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現當代小說漢英自譯的歷史書寫

(太原師范學院 外語系， 山西 晉中 030619)

自譯不同于傳統翻譯活動，其特殊性在于“作者即譯者”。中國文學自譯活動相對集中在五四運動之后的20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呈共時性特征，語際方向多為漢譯英。[1]87從呈漢英自譯關系的中英文小說創作和發表數量來看，蕭乾、張愛玲、白先勇等無疑最具代表性?；谖覈F當代小說漢英自譯平行語料庫注我國現當代小說漢英自譯平行語料庫(Parallel Corpus of Self-translatio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s)是由史慧于2015年獨立建設完成的漢英對應語料庫。庫容總量為457 468詞，共有2 885個有效句對。該庫語料均為小說文本，自譯方向為漢譯英，涉及蕭乾、張愛玲、白先勇等作家的主要自譯作品，共計25部。數據，我們發現，在雙語“合力”交代小說歷史背景時，三位自譯者均選擇再現民國時期(1912—1949)的歷史，但在漢語原文和英語譯文中對史實采取了或“明”或“暗”的不同書寫策略，策略組合具體分三類。下文擬就不同組合展現的翻譯方法和翻譯效果進行探討。

一、原文明寫、譯文明譯

白先勇、葉佩霞、喬志高“三劍客”團隊自譯了白氏中文小說集《臺北人》(TaipeiPeople)中的11篇小說。從歷史的角度看，《臺北人》字里行間回蕩著民國時期革命、運動和戰爭的腳步聲。白氏團隊雙語歷史書寫自成一派，體現了在漢語原文中明寫事件、在英語譯文中明譯細節的原則，下文以歷史事件為線索進行分析。

(一)《梁父吟》(The Dirge of Liang Fu)與辛亥革命

《梁父吟》借樸公和雷委員之口緬懷剛剛過世的革命英雄王孟養，實則重溫辛亥革命。從“辛亥”和“同盟會”的翻譯方法上看，自譯者采用了文內音譯(“Hsin Hai”和“the T’ungmenghui”)與文末加注相結合的方法。文末注釋“The year of Hsin Hai, i.e. 1911”幫助讀者在中國農歷紀年和西方公歷紀年之間搭建了換算的橋梁?！癟’ungmenghui, literally, Alliance Society, abbreviated from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Alliance Society, a precursor of the Kuomintang, organized in 1905 in Japa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Sun Yat-sen. This loose-knit federation of anti-Manchu, pro-Republican elements was responsible for many uprisings in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activities culminated in the successful Wuchang Uprising of 1911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長達62詞的篇幅充分注解了“同盟會”的組織名稱、成立始末及歷史功用等。語音保留和語義注釋相呼應，變通地完成了對漢語原文信息形式與意義的合并再現?！拔鋫鋵W堂”則采用增補譯法，譯為“Szechwan Military Academy”，一來將故事中的學堂細化為諸多同時代武備學堂中位于四川的那一家，避免了信息含混；二來通過“military(軍事)”和“academy(學院)”的字眼定義了學堂的科目類別和正規程度。增補意圖不難推測，即自譯者在英文文本的創作過程中認定該信息對于故事情節的重要性，意在消除理解障礙。同時，該學堂還可力證上下文談及的辛亥革命者的出身、學養和軍事素質，意在說明辛亥革命并不是百姓一時興起的活動，而是有組織、有計劃、具備一定科學性、較為成熟的革命運動?！案缋蠒?the Society of Elders and Brothers)”“敢死隊(the Dare-to-Die Corps)”“革命倒滿、倒滿革命！(Revolution to Overthrow the Manchus; To Overthrow the Manchus: Revolution！)”“民國(Republic)”及年號“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the 4609thYear of the Yellow Emperor)”等的直譯充分保留了原文中“兄弟”“赴死”“黃帝”等意象。實詞的首字母采用大寫形式、感嘆號等標點符號與原文保持一致等細節處理也有助于激發讀者對革命組織、革命口號、革命成果等中國歷史專有名詞的關注，實現小說細節與真實存在于世界革命史中的中國事件對號入座，進而引發閱讀共鳴?！安环謺円?，兼水陸(紛紛入鄂)”則對應“by day and by night, by land and by water”，譯者妙用對偶這一語形修辭方法，確保了字形美觀且音韻朗朗上口。

