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國制造2025”的職業教育校企協同育人探究

趙旖旎 買琳燕 劉科江

[摘要]校企協同育人是“中國制造2025”對職業教育提出的重大要求。通過對校企協同育人現狀的審視，發現諸多問題影響了協同育人的長效發展，如缺乏利益主體間有效的資源整合，缺乏多層次、系統化的應用型人才培養機制以及缺乏先進的校企合作信息服務平臺等。在當前經濟結構轉型背景下，部分地區已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形成了因地制宜型政校企協同育人模式、把握新技術型校企精準育人模式以及具有“國際范”的協同育人模式等。未來應建立校企協同網絡公共平臺，完善人才培養保障體系，通過“引進來”“走出去”協同育人等以創新培養路徑。

[關鍵詞]校企合作 協同育人 人才培養模式 路徑

[作者簡介]趙旖旎（1990- ），女，廣東廣州人，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碩士；買琳燕（1978- ），女，河南焦作人，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副研究員，博士；劉科江（1980- ），女，四川成都人，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碩士。（廣東 廣州 511483）

[課題項目]本文系2016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學一般課題“智能穿戴產品設計人才的產教融合、跨界協同培養研究”（課題編號：BJA160058，課題主持人：劉科江）和2018年度廣東省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研究會一般課題“中國制造2025背景下‘三維度現代學徒制培養模式的實踐與探究”（課題編號：GDGZ17Y005，課題主持人：趙旖旎）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3985（2018）14-0045-07

2018年2月，教育部等六部門印發的《職業學校校企合作促進辦法》明確指出：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職業教育的關鍵和基本辦學模式。2017年8月，李克強總理在“推動制造強國建設、持續推進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座談會”上指出要“根據國民經濟發展和行業競爭的需要，改革完善職業教育育人方式”。同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出臺的《關于深化產教融合的若干意見》更明確提出了“推進產教協同育人”，要求職業教育必須把握產業發展與市場需求，以就業為導向；企業參與人才培養是職業教育發展的必然之路；校企協同育人在提升職業教育水平、辦學質量和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人才保障上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既是人才培養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經濟全球化和產業轉型升級的需要，也是企業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內生需求。

目前，我國已錘煉出一批極具特色的校企合作模式，但仍普遍存在一些問題，如職業教育與市場、產業脫節，職業教育對人才的培養與國民經濟發展的需求差距較大，校企合作資源整合不足、合作主體利益不協調等問題。因此，本文通過對當前經濟結構轉型下校企協同育人模式的探索，探討應用型技術技能人才培養的創新路徑，以期從內容、模式、體制等方面為校企協同育人提供新思路，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和辦學效益。

一、校企協同育人問題審視

校企協同育人是一種多元協同的培養模式，它圍繞國家社會經濟發展和重大戰略需求，以行業關鍵和共性技術的發展需求為導向培養人才，以解決實際生產中的重大問題。在校企協同育人過程中，學校與企業的研究者、生產者、管理者投入資源和能力，在政府科技服務中介機構、金融機構等相關主體的協同支持下合作攻關，力求在促進科學研究、技術開發等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和突破?！爸袊圃?025”背景下，校企協同育人中存在諸多不適應問題。

1.缺乏利益主體間有效的資源整合。政府、學校、企業是校企合作的三大主要利益主體，三者性質完全不同卻又根據自身的不同特點和優勢追求利益最大化。政府和學校是非營利性組織，以提供公共服務、追求社會效益為己任，學校重視教學及科研成果，政府關注稅收、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企業則是營利性組織，利潤最大化是其一切行為和決策的目的。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的積極性取決于該過程中的收益和成本。如果在合作過程中企業的收益和成本是“自負盈虧”“捉襟見肘”或收益微薄，企業就毫無動力參與合作。高效、合理地整合資源，協同三大主體利益間的平衡，對校企合作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

