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元帝蕭繹《職貢圖》闡釋

林華東

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的南朝梁（502—557）《職貢圖》，雖僅為摹本殘卷，然亦珍若拱璧。此圖開卷軸畫先河，既是外族使者形象的寫真，而又對揭示友邦史實與風俗大有裨益，意義重大。

在中國先秦之時，素有藩國歷行貢獻之職，史稱“職貢”。漢晉以降，逐漸擴大到“四夷”。因“職貢”的盛衰與多寡往往視為正統與否的標志，南北朝分裂時期，南北雙方互爭正統，更加重視職貢。其時的畫家為請恩邀寵，歌功頌德，同時，也為了宣揚國家的強盛，也好作《職貢圖》，其后相襲成風，對后世影響深遠。

梁元帝的《職貢圖》為此類繪畫中最早的，目前僅憑文獻記錄得知。依唐代歐陽詢的《藝文類聚》中《梁元帝職貢圖序》，梁武帝第七子湘東王蕭繹赴任荊州時觀察到荊州訪問的外國使臣的容貌，詢問其風俗，對訪問建康的外國使臣，另做采訪，繪制了此圖（“臣以不佞，推轂上游，夷歌成章，胡人遙集，款開蹶角，沿沂荊門，瞻其容貌，訊其風俗。如有來朝京輦，不涉漢南，別加訪采，以廣聞見，名為《職貢圖》云爾?！保?。另外，《歷代名畫記》中記載蕭繹任荊州刺史時繪制了《職貢圖》和《番客入朝圖》。

1960年金維諾在南京博物館發現了梁元帝的《職貢圖》。他認為此畫從風格與技藝看，應早于唐代，其所列國名和《梁書·諸夷傳》完全相符，且題記文字中所記年代止于梁，正是梁元帝蕭繹的作品無疑。當然，此圖并非原作，而是北宋熙寧十年（1077）的摹本。1988年，榎一雄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發現了《石渠寶笈》中提到的《唐閻立本王會圖》與《石渠寶笈續編》中收錄的《南唐顧徳謙摹梁元帝番客入朝圖》。2011年趙燦鵬發現并介紹了葛嗣浵（1867—1935）記錄中提到的《清張庚諸番職貢圖卷》，即清代張庚1739年所摹年代不詳的職貢圖使臣畫像及題記。

梁元帝的《職貢圖》原本未能傳世，現在確認的4種摹本在使臣數量、容貌、題記內容等方面均有差異，致使研究者產生意見分歧。然而，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梁元帝《職貢圖》中百濟使臣的題記中提到的周邊小國是其唯一的記載，意義重大。故不避谫陋，草成此文，就《職貢圖》作一介紹闡釋，忝列論壇一隅，藉以求教于方家。

2.

中國國家博物館珍藏的《職貢圖》，縱25、橫198厘米，是屬經過多次重新裝裱的設色絹本殘卷。它是以歷史史實為題材而制作的橫卷若干人物卷軸畫，內容是古代外國使者（番客）向梁皇室進獻禮物（貢品）時的工筆人物形象，并附有題記?，F存為北宋摹本，上繪各國使者十二國圖像，自右至左依次為滑國、波斯國、百濟國、龜茲、倭國、狼牙修國、鄧至國、周古柯國、呵跋檀國、胡蜜丹國、白題國和末國的使者。每位使者旁邊均有簡短題記，記述了該國國名、方位、山川道里、風土人情及與南朝梁的關系以及歷來朝貢情況。其榜題、序文和滑國之前行已佚，末國的后段也殘，而其中的倭國只存前半，后半屬宕昌國，使者圖像佚，其余圖像或題記多已漫漶不清。然所繪內容及題記都和《梁書·諸夷傳》基本相符，有的則更翔實。

查之史籍，自南朝迄唐代，繪有《職貢圖》的畫家有梁元帝蕭繹、江僧寶和閻立德、閻立本兄弟。梁元帝的《職貢圖》僅一卷，《舊唐書·經籍上》和《新唐書·藝文二》等書均有著錄。江僧寶的圖最長，著錄于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和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標為三卷，然后世鮮見流傳，尤其是按史書所記江氏所畫《職貢圖》是署有陳朝年號的，與此明顯不同。而閻氏兄弟的圖僅有一卷，唐朱景玄《唐朝名畫錄》系于立德名下，記立本事跡時稱“職貢、鹵簿等圖，與立德皆同制之”，似是兄弟倆合作的。唯梁元帝和閻氏兄弟的圖流傳較廣，且難以分辨。

3.

