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解釋”不能先入為主

關鍵詞 歷史解釋，廢相，相權，官僚制度，內閣

中圖分類號G63 文獻標識碼 文章編號？演0457-6241（2018）11-0063-04

“歷史解釋”作為歷史學科核心素養之一已正式列入新頒布的高中歷史課程標準之中。何為“歷史解釋”？課標所述：“歷史解釋是指以史料為依據，對歷史事物進行理性分析和客觀評判的態度、能力與方法?！敝鞚h國教授認為：“歷史學科諸素養中關于運用的要求，都可視為歷史解釋”，“一般地說，一切歷史敘述都是歷史解釋”。①由此可見，“歷史解釋”整合了過去三維目標中的“能力、過程與方法”的內容，屬于“運用”的范疇，內涵非常廣泛，能力要求也比較高。歷史學的主觀性決定了歷史解釋的多樣性，同一歷史史實，不同的人由于立場、品行、學識、所處時代等的不同會有不同的解釋，因此歷史解釋較難把握。但無論如何，對歷史真相的追求是“歷史解釋”的底線。

為了更接近歷史真相，我們進行歷史解釋時不能先入為主，帶著成見去評判歷史事件、歷史人物，而應“以史料為依據，對歷史事物進行理性分析和客觀評判”。這里的史料應包括正反兩方面的史料，而不能是根據成見選擇的一邊倒的史料。

說近日筆者認真學習了趙冠峰、馬裊老師發表在《歷史教學》2018年第3期上的《明清君主專制的加強再探》一文。該文彌補了歷史教材對這一問題論述的不足，擴大了閱讀者的學術視野，對明清君主專制加強的表現及影響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但筆者對該文“廢除丞相的消極影響”一節中的部分觀點不敢茍同，現不揣淺陋，發表一點個人淺見，與趙老師商榷，不當之處還請趙老師原諒。

該文“廢除丞相的消極影響”一節的主要觀點為“對于朱元璋的這一做法（指廢除丞相制度），后世的評價并不高”。這就打上了“先入為主”的烙印，而之后的論述即以此為基調展開，呈獻的都是一邊倒的史料，難以揭示歷史的真相。筆者認為趙文以下幾個方面值得商榷：

一、夸大了廢除丞相的后果

趙文認為：“處國理政，不可沒有輔政機構，而輔政機構又不可無主持人，故此相權只能削弱和制衡，但不可撤除?！辈⒁昧它S宗羲“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的有名論斷。其實“有明之無善治”的說法只是黃氏的個人見解，不盡是對明朝歷史的客觀評價。明朝從1368年建立到1644年滅亡，存在了276年本身就能說明問題。吳晗認為：“明代政治組織較前代進步，內閣決大政，六部主庶務，都督府司兵籍，都察院司彈劾監察，官無虛設，職與事符?！雹馘X穆先生在論述了明代的幾個“好制度”后總結道：“明代的政治設施，雖論其用心，未得為當，而亦與兩漢、唐、宋諸朝并為中國史上之一段光昌時期?！雹诓⒉皇屈S氏說的“無善治”。而且黃氏這里明顯夸大了丞相的作用，高估了廢除丞相的后果。照黃氏之意，朝代有丞相就政治清明，沒有丞相就治理不好。這明顯與史實不符。清朝就沒有丞相，但統治卻沒有明朝那么荒唐，這如何解釋呢？

黃氏的宰相情結或許只是傳統儒生的一種理想和期待而已。吳宗國先生認為：宰相作為秦始皇混一海內以來歷代沿用的輔政制度，早已為士大夫官僚集團所認同和接受，有其巨大的制度慣性。③這種慣性一旦被打斷，士大夫們就會覺得接受不了。黃宗羲的評論就是這種制度慣性的體現。因此不是公允之論。

趙文又說：“崇禎勤政誠可謂夙夜在公，清代的所謂英主也不在少數，但都無法改變朝政日非，江河日下的發展趨勢，因為源于丞相一端的對君權的制約，對王朝的整體和長遠利益負責的運行機制已經到嚴重破壞?！痹谶@里，即把明清封建社會的衰落都歸結到丞相制度的廢除上，這就危言聳聽了。但在本文“教學建議”部分卻又說：“即便是萬歷長期不見朝臣，但其對朝政的掌控絲毫不亞于前代。通觀開歷一朝，并沒有出現宦官和外戚專權，權臣擅權和將領作亂的現象，這又從側面充分說明了明初加強君主權力的客觀效果?！边@樣就更為相互矛盾了。