(二)《冬夜》(Winter Night)與五四運動

《冬夜》講述主人公吳國柱從客居二十年的美國返回故鄉臺北，在與摯友余嵚磊會面時，流露出對于熱血青春的無限懷念。雙語文本都從1919年5月4日這個真實時間點入手，“還我青島”和“曹陸章遺臭萬年”等口號直譯為“GIVE US TSINGTAO BACK”和“TS’AO, LU, AND CHANG WILL LIVE TEN THOUSAND YEARS IN INFAMY”，表明了自譯者實寫歷史的態度?！按蜈w家樓”中的動詞“打”對應英文文本中的“storm”，屬于變換譯法。自譯者棄用原文的形式和內容，還原“火燒趙家樓”事件中“襲擊、猛攻、怒罵、大力迅速攻占”等動作，在內容、規模和強度的史實再現上體現了用字匠心?！摆w家樓”在文內直譯為“Chao’s Pavilion(趙家的建筑物)”，在文后注釋為“Chao’s Pavilion(Chao Chia Lou)is the historical name for the residence of Ts’ao Ju-lin, a pro-Japanese cabinet minister in the warlord government, as were Lu Tsung-yü and Chang Tsung-hsiang, mentioned later in this story.”從效果上看，此處注釋可謂“一石二鳥”：首先，它有效補充了文內信息，明確揭示了趙家樓是軍閥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和后文提到的陸宗輿、章宗祥同屬親日派等內容；其次，它為譯者在后文使用“T’SAO, LU, AND CHANG”直譯“曹陸章”提供了可能，省去了對三人身份再次加注的負擔。

(三)《國葬》(State Funeral)與北伐、抗日

《國葬》以白先勇父親、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軍閥新桂系中心人物白崇禧為原型展開創作。通過回顧主人公的葬禮，歌頌其驍勇善戰、功勛卓著的一生。自譯者對戰爭的名字選擇直譯，將“北伐戰爭”譯為“the Northern Expedition”，且文后未見加注。從效果上看，英文實詞首字母的大寫形式足以表明該表達系專有名詞；“expedition(遠征)”一詞揭示了“北伐戰爭”的軍事屬性；“northern(北部)”一詞則點明了“北伐戰爭”的“討伐”方向。以上形式和意義的組合已然還原了北伐戰爭的大致樣貌。至于戰爭細節，創作者書寫策略有二：要么通過上下文進行補足，例如，“從廣州打到山海關”對應英文文本中的“from Canton in the south to Shanhaikwan in the north”，譯文填充了廣州和山海關地理方位一南一北這一信息，提供了戰爭的方向線索；要么忠實照搬原文的書寫詳略程度，例如，“北伐龍潭打孫傳芳那一仗”，分明是記錄北伐的“龍潭之役”，涉及白崇禧將軍在南京附近的龍潭擊潰軍閥孫傳芳、獲得“小諸葛”戰神盛名等史實。英文文本中的“at the battle at Lungt’an against the warlord Sun Ch’uan-fang”也只是直譯字面，且文后沒有加注解釋戰役的內容。在現當代小說自譯活動中較為罕見的是，白氏自譯團隊英譯“被八路俘虜”和“子弟兵”涉及政治立場問題。直譯“held captive for a year by the Communist Eighth Route Army”暴露了以“八路”為“敵”，進而被“敵軍”俘虜的邏輯；“子弟兵”意譯為“our own Kwangtung(國民黨) boys”，也公開了敘事者的軍事立場。

