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傳德潤 澤被后學
——悼念孫國華教授

◎黃建武

孫老師離開我們近一年了，一直想寫幾句心里的話，恰于近日收到即將出版孫老師紀念文集的通知，于是寫下這篇悼文以追念恩師。

記得2017年4月14日下午，突然聽到孫老師去世的噩耗，頓時感覺心里被抽空了一樣，好長時間緩不過來。好像不是孫老師離去，而是我在飄零。三年的門下修行，近三十年的師生交往，老師言傳德潤，此后再無春風化雨。想到長期以來得到的指教和關懷以及那割不斷的學術傳承關系和情感，很多東西一下涌來，仿佛又一下失去，想寫點什么，又無從下筆，心緒極亂，悲慟中只擬成一副挽聯傳給了負責孫老師治喪事宜的玉軍教授，聊寄哀思。

哭悼恩師孫國華教授

言傳千古 德潤后人 弟子有幸曾受善教

身離杏壇 魂游天宮 桃李無緣再沐春風

能夠成為孫老師的學生，對我來說是一生中的幸事。在人的成長與發展中，是否遇有良師，其人生軌跡會大不一樣。東漢王符曾說：“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雖有玉璞卞和之資，不琢不錯，不離礫石?！?夏后璜、和氏璧離于礫石，得益于良工雕琢?！秴斡[》有載，顏涿聚、高何、縣子石等盜暴之人，因就學于圣賢，避免了走上刑戮死辱之路，終成為名士受人禮遇。此為良師教化之功。世道人生，多歧路，多坎坷，多誘惑，多窘迫，遇有良師指導，可以避開許多陷阱，遇難題也容易作出正確選擇，對于個人成長和發展來說，小則平安，大則有為，最重要的是能夠學會把握自己、維持本真、守住良心。

與孫老師最早接觸是在1987年，當時全國法理學年會在西南政法學院舉行，我恰在西政黎國智教授指導下讀碩士研究生。因特別的學緣和友誼，黎老師設家宴招待與會的孫老師和吳大英教授，讓我和另兩位研究生參加并惜時向兩位老師求教。能夠與中國著名學者同席吃飯交流，作為學生真是感到幸運之極。席間及飯后我特別向孫老師請教了一些問題，這大概就是緣起（如今三位老師都已辭世，想來也真讓人感慨唏噓）。1989年我考上孫老師的博士生，1992年畢業離開人民大學，此后與孫老師的聯系一直沒有間斷，工作和學術研究都得到孫老師的關心指導。

從學術上說，孫老師對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法理學的形成和發展有極大貢獻。如果要寫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法理學發展的學術史，孫老師是不能缺位的重要學者。新中國成立后法理學的發展，有一個學習蘇聯“國家與法的理論”并結合中國實踐創立自己的理論的過程中，這個過程，老一輩的學者作了很多的努力，孫老師是其中重要且杰出的一位。

新中國成立后數年間，全國法學院系法學理論教育按規定使用的材料，是蘇聯專家傳授的“國家與法的理論”教科書或講義。新中國成立后最早由中國學者寫的法學理論教材，是人民大學法律系和法權教研室編寫的《國家和法權理論講義》（上、下冊共30萬字，1957年出版），撰稿人為尹平、孫國華、林景仁、連銅炯、徐大同、陳處昌、柴鐘麟。教材體例雖以蘇聯教材的結構為基礎，但內容上已開始中國化的探索。其中還有一些在今天看來都很值得珍視的內容，比如，社會主義法權原則中的“公民個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一致的原則”“公民權利義務平等與一致的原則”“公民權利的不可侵犯和對公民權利保障的原則”“人道主義原則”等。法學理論初創期的中國化探索還更明顯地表現在人民大學法律系國家和法權教研室集體署名編寫的另一書《論人民民主專政和人民民主法制是我國建成社會主義并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重要條件》中，該書于1958年9月出版，同年11月再版時書名改為《論人民民主專政和人民民主法制》。在這本既是專著又是教材的著作中，中國問題及理論因素已很明顯，如論述了人民民主專政、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與人民民主法制的關系。新中國成立初，人民大學法律系國家與法權教研室是傳播蘇聯“國家與法理論”和以此為參照創立中國法學理論的重鎮，孫老師是人民大學法律系國家與法權教研室的重要成員，在這方面做了許多工作。

