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城市群要素流動效率及差異性評價分析

苑 清 敏，　楊 晴 晴，　李 　 健.2

(1.天津理工大學 循環經濟與企業可持續發展中心，天津 300384;2.天津大學 管理與經濟學部，天津 300072)

一、引　言

要素指社會過程中投入的有形或無形的資源，要素配置根本目標在于實現生產要素最優化分配，而前提在于要素具有流動性。生產論認為，生產要素的投入存在最佳比例，當偏離最佳比例時，會產生效率損失，因此，要素流動通過改善要素結構來影響資源配置效率。市場機制作用下，要素流動遵循“尋優原則”,即要素從生產率低的部門向生產率較高的部門移動，從而改變了生產要素的結構。

國內外很多文獻表明，不增加新的要素，僅僅依據邊際效率原則改變原有的要素結構，可以明顯地提高產出及要素生產率[1-3]。賽奎因在索羅新古典增長模型的基礎上，將生產率增長分解為技術進步和要素配置效率，產生了要素重置效應、結構紅利假說[4-5]等新理論。索爾特分析了英國制造業，結果表明英國制造業的要素流動對生產率的增長有促進作用[5]。丁煥峰等研究要素流動對生產率的影響時，將生產率分解為產業部門內部增長效應和要素流動效應兩部分[6]。袁志剛等在分析勞動力錯配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時，認為勞動力錯配是我國農業和非農業生產率損失的重要原因[7],也就是說重新分配勞動力可以提高生產率。蓋慶恩等在分析要素市場扭曲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時，認為要素市場扭曲會通過影響在位企業的資源配置效率直接降低全要素生產率[8]。對于要素流動的作用，鄒漩認為要素流動直接作用在于消除了地區間的流動障礙，進而促進區域經濟的增長[9]。田艷平和劉長秀發現勞動力流動促進生產率的增長，但影響不顯著，而資本則長期存在“結構負利”現象[10]。

城市群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形態之一，城市之間以及城市群之間關系的實質主要集中在生產要素流動的過程中，空間上人口的流動帶來了城市化，資本的流動逐漸形成了產業集群，當兩者同時發生同向流動時，則會帶來城市的發展和城市群的形成，然而我國城市群在形成發展過程中普遍存在投入產出效率低等問題[11]。資源配置效率和要素流動程度與政府引導和市場運作密切相關，政府管制可能會降低資源配置效率,因此，研究城市群中要素流動狀態及對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為政府從要素流動角度制定差別化的區域發展政策提供科學的參考。本文對“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要素流動效率及差異性進行比較分析，旨在探討中國城市群資源配置效率及聯動狀況，為區域協同發展提供理論支撐。

二、模型及指標選取

要素在區域之間流動，改變了原有的結構，要素以新的比例并結合區域非流動要素進行生產，提高或降低資源配置效率。關于效率的評價多運用DEA模型，因此，為了評價要素的流動是否促進生產，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建立兩階段DEA模型，如圖1，將要素流動對資源配置的影響過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要素流動階段，要素的流動改變了資源配比；第二階段要素以一定的比例結合當地非流動要素進行生產。要素結構既是第一階段要素流動的結果，同時又是后一階段的投入。

圖1　兩階段DEA模型

在圖1中，I1表示第一階段的輸入變量，O1表示第一階段輸出變量，同時也是第二階段的輸入變量；I2表示第二階段的輸入變量，O2表示第二階段的輸出變量。在規模報酬一定的前提下，利用C2R模型評價每階段決策變量的效率。

(1)勞動力要素流動指數

在我國，人口流動基本能夠反映勞動力的流動，本文采用各城市人口占全國比重的變化率衡量勞動力的流動，用LFi,t表示，則：

(1)

其中，Pi,t為t年城市i的人口；Pt為t年全國人口總量。LFi,t>0時，表示勞動力流入該城市；LFi,t<0時，表示勞動力流出該城市，其絕對值越大說明勞動力的流動程度越高；LFi,t=0時，表示該城市的勞動力即不流入也不流出。

(2)資本要素流動指數

資本存量能夠有效反映各城市的資本投入，運用我國各城市的資本存量占全國比重的變化率測算城市資本的相對流動,則：

(2)

其中，Ki,t為t年城市i的資本存量；Kt為t年全國的資本存量。CFi,t>0時，表示資本流入該城市；CFi,t<0時，表示資本流出該城市，其絕對值越大表示資本流動的程度越高；CFi,t=0時，表示該城市資本既不流入也不流出。