第一，校企非對稱的資源依賴結構。根據有關調查表明，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的主要目的是：人才需求、行業技術發展需求、員工培訓、社會聲譽提高和生產成本降低?，F階段，校企合作育人的主要參與者為高職院校。相關研究數據表明，企業對于合作的高職院校畢業生的需求較低，約67%以上的企業每年招聘合作院校的畢業生比例低于20%，只有約33%的企業每年招聘合作院校的畢業生比例高于20%。職業院校并沒有成為企業員工培訓的依托主體。超過一半的企業（59.6%）每年依托職業院校培訓的員工不足全體員工總數的5%。研究表明，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我國很多企業已不僅僅著眼于國內市場，還更多地放眼“走出去”，因此，產品的生產、包裝、出口等各個環節是否符合國際標準至關重要。目前許多高校畢業生無法滿足企業及市場的要求，致使企業利益得不到保證。職業院校為企業提供的培訓無法解決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的實際問題，學校對人才的培養也無法與企業發展和市場需求協同，難以達到互利共贏的目標。

企業和高校在資源配置上具有很強的互補性，校企協同育人可以視為一種鏈式的戰略聯盟，要求企業和高校相互依存互為支撐。但是，當合作雙方在資源依賴結構上呈現較為明顯的非對稱時，即在協同育人的過程中學校對企業的資源依賴性遠強于企業對學校的依賴時，校企合作將會面臨一系列困境?，F階段很多學校在校企合作中都處于非對稱資源依賴結構的被動局面，企業參與學校人才培養的積極性較低，因此，校企合作的可持續性、校企合作共同培養高質量技術技能型人才的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學校資源的配置情況。當學校本身已具備讓企業對其產生依賴的實力和資源配置，雙方達到資源互補的狀態時，校企合作的目標才能達成共識，人才培養的質量才能得以保障。

第二，政府主動引導作用的缺位。政府在校企合作中應扮演主導者、協調者、監督者和驗收者的角色。政府缺位會導致校企合作呈現表面、功利和間斷的局面。一方面，政府在法律法規上對校企合作各方的權責和義務定義籠統、模糊。雖然我國已相繼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等相關法令法規，但多為原則性規定，可操作性不強，同時缺乏對地域特點的考慮，致使地方相關法律法規缺失，實施困難。另一方面，經費保障、校企教師資格認定、職稱評定、招生考試、技能型人才待遇、職業資格認證和就業準入等方面的制度和保障尚未完善，為校企協同育人帶來了很大困難。雖然少部分城市已經開始為校企協同育人提供相應的政策支持和保障，如上海為技術技能型人才提供優惠政策、解決落戶和待遇問題，但制度的完善和保障體系的建設依舊任重道遠。再者，政府在對企業的稅收、信貸、利益分配、資源共享、分險承擔、成本補償、成果獎勵以及知識產權等配置上缺乏有力的支持和明確的政策，各級政府以及政府內部對校企合作的管理沒有固定的機構和標準。

基于此，校企協同育人需要政府主動引導，高校重視成果轉化和社會服務，企業提高社會責任感和核心競爭力。各方利益主體共享資源，分擔風險，打造多層次、多元化的協同創新模式，充分發揮各自優勢。

2.缺乏多層次、系統化的應用型人才培養機制。第一，培養定位不清晰。我國越來越多的高校已開始重視校企合作且取得了顯著成效。截至2015年，1762所高校與企業累計共建校內實習實訓基地2.8萬個，校外實訓基地19萬個，聘請企業行業教師14.8萬人，超過一半的學校能安排半數以上學生進入合作穩定的企業實訓。然而，不可忽視的是，高職類院校仍是校企協同育人的主力軍，學術型院校參與校企合作更偏重科研成果轉化、工程中心、研究中心等建設，對協同育人鮮少問津。

本科生以通識教育和基礎理論訓練為主，較少被派往企業接受專業教育和技術教育；研究生則通常僅通過參與校企合作的科研項目來獲取研究經驗，為將來的應用性研究做鋪墊。高層次應用型人才培養的缺失導致校企合作單一化、片面化。高職院校的目的在于與企業無縫對接，學校教育與企業培養相輔相成，為企業培養實際操作能力強的技術技能型人才，典型的有“訂單式培養”“頂崗實習”“現代學徒制”“寓學于工、產教融合”等培養模式。高層次應用型人才的培養目標是培養“研究開發型”“集成創新型”“工程技術應用型”人才，學生不僅要了解企業的需求，更要把握行業整體的現狀和未來的發展趨勢；既要有即時性技術，又要具備前瞻性和遷移能力，成為適應企業發展的技術骨干。高層次應用型人才應是技術員與工程師的交叉，甚至是研發人員與工程師的交叉。

