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背景下高職教育深化校企合作的瓶頸及對策

劉林山 王強

[摘要]新時代背景下，優化人才供給結構是高職教育結構性改革的重要目標與內容，校企合作是高職教育人才培養質量的重要保障。當前校企合作不夠深入、全面，難以適應變化的需求，校企雙主體的積極性未能得到充分發揮，集團化辦學和現代學徒制推進緩慢，這些已成為高職教育優化人才供給結構的掣肘。究其原因，校企合作制度化不完善、政策執行失效、信息不對稱、創新性不足是主要原因。為此，應強化落實校企合作制度，提升校企合作政策的執行效力，建設校城融合信息化交流平臺，創新校企合作模式和運行機制，從而推動校企合作進一步深化。

[關鍵詞]新時代 高職教育 深化校企合作 對策

[作者簡介]劉林山（1974- ），男，遼寧鐵嶺人，吉林電子信息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博士；王強（1972- ），男，遼寧沈陽人，吉林電子信息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吉林 吉林 132021）

[課題項目]本文系吉林省教育科學“十三五”規劃2017年度重點課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思維探索吉林高職教育校企深度融合模式”（課題編號：ZD17188）和吉林省高等教育學會2017年度高教科研重點課題“互聯網+治理吉林高職教育校企合作機制研究”（課題編號：JGJX2017C129）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3985（2018）16-0024-06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群眾和經濟社會對優質、多層、多樣職業教育的需要，與職業教育發展不強、不優、不活之間的矛盾，已成為新時代職業教育的主要矛盾。高職教育既有職業教育屬性，又有高等教育屬性，屬于跨界教育。在我國由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的轉變、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過程中，高職教育肩負著弘揚勞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培養高素質勞動者以及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人才和大國工匠的歷史使命。

在提升人才培養質量的過程中，校企合作是促進高職院校發展的引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來，地方各級政府積極推動高職教育校企合作，行業、企業、高職院校積極探索高職教育校企合作模式，形成了具有不同行業和專業背景、卓有成效的典型案例。但是，校企合作實踐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已成為高職教育發展的掣肘。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完善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這是黨中央對職業教育未來走向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戰略性指導方針。2017年12月19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深化產教融合的若干意見》（國辦發〔2017〕95號），旨在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促進教育鏈、人才鏈與產業鏈、創新鏈有機銜接，全面推行校企協同育人。2018年2月5日，教育部等六部門聯合印發了《職業學校校企合作促進辦法》（教職成〔2018〕1號），旨在促進、規范、保障職業學校校企合作。黨中央和政府已經把職業教育置于更加突出的戰略位置，并層層推進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如何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以及《關于深化產教融合的若干意見》《職業學校校企合作促進辦法》的制度框架下，推進高職教育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對此，需要進一步理解校企合作的內涵和教育理念，厘清深層次瓶頸問題，分析問題產生的根源，從而提出有效對策。

一、新時代背景下高職教育校企合作面臨的瓶頸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一系列創新性制度和措施的推動下，高職教育校企合作已具備良好的政策與運行基礎，呈現出新高度和新氣象。新時代背景下，我國高職教育校企合作被賦予重大使命和深刻內涵。培育“勞模精神”和“工匠精神”，適應時代需求，服務產業升級、服務創新創業、擴大就業已經成為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發展方向和戰略目標。面向未來，科學技術進步帶來勞動世界的快速變化，社會發展要求勞動者具備更全面的素質，家庭愿景期待子女接受更高層次的教育需求。高職教育校企合作應聚焦關注人的多樣化需求及其高質量的實現。在高職教育深化校企合作過程中，深層次瓶頸問題逐步顯現。

