為起點，以情感性為終點的，最后情感性和工具性又會進一步加深最初的契約性，形成較為凝聚的鄰里關系。因此，可以推理出兩種主要的構建模式，即“弱工具性模式：契約性——情感性”和“強工具性模式：契約性——工具性——情感性”，上面提到的兩個案就分別適用于這兩種不同的模式。

（一）弱工具性模式

弱工具性模式并不否認人與人之間的工具性關系，只是指出這種關系的弱化現象，因此，情感性就凸顯了出來。在三個個案中，河南胡同是弱工具性模式的代表。

冉昀大院是H村里的一個平房租住區，雖然名字中帶有“大院”二字，但卻是一排排的胡同，本文中所說的“河南胡同”就是一個普通的死胡同。該胡同中共居住十幾戶人家，各家門對門，由一條小道連通起來，這條窄窄的小道成為了所有住戶的公共空間。就人口而言，胡同中幾乎全部為河南人，其中一些人甚至來自于同一個村鎮，具有更深層次的“同鄉”關系甚至遠房親戚關系；就工作而言，他們的工作包括小攤販（主要為菜販、水果販）、早點師傅、保潔人員（主要為中年女性）、運輸司機和工廠工人、企業職員等；就居住形式而言，多為家庭型居住模式，全家人居住在一個狹小的屋子里面，幾乎沒有單身獨居的人口。

根據上述分析，在H村，河南胡同的關系模式即“契約性——情感性”的鄰里關系模式的構建需要具備以下條件：第一，地域同質性是形成高度契約性的前提，鄰里間需要具備同鄉關系；第二，經濟差距較小，經濟差距會造成人際關系障礙，經濟的同質性有利于縮小鄰里交往的心理壓力，弱化工具關系，增強情感體驗；第三，工作的異質性，高度一致的工作會促使利益聯盟的產生，從而增強工具性，工具性的增強自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削減情感性體驗。因此，具備上述條件的流動人口聚居地，其鄰里關系模式應當為始于契約性、凸顯情感性的弱工具性關系模式。

（二）強工具性模式

在H村，同鄉聚居的情形有很多種，但是并非所有的同鄉聚居區都呈現弱工具性的鄰里關系。河南胡同的關系模式并不適用于東北大院，相比于前者的弱工具性關系，后兩者則凸顯出強工具性的特點。

與河南胡同相比，東北大院的鄰里關系具有更強的工具性特征。首先，東北大院的鄰里地域同質性沒有河南大院強，河南胡同的人來自于河南省，而東北大院的人卻來自于同一大地區，一些人并非來自同一省市。因而，單就契約性而言，三者都始于契約性，但論及契約性的強度，東北大院明顯排在最低的位置；其次，居住在東北大院的人，其工作同質性很強，東北大院的人都是做早點生意。東北人在謀生上互相幫助，構架了一個利益共享的非正式群體。因而，東北大院的外來人口間的鄰里關系具有深刻的工具性烙印。最后，我們不能用工具性來否認情感性，在契約性的基礎上，隨著經濟交往的加深，情感性體驗也是必然會出現的。關系社會學強調人際交往的非對稱性交換，指出人與人并非純粹的、對等的經濟交換，其中還會摻雜一些感情交換，這種感情交換是就是情感性體驗的來源。但是，經濟交換中的情感體驗并不穩定，可能會因為經濟利益沖突而斷裂異變，最終甚至危及契約性的存續。

總結東北大院的關系特征，可以推斷出始于契約性的強工具性關系的基本特征：第一，對于外來人口而言，地域同質性依然是基礎，是契約性產生的前提條件；第二，工作上的同質性和依賴性催生出利益共同體，經濟往來加強了鄰里關系的工具性，也使鄰里交往具有了排外性特征；第三，鄰里間的經濟往來是一種非對稱的交換行為，其中摻雜著情感性的交換，但是這種情感性特征并不穩定，隨時可能因為經濟利益沖突而弱化；第四，地域同質性和經濟互助性雙向加強了鄰里間關系的契約性特征，在不發生巨大沖突和關系變數的情況下，鄰里關系的契約性特征會進一步加深，情感性特征也會凸現出來。endprint

二、始于工具性的鄰里關系

社會交換理論認為，工具性是維持人際關系的基本因素，人際交往就是一種交換行為。在筆者看來，該理論具有一定的正確性，在完全陌生的兩個人之間，其交往的首要動機就是實現各自利益最大化。

在H村，類似前文提到的東北大院和河南胡同這樣的同鄉聚居地并不多，它們只是整個外來人口居住形態中的個例。很多來自于不同地域的人雜居在一起，他們很多不是來自于同個地方，有著不一樣的風俗習慣。但是，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征，也是社會上所有人的共同特征，那就是趨利性。他們的交往是一種利益交換行為，因而，他們之間的鄰里關系就是始于工具性的鄰里關系。