新中國成立初期，孫老師除了與其他學者一道作系統的理論探索和建設外，在1955年還分別出版了兩本小冊子，即《談談守法》和《我國人民民主法制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前者是一普法讀物，書中介紹了人民民主法制的作用，批評了一些人在革命勝利后不要法制的思想和一些人在守法問題上的特權思想。后者則是關于人民民主法制作用的更理論化的說明，同時強調我國全體公民和所有國家機關、人民團體及其工作人員，都必須嚴格遵守和執行我國的法律。這兩本小冊子都有時代特殊問題的針對性和理論說明。

改革開放以后，國家恢復了法學教育，孫老師主編了司法部審定教材《法學基礎理論》（1982年統編本），之后個人又編著了《法學基礎理論學習指導書》（1984年電大本）、《法學基礎理論》（1986年天津本），1987年與郭宇昭、吳玉璞、朱景文等人民大學法理教師共同編寫了《法學基礎理論》（人大本，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由此形成了有人民大學風格和特點的法理學教材。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除統編本外，在全國有影響的法理學（法學基礎理論）教材是孫老師主編的人大本和沈宗靈先生主編的北大本（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90年代初，我曾有一次向沈宗靈先生求教，談了我對兩部教材不同風格的認識，如結構、內容，以及思維和論證方法上差別較大：由人大本而及蘇聯教材，由蘇聯教材而及馬克思經典與德國人的思維方式；由北大本而及沈先生的學術背景，由沈先生的學術背景而及英美法學界學術風格。時得沈先生寬容一笑。我進而問及北大本為何在論述法的特征和本質后不對法下定義。沈先生告訴我，下定義是困難和危險的，如有不慎，會產生誤導。后來我又與孫老師談及教材中法的定義問題及沈先生的觀點，孫老師說，定義都會有局限，但我們研究和認識到了一定程度，當有一個總結，也是給后人前進提供一個臺階，但一定不能將定義當成絕對真理，運用定義要看到其合理性，同時要看到不足。兩位先生解答不同而又義理歸一，且意蘊延綿，正如老子所說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薄肮食o，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笨傻婪呛愕?，可名非恒名；以無概念而思其妙，以有概念而思其徼。得此解答，益及我后來的學習和研究，我將其當作對待一切學術定義的思考方法。

不僅在學科體系和教材體系的建設上，而且在許多重要的理論專題上，孫老師都對中國的法理學發展做了重要貢獻，他的許多觀點受到學界和實務部門的重視。在中國法理學的發展中，學界的一些重要爭議通常因孫老師的觀點展開，或者以他的觀點為一面。這些爭議的不同觀點都豐富了中國法理學的內容，促進了中國法理學的發展。特別是孫老師這一輩的學者在學術爭論中透出來的那份認真與執著，那份對國家民族事業的憂心與責任感，實在值得我們后學敬仰與傳承。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孫老師一直論證和傳播他提出的一個命題——法是“力”與“理”的結合。關于這一命題的著作《馬克思主義法理學研究：關于法的概念和本質的原理》（1996）出版以及論文《法是“理”與“力”的結合》（1996）刊出后，孫老師還贈我材料囑我閱讀。在我讀來，這一命題及論證是關于法是統治階級意志命題的重要補充，它將抽象和概念化的意志變成了豐富的內容，包括了對客觀規律的認識、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正義觀、社會生產的共同需要，以及歷史上積累下來的有關社會關系調整的智慧成果等。這一命題又立基于歷史唯物主義，它在理論上為認識和確定法的正當性及科學性提供了依據和路徑，可以防止由統治階級意志論的簡單命題導向唯意志論的可能。這一命題還可為融通自然法與實證法理論、中國儒家與法家理論以吸取各家所長提供路徑。從實務上看，這一命題有重要的實際意義，它為良法的制定與實施提供了論證標準。