1.高職教育校企合作人才培養與新時代需求不適應。新時代背景下，我國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和國際產能合作戰略，需要高職教育培養具有國際視野、通曉國際規則，有中國情懷、能代表中國質量和中國標準的技術技能型人才。另外，校企合作企業不斷拓展，從大型骨干企業延伸到包括中小微企業在內的多種類型企業，校企協同“走出去”將貫穿國際產能合作的全過程?！白叱鋈ァ斌w現了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術技能型人才培養的時代目標。新時代背景下，我國推進“中國制造2025”，將帶動產業崗位向價值鏈高端提升，使職業崗位的方式、內容、方法、工具發生質的變化，由普通機械設備的生產、操作、安裝、調試、維修、保養等崗位向高端制造業生產設備的相應崗位提升，需要能適應高端制造業崗位的高素質技術技能型人才。另外，實施傳統產業智能化改造必須加快工業機器人、智能物流管理等多種關鍵技術支撐，這就需要人才由原來窄口徑、細分專業向跨專業復合型轉變。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深化高等學校創新創業教育改革的實施意見》（國辦發〔2015〕36號），在人才培養目標上確定了高職高專創新創業教育的目標要求。

縱觀上述對勞動者高素質和技術技能多樣化的需求，作為高職教育載體的高職院校，在教育管理體制、師資隊伍建設、實訓基地等方面還需提升能力。行業、企業等作為高職教育的主體，也應提升勞動者的素質和技術技能。因此，如何推動人才培養與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相適應，是校企合作需要破解的瓶頸。

2.對校企合作的內涵、理念認識不一致。校企合作是指職業學校和企業通過共同育人、合作研究、共建機構、共享資源等方式實施的活動。育人是高職院校和企業兩個教育主體合作的共同方向，是在國家法規層面定義的一種新提法。校企合作是過程，最終結果是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實施過程中，直接或間接涉及多個具有不同屬性、不同功能的組織包括職業院校、政府、行業、企業，不可避免地在內涵理解程度、理念把握和認識方面出現不一致的情況，具體表現在：政府能夠深刻認識到校企合作的重要性、必要性，認為高職院校和企業應該相互滲透，開展全方位的合作，培養高素質技術技能型人才。部分高職院校雖然認為校企合作屬于教育教學環節、是理論教學的必要補充，但未能充分認識到校企合作對于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的重要意義，未能將校企合作納入人才培養體系，也未能設置專門的機構負責校企合作。企業則認為校企合作是教育部門的事，自己沒有參與職業教育的責任。社會對高職教育的認知度不高，認為校企合作的學費高、層次低，不能滿足家長要求孩子接受高層次教育和就業的需求。學生對校企合作的期望值高，認為校企合作實習崗位大多是沒有技術含量的操作崗位，企業能夠提供的薪資待遇、工作環境、影響力和職業發展空間與自身的就業期望也有較大的差距。因此，參與校企合作的多方主體必須對校企合作的內涵統一認識，在合作理念上達成一致，否則就會產生合作理念的沖突與碰撞，導致合作程度不能深入，合作目標難以達到，人才培養質量難以提高。

3.校企多方主體受體制機制束縛，難以調動積極性。校企合作長期存在“剃頭挑子一頭熱”和“壁爐現象”，多元主體參與校企合作的積極性不高，主要表現為：企業出于追求經濟利益的本性，以營利為主要目標，但在合作中很難獲得經濟利益，承擔的風險也較大。一方面，由于學生的生產經驗相對較少、工作效率較低，難以保證產品質量，可能會給企業帶來經濟損失；另一方面，學生不熟悉操作規程，增加了安全隱患，易發生工傷事故和糾紛，加大了企業安全生產的難度。企業在校企合作關系中處于需求側，校本模式的合作方式是基于學校的人脈關系、通過找關系或憑借“面子”拉來的合作項目，而不是基于雙方的共同需求建立的。我國高職院校的教育管理體制封閉，難以行使辦學自主權，專業特色不明顯，“雙師型”師資緊缺，服務能力較弱。部分高職院校熱衷尋求國企、名企，與中小微企業的合作積極性不高；對于簡單、淺層次的合作如實習、就業比較積極，對于課程體系、人才培養方案、技術合作的積極性不高，導致校企合作難以深化。很多行業組織難以行使行業指導的職能，難以開展人才需求預測、校企合作對接、教育教學指導等服務。