選擇永續盤存法[12]測算固定資本存量：

其中，δ表示固定資產的折舊率；It表示t年的固定資產投資額；Pt表示t年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

(3)技術要素流動指數

國際上認為技術轉移可以視為基于某種技術水平的一個知識群體的擴散過程，本文采用科研人員的數量占全國比重的變化率表示城市技術轉移的程度，用TFi,t表示,則：

(3)

其中，PTi,t表示t年城市i的科研人員的數量；PTt表示t年全國的科研人員的數量。TFi,t>0時，表示技術流入該城市；TFi,t<0時，表示技術流出該城市，其絕對值越大表示技術流動的程度越高；TFi,t=0時，表示技術在該城市不發生轉移。

將勞動力、資本和技術同等對待，單一要素的流動指數有正有負，為了防止其值相互抵消，將各單一要素流動指數取絕對值加和，得到總要素流動指數?？傄亓鲃又笖祪H反映要素流動程度，而不反映流動的方向：

Fi,t=LFi,t+CFi,t+TFi,t

(4)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驅動經濟增長的3大要素為勞動力、資本和技術。因此結合已有研究[13]，第一階段中選取勞動力要素流動指數、資本要素流動指數、技術要素流動指數作為投入要素。

要素的流動改變了要素結構，因此，選擇要素結構作為第一階段的產出。要素結構指經濟發展所需各種生產要素的比例關系，當研究三大要素時，要素結構升級就是資本、技術相對勞動力越來越豐富，分別用資本、技術與勞動力的比值來表示。本文以年末從業人數表示勞動力要素，科技人員代表技術要素，資本存量表示資本要素。

生產階段時，資本、技術與勞動力的比值加上勞動力的投入可以表示三大要素的投入。因此，第一階段產出加上當地行政土地面積以及勞動力要素作為第二階段的投入，而城市生產總值作為產出變量。

三、結果分析

(1)兩階段DEA效率分析

用永續盤存法測算固定資本存量折舊依據廖遠甦的研究[14]選擇10%，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統一采用全國的數據，以2003年為基期，基期資本存量的計算采用國際上的主流算法，通過基期固定資產投資除以2003～2014年投資增長率的平均數與折舊率二者之和得到。利用公式(1)～(3)計算各城市的三大要素流動指數作為第一階段投入變量。

運用Deap2.1軟件，遵循兩階段DEA效率測算原理，對2009～2014年我國三大城市群要素配置效率進行測算，并進一步將其分解為效率變化和技術變化，得到38個城市的測算結果，如表1、表2所示。

從表1中可以看出，2014年三大城市群38個城市第一階段要素流動階段的平均綜合效率為0.582，純技術效率為0.704，規模效率為0.809。對于城市群來說“京津冀”優于“長三角”和“珠三角”，綜合效率值分別為0.654，0.596，0.455。第二階段資源配置效率比第一階段高，平均綜合效率為0.710，純技術效率為0.933，規模效率為0.758?！爸槿恰背鞘腥旱乃谐鞘械诙A段純技術效率值均為1，綜合效率小于1是因為規模效率小于1。

第一階段有8個城市的綜合效率值、純技術效率值和規模效率值為1，要素流動相對有效，分別為北京、保定、張家口、承德、南京、南通、鎮江、泰州、嘉興、肇慶，“珠三角”僅有1個。大部分城市要素流動效率不高，效率值低于0.5的城市占45%，其中東莞的綜合效率為0.074，說明要素的流動對要素結構的升級并沒有起到積極的作用，要素市場不完善，同時也從另一方面說明城市之間要素流動效率差距較大。從規模報酬上看，12個城市處于規模報酬遞減狀態，單純的等比例增加各要素的流動程度已經不能得到理想的效果；對于要素流動處于規模報酬遞增的城市，還應繼續提高要素的流動，促進資源的整合和升級。

從第二階段的數據看，有8個城市的資源配置處于相對有效狀態，分別是天津、唐山、衡水、無錫、常州、蘇州、廣州、深圳。有些城市(例如秦皇島、上海)綜合效率小于1，是因為規模效率小于1，因此對于這些城市在資源配置時應著重提高規模效益。

從三大城市群38個城市的平均值來看，第一階段綜合效率呈現波動狀態，效率值并沒有出現較大的起伏，第二階段資源配置的綜合效率在2009～2014年期間逐漸提高。

從第一階段數據來看：2009～2014年期間保定、南京要素流動有5年相對有效，其次是北京和揚州。紹興、深圳、江門的要素流動效率最差，6年期間綜合效率值均低于0.5。