金維諾率先就此《職貢圖》殘卷內容及其風格與技藝，尤其是其所列國名大多不見于《宋書》和《南齊書》，而和《梁書·諸夷傳》完全相符，且題記文字中所記年代止于梁，記述梁朝史實也都只用年號，而無冠以朝代，文中最晚的年號是“大通二年”（528），從而斷定這卷《職貢圖》原本應繪成于梁武帝大通二年以后，正是梁元帝蕭繹的作品無疑。倘若是初唐時閻立本或兄弟倆所畫，則不可能有唐初已不存在的國家或未通好的使者。依史籍可知，他在任荊州剌史時（526—539）就已開始創作，至大同五年（539）七月“入為安右將軍護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六年（540）（十二月）出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剌史”之時，即他在京城這段時間完成并寫上序文的。也就是說這卷《職貢圖》原本是南朝梁元帝蕭繹于公元526年至541年期間所畫，為中國最早的《職貢圖》。

不過，據王素研究，蕭繹的《職貢圖》是陸陸續續，長達十五年才繪制完成的?！堵氊晥D》又名《番客入朝圖》，《番客入朝圖》流傳亦廣，宋李薦《畫品》、周密《云煙過眼錄》卷上、闕名《悅生所藏書畫別錄》均曾著錄。宋闕名《趙蘭坡所藏書畫目錄》亦著錄，注云：“即《名畫記》所藏《職貢圖》?！倍^《職貢圖》，《梁書》《南史》的《元帝紀》均作《貢職圖》。特別是梁元帝自撰《金樓子》卷五《著書篇》亦作《貢職圖》，并注明“一秩一卷”，與《職貢圖》名稱、卷秩均有異。也就是說，梁元帝還有一幅與《番客入朝圖》《職貢圖》不盡相同的《貢職圖》。

而這三幅圖實際是一圖的三個不同階段圖，即《番客入朝圖》是最早的底圖，約創作于蕭繹第一次任荊州剌史時（526—539）；《職貢圖》是稍后的增補圖，創作于大同六年（540）任京官之時；《貢職圖》是最后的完成圖，創作于承圣三年（554）春他當皇帝時。

以梁元帝在當時的名氣和地位，他創作的每一幅圖，不論是底圖、增補圖還是完成圖，都會有很多人爭相臨摹。他的原圖盡管有可能早在侯景亂建康和西魏侵江陵的浩劫中毀滅，原圖的摹本卻實際上在此之前已廣為流傳，從而引發了不同版本或歧義，圖上登注的國家數目也不相同。王氏指出：以前常將三幅圖混淆，唐以后流傳的《番客入朝圖》和《職貢圖》，實際多是《貢職圖》，中國國家博物館珍藏的也是《貢職圖》。其中《番客入朝圖》登記的國家最少，《職貢圖》次之，《貢職圖》最多。傳統認為《職貢圖》登記有三十五國，其實只能是《貢職圖》登記的國家數目。王說自有一定的依據，理應值得重視。

此外，在宋朝李薦《畫品》中也著錄有梁元帝畫的《番客入朝圖》，說是“梁元帝為荊州剌史日所畫粉本，魯國而上三十有五國皆寫其使者，欲見胡越一家要荒種落共來王之職，其狀貌各不同?！碑敃r李薦就已指出該圖所列國名與題記與史書不符，應是后世傳摹或偽造的本子，此不贅述。

4.

此卷《職貢圖》其后歷經歲月的洗禮，原本已佚，至遲流傳至北宋時已是摹本。不過，金氏認定此摹本尚忠實于原畫，進而以《石渠寶笈》記載的“蘇頌題記”和現存《職貢圖》中題記文字的“缺筆”避諱為依據，主張這卷現存摹本的繪制年代應為北宋熙寧年間。岑仲勉則認為是隋至初唐時的摹本，恐誤。金氏對此剖析入微，論證謹嚴，他的這一真知卓見已成定論，素為學界奉為圭臬?！堵氊晥D》也由此成為“南朝畫風”的代表，并被賦予了等同于原本的史學研究價值，意義重大乃不言而喻。