始于工具性的鄰里關系卻也是一種最陌生化的鄰里關系。在缺乏契約性的基礎上，他們的交換行為就依賴于工具性，也就是關注鄰居間的現實價值。但是，在快節奏的生活當中，人們受限于時間、空間等外部因素，加之經濟的獨立性，鄰里交往的頻率就更低了，鄰里關系也就會呈現陌生化的狀態。

但是，陌生化的鄰里關系并不否認始于工具性的鄰里關系的存在。鄰居間會進行一些小的工具性交往，如水果攤販將未賣完的水果贈送給做蔬菜生意的鄰居食用，這種行為在本質上就是一種交換行為，蔬菜攤販受過鄰居的好處，就可能會將不新鮮的蔬菜送給鄰居，通過這種方式，二者進行了物質交換，在不損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獲得了各自需要的利益。這種交換方式符合了人際交往的規則，有利于鄰里關系的發展。反之，如果蔬菜攤販不通過一種方式來回報鄰居的好意，鄰居也就不會繼續之前的“交好”式行為，二者間始于工具性的鄰里關系可能就會就此中斷。因而，H村流動人口始于工具性的鄰里關系符合了中國的“禮尚往來”的交往規則，在不發生變數的情況下，通過這種互利式的交往方式，鄰里間會逐漸熟絡，鄰里關系最終會出現契約性趨向，而契約性的深入發展會促使“親如一家”的鄰里關系的產生，最終由契約性衍生出情感性，進一步深化鄰里關系。

H村流動人口間的鄰里關系在整體上呈現一種陌生化的狀態，這說明始于工具性的鄰里關系是極不穩定和易生變數的。在最初的工具性交往過程中，很難一直維持完全互惠式的交往，一時的利益受損并不會直接破壞關系，但是長期的非對等交換必定會造成關系的破裂。有時候，不需要矛盾的逐漸積累，一次的大沖突就會直接中斷正常鄰里關系的構建過程。圖1呈現出始于工具性的鄰里關系的演變路徑以及演變過程中的變數，但是始于工具性的關系并非都遵循這種路徑，圖1只是呈現一種主流的發展途徑，H村的鄰里關系多數是以這種形式來發展和存在的。

三、始于情感性的鄰里關系

關系社會學認為關系構建的本質特征是家庭親情倫理的社會延伸。我們總是在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因而，多角色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筆者不禁思考：作為社會關系的核心，姻緣和親緣關系與鄰里關系之間會產生怎樣的碰撞效果？

在鄰里關系的構建形式中，始于工具性的最多見，始于契約性的也不在少數，但是始于情感性的鄰里關系是最少見的，但也是確切存在的。在H村進行調研的過程中，筆者發現一些外地人口的家庭規模非常龐大，同一家族的人集中居住在同一個胡同或者大院，他們之間形成了以親緣關系和血緣關系為基礎的鄰里關系。綜合來看，該關系一般存在這幾種：第一種，外來人口較為富有，通過租賃H村土地蓋房出租成為房東，再通過房屋出租獲取利潤。針對具有親緣關系和血緣關系的人，房東會收取低于市場價的租金甚至免費提供住宿，在這種條件下，共同居住的親緣群體不斷擴大，最終形成一種較為特殊的居住形態；第二種，具有血緣和親緣關系的外來人口大量集中居住在同一區域，彼此互為鄰居，他們都是經濟條件一般的租客，不存在具備“房東”身份的人。筆者從一位老年人了解到，為了方便串門，她的3個兒子和兒媳都集中居住在同一個胡同，彼此間經常走動，關系親密，老人也能夠很方便地照顧幾個孫子孫女。

毫無疑問，以親緣和血緣為基礎的鄰里關系具備天然的情感性，基本的親情會讓這種鄰里關系變得親密無間，鄰居間互通有無，相互協作。就契約性而言，親情本身就是一種契約關系，如父母與子女間的義務、一家人的互相關心和體貼等。就工具性而言，基于血緣和親緣的鄰里關系具備最弱的工具性，親人間的交往摻雜的現實利益需求最少，更多的是感情的滿足。因而，在H村，始于情感性的鄰里關系具有以下特點：第一，它是在“房東+親戚式租客”和“家庭式租客”兩種特殊條件下形成的；第二，它以情感性為基礎，凸顯契約性的特點；第三，它具備極弱的工具性，物質交換較少，情感交換居多；第四，在流動人口聚居區中，這是一種最和諧的鄰里關系模式，也是最少見的鄰里關系模式；第五，這種鄰里關系主要受內在因素影響，具有很強的穩定性，對外來因素的影響并不敏感。

綜上所述，從建構角度可以將鄰里關系區分為三種模式，以具有普遍特征的H村作為研究案例，其結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說明流動人口聚居區鄰里關系的建構過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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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賽漢其其格）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sociology indicates that the relationship contains three essentials， namely， instrumental， emotional and contractual， while the construction of relationship is the process of movement towards those three natures of relationship. In this paper， the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of urban migrant population is divided into two types： contractual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starting from the emotional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and starting from the instrumental relationship， and combining with the specific cases to explain the thre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pplicable crowd，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development form.

Key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Relationship Sociology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