二、原文暗寫、譯文暗譯

此類歷史書寫策略主要為自譯者張愛玲在《金鎖記》及《怨女》漢英自譯中所使用?！啊督疰i記》是五四時代的事，已經成為歷史性資料……halfway between[介乎]《紅樓夢》與現代之間?！盵2]52《怨女》文本系《金鎖記》改寫和自譯而成[3]68-69?？梢?，實錄歷史是張愛玲上述雙語作品的創作意圖之一。語料顯示，張愛玲偏好在漢語原文中對歷史事件一筆帶過，在英語譯文中也略去歷史細節的操作。我們不妨通過抓取關鍵詞觀察其所在雙語語境的方式，梳理較為隱晦和零散的歷史線索。

(一)《金鎖記》(The Golden Cangue)中的“民國”“北洋政府”

《金鎖記》講述主人公曹七巧被哥嫂安排嫁給疾患纏身的姜家二爺，因一生財欲、情欲得不到滿足，終被扭曲為摧殘兒女的“吃人者”的故事。民國的建立標志著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結束，北洋政府是繼清朝滅亡后第一個在國際上得到承認的中國政府?！懊駠痹谌闹兄辽俪霈F了4次，如表1所示：

表1 《金鎖記》雙語文本中關鍵詞“民國”的語境

從翻譯方法上看，表1中例1“改了民國”對應“become a republic”，例4“民國以來改朝換代”對應“with all the changes of government since the republic”，均系直譯，旨在厘清國家政體是共和制，而非之前的封建君主制；“民國剪辮子”中“民國”二字省譯；“做民國的官”對應“get into new governments”，棄用“民國”字面形式，意譯為“新政府”。從效果上看，上述直譯、意譯和省譯的處理以及堅持對相關信息不在文中或文后加注的做法忠實遵照了漢語原文暗寫歷史、淡化歷史的書寫原則，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中文語境的讀者對張愛玲作品避寫政史的印象。

(二)《怨女》(The Rouge of the North)中的“日本人”“租界”

張愛玲出生于1920年，《怨女》成書于1965年，兩個時間點可以幫助我們推定《怨女》中的“日本人”和“租界”正是甲午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縮影?！对古分魅斯y娣深閨鎖怨、與世隔絕，她的生活也無可避免地充斥著民族內憂外患的困擾?！叭毡救藖聿灰彩且唤?？也不過這樣?！贝司渲小叭毡救恕备膿Q譯為“fall of the Manchus(滿人倒臺)”，揭示了“日本人來”和“滿人倒臺”的因果關系，“也不過是這樣”則省譯，上下文相關信息緊密連貫，語氣并未大幅折損?！叭毡緮∠聛砼聯?，又怕美國飛機轟炸，不過誰舍得炸上?！闭涫∽g?！暗教幎际侨毡救恕焙汀暗聡呀洿驍×?，日本人就快了”直譯為“The Japanese are all over the place”和“It would not be long now. Germany was already defeated”。中英雙語文本都選擇輕描淡寫的方式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況進行交代，預測了日本注定戰敗的結果。鑒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于全世界的意義和作用，直譯的效果不容懷疑，倘若加注倒有畫蛇添足之嫌。