根據第一階段要素流動效率的變化可以將城市分為3類：張家口、衡水、南通、杭州、嘉興、肇慶6個城市的要素流動效率處于波動上升的趨勢；而北京、天津、秦皇島、南京、廣州等16個城市的要素流動效率處于波動狀態；效率整體下降的有16個城市，也就是說42%的城市其要素流動效率是下降的。因此提升資源配置時應重點關注要素的流動情況。

對于第二階段效率配置階段來說，邯鄲、保定、張家口、南京、南通、揚州的效率值是下降的，其余城市均處于波動增長或者波動狀態，說明雖然各城市的資源配置效率不理想，但整體正逐步改善。

(2)城市聚類分析

用SPSS軟件對2014年兩階段的綜合效率進行聚類分析，將三大城市群38個城市分成4類。聚類分析結果如表3：

第一類城市第二階段綜合效率值均大于0.8，明顯優于第一階段，并且唐山、無錫、常州、蘇州、深圳第二階段DEA相對有效。對于第一階段來說，滄州、無錫、常州綜合效率小于1是因為規模效率小于1，即要素流動的投入產出未達到最優狀態，因此對于這3個城市提升第一階段的綜合效率應以提升規模效率為主，而上海、深圳是由于純技術效率小于1導致綜合效率小于1，應著重改善要素的流動方式及流動結構。第一階段處于規模報酬遞減的城市有：滄州、上海、無錫、常州，這些城市提高要素流動已經不能帶來更大的產出。

第二類城市兩階段的綜合效率都較小，對這類城市應從要素流動和資源配置兩個方面提高生產率。其中湖州、舟山、珠海、江門第一階段純技術效率明顯低于規模效率，而第二階段純技術效率值為1，規模效率小于1導致綜合效率小于1，因此這4個城市第一階段應注重改善流動方式，第二階段應注意提高規模效率。石家莊、湖州、紹興、臺州、珠海、江門、中山兩個階段規模報酬遞增，表明增加投入可以提高產出比。

第三類城市兩階段的綜合效率都較高，這類城市在要素流動和資源配置方面都有較好的表現。北京、鎮江第一階段的綜合效率值為1，處于生產前沿面；第二階段綜合效率值小于1，而純技術效率值為1,因此應重點關注第二階段的規模效益。天津、衡水、廣州第二階段DEA有效，而第一階段的綜合效率小于1，因此應重點提高要素流動階段的效率。

第四類城市第一階段綜合效率優于第二階段。其中保定、張家口、承德、南通、泰州、嘉興、肇慶第一階段DEA相對有效，第二階段的綜合效率值偏低。城市的要素流動程度可以滿足生產對要素結構的要求，但在資源配置階段卻沒有達到很好的效果。從第二階段的數據來看，這7個城市規模收益遞增，且泰州、肇慶第二階段綜合效率小于1是因為規模效率小于1。

(1)要素流動程度分析

利用公式(4)計算城市總要素流動指數，城市群的要素流動指數與各城市計算一致，圖2為城市群的要素流動程度的變化趨勢。

圖2　三大城市群要素流動程度變化趨勢

從圖2中可以看出，三大城市群要素流動程度的均值由高到低為：“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其值分別為0.198，0.144，0.054?！伴L三角”與其他兩個城市群相比流動壁壘弱，要素流動市場較為完善，生產要素的流動更加自由，“京津冀”要素流動仍然受到較大程度的限制。從時間序列上看，“京津冀”的要素流動呈上升趨勢，“長三角”的要素流動程度呈下降趨勢，“珠三角”的要素流動程度處于波動狀態, 僅“京津冀”城市群的流動程度是提高的，“長三角”、“珠三角”的流動程度分別減小了0.042，0.063。從流動指數均值的極差可以看出(由于篇幅所限未列出表格)：“京津冀”城市群流動程度小，但群內要素流動程度相差不大，“長三角”城市群要素流動程度高但流動不均衡，群內要素流動程度存在明顯差異，存在要素流動較為活躍的城市，如上海。

(2)要素流動結構分析

分別用勞動力流動指數、資本流動指數、技術流動指數除以要素流動指數得到要素的流動結構， 2009～2014年三大城市群要素流動結構的變化趨勢，如圖3(a)～(c)所示，這里不考慮要素流動的方向。