然按《藝文類聚》所載，梁元帝蕭繹的《職貢圖》原應有榜題和序文，又據《石渠寶笈》卷三十二所記，清朝時尚存有二十五國使者圖像，且卷后有“贊”“跋”。迨至清朝早期，據與“蕉林書屋”主人梁清標過從甚密的吳升所著《大觀錄》記載，《職貢圖》原畫為“絹本，高八寸，長一丈二寸。大設色，人物高可六寸。繪入朝番客凡二十六國，冠裳結束殊俗異制。虬髯碧眼奇形詭態，國國不同，每一番客后疏其國名，采錄其道里、山川、風土，皆小楷書，端嚴謹重，具唐人法度。字繁不錄，止錄國名。第一國前已損失，止存后書十四行；第二國為波斯；三為百濟國；四為龜茲；五為倭國；六為高句驪；七為于闐；八為新羅；九為宕昌；十為狼牙修；十一鄧至國；下為周古柯、呵跋檀、胡蜜丹、白題國、末國、中天竺、師子國、北天竺、朅盤陀、武興番、高昌國、天門蠻、建平蜒、臨江蠻。諸番客則以次而繪而采錄焉”。遺憾的是，吳升當時所見的《職貢圖》尚存“番客凡二十六國”，至乾隆年間以后，另外的十三國使者圖像和贊、跋等均已不知去向了。

如今所見的《職貢圖》摹本殘卷上還印有八方收藏印，依次為：蕉林書屋、乾隆御覽之寶、石渠寶笈、三希堂精鑒寶、宜子孫、御書房鑒藏寶、嘉慶御覽之寶、宣統御覽之寶。其中的“蕉林書屋”是由鑒賞家梁清標于康熙六年創建于河北正定縣。史家由此推測此《職貢圖》是在清康熙年間自梁清標手中傳出，后歷經乾隆、嘉慶、溥儀之手又被清代宮廷收藏過。楊仁愷在《國寶沉浮錄》中記云，“舊摹本嘉者。殘。鄭洞國夫人經手轉讓。上海市文管會代南京博物院收購，六十年代初支援中國歷史博物館建館”。此即是今日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此圖的來歷。

此卷作者蕭繹（508—554），字世誠，是梁武帝的第七子，于公元552年繼位，是為梁元帝。他天資聰穎，勤奮好學，著述頗豐，既善詩文，而又擅長書畫，尤以人物肖像畫最為出色。陳朝時人姚最曾評價他“天挺命世，幼稟生知，學窮性表，心師造化，非復景行所能希涉”。

而《藝文類聚》卷五十五也載有蕭繹《職貢圖序》，曰：“臣以不佞，推轂上游，夷歌成章，胡人遙集，款開蹶角，沿沂荊門，瞻其容貌，訊其風俗。如有來朝京輦，不涉漢南，別加訪采，以廣聞見，名為《職貢圖》云爾?！憋@然，蕭繹作此圖卷是十分認真的，他不僅親歷親為，“瞻其容貌，訊其風俗”，同時又“別加訪采，以廣聞見”，然后再下筆繪制，因而，其所繪圖像和題記是忠實可信的。

如韓國學者最為關注的《職貢圖》“百濟國使”題記，可惜保存下來的文字不多，僅存有“言語、衣服略同高驪，行不張拱，拜不申足。以帽為冠，襦曰復衫，袴曰禪”等文字。查許慎《說文解字》云：“襦，短衣也”；劉熙在《釋名》注：“衫，芟也。衣服無袖端也，有里曰複，無里曰禪?！迸c《梁書》所記“其人形長，衣服凈潔。其國近倭，頗有文身者。今言語服章略與高驪同，行不張拱，拜不申足則異。呼帽為冠，襦曰復衫，袴曰禪，其言參諸夏，并秦韓之遺俗”，可相互補正。尤其是題記中的百濟國王“余晪”“余太”，《梁書》誤為“余映”“牟太”；而《梁書》上所記的“牟都”，其實也應是“余都”之誤。此外，諸如百濟附近的小國名稱等，也都可補正史書之不足，彌足珍貴自不待言。

縱觀梁元帝蕭繹的《職貢圖》，創作過程雖非一氣呵成，先后歷時達十五年之久，但總體構思、布局和人物形象的刻畫都是很成功的，藝術特色也十分鮮明。全圖作橫卷展開形式，所畫各國使者全部采用隊列行進式的側向叉手站立姿態，宛如等候皇帝檢閱接見之狀。蕭繹作畫注重寫實，人物皆左向側身，形象飽滿，造型莊重，比例準確，服飾特點明顯，且設色合理。并著重用工筆刻畫人物的頭部特征和服飾變化，以突出主體，達到形神兼備的藝術效果。全圖采用優美流暢的線條和淡雅的色彩，精煉簡潔地描繪出各國使者的人物形象、種族差異及其服飾特點，反映出畫家具有很強的洞察力和表現力，繪畫藝術水平很高。史載當年蕭繹作《番客入朝圖》時，梁武帝見到后“極稱善”。陳朝時姚最評價蕭繹畫作是“畫法有六法，真仙為難。工于象人，特盡其妙，心敏手運，不加點治；”“足使荀、衛擱筆，袁陸韜翰。唐朝李延壽在《南史·梁本紀下》中則稱蕭繹“工書善畫，自圖仲尼像，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評價是非常高的。

蕭繹《職貢圖》內容及其流傳過程上文已作了介紹，至此，我想就大家關心的《職貢圖》中所列“百濟國”與中國南朝的關系問題，也就是說當時的中韓文化交往及其歷史背景再作點討論。

5.