4.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和現代學徒制推進困難。2015年6月30日，教育部印發了《關于深入推進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的意見》（教職成〔2015〕4號），對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的發展目標、實現形式、體制機制、政策保障等做出明確要求。但是，我們也應看到，目前1400多家職教集團中，90%以上為松散的非法人組織，緊密型職業教育集團發展步伐較慢，沒有成為一個利益共同體。多數集團還沒有出臺鼓勵校企合作的政策措施，校企合作缺少外部力量推動；職教集團成員之間既沒有項目上的共建關系，也沒有資源紐帶形成的產權關系，協商、對話日趨淡化；校企合作辦學尚無具體內容，合作資源得不到改善，合作培養處于淺層次、低水平的狀態。

現代學徒制采取師傅帶徒弟的方式，對學徒技術技能的培養非常有效。2017年4月，教育部辦公廳下發了《關于做好2017年度現代學徒制試點工作的通知》（教職成廳函〔2017〕17號），但目前高職院校的教育管理體制、運行機制、財政制度和人事制度等還不適應現代學徒制帶來的培養目標、課程體系、學習方式、評價模式等方面的變革要求，導致現代學徒制推進仍面臨阻礙。

二、原因分析

1.校企合作制度不完善。國家和各級政府雖然出臺了一系列關于校企合作的政策法規，打出了“政策組合拳”，但是絕大多數從教育角度出發，并未賦予企業以教育機構的地位，企業僅作為高職教育的參與者而非實際的教育主體。當前校企合作法制化進程推進緩慢，盡管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的消息屢見于報端，也有建議設置“職業教育基本制度”“國家實行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制度”，對校企合作進行立法，但至今尚未出臺正式法律。盡管《職業學校校企合作促進辦法》對職業學校校企合作下了定義，但如何準確界定校企合作內涵、規范各主體的權利義務及法律責任等還需進一步思考。對此，高職院校需要建立校企合作相關的管理制度，如校企合作協議審定后批準制度、學生下企業進行頂崗實習管理制度、教師下企業掛職制度、企業選擇錄用畢業生制度、實訓基地合作使用制度等，對校企合作實施規范化管理，形成校企合作的制度鏈和制度網。

2.政策執行失效。黨中央和政府各部門雖然出臺了有關校企合作、單獨招生、教師素質提高、提高技術工人待遇等系列政策法規，表達了對職業教育的認可及重視，但校企合作的實際情況與政策目標還存在較大差距。政策執行力弱化表現在象征性執行、附加式執行、抵制式執行、歪曲式執行、機械式執行。高職院校仍然面臨生源質量不高、學生學習能力不足、社會認可度低、備受歧視，高職生升學渠道不順暢、升學機會也微乎其微等問題。

從執行效果考察校企合作，達成預期目標是檢驗政策執行情況的標準。執行者在執行政策過程中出現了理解問題，背離了政策本意，導致政策執行失效。例如：“訂單式”校企合作聯合培養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將數量龐大的頂崗實習學生變成廉價勞動力，成為企業解決“用工荒”的一種措施。對政策而言，執行成為一紙空文，削弱了政策執行力。學生、民眾對政策產生了懷疑、不信任等態度，對高職院校、合作企業、高職學生、社會團體等利益相關者沒有發揮出政策的規范、調整和監督作用，造成校企合作過程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不能有效解決，挫傷了校企合作的積極性。

3.信息不對稱。校企合作的實施雙主體都有著各自的利益需求，“合”的前提是對彼此需求的了解。高職院校屬于教育組織，根本的屬性是公益性；企業是生產、服務組織，追求利益是天然屬性?；诮M織、博弈理論的校企合作是現有合作模式的主流。