第二，培養方式較單一?，F階段我國應用型人才的培養機制模式單一，地區之間和學校之間呈現碎片化、條塊化和不平衡的現象。首先，從合作企業的規格來看，高職院校合作的企業主要以學校所在地的中小企業為主，大型企業、跨國公司更青睞于研究類本科院校。中小企業在資金投入、生產規模、行業競爭等方面實力相對較弱，無法滿足校企協同育人對于穩定、長期和高質量的要求，且中小企業運營模式、產品類型相對單一，對行業先進的技術和發展趨勢掌握不全面，無法為學生提供最先進、最前沿的技術技能指導。其次，從區域來看，經濟發達地區的企業比較集中，對技術人才需求量大，有合作的意愿和提供教學的能力，校企合作成效相對顯著。最后，從合作層面來看，我國高校的合作企業和合作方向相對單一，研究和教學內容更多是解決或滿足某個企業具體的問題或需求，不能惠及整個行業。因此，校企協調育人不僅與單個企業合作并為之提供服務，更重要的是與多家企業建立合作，共同組成研究中心，對行業內普遍的技術問題進行研究，推動地區重點產業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

第三，培養體系不完善?，F階段我國技術技能人才總量不足，結構性就業矛盾突出，技術技能型人才“供不應求”，特別是高層次、高水平技術技能型人才十分短缺，技術技能人才僅占就業人員的20%，高水平技術技能型人才僅占5%，而職位空缺與求職人數之比為1.5︰1以上，高水平技術技能型人才的比達到2︰1以上，已成為影響“中國制造2025”產業升級轉型的關鍵問題。導致該問題出現的突出原因在于：一是我國還沒有形成較完善、系統的應用型人才選拔體系。無論是學術型人才還是應用型人才均通過高考這個“獨木橋”進行籠統選拔，選擇向技術型方向發展往往是高考成績不理想學生的無奈選擇，應用型人才培養的生源質量得不到保障。而在許多歐洲國家如英國、德國、意大利等，應用型與學術型人才平行選拔，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特長和未來發展規劃選擇報考不同培養方向的院校，應用型院校對學生的選拔有著獨立、嚴格的選拔標準。二是社會對應用型人才的認可度低，對應用型人才的學歷、職業資格證體系的建設關注較少。選擇應用型學校的畢業生，畢業后獲得的社會認可度和待遇遠遠差于學術型學校畢業生，致使應用型人才培養難以可持續發展。三是應用型人才無法得到持續深入的教育。由于未形成應用型高層次人才培養體系，應用型人才深造渠道受到影響。許多歐洲國家對選擇該方向的學生有著明確、持續的層次培養體系，應用型學生同樣可以獲得應用型碩士和博士學位或相對應的同等學力并得到社會、企業、行業認可的資格證書。這種主動、高質量的應用型人才培養體系也是造就英國工業革命、德國“工業4.0”的重要原因之一。

3.缺乏先進的校企合作信息服務平臺。移動互聯、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顛覆了傳統的經營和管理理念，平臺經濟作為中國產業升級和“互聯網+”發展的一種嶄新的業態，已橫跨諸多產業門類，提高了生產要素整合和資源配置能力。國內傳統的校企合作主要有兩種模式：一是市場導向下學校與企業點對點的對接合作；二是由政府主導建立的“信息公共服務平臺”連接高校與企業。前者政府的作用被弱化，資源不能得到有效整合，不利于校企合作長效機制的發展；后者具有很強的公益性和共享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校企合作“自說自話”的局面，但不能快速反映市場需求，以松散、被動的信息服務層面存在。運行機制不靈活，沒有相關制度保障，平臺不能被充分利用起來，對推動校企合作的作用很有限。傳統的模式導致資源配置絕對過剩與相對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信息不對稱導致校企合作搜尋成本高、資源集聚差、合作效率低下等問題，致使政府和市場在校企合作教育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得不到有效發揮。

