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畫像“撈鼎”圖的流傳與嬗變

張艷秋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 江蘇南京 210023）

內容提要：“泗水撈鼎”圖是畫像石（磚）中較為典型的漢畫圖案，集中出土于山東、江蘇、河南、四川四省。不同地區的圖案組合有同有異，根據圖案組合和組合的變化情況，可以初步得出該圖案流傳路線依次為山東、江蘇、河南、四川。到了四川后，撈鼎圖像進入轉變發展期，這里也是撈鼎畫像最晚消失的地區，其圖像結構的變化與移民的遷入以及當地葬俗等文化的影響有很大的關系。

鼎是先秦至漢代常見的器物，有關鼎和泗水的組合圖像在畫像石、畫像磚中出現較多，現在學界多以“泗水撈鼎”“泗水升鼎”“撈鼎圖”等命名。目前關于“撈鼎”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圖像所蘊含的思想意義的探討［1］、對撈鼎故事和秦始皇形象的綜合分析［2］以及對撈鼎圖資料的綜合整理［3］三個方面。邢義田先生的《漢畫解讀方法試探——以撈鼎圖為例》一文提出，由部分歷史故事演變的漢畫遵循一定的“格套”，而榜題、格套是理解漢畫較可靠的出發點［4］。這為漢畫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受此啟發，本文以過去對撈鼎圖的研究成果為基礎，以撈鼎圖在地域和時間上的分布和變化為線索，試對“撈鼎”圖像流傳的路徑進行初步的探索。不妥之處，請方家指正。

一、撈鼎畫像的發現與故事背景

目前撈鼎圖像主要集中于山東、江蘇、河南、四川四省。其中山東省25幅，分布地區在兗州、鄒城、微山、滕州、嘉祥、濟寧、長清、奉安、汶上、平邑；江蘇省4幅，分布地區在徐州、盱眙；河南省4幅，分布在南陽、新野；四川省8幅，分布在彭州、瀘州、宜賓、江安（表一）。

山東是出土撈鼎圖最多同時也是出現最早的省份。部分資料未正式發表，從已知的25幅圖像來看，山東省撈鼎圖最早的為西漢中晚期。根據該地區撈鼎圖的雕刻技法以及畫面布局，推測最早的是兗州農機校出土的時代約為西漢中晚期帶有“大王”榜題的撈鼎圖（圖一︰1）［5］。目前統計最晚的為滕州市官橋鎮后掌大村［6］和濟寧城南魚臺［7］出土的兩幅撈鼎圖，時間為東漢晚期（約147-189年）。山東撈鼎圖的時代集中于西漢中晚期到東漢晚期。江蘇省主要為徐州和盱眙兩地出土，時間與山東省大致相當。該地區出土4幅撈鼎圖，其中盱眙東陽漢墓［8］的木板撈鼎圖根據隨葬器物以及錢幣的特點確定時間為西漢中晚期，而徐州地區時間明確的為東漢中晚期賈汪區祠堂的撈鼎圖畫［9］。河南省出土的撈鼎圖最早可追溯到東漢早中期，最晚的是新野地區東漢晚期畫像磚上的撈鼎圖像［10］。四川省的撈鼎圖與上述地區相比出現時間較晚，為東漢晚期到三國時期，撈鼎圖多刻畫在石棺上。

“泗水撈鼎”故事發生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據《史記·秦本紀》，秦昭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11］?！妒酚洝し舛U書》：“其后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蛟凰翁鹕缤?，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保?2］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云：“禹貢金九牧，鑄鼎于荊山下，各象九州之物，故言九鼎。歷殷至周赧王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飛入泗水，余八入于秦中?！保?3］《漢書·郊祀志》亦記“鼎淪沒于泗水彭城下”［14］。

“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保?5］從《史記·秦始皇本紀》這段描述文字中，這次東巡的路線經過魯、彭城?！妒酚洝纷珜憰r間為漢武帝時期，此時秦朝早已被漢朝替代一百多年，詳細情節也難免有缺失，但是從各地出土的撈鼎圖來看，故事的主體框架所形成的格套在漢代乃至后代得以流傳。真實情形是否如后人酈道元所言“當是孟浪之傳耳”，已無從考證。

