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寄語

本刊編輯部

本期“古代地中海文明”欄刊出的王光勝作《<禿鷲碑銘文>譯注》提供了刻于公元前25世紀的兩河流域早王朝銘文之一《禿鷲碑銘文》的中文譯注本，該碑內容涉及城邦、戰爭、宗教、藝術，是研究古代兩河流于歷史的重要文獻。張若一《論希伯來巨人神話體系——形象、母題及其意識形態觀念》認為，希伯來巨人神話形象源自以色列上古傳說，以色列很早形成了“以巨人言惡”的書寫傳統，此類神話是研究以色列民族關于罪惡起源、公義、神學、哲學思辨觀念的復合載體。齊虹、徐曉旭合作的《泛阿卡狄亞神祇崇拜》認為，全希臘神宙斯在阿卡狄亞地區被賦予地區特質，成為阿卡狄亞族群和國家象征，潘神不僅流行于阿卡狄亞，也流行于希臘其他地區，戴斯波伊娜則始終是泛阿卡狄亞的地區性神祇。

“拜占庭與歐洲中世紀”欄中，種法勝與王晉新合作的《論864年<皮特雷敕令>——兼析9世紀中葉西法蘭克王國的法律形成機制》通過解讀該敕令的文本結構、內容，對其產生的時代和歷史背景、制度文化、執行成效等進行了多維度的分析。朱君杙的《論墨洛溫王太后弗蕾德伽德的攝政統治》認為，弗蕾德伽德憑借對亡夫財產的占有而擁有賞賜貴族的資本，從而確保了攝政統治的穩固；她能夠靈活駕馭主教、貴族，與同宗諸王對抗，為其子克洛塔爾二世后來統一法蘭克奠定了基礎。

“中國先秦史”欄中，白宏剛的《戰國秦國及秦王朝對家臣系統的整合——以簡牘所見“家嗇夫”、“吏舍人”為切入點》提出，卿爵給設家嗇夫起源于商鞅變法時有爵位者可接受門客與庶子的制度；秦國爵五大夫者可有家吏，秦代則擁卿爵者方可；入漢以后需為列侯方可?！袄羯崛恕?、“新地吏舍人”等在秦國、秦代頗為廣泛，并有入官途徑，但隨著官僚制度完善而逐漸消失。卞仁海的《出土先秦兩漢文獻中的避諱材料述論——兼論避諱的起源問題》認為，甲骨文、金文、簡帛等出土先秦兩漢文獻中涉及避諱的材料雖可用來進行文史考證，但因早期避諱不嚴及傳抄致誤等原因，此類考證必須其他佐證；俗諱起源于原始社會，敬諱萌芽于殷商，形成于西周，風行于秦漢以降。

“帝制中國”欄中，熊永的《秦“收天下之兵”新解》認為，史料中秦“收天下之兵”記載應與秦“墮名城”之舉結合理解，二者目的都是為了解除原山東諸侯對秦廷可能構成的威脅，同一政策并未行于其他地區。陳俊達、楊軍合作的《遼代節鎮體制研究》認為，《遼史》有關節鎮體制記述包含不確切處；遼代節度使帶本州刺史銜管轄本州，同時加觀察使銜統轄支州；這并不意味節度州統刺史州，而是節度使統州。遼代實行的是中央—節鎮—州—縣管理體制。李谷悅《丘濬的“海運構想”——以<大學衍義補>為中心》認為，丘濬在《大學衍義補》中提出的海運構想是國家戰略層面的設計，對于已停罷海運多年的明朝來說已然構成一種突破，并成為后來議論海運的參考知識，同時也折射出明代四書學的“經世致用”精神。吳德義的《屠叔方與<建文朝野匯編>》指出，《建文朝野匯編》收錄建文忠臣親族在“靖難之役”后遭受迫害的詳細資料，可彌補正史及其他史籍不足，并直接證實靖難后株連“九族”、“十族”之舉確實曾經發生。

“東亞歷史文化”欄刊出兩篇文章。黃修志《明代嘉靖“大禮議”與朝鮮王朝之回應》指出，明大禮議發生其間，朝鮮中宗不斷遣使慶賀世宗勝利，這有助于其緩解自身王權困境并促成明鮮關系親密化；朝鮮王朝后期多次出現旁支繼承王位情況，使“大禮議”一再成為朝鮮王朝的政治參照；丁若鏞等人對“大禮議”的反思頗值關注。張光宇的《朝鮮王朝正祖君臣的“宋史”認識與<宋史筌>之修撰》指出，《宋史筌》是朝鮮王朝正祖主持根據元修《宋史》而改修的唯一一部紀傳體宋史，前后歷時約20年，成書150卷，在文化和史學史方面皆有重要意義。

“學術通訊”刊出了李媛撰《“評論與反思——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國際視野”學術研討會綜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