調查顯示：學生參與校企合作的態度總體來說是積極的，71.7%的人都表示對參加各種校企合作活動充滿期待，最喜歡的活動包括去企業參觀（44%）和頂崗實習或見習（34%）。企業參與校企合作主要基于某些可期待的利益，包括獲得人力資源（84.9%），獲得員工培訓機會（73.58%），獲得技術支撐（71.7%）。對于部分企業尤其是從事加工業和服務業的中小微企業來說，其技術力量薄弱，創新能力不足，開展校企合作有一定局限性，實行“訂單式”“聯合辦學”的合作形式也有一定難度。企業在短期內看不到明顯效益，難以進行深度的合作。信息不對稱，缺乏交流、溝通的平臺，使得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的積極性不高。

4.創新性不足。雖然高職教育校企合作近年來發展迅速，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形式、現代學徒制試點不斷創新，“校企利益共同體”“校企一體化”“校企合作聯盟”等新模式、新經驗不斷涌現，但整體來看，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同區域校企合作的模式、運行機制不盡相同，常使校企合作模式呈現不可復制性。從現實情況看，校企合作辦學需完善配套的運行機制，協調好各方的職能或關系，解決好與校企合作的客觀需求差距較大的問題，優化具體落實層面的一些瑕疵，為此，各級政府要開展自上而下的政策創新，改革校企合作機制。

三、深化校企合作的對策

1.強化落實校企合作制度。首先，高職教育領域校企合作中的“制度”應理解為校企合作利益相關者包括高職院校、行業企業、政府、學生、家長協調、動態均衡的結果，其表現形式為約束和管理高職院校與企業合作育人的規則體系。2011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要“制定促進校企合作辦學法規，推進校企合作制度化”?！蛾P于深化產教融合的若干意見》更側重于產教融合，《職業學校校企合作促進辦法》更側重于校企合作，它們共同形成了推動高職教育提高質量、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政策“組合拳”，構成了校企合作的基本制度框架。各地方政府是推進高職教育深化校企合作的關鍵，因此，各地方政府應制定促進法律法規實施的配套制度，形成制度鏈和制度網。

其次，強化高職院校深化校企合作內部改革，建立專業教師企業實踐學習制度，提高教師素質，形成職前準入的教師考評制度。要推動一批優質企業試點建設“產教融合型企業”以及“服務型制造示范企業”，強化“教育性企業”的重要主體地位以及其參與高職教育的機制。例如：要調動企業參與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地方政府應出臺具體并且可實施的優惠政策，對培養一定數量現代學徒的企業給予一定比例的稅收優惠、費用減免、培養補貼等。例如：成都市人社局2017年出臺了《成都市引進培育急需緊缺技能人才實施辦法》，明確提出了鼓勵校企合作的具體補貼措施，包括對成都市企業與技工院校合作開展人才培養的給予最高500萬元的補貼支持；對合作建設學生實訓（實習）基地的給予最高100萬元補貼支持。由企業主導建立“新型學徒制”，高職院校派遣專業教師、學生參與“教育性企業”熟悉崗位和工藝要求，完成專業調研、參與企業技術攻關，服務于企業技術創新和發展。

最后，協調落實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提高技術工人待遇的意見》相關待遇政策，并結合各地實際情況制定具體支持政策，鼓勵辛勤勞動、誠實勞動、創造性勞動，增強生產服務一線崗位對勞動者的吸引力，營造勞動光榮的社會風尚和精益求精的敬業風氣。例如：重慶市強化政府引導，提升技能人才地位，重慶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財政局聯合出臺《關于改善技能人才待遇的意見》（渝人社發〔2012〕186號），從多個層面提高技能人才待遇，為技能人才更好更快地成長構建優質發展環境。倡導企業內部實施高級工、技師、高級技師每人每月為180元、280元和480元的崗位技能津貼；鼓勵企業建立首席技師制度，按其貢獻執行與中高層管理人員相當的薪酬制度。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發布了企業技能人才市場工資價位，數據顯示，2017年上海有50%的技能人才工資水平在9.51萬元以上，明顯高于2016年全市職工平均工資7.8萬元的水平。