二、校企協同育人問題審視

1.因地制宜型政校企協同育人模式。近年來，我國已有部分地區依據當地的優勢和發展趨勢，因地制宜地開展政校企協同育人工作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例如，順德立足于企業、高校、行業和地方經濟發展需求，積極引導和促成校企合作，從地方經濟發展需求和學校教研、科研發展的角度出發，以政府為主導，成立了“廣東順德中山大學卡內基梅隆大學國際聯合研究院”“廣東工業設計研究生聯合培養基地”、廣東工業設計城科研工作站等平臺，與清華大學、中山大學、卡內基梅隆大學等國內外名校聯合培養研究生。研究院內開展實地學習等相關課程，不僅為制造企業提供全方位的技術服務，為地方產業轉型升級輸送大量人才，也為高?？蒲谐晒D化、學生學以致用、畢業生就業率的提高提供了有力支撐。

從企業發展需求的角度出發，一方面，企業根據自身發展需要，與國內外各高校進行高層次“學徒”培養。學校以選修課方式，讓在校碩士、博士生根據自己的專業和興趣選擇企業，在校生與企業師傅雙向選擇，共同完成為期1～2個月或半年的培養計劃；另一方面，企業崗位與高校專業精準對接，依托學校為員工提供培訓，并為骨干員工提供與合作院校聯合培養碩士、博士項目的名額，使得企業員工在專業上得到進一步深化，提高了企業人才的競爭力。該項目為校企合作協同培養高層次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提供了借鑒。政府拓寬了校企合作的領域和維度，協同了地方、高校和企業發展的需要，促使利益主體目標齊驅并進，有利于校企合作機制的可持續發展。

2.把握新技術型校企精準育人模式。新技術時代，科學技術與信息技術促使人才培養產生了一系列由內而外的量變和質變。移動學習和固定學習、線上學習和線下學習將并駕齊驅，學校的“圍墻”將被打破，學習和工作將精準對接，人才的培養也將是多元協同培養產業鏈上的高素質、高技能人才模式。置身于“互聯網+”、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把握教育的新形態、智慧生成的新規律是人才培養刻不容緩的時代任務。產業轉型升級所涌現出的許多新業態，對高水平技術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巨大，企業隨著市場的導向在“調頻”，學校就要與之“共振”。

校企精準育人“同頻共振”，一是專業建設走出“時代范兒”，由新興產業引領人才培養。嘉興技師學院敏銳地洞察到機器解放勞動力的趨勢，開設了全省第一個工業機器人應用與維護專業。二是傳統專業“舊貌換新顏”，以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為基礎。學校的專業布局要隨著時代的變化而及時做出調整，根據行業、企業的需求，撤并部分缺乏競爭力的專業，改造升級優勢專業，重點加強新興專業和緊缺人才專業的建設。廣東機電職業技術學院從2012年至今，已撤并14個專業（方向），并在原專業基礎上增設了9個對應產業升級轉型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如新能源汽車技術、光伏發電技術及應用等。平湖市職業中等專業學校依托“數控加工技術”和“電器運行與控制”兩個專業的建設基礎，增設了“工業機器人技術應用”專業方向，并與浙江瑞宏機器人有限公司簽署了現代學徒制人才培養合作協議，共建人才培養基地。溫州以輕工業專業為主的學校紛紛進行專業升級，溫州鹿城區職業技術學校致力于打造“未來之鞋”，搭建了鞋類資源庫建設平臺、O2O鞋類培訓教學平臺，建成了鞋類數字化研發中心、腳型與鞋底掃描3D打印鞋楦的個性化皮鞋定制館。