圖3(a)　2009～2014“京津冀”要素流動結構變化

圖3(b)　2009～2014年“長三角”要素流動結構變化

圖3(c)　2009～2014年“珠三角”要素流動結構變化

從圖3(a)～(c)可以看出：(1)“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2009～2014年要素流動指數對勞動力依賴程度較小，勞動力要素不活躍，且對勞動力的依賴程度變化不明顯；(2)三大城市群在5年間要素流動由主要依賴資本和技術流動變為主要依賴技術流動，要素流動結構開始出現單一化；(3)對比5年三大城市群的流動結構，“京津冀”城市群從2011年開始主要依賴技術流動，“長三角”開始于2013年，“珠三角”開始于2012年，說明“京津冀”率先進入要素流動結構單一化。

利用公式(1)～(3)計算勞動力、資本、技術的流動程度，其值大于0時表示流入，小于0時表示流出，這里只關注要素流動的方向，如圖4～6，列出三大城市群各城市的2009、2014年要素流動方向，來分析要素流動的特性、變化及三大城市群的差異。

(A)(B) (C)

(D)(E) (F)

圖42009、2014年京津冀要素流動方向

從圖4(A)、(D)中可以看出，從空間上來看，“京津冀”北部地區一直是勞動力的流出區域，勞動力由北向南流動。北京、天津大型城市一直是勞動力的流入地，大部分城市的勞動力處于流入狀態，并且2014年與2009年相比城市的勞動力流動狀態變化不大。如圖4(B)、(E)中看出，資本的流動由以北京為首的中心向外圍流動，京津冀西部城市資本由流入變為流出，2014年資本主要向東北及東部地區傾斜。如圖4(C)、(F)可以看出，技術方面由向北京集聚發展為由北京向外擴散，張家口、承德、石家莊、邢臺承接了來自北京的技術流出。北京作為全國的首都，在人才、技術的方面有著天然的集聚能力，但當技術要素集聚到一定程度，已經出現技術溢出效應。

圖5為“長三角”要素流動方向，從圖5(A)、(D)中可以看出，“長三角”城市群勞動力處于流出的城市多于流入的城市。2009年“長三角”勞動力流入的城市有3個，2014年總數沒有改變，但城市格局有所變化?！伴L三角”城市群在資本和技術方面傾向于城市群北部幾個城市，除了2009年城市群總體為資本流出外，資本和技術均為流入。資本的流動也同樣在全國范圍內流動，2009年城市全部處于資本流出，到2014年北部城市泰州、揚州、鎮江開始接收資本的流入。在技術方面，技術流入的城市呈現由南向北移動的特點，2009年技術要素由城市群中部南通、無錫、蘇州、湖州向城市群周邊擴散，到2014年僅城市群北部城市處于技術流入狀態。

圖6為“珠三角”要素流動方向，從圖6(A)、(D)中可以看出，“珠三角”中大部門城市為勞動力流入，吸收了來自全國的勞動力，勞動力流動方向2009～2014年變化不明顯，僅肇慶由勞動力流入變為流出?！爸槿恰辟Y本和技術的流動方向基本一致。2009年全部流出，向城市群外其他城市輸送資本和技術，2014年也基本如此，肇慶、珠海的資本流動方向變為了流入，技術的流動方向也隨之改變?？偟膩碚f，“珠三角”要素流動更傾向與全國范圍內進行交流。

(A)(B) (C)

(D)(E) (F)

圖52009、2014年長三角要素流動方向

(A)(B) (C)

(D)(E) (F)

圖62009、2014年珠三角要素流動方向

四、結　論

三大城市群的要素流動效率及差異性顯著，雖然“京津冀”要素流動程度較低，但要素流動階段效率最優，中心城市北京對勞動力要素具有明顯的集聚效應，資本與技術有溢出效應，在整個城市群中呈現由中心向四周擴散的現象；“長三角”城市群要素流動程度最高，但城市群內要素流動程度差異明顯，中心城市上海技術集聚效應顯著；“珠三角”大城市廣州和深圳仍具有勞動力集聚效應，其要素流動傾向于全國。就要素流動的效率而言，第一階段綜合效率較低，且2009～2014年綜合效率值呈現波動狀態，并未出現明顯改善。生產階段的綜合效率優于流動階段，并且2009～2014年效率值穩步提升，因此，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時應注重要素流動，在提高要素流動程度的基礎上改變要素流動結構，提高資源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