2.提升校企合作政策執行效力。在校企合作實施過程中，要有效執行政策。第一，強化對政策執行主體的培育。當政策執行時出現了利益沖突，就會影響執行效果。政策制定者需要進行適度干預，培育政策執行者在政策價值認同上的一致性，避免政策執行中出現偷梁換柱的情況，違背了政策制定和出臺的初衷。校企合作的執行主體是地方政府、高職院校和行業企業的管理者，應在素質結構、價值取向、情感態度、對政策理解認同度等方面強化培育政策執行主體，達成校企合作政策價值認同感，實現預期的政策目標。第二，建立政策監督機制。長期以來，校企合作的監督機制缺乏，監督主體仍然是校企合作利益相關者，監督管理體制封閉，對此，需完善政策監督體系?！堵殬I學校校企合作促進辦法》提到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負責職業學校校企合作工作的綜合協調和宏觀管理，會同有關部門做好相關工作。第三，構建良好的社會輿論支持環境。校企合作處于社會環境中，應充分利用新時代新媒體的傳播作用，大量宣傳、評論、強化公眾對高職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的理解和認同，為政策的有效執行創建良好的輿論環境。

3.建設校城融合信息化平臺?！堵殬I學校校企合作促進辦法》指出：教育、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應當會同有關部門建立校城融合信息服務平臺，鼓勵有關部門、行業、企業共同建設互聯互通的校企合作信息化平臺。城市的發展離不開高職院校和企業的支撐，高校的建設離不開城市的支持。校城融合信息化平臺是指高職院校與城市的融合的信息化平臺，能夠指導、協助職業學校和相關企業建立合作關系、引導各類社會主體參與平臺發展、實現信息共享。地方政府可以積極探尋校企合作可實施的方案，發揮推動作用。近年來，吉林市政府積極探索校城融合發展新思路，“高校與城市融合發展”一直是吉林市委重點關注的問題。2017年11月，出臺了《吉林市推動駐吉高校與地方融合發展工作方案》，構建“地方扶持高校，高校反哺地方”互動格局。要堅持政府主導、高校主源、企業主體、市場主渠原則，把握關鍵環節和重要節點頂層設計；建立企業、高校之間智力的協調與發展，政府積極引進智力人才為企業和高校緩解高校教師不足和企業技術力量薄弱的問題。積極宣傳校企合作，學校和企業要以職業標準為依托，深入了解社會對人才的需求狀況，制定不同類型人才的標準。要深刻理解高素質的含義，堅持思想政治理論課與專業課教學協同育人。

4.創新校企合作模式和運行機制。高職教育校企合作管理制度包括現代職業教育制度和現代企業制度。實現高職教育校企合作制度的融合，就要在原有制度基礎上進行制度創新，不斷探索和創新校企合作模式。校企是合作而不是交易，是多元化資源的整合，因此，需要在一個更大的平臺上吸引更多的高職院校和企業積極參加。在校企合作過程中，每個高職院校和企業既是資源的提供方，也是資源的共享者?！蛾P于深化產教融合的若干意見》提出要強化企業的重要主體作用，推進職業學校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深化校企合作的有效途徑。例如，德州職業技術學院積極探索多元化辦學和混合所有制辦學模式，引入天津濱海迅騰科技集團有限公司進行校企深度融合，并對接京津企業、行業資源，成立了山東省“首家服務于京津冀協同發展互聯網學院”，打造京津互聯網人才培養與輸出平臺。通過校企融合聯辦二級學院，探索混合所有制辦學模式，取得了較好效果，并以混合所有制二級學院為試點，總結經驗做法，逐步實現多元化辦學和職業教育創新發展的目標。

總之，在基本制度框架下，國家應盡快出臺高職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鼓勵地方政府推進出臺相應的細則，創新體制機制和溝通平臺，調動校企雙主體的積極性。高職院校和企業應加快提高自身能力，突破校企合作瓶頸，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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