3.具有“國際范”的協同育人模式。經濟貿易全球化的發展使得世界各國的聯系更加緊密，拓寬了國際合作交流的深度及維度，我國教育行政部門、學校和企業的職業教育國際化意識也隨之增強，國際化辦學理念逐漸深入人心，為職業教育的國際化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良好的內部、外部環境。近年來，我國企業積極響應國家“一帶一路”號召，紛紛在海外設廠，但由于當地教育資源緊缺，企業在實際生產和經營中出現用工困難，特別是技術技能型人才的供給遠達不到企業發展的需求，急需我國職業教育“走出去”。2015年12月，教育部批準在有色金屬行業率先進行職業教育“走出去”試點工作，明確中國有色礦業集團作為全國首家試點單位，聯合廣東建設職業技術學院等高職院校，助力優質產能協同走出去。不僅如此，部分學術型院校也越來越重視應用型人才的培養及輸送。云南民族大學與老撾、緬甸、泰國、柬埔寨、越南政府展開了合作，成立了瀾湄國際職業學院。該學院與湄公河5國相關院校及國內12所高校聯合成立了瀾湄職業教育聯盟，共同致力于專業建設、師資培訓以及“復合型”技術技能人才的培養，開展各項工作，以推動區域各國職業教育資源共享。

三、校企協同育人路徑建議

1.建立校企協同網絡公共平臺。在信息化時代，校企合作必須對接時代的發展需求，建立具有“集聚輻射性”“外部性”“獨特自主性”“協同創新”和“開放共贏”的校企合作網絡公共平臺。

首先，為了讓更多的企業和學校加盟校企合作信息服務平臺，擴大用戶規模，規范平臺使用，平臺建設初期應由政府作為主導和資助主體，通過招投標的方式選擇具有資質和教育背景的運營商共同參與平臺設計、制度建設、宣傳推廣等。隨著平臺建設的逐漸成熟，政府僅作為政策指導的角色，將平臺的經營管理權有步驟地移交給運營商，使得平臺與市場有機結合，逐漸形成以非官方運營商為主體、市場為調節和導向、政府為監督的動態市場化運作機制。其次，為解決地域局限性及資源配置不精準的現象，平臺可拓寬服務輻射圈，由運營商采用加盟機制，在各地區設立分站網點，通過分站點籌集、整合該地區校企合作的資源和信息，實現線上與線下對接。用戶（學校、企業、學生等）可以通過平臺的搜索與自動匹配等功能，根據用戶需求進行個性化信息篩選。企業可以在更大范圍內高效地搜索并了解潛在合作院校的師資力量、專家資源、設備配置、專業建設情況、成果轉化、知識產權等信息，還可以通過平臺尋找企業需要的專業實習生或畢業生；學?？梢杂行У孬@取行業動態、企業規模和實力、企業發展需求等信息，極大地提高了校企合作的機會和成效。同時，校企合作網絡公共平臺應注入多元化、個性化的育人機制，如開辟集云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網應用為一體的綜合實驗實訓平臺，校企雙方依托互聯網采取虛擬環境教學。企業通過平臺為學生提供在線遠程實訓，電子商務、金融等專業學生可以在虛擬教學中進行店鋪運營、網上操盤等。企業還可以通過懸賞發布工作任務，在幫助企業解決具體工作問題的同時，為學生提供實際工作機會。學?？梢酝ㄟ^平臺推進慕課教學資源建設，將教學內容、視頻通過平臺發布，進行教學與指導。平臺功能多元化有利于提高校企雙方對合作內容的理解和溝通，有效地降低校企實訓基地建設的成本。在校企合作過程中，平臺的參與度越高，應用范圍越廣，所產生的效應就越大，效果也越顯著。

2.完善人才培養保障體系。校企合作的長效機制建立在利益協同的基礎上，而利益協同的關鍵是人力資源和設備資源的協同。人是技術和文化的載體，學校在校企協同育人建設中一直注重專兼結合的“雙師”結構，但由于政府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對校企“雙師”的權責和保障不明確、操作性不強，導致一方面學校缺乏“雙師”資源，企業教師聘任困難、不穩定并且與專任教師缺乏交流；另一方面企業對“雙師”的培養和支持力度小，積極性不高，依然以學校為主導。有意向的企業科研技術人員也沒有去學校任教的途徑。因此，政府可以為 “雙師”成長提供政策“土壤”，通過設立相關管理機構構建校企混編團隊，由專任教師與合作企業工程師共同組建教學團隊，既對外承接業務，又對內參與教學。根據運營和管理需求，校企雙方人員統一接受管理和培訓，并接受統一標準的薪酬分配和績效考核。通過人力資源協同的方式來保障專任教師與企業工程師的技術和教學水平齊頭并進。

