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了不起的蓋茨比》中黛西的女性主義解讀

內容摘要：《了不起的蓋茨比》是美國作家菲茲杰拉德的著作。本文試從女性主義批評角度解讀這部作品，通過“新女性”黛西在個人成長和婚姻中受到父權制社會的壓制，分析當時女性的生活境遇。

關鍵詞：父權壓制 性別壓制 他者

作為“二十年代的編年史家”菲茲杰拉德，在其著名的《了不起的蓋茨比》折射20世紀20年代逐漸瓦解的社會秩序，正如菲氏所說：“一切神明統統死光，所有戰爭都已打完，對人的一切信念完全動搖”[1]（Rubinstein，1988：452），其中塑造了一群負面的女性形象。誠然不可否認女性是時代的產物，她們本身不可能也無法完全超越她們所身處的時代。

二十年代以來美國女性的社會地位隨著選舉權的獲得已有所改善，女性的穿著、談吐和行動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為開放，幾乎在菲茨杰拉德所有的作品中，都能看到這樣的“時髦女郎”的形象，她們留短發，穿著迷你裙，和男性一樣出入于公共場合，抽煙、喝酒、調情。然而在這貌似的自由背后，女性并沒有形成團體力量，她們的選舉權在很大程度上受男性政客的操縱和利用，對當時的女性來說，要取得經濟上的獨立地位的機會還是微乎其微。女性的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取決于她的丈夫。這種價值觀也就是小說中黛西所不得不面對的現狀，本文從文本中的父權制壓制和作者敘事形態上的性別壓制，探討小說中黛西的生存狀態。

一.文本中的父權壓制

在喬丹向尼克回憶婚前的黛西時，蓋茨比奉命赴海外參戰在即，黛西準備為他送行時，被她的母親發現，并被阻攔了下來，結果她跟家里鬧得幾個星期不說話[2]。這段追溯了少女時代的黛西，雖然豐衣足食，但是當她試圖為自己的愛情做出選擇時，父權制的枷鎖仍無形地牢牢地將她置于一種別無選擇的境地。在父權制主導的社會準則下，出身卑微的蓋茨比和黛西的戀情在黛西的家族看來只是一個小插曲，這種以財富身份來衡量人的價值的觀念，不僅將黛西最初純潔的愛情幻滅了，也將黛西作為一種代售商品，一直等到腰纏萬貫的“買家”湯姆的出現，才以最高價格“成交”，在這場父權制和消費社會共謀的交易中，忽略了女性的個人存在，將她們放低到與物等價的狀態下，給她們貼上各種價值標簽[3]，抹殺了女性本應固有的人格。

成為布坎爾夫人后，黛西并沒有因為脫離家族而獲得人身的獨立，相反在以男性為核心的家庭里，作為丈夫的湯姆對黛西在行為上有種種限制，當他得知黛西獨自和尼克一起去蓋茨比家時，就顯得非常之不滿，還說“女人不應該到處亂跑”[2]，挑明黛西與蓋茨比的關系時，破口大罵，指責他們對家庭和婚姻不負責任。事實上，湯姆自己就是一個放蕩不羈的花花公子，黛西剛生下女兒半小時后他就不見了蹤影，而且把自己的出軌說成是“尋點樂子做點傻事”，并虛偽地表示“但是我總會回來，而且在我的心里我始終都愛她”[2]。湯姆對于自己的不忠輕描淡寫，認為只要不拋棄黛西給她婚姻的名分就是對她的愛，對于黛西和蓋茨比的婚外情則絲毫不能接受。湯姆這種雙重標準，無疑既是自身男權主義思想的膨脹，也是對黛西女性主體意識的邊緣化。湯姆對黛西和他們的女兒帕米沒有一絲關心，他只是將妻女當作筑造貌似和睦的家庭的陪襯，一邊又在外與別的女人鬼混。在生理和心理上摧殘著黛西，既不讓她擁有獨立的人格，在婚姻中始終排斥她，使她淪為“他者”[7]，來襯托男性的主體地位；更不讓她擁有正常的婚姻狀態，打破兩性關系的平衡，迫使她成為一種擺設，不考慮她被愛的需求。

除了父權制社會對黛西的種種壓制以外，在小說中，作家菲茲杰拉德也以他男性的視角來看待黛西，使讀者不能清晰地看到她實際是作品中父權制的犧牲品。

二.作者敘事形態上的性別壓制

在敘事視角上，作品采取了第一人稱視角——尼克作為敘事線索，一切敘述和描寫都從尼克對蓋茨比及其他人物的觀察和認識出發。菲茲杰拉德曾在給編輯柏金斯的信中承認：“……黛西的塑造是個麻煩，可能還會影響到這本書的受歡迎程度，因為它是一本男人的書”[5]（Curnutt 74）?？梢?，作者在寫作過程中，已經深刻意識到小說是從男性視角出發創作的，因此不可避免地造成對女性形象，尤其是黛西缺乏同情，從而影響到整個作品的藝術價值。美國著名的菲茲杰拉德作品評論家Curnutt也曾提到：黛西在尼克眼里極度不負責，而在蓋茨比眼中卻是神奇的“生命的漿液”。這種反差讓我們無法把她理解成一個真實的人——因為我們永遠從一個男性的視角來看待她，或是浪漫化，或是被譴責，但從不解釋[5]（Curcutt 74-75）。而讀者也不由自主地接受了他們的觀點，從而得出黛西是蓋茨比悲劇的根源的結論。