秦始皇選擇在彭城附近泗水中撈鼎，《史記正義》有“（禹）鑄鼎于荊山下……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飛入泗水，于八入秦中”［16］“鼎淪沒于泗水彭城下”［17］的歷史緣由。鼎所落入的“泗水”，發源于山東省泗水縣東蒙山南麓?！妒酚浾x》：“泗水源在兗州泗水縣東陪尾山。其源有四道，因以為名?！保?8］古時泗水水流湍急，在徐州城北、東、南形成三處急流險灘，分別為秦梁洪、徐州洪和呂梁洪。而秦梁洪所在地點撈出的石頭在兩岸堆成長長的石梁，此處又與秦始皇“泗水撈鼎“故事聯系緊密，因此秦梁洪［19］由此得名。

撈鼎故事發生地點為泗水，從典籍中所記載的時間等要素來看，都與山東省西南部和江蘇省北部地區相關，該片區域也是畫像石分布較為典型的分布區之一［20］。加之該區域內魯南地區撈鼎圖出現時間最早，發現數量最多，因此，魯南地區具備撈鼎圖發源地的特征，可以大致推斷，魯南地區就是“泗水撈鼎”最早發生的地方。

二、撈鼎圖的組合與變化

從全國四省十八個地區41幅撈鼎圖來看，分布具有區域性，畫面組成中，“鼎”成為共同的主要構圖因素。在“泗水撈鼎”故事中，構成故事的重要因素分別是鼎、泗水、秦始皇（參與者），各地撈鼎圖像內容最初也是以此三元素為基礎進行創作。只有山東兗州農機校出土的“泗水升鼎”圖明確刻有“大王”榜題，表明撈鼎圖故事主要人物，其余40幅均未有類似的點明人物身份的榜題類文字，多以直接撈鼎者或圍觀群眾這類參與者來表現故事情節，但是畫面主要內容仍然著重表現撈鼎故事。

山東是撈鼎圖最早出現的地區，為西漢中晚期。該省25幅撈鼎圖畫面主要由撈鼎人物的動作和觀看人群兩部分組成，基本構圖為：畫面正中橋上立有兩根立柱，立柱兩側搭有斜坡，斜坡上撈鼎人正在奮力用繩索拽起沉落水中的鼎，水中刻有游魚，觀看者多在撈鼎場景上方的樓閣中（圖一︰2）。撈鼎圖多與庖廚、歌舞、宴飲等生活場景或者歷史故事組合一起，布局構圖為一塊畫像石從上而下依次分布，每部分故事場景獨立發展?！皳贫Α碑嬅嬷兄赝怀鰮贫ξ吹玫囊饩?，具體表現在繩子斷裂和龍是否出現上。在西漢晚期至新莽時期，繩子已經出現斷裂情況，龍多在鼎中，龍頭呈探出之態，鼎此時處于橋面以下。從東漢早期開始，以橋為分界線，鼎已到達橋面或者與橋面相平，僅有山東嘉祥撈鼎圖像中鼎已經高出橋面。鼎呈傾斜之姿，鼎中無龍或者龍已呈現飛出之態。部分畫面中橋下站在船上負責撈鼎之人配合橋上拉鼎之人呈現托鼎動作。東漢早期，畫面留白地方多刻有鳳鳥圖案，鳳鳥呈展翅之姿，畫面更加豐富。東漢晚期，鳳鳥位置從畫面上方留白地方轉移到下方鼎下端。

圖一// 山東地區出土撈鼎圖

江蘇省撈鼎圖主要集中于蘇北的盱眙與徐州二地，出現時間與山東省相當，構圖與組合、變化上與山東省畫面類似。早期構圖中有立柱、斜坡、撈鼎人等要素，后期畫面人物增多，鼎中的龍也出現了變化。如西漢中晚期的盱眙出土的撈鼎圖畫面主要為龍頭探出鼎，而到了東漢時期徐州出土的撈鼎圖，龍已經半身出鼎（圖二）。

圖二// 江蘇徐州賈汪汴塘出土“撈鼎圖”

河南省撈鼎圖出現時期集中于整個東漢時期，圖像與山東省撈鼎圖由上而下的組合形式不同，河南省撈鼎圖故事布局在一個畫面中從左到右依次呈現撈鼎故事及其故事組合。出土的4幅畫像中，畫面以歌舞等場景為引，場面依次到達撈鼎圖。除了東漢早中期楊官寺（圖三︰1）的撈鼎畫面有立柱，畫面較為簡單外，晚期畫像中撈鼎所需要借助的兩根立柱消失，橋上橋下負責撈鼎的人前后接應。與山東地區畫面重點在撈鼎動作所表現的莊重氛圍所不同的是，河南地區在橋上兩邊撈鼎人中間多刻有歌舞之人，娛樂性增強；鼎一直處于橋面下端，呈傾斜狀；鼎中無龍或龍全身出鼎呈騰飛狀（圖三︰2）。山東地區圖像中觀鼎之人多坐在樓閣中，而河南地區多坐在馬車內，且馬車停駐在橋上?？偟膩碚f，河南地區撈鼎圖畫面表現出明顯的娛樂風格，應該與當地文化環境有關。