二、高估了丞相的作用

趙文之所以會夸大廢除丞相的后果，是因為高估了丞相的作用。傳統上人們常用“掌丞天子，助理萬機”來說明宰相位高權重。但“助理萬機”恰恰說明宰相只是皇帝的助理，宰相不通過皇帝，沒有皇帝的批準，是不能處理和決定任何國家大事的。也就是說，宰相并無最后決定權和否決權。吳宗國先生甚至說，宰相名義上“助理萬機”，但實際上只是一種籠統的說法，除了謀議、選舉這些職責比較固定外，并沒有規定其他具體任務。④

?？偙蠼淌谡J為，相權既直接出于君授，自不足以成為君權之限制。君主專制制度從其建立起，其基本點便是君主享有至高無上，超越一切制度、法律的權力。來自臣下的任何限制，如果他想拒絕，都有權拒絕；他的任何荒謬決定，只要堅持，臣下都不得不執行。這一權力并不因宰相權力的大小，宰相對百官控制的強弱，而發生變化。⑤余英時先生也說，在“君尊臣卑”的原則之下，君權與相權從來就不是平行的……君權是絕對的（absolute）、最后的（ultimate）；相權則是孳生的（derivative），它直接來自皇帝。換言之，與君尊臣卑相應，君權與相權是有上下之別的。⑥因此，相權對君權的制約是有非常有限的。

趙文引用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置相》的論述來說明丞相的作用：“古者不傳子而傳賢，其視天子之位去留猶夫宰相也。其后天子傳子，宰相不傳子。天子之子不皆賢，尚賴宰相傳賢，足以補救，則天子亦不失傳賢之意?！秉S氏的論述有一個前提就是，宰相是賢人、能人，又一心為國為民，但實際情況呢？明太祖所說的“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并非虛言。還要求君主要善于納諫，即所謂的明君。但實際上呢？王家范先生為此質疑說：不知梨洲先生知“伴君如伴虎”的民諺否？……在君尊相輔的體制下，選賢任能終究是一場夢，夢一場?、偎浴懊骶t相”只是儒學家所期待的理想模式而已。

趙文接著又借王家范先生的言論對上述論斷進行解釋：“梨洲之言，道出了當‘卡里斯瑪效應因君主世襲而必然遞減，丞相尚可以起‘補救的作用，尚可依賴其統攝官僚集團以維持政局?！钡羌氉x王先生的論述可知，王先生主要強調的是官僚集團的作用：“我之所以不滿意以‘專制一詞說死中國帝制，因為這種來自西方的成見，每每看不清中國兩千年帝制實依賴于發達的行政官僚制度?！雹谕跸壬终f：“相權”云云，實質還是被關在“君主制”籠子里的“小鳥”，注定飛不高，也根本不允許其飛高！儒學的整體作用從來都不允許越出“君君臣臣”正統的閾域，“鳥籠”之內就是“補救”所能達到的最大值?！雹鬯在w老師應是曲解了王先生的意思。

三、沒有認清相權的本質

余英時先生指出：相權如僅指宰相（無論為獨相或并相）所擁有的權力而言，則它既直接出于君授，自不足以成為君權之限制。但宰相為“百官之長”“群僚之首”，在這個意義上，他是整個官僚系統的領袖，因此當官僚制度對任意揮灑的君權發生一定程度的抗拒力時，相權往往首當其沖。④所以，相權之所以能發揮一定的作用，并不是說丞相有多大的權力，而是因為丞相是官僚集團的領袖，是官僚集團在政治上的代表。官僚制度才是制約皇權的真正因素。因為官僚制度是治理帝國所必不可少的一套行政機器，沒有這套機器，君權本身即無法發揮。正如王亞南先生所指出的：專制皇權“無論是經濟權力或政治權力，離開了他的官僚機構和官僚系統，都將變成空無所有的抽象”。⑤君權可以隨時削弱（如漢武帝）以至廢除（如明太祖）相權，但它不可能毀滅整個官僚制度。明朝在廢相之后仍得代之以內閣，官僚制度仍然在發揮作用。

趙文在“教學建議”的論述中也指出來了：“雖然捆綁在萬歷身上的三道防線（指李太后、張居正、馮保）相繼結束，但明朝成熟的文官制度模式束縛了萬歷皇帝大施拳腳、勵精圖治的能力”，然后又引用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中的著名論述“文官集團有它多年來形成的自動控制程序?！本┑臅?、殿試照舊舉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時的考核也沒有廢止。派遣和升任中下級文官，用抽簽的方法來決定?！边@又與前述相互矛盾。