實際上，作者在設計小說情節時，不斷丑化、折磨、懲罰著黛西，更確切的說，以男性居高臨下的架勢、作者的身份通過作品對當時的女性進行極端扭曲“妖婦”[6]的塑造。

黛西的感情變化在作者筆下儼然成了一場鬧劇，“黛西收到蓋茨比牛津的來信時，她反悔了并要退婚，把湯姆送給她的價值三十五萬美元的一串珍珠扔進廢紙簍……然而半小時后，那串珍珠已套在她的脖子上。次日下午五點鐘她和湯姆結婚，順當得連嗝都沒打一個。接著他倆動身去南太平洋做三個月的旅行?！盵2]在行文上，作者好像在講述黛西在短短半小時間就變了心，好像黛西為了三十五萬美元就出賣了自己的愛情。試想新婚前一天，收到蓋茨比牛津的來信的黛西必然還懷著一種少女的浪漫主義情懷，認為是命運的捉弄，帶著一份僥幸慫恿自逃出父權家族的掌控，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她的反抗恰恰是對父權制家族的長期馴化后，自我意識瞬間最終的爆發、逃脫傳統繩索的具體表現。我們可以發現黛西其實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物，她有她的情感，也有她的戀愛追求，但這一切美好的人性都在現實中一點點被磨盡，讓我們誤以為她只是一個薄情的女子、嬌慣任性的富家女[4]。事實上，黛西是這場鬧劇最終的犧牲品，然而卻無力與相對龐大有力的父權制家族相衡對峙，內心意志的矛盾與強大的現實壓力迫使黛西向命運低頭，確切的說，向以父權制為主宰的社會作出妥協，放棄自己個人的選擇，來迎合家族抑或說社會對女性的標準。

讀者跟隨作者的筆看著無憂無慮的白衣少女變成被婚姻牽絆、被丈夫束縛的主婦，明知黛西的婚姻不幸，生活得不快，作者不但不對她表示同情，反而表現出一種漠然，用一種旁觀者的姿態冷眼看待發生的一切，等待著黛西不斷暴露的丑態：當她參加蓋茨比家的派對，驚呼道：“我從未看到那么多名人”；看到蓋茨比的成堆的昂貴的真絲襯衫時，情不自禁地發出狂喜的呻吟，“一下把頭埋進襯衫堆里，嚎啕大哭起來”；“她的聲音忽高忽低，充滿誘惑力，里面充滿了金錢”[2]；總而言之，作者將黛西描寫成了一個虛榮、勢力甚至愚蠢的女性。不能不忽略的是，黛西在文中的自我表述只有只言片語，這也就是女性在作品中的緘默，實質上，也是作者背后強勢的父權制社會再次操縱的結果，是在文學中為保持、提升男權至上精神的絕對優勢。

幸而，在小說中，黛西的聲音沒有完全被男性所淹沒，戴西在她的女兒出生時說的一番話可謂是對自己作為一名女性無奈的總結，“我希望她個傻瓜——在這個世界上，女孩不聰明再好不過了，當個漂亮的小傻瓜?！盵2]不少人譴責黛西連自己的女兒也看做物化的裝飾品，將美貌作為女性唯一的衡量標準同樣施加于后代身上，甚至認為這是黛西在紙醉金迷的消費世界迷失自我的具體表現。黛西是否真的已經完全淪為物質的奴隸了呢？其實不然，表象的虛假正掩飾著真實的清醒。生活在物欲橫流的社會中，黛西經歷了初戀的挫敗、婚姻的不如意，已逐漸洞察作為女性所生活的世界并非由自己做主，而是被決定、被說服，因為沒有突破“他者”[7]的界限，又被物化社會貼上“交換價值”[3]的標簽，所以失去了精神和肉體的雙重自由，被剝奪了人格獨立的權力。黛西以一種冷嘲熱諷的語調評價自己的女兒，也就是對自己作為女性被壓迫的現狀的另一種控訴，對現實社會的不公的另一種批判。明知社會對女性的殘酷制約和不公平的對待，然而卻不得不接受父權制社會的擺布，屈從于女性身份的卑微。

縱觀整部小說，無論是來自社會的壓力還是作者在敘述上表現的性別壓制，都是父權制社會在文本中扭曲丑化女性人物，并且在其設定的社會準繩下，對女性話語權的剝奪，對她們生理與心理的雙重摧毀。透析作者的寫作意圖，我們進一步看清早期美國男性作家在寫作上受到父權制思想的制約之處。

參考文獻

[1]引自埃默里·埃利奧特主編.哥倫比亞美國文學史[M].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882頁.

[2]巫寧坤譯.了不起的蓋茨比[M].上海：上海譯林出版社，2002.

[3]盧卡科斯·喬治.1923.歷史與階級意識：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學習[M].羅德尼·里維斯通譯.劍橋，麥斯：麻省理工出版社，1971.

[4]吳建國.菲茲杰拉德研究[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

[5]Curnutt， Kirk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F. Scott Fitzgera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6]董學文主編.西方文學理論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第1版.

[7]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

（作者介紹：張潔瓊，上海理工大學外語學院2010級英語語言文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