孫老師是理論家，同時是極好的老師。博士生學習期間，對我來說受益極大的一個課程是孫老師的“蘇聯東歐法理學研究”。一起參加這個課程的有學長董國生和陳國慶。這個課程并非專講蘇聯東歐法理學，而是以中國法理學（法學基礎理論）教材為線索來梳理、討論法理學的學科體系和教材體系，對體系中的專題再結合蘇東法理學材料來學習和討論。當時孫老師的一個項目翻譯了一批蘇東法理學材料，這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閱讀資料。討論時還會延伸到國內不同教材和論著的觀點以及英美學者的觀點。這個課程可以說是集系統地打基礎、開闊視野及研究于一爐的。正因孫老師的這個課程，我才感悟到法理學教材人大本與北大本的不同特點而得以向沈宗靈先生請教，也才感受到全國不同學者在理論建設中的艱辛和努力（包括他們努力持續的爭論）。后來，我也成為大學教師，系統講授法理學，參加全國法理學教材的編寫，自己也主編法理學教材，這都直接得益于孫老師的這一課程，以及后來的相關指導。

孫老師是一個真正的學者，他身上有著令人敬仰的道德精神。作為學生，我感受到最能體現他學者人品的是一個誠字?！罢\”在中國文化中，特別在儒家文化中，是一種融于天道的重要品質?！吨杏埂氛f：“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薄熬诱\之為貴?！薄拔ㄌ煜轮琳\，為能盡其性?！奔粗琳\為圣人之德，能盡人之性和盡物之性而參天地之化育。孫老師待人真誠，無論是學生還是學者，無論是向其求教或是與其爭論，都可以感受到他為人的正直本真，從不偽飾。孫老師以誠篤之心對待學術，尊重學術，秉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去研究學問，且心無私欲雜念，從來沒有將學術當成謀取利益的工具，或隨風搖擺。孫老師以誠摯虔敬之心對待認識（真理）和選擇，這就是信仰，他是一個有堅定信仰的人，信仰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無論是著作文章還是教學講座，他的觀點均出自他的信仰與學術認知的統一，無自欺、無欺人。對國家法治事業，孫老師更是竭智盡力，畢生為此奮斗，踐履著對國家和民族的忠誠。

在此我想提一下跟隨孫老師讀書期間幾個難以忘記的片斷。孫老師一次從全國法理年會回來后，談到會上的爭論時說：“過去說我右（大概指50年代的文章觀點被視為右傾），現在又說我‘左’?！苯又恍φf：“我還是我，我的觀點還是一樣?！边@真真切切反映了一個真理追求者的執著。在80年代末那場歷史風波后，北京的各大學似乎有一場學生過關（說明）的活動，我在一個會議上聽到孫老師這么說：“學生的事，說清就行了，不要老揪住不放。學生有錯，那是我們的責任，是我們沒有教好?！边@讓我看到了一種非常中國傳統式的先生對學生的關愛。那場風波之后，有人以為法理學界有些作者及有些觀點是在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孫老師給出的意見大意是：他們都是學者，一些觀點尚待論證或不一定正確，但都屬學術研究和討論。我知道，在被提及的學者中，有的與孫老師在學術觀點上是有激烈爭論的。這讓我看到了孫老師作為一位學者的真誠與嚴謹。

孫老師走了，但與孫老師交往的許多場景都歷歷在目，恍如昨日。我還記得1992年畢業前夕，孫老師希望我留校任教，數次找我談話，言辭懇切，但我因多種原因還是選擇離開人民大學。離校時，孫老師用自行車馱著我的行李包將我從學生宿舍送到學校門口的汽車站，并一路叮囑，那情景真像一位送孩子遠行的老父親。作出有違老師希望的選擇，心里自然愧疚，當時唯愿將來努力工作、努力做學問，不負老師的栽培和期望。如今工作和學問成效平平，想來滿心慚愧，唯能自我安慰或可告慰老師的是：自己真心去努力了，認真去做了，誠意去效法老師了。最后一次與孫老師見面是在2016年7月9日晚，我到北京開會時去看孫老師，我們談到了中國反腐敗的問題。在我告別時，孫老師還特地叫護理員為我們照了幾張相。不料這次見面竟成永訣。

孫老師的離去，使學生失去了一位良師，使學界失去了一位睿智且品行高潔的學者。

自古以來人們都討論不朽，關于何為不朽，春秋時期叔孫豹在答晉國范宣子時說：“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m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边@就是后來人們常說的“三不朽”。不朽之最為立德，故為“大上”，次立功，復立言，有其一而不朽焉。古人的功業與今意不同，但僅以德言而論，孫老師誠可謂不朽，他的道德精神及文章中的道理與我們的法治事業同在，并將永遠激勵后學。既如此，孫老師又何曾離去，他仍與我們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