由于利益主體的性質不同、資金投入水準不同，校企雙方在設備資源上很難達到同步?，F階段校方主要通過爭取捐贈、準捐贈或在企業設立實訓基地等方式來緩解設備陳舊、不足的困難，讓實踐教學向實際生產靠攏，但這些措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也增加了企業的運營成本。因此，政府可以設立專項資金，建立資源匹配服務平臺，根據整合企業信息將企業分為上、下游兩類。上游企業通常為生產商，將企業最新產品和設備投入平臺，為客戶提供產品、技術培訓、售后服務等。不同的上游企業可以為學校提供各個生產環節的設備和技術，以滿足專業教學的全面和系統性的需要。與此同時，企業可獲得服務收入，降低市場推廣售后服務和客戶培訓等成本，與學校結成可持續的利益紐帶。不同的下游企業可以為學校提供多種就業崗位，以滿足畢業生就業多樣化的需求。下游企業可通過平臺，降低技術研發和員工培訓成本，同時把用工需求反饋給學校，與學校結成牢固的人才供給紐帶。通過這種循環的校企合作生態系統，學校在上下游企業間起到了“技術傳遞”的功能，強化了上下游企業的聯系，并將平臺匯集的人力、技術、設備等資源轉化成教學資源，解決了設備、技術更新的困境，保證了實訓基地的先進性。在這種企業合作架構里，校企各取所需，利益達到了平衡，企業參與合作的積極性和穩定性得到了有效保證。

3.通過“引進來”“走出去”協同育人。近年來，我國職業教育不斷與國際接軌。教育部頒發的《關于做好新時期教育對外開放工作的若干意見》和《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兩個重要文件表明，把握時代發展的步伐和全球化的浪潮必須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耙M來”不是機械地生搬硬套，而是“取其精華為我所用”，將西方國家成功的經驗根據我國職業教育的特點融會貫通?！岸窝邪l”逐漸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職業教育，包括課程體系建設、專業資格認證體系、教學評價體系等。與此同時，“引進來”還包括吸引海外機構和留學生來華學習交流，讓世界了解中國職業教育。

作為世界路徑最長最寬的走廊和系統工程，“一帶一路”不僅是經濟、文化的命脈，也為教育提供了巨大的發展機遇。把握“一帶一路”的契機“走出去”，是我國職業教育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中國制造2025”要求的重要舉措。具體來說：一是由政府為主導，通過出臺一系列“走出去”的相關辦學規范及指導政策，健全海外辦學、資產管理制度等，簡化校企海外辦學、教師海外授課審批流程，加強考核政策各類獎勵、補助機制的建設；通過與其他國家建立職業教育項目對外輸出，設立國際職業交流中心，并且可以組織學校、企業的教師定期去國外培訓交流；開拓經費來源，加強經費管理建設，設立“一帶一路”職業教育專項基金；開拓新型多元投入機制，充分發揮社會資源和社會力量的作用等措施促進職業教育“走出去”。二是以企業為媒介，學校依托“走出去”的企業在當地開展校企合作項目，通過產教協同聯盟搭建校企信息溝通平臺，對照企業國際化發展要求聯合培養人才，包括依據崗位需求培養具有國際標準職業資格的人才、外派教師為“走出去”企業提供職工在職培訓和技術服務等，滿足企業多崗位、多專業的需求。學校在這一過程中可以完善教學質量管理體系，提供人才和服務，讓中國標準服務全世界。三是學校根據自身優勢，有重點地與當地學校和企業合作，比如云南的學?？梢约訌娕c東南亞國家的合作，海南的學?？梢灾攸c側重與海上絲路國家對接，西部與邊疆地區學?？梢灾τ跐h語的國際推廣和軌道交通聯合培養等。職業教育應響應國家“一帶一路”的號召，為企業培養具有地方優勢的復合型技術技能人才，為沿線國家培養專業技術人才，開門辦學，推動職業教育大開放、大交流、大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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