《怨女》中至少5處提到“租界”，如表2所示：

表2 《怨女》雙語文本中關鍵詞“租界”的語境

序漢語原文英語譯文1他們講起北邊的親戚,有的往天津租界上跑,有的還在北京。They talked about relatives trapped in the war in Peking.2……那都是流氓,要不然在租界上也開不了戲園子?！璦nd those are the gangsters. You have to be, to open a thea-tre.3……倒像租界上的蘇格蘭兵操兵?！璦nd sounded rather like the bagpipes that foreign soldiers march to.4上海雖然也打,沒打到租界。There was fighting in Shanghai too but it never got to the British or French settlements.5自從日本人進入租界……When the Japanese finally took over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表2中3例選擇省譯，有兩例使用含“settlements”的短語進行對應，不同的是，例4使用“British(英)”和“French(法)”明確交代租界國別，而例5用“foreign(外國)”淡化國別信息。雖然“settlements”一詞與英文中常用表達“租界”的“concession(租借地)”一詞并不嚴格對等，但整體上不會誤導讀者的理解方向。我們推測，省譯是自譯者仰仗對雙語文本享有的雙重創作“主權”，在不影響情節發展的情況下作出的大膽處理，畢竟對于張愛玲來講，沒落貴族深宅內的枷鎖和哀怨才是小說的主要矛盾，而作為背景信息的時代戰亂則會被淡化甚至被隱去。

三、原文暗寫、譯文明譯

考察11篇收錄于《蕭乾作品精選》(SelectedMasterPiecesbyXiaoQian)的漢英自譯作品發現，蕭乾在漢語原文中對民國時期歷史事件作減省處理，在英語譯文中卻增補細節，甚至改換原文中相應位置的內容以表明個人對歷史的書寫立場。借助研究資料中的作家回憶錄，我們得以確認和梳理各小說情節與所影射的真實歷史主題之間的對應關系。

(一)《皈依》(The Conversion)中的反文化侵略立場

《皈依》講述主人公妞妞被外來傳教士傳教活動吸引，不顧母親和哥哥反對，一心想要走上信教之路的故事。作品中的沖突看似圍繞妞妞信教活動展開，實則揭露帝國主義通過收買靈魂的方式實施文化侵略。[4]368-369面對中西方在信仰、文化上的激烈碰撞，蕭乾將國民態度分為三類：一是鄰居小姑娘代表的業已皈依者；二是妞妞代表的即將皈依者；三是妞妞家人代表的反對皈依者。通過描寫妞妞母親和哥哥的心理活動，說明皈依的荒謬和危險。妞妞給母親講述耶穌重生的慘烈畫面時，意在普及“救世主”的偉大，卻激發了母親對“恐怖”的回憶?；貞浀膬热菔苤朴诎l表環境，在漢語原文中不便明說，但譯文中增補出了“恐怖”的內涵，即“the scene of the Jesus-believers being killed by the Boxers(基督信徒被義和團砍殺)”，義和團反抗帝國主義入侵的細節浮出水面?！笆裁锤幽觊g西什庫的火燒得多么旺，八國聯軍怎么把九城搶個空，家家門口兒掛著‘大日本順民’的小白旗兒呀”等內容巧妙地隱藏在了母親的嘮叨中，“什么……呀”的家常敘事句型成功降低了讀者對于實寫史實的警惕性。英文文本中的“terrific flames of the French Cathedral in the West City when it was burned by the Boxers, how the troops of the Eight-Allied-Nations robbed the nine cities of Peking bare and how every home had to hoist a small white flag: ‘Surrender to the Great Japanese Empire’!”從內容上一一對應了義和團火燒法國教堂、八國聯軍對華大舉搶掠的罪行、日本侵略者試圖奴役中國人民等史實?！按笕毡卷樏瘛钡钠焯栆庾g為“Surrender to the Great Japanese Empire!(向大日本帝國投降)”，名詞結構改換為祈使句這一大膽的形式調整也是自譯者控訴愚昧和抵抗侵略的例證?！按虻沟蹏髁x”和“掐著民族喉嚨的一切暴力”英語譯文中進行了三處增補：“This white-faced foreign-devil”將帝國主義傳教士定性為“白臉惡魔”；“Away with the foreigners!”傳達堅決抵制文化入侵的民族態度；“unwholesome(有害身心)”則是控訴日本侵華的文化暴力。由此可見，自譯者在譯文中有意向讀者傳遞歷史信號。