我們知道，大韓民國是歷史悠久的國家，與中國毗鄰的地理區位，使之很早就受到中國文化的強烈影響，同時也成為中國文化向日本傳播的文化橋梁。大致在中國漢至六朝之時，朝鮮半島小國林立，爭戰不休，后來主要形成有三個王國，即其北部有高麗（又稱高句驪），西南部有百濟，而其東北部則有新羅。其中的“百濟”依《唐會要》所云是“百家濟海，因號百濟焉?！睋杜f唐書·東夷傳·百濟》記，“百濟國，本亦扶余之別種，嘗為馬韓之故地?！蔽闹械摹榜R韓”也就是《后漢書·東夷傳》記載中的“三韓”（馬韓、辰韓、弁韓）之首。史載馬韓的地盤原來位于朝鮮半島西南部，高句驪被扶余人征服后，高句驪王子溫祚率部遷徙到馬韓之地，在首爾地區建都慰禮城，創建起百濟王國，并蠶滅了馬韓。百濟先后歷經漢城時代（？—475）、熊津時代（475—538）和泗泌時代（538—589）的興衰歷程，最后為新羅統一。我們有必要指出的是，百濟國原是建立在馬韓故地之上，而馬韓在三韓中領地最為廣闊，其全盛時的疆域曾包括整個漢江流域和今日南韓京畿道、忠清道、全羅道。

史稱百濟王國向中國南朝時的宋、齊、梁、陳，派遣使者或朝貢通商十分頻繁，兩地（國）相互交往很密切，先后交往總數已近百次之多。然由于百濟之西北有高句驪，中國南朝都城建康（南京）之北則有北魏所阻，因而百濟與南朝的交流主要是由海上交通來實現的。今日韓國江原道原城郡富論面法泉里出土西晉時的中國越窯青瓷羊形燭臺、清州出土東晉越窯青瓷雞首壺、忠清南道天原（安）郡城南面花城里出土的東晉越窯青瓷盤口壺、天安龍院里9號石槨墓出土東晉德清窯雞首壺、首爾石村洞8號土坑墓出土南朝時的越窯青瓷四系罐，以及傳為黃海道出土的東晉時越窯青瓷虎子等，都是百濟與中國六朝王國友好文化交流的見證。

就《職貢圖》中反映出百濟與南朝蕭梁王國的文化交流而言，也是相當密切而又十分友好的，百濟文化受到中國文化影響更深更為顯著。史載梁普通二年（521），百濟王余隆遣使奉表結好于梁，梁武帝即下詔稱：“行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余隆，守藩海外，遠修貢職?！庇嗦∷篮?，繼位者為其子明禮，即韓國文獻中的圣王?！读簳ぶT夷列傳》記圣王繼位之始，即受到梁武帝的冊封，詔命“為持節，督百濟諸軍事、綏東將軍、百濟王?！贝撕笸鶃眍l繁，圣王于梁大通六年（534）、大同七年（541）曾“累遣使獻方物”，并向梁武帝請求派佛教典籍《涅槃》經義、儒家經典《毛詩》博士和工匠、畫師等到百濟傳播中國文化技藝。這一請求獲得梁武帝的允準，從而成為中國江南與百濟之間較大規模的友好文化交流活動。1971年7月韓國發掘的武寧王陵表明，不僅其磚筑墓室結構及墓磚紋飾都與中國南京地區六朝墓相同，而且隨葬品中的銅鏡和越窯青瓷器都是由中國南朝帶去的，甚至連石刻墓志銘也用漢字，且采用了中國的干支紀年，足見其文化交流之密切程度。

綜上所揭，我們不難發現百濟與中國南朝蕭梁王朝往來頻繁，關系密切友好，梁元帝蕭繹所繪《職貢圖》中的“百濟國使”正是這密切文化交流的縮影，也是現存唯一對周邊小國的記錄，從中可以看出百濟和其鄰國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