四、貶低了內閣的作用

此外，趙文認為由于不少明代君主的怠政，從而導致“司禮監地位上升，以至于當時就有司禮太監在政治上‘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的說法，天下臣民，知有兩廠，而不知有朝廷”?！懊鞒幕恼?、怠政和亂政之所以如此嚴重，與廢除丞相有很大的關系?！?/p>

這里有兩點值得商榷：首先，“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主要應是用來形容內閣，雖然內閣始終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級的行政機構和決策機構，而只是皇帝的顧問機構和內侍機構。但這只是內閣的結構權力。隨著內閣制的發展，內閣的實際權力越來越大，內閣首輔儼然是宰相再世?！爸寥首诙?，諸大學士歷晉尚書、師、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綸言批答，裁決機宜，悉由票擬，閣權之重偃然漢唐宰輔，特不居丞相名耳。諸輔之中，尤以首揆為重。夫治道得失，人才用舍，理亂興衰，繄宰臣是系?！雹奕f歷末年任內閣首輔的方從哲也曾說：“我朝閣臣雖無宰相之名，實有贊襄之責。自朝廷大禮規定以及人才進退、民生休戚，舉天下國家之勢，無鉅無細，有一不問閣臣者乎！”①所以用“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來說明內閣的作用是很貼切的。

其次，明代的君主之所以能怠政、荒政，主要在于內閣的作用，特別是內閣票擬權的存在，與廢除丞相制度沒有什么直接關系。由于票擬要比以往各朝輔佐君主處理政務的制度更加細致、周到，特別是過去（如唐宋）草擬下行詔令和審核上行奏章的機構，有中書，有門下，有翰林院，比較分散，明代全都歸口于內閣，這就給大多數君主單純倚靠內閣票擬，自己可以不怎么關心政事，提供了極大方便。雖然票擬能否被采用，最終取決于皇帝的批紅。但正如黃仁宇先生所說：“從道理上說，皇帝可以把大學士的票擬全部推翻而自擬批答。但這并不是一常見現象，因為這種做法表示了他對大學士的不信任，后者在眾目睽睽之下會被迫辭職。按本朝的傳統原則，為了保持政局的穩定，如果沒有特殊事故，大學士決不可輕易撤調，所以上述情況是必須盡量加以避免的?！雹诓簧偈芳艺J為，由于明朝皇帝的怠政、荒政，批紅權落到了司禮監秉筆太監的手里，這就為宦官專權提供了便利，所以不少人認為司禮太監“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這是不準確的。天啟年間曾入內直房掌文書筆墨的宦官劉若愚對批紅的情形有如下描述：“凡每日奏文書，自御筆親批數本外，皆眾太監分批，遵照閣中票來字樣，用朱筆楷書批之，間有偏旁偶訛者，亦不妨改正”。③可見，宦官在批紅時，除文字偏旁錯誤可以稍加改正外，必須完全照錄內閣票擬，不得隨意更改。嚴格地說，批紅權是屬于皇帝的一種權力，宦官代使批紅權是皇權延伸的一個產物，在一定程度上是皇權的一種下放。所謂內閣的票擬受制于宦官的批紅權，實際上是閣權受制于皇權的一種反映，而不是說宦官有多大的權力。雖然實際政治中宦官對皇帝的一些決策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但終明一世，算得上毫無顧忌，任意修改票擬甚至自行擬旨的，也只有正德時的劉瑾和天啟時的魏忠賢，二者加在一起不過12年，這和延續200多年的內閣制相比實在是很短暫的，只能算是插曲而已，并不是明代政治的常態。因此，過分夸大宦官的作用，實際上就貶低了內閣存在的意義。

總之，要培養學生的“歷史解釋”素養，教師首先必須具備良好的“歷史解釋”素養。趙老師的這篇文章《歷史教學》雜志是列在“進修資料”欄目下的，也就是為一線教師擴大學術視野服務的。所以進行“歷史解釋”時更應該提供多種視角，多種維度，而不能先入為主，僅提供一邊倒的史料，否則“歷史解釋”就會失之偏頗，從而背離了歷史真相。

【作者簡介】李玉，中學高級教師，江蘇省華羅庚中學歷史教師。

【責任編輯：李婷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