(二)《蠶》(The Spinners of Silk)中的反宗教哲學立場

《蠶》通篇看不到任何關于時代或是歷史的字眼，只看到主人公和戀人梅精心照顧蠶寶寶的情節。蕭乾坦言生長在耶穌教家庭環境中，但自幼反教，借《蠶》寫宗教哲學。[4]368我們發現，在翻譯梅因為桑葉短缺想要在蠶寶寶吃食時主持公道的故事情節時，蕭乾增補了點明創作主旨的問句“But what god or goddess could ensure justice in that silkworm world?”傳達了對宗教萬能論所持的懷疑態度：地球上多貧苦、多災難、多愚盲，即便有神，怕也束手無策，“管不了，救不了，全得靠人”[4]368。這種“私藏夾帶”的增補引導讀者從既定的角度閱讀貌似平淡的“養蠶人”的故事，讓自譯行為具有了更多的創造性色彩。

(三)《破車上》(The Ramshackle Car)和《郵票》(The Philatelist)中的反侵略立場

《破車上》將舊時中國比作一輛破車。面對20世紀30年代外敵入侵，破車“在沙礫滿天的世界，索性拋了錨”。[4]334-335自譯者將英文文本作為鼓舞民族士氣的戰場，分別采取了增補、改換、省譯等翻譯方法。首先是增補譯法：英語譯文中的“That’s the most shameless pessimism.”和“We had to push forward.”是漢語原文沒有的內容，旨在為國人吶喊鼓勁，鼓勵國人國難當頭時一不要悲觀，二不要放棄前進的步伐。其次是改換譯法：將原文的“出毛病，等會就修好”改換譯為“a people can start on a new track altogether”，即一個民族在新的軌道上攜手起航；“反正得走，它不癱倒”改換譯為“But there was no other car for us at that moment, and only that rugged track to travel on. We had to push forward.”，即既然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不妨奮起前行。最后是省譯法：“這才是中國”適合于原文的鋪敘，卻不見得適合譯文中激昂的戰斗情緒，自譯者大膽省去。以上三種將原文較為“低調”和隱藏在文字背后的民族情感改換為明確的“高調”吶喊的翻譯方法都呼應了蕭乾作為新聞記者的身份，體現了他引導輿論方向的職業責任。

《郵票》乍看寫的是主人公熱衷集郵、和郵票主人從建立交情到不舍分離的故事。實際上，據蕭乾本人回憶，他“在渤海一條商船的統艙里”得知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噩耗”，“熱熱地”淌下了淚，遂撰文專寫“九·一八”。[4]338原文“有一天在植物學的班上……偶然翻出幾片新獲到的大清帝國郵票”中“大清帝國”一詞的內涵及形式被棄用，轉而在文內將其改換譯為“Imperial Manchu Empire(偽滿洲國)”，且在文末將其注釋為“Manchukuo, the puppet government installed by Japan in Northeastern Provinces”。改譯結合加注的處理方法更加準確地契合了“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在東北建立傀儡政權的史實?！巴砩献孕蕖覜]心算代數，只在算草上描了許多‘誓死……誓死’”中的“誓死”對應英語譯文中的“Return My Rivers and Mountains(還我河山)”，增補譯法補充說明了“誓死”的目的。形式和內容的雙重改換一方面說明了創作者對于信息精確程度的較高要求，另一方面彰顯了自譯者在素材修改與提煉方面享有遠高于他譯者的創作自由度。

基于以上考察，筆者認為，以蕭乾、張愛玲、白先勇為代表的中國現當代小說自譯者在雙語文本創作中均未回避書寫民國歷史，而是采用增補、改換、省譯等方法或“明”或“暗”地保全了中國故事的歷史基因，凸顯了歷史故事的中國身份。鑒于雙語文本所呈現的歷史信息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參與構建中國國家形象和中國話語，上述拒絕“無語”和“失語”的歷史書寫態度及方法對于當今中國故事的創作和翻譯實踐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