圖三// 河南地區出土撈鼎圖

圖四// 四川地區出土撈鼎圖

四川省撈鼎圖出現時間較晚，出現最早為東漢晚期，畫面風格也與上述省份完全不同。畫像中鼎由在水中打撈變為放置在平地之上，河流、橋等圖案已然不見，鼎也由其他地區撈鼎圖中的方鼎變為帶蓋圓鼎。除早期彭州地區畫像的鼎兩側為人（圖四︰1），另外三地（瀘州、宜賓、江安）兩側多為神獸（圖四︰2），“撈”的動作已弱化，而是運用滑輪裝置“拉”鼎。龍也不再出現，鼎成為畫面重心。

從撈鼎圖變化和組合情況來看，山東、江蘇、河南地區的撈鼎圖選取的都是故事中“撈”的場景，而四川地區撈鼎圖畫面重心在“鼎”的表現上。山東省是撈鼎圖出現最早出現地區，圖像多為畫像石墓建筑上圖案。與山東省相鄰的蘇北地區（徐州、盱眙二地），圖像不論是畫面布局還是雕刻手法都與山東相似。河南省撈鼎圖出現時間相對較晚，其畫面在蘇魯地區“撈鼎圖”影響的基礎上，畫面布局等方面出現了變化，整體畫面仍舊表現“撈鼎”，但更注重對撈鼎場面周圍環境的刻畫。而出現時間最晚的四川省，畫面要素“鼎”已經完全變成道家煉丹所用的“帶蓋圓鼎”，“撈”的動作由山東、河南地區直接用繩索拉鼎變為借助器物滑輪牽拉。從畫面風格來看，從早期到晚期，山東、河南地區的畫面組成由繁到簡，畫面氛圍也是由莊重到輕松，到了四川地區，畫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撈鼎圖像轉變為丹鼎圖像，圖像表現與道家有關。

因此，不同地區的人們以“泗水撈鼎”故事為模板，對“鼎”所代表的文化意義有了不同程度的理解，且隨著時間的變化，這種理解所表現出來的差異性也透視出傳播的軌跡。

三、流傳路線與流傳背景

從上述地區出現撈鼎圖的時間來看，撈鼎圖前后出現的省份依次為山東、江蘇、河南、四川。從撈鼎圖分布地點來看，較早出現的是蘇魯地區，為西漢中晚期。蘇魯地區“撈鼎圖”出土地點多數分布在古泗水兩岸，并逐步向西南方向擴散，依次擴散到河南，最后流傳到四川地區（圖五）。

河南省與山東省接壤，出土的4幅撈鼎圖中，時間最早的東漢早中期的南陽楊官寺撈鼎圖是4幅中與山東、江蘇地區最為接近的一幅，畫面較為殘破，畫面描述兩根立柱中有一鼎，拉鼎的繩索已斷，鼎中龍頭探出。除了兩立柱間刻有字外，河流中間也刻有字，簡報中指明此字為“水”字。河流左邊殘缺，破殘處如果有字的話，推測可能是“泗”字。而到了晚期，新野地區出土畫像磚上的撈鼎圖畫面與之前撈鼎圖有了較大的變化。最早出土撈鼎圖的南陽，地理位置離山東省、江蘇省最近，其畫面結構也表現出最先受到山東、江蘇蘇北地區影響的風格，主要元素依舊為鼎、泗水，畫面并未出現東漢后期的娛樂場景。到了東漢晚期的新野地區，刻畫內容已經在蘇魯地區的影響下產生重心變化，當地樂舞百戲娛樂場景出現，且在畫面構圖中所占比例增多，但總體來看，還未脫離出“泗水撈鼎”故事的統一格套。

圖五// 撈鼎圖出土地點、流傳路線示意圖

依據歷史故事形成的畫像格套模式，隨地域和時間不同而變化的現象不單體現在“泗水撈鼎”圖像上，較為類似且具有典型意義的還有“荊軻刺秦”畫圖。在有關學者所統計的15份“荊軻刺秦”圖像中，發現其圖像呈現“區域性密集呈現”和“跨區域呈現”現象，畫面中主要人物“荊軻”和“秦王”在人物形象以及動作表現在不同時間、地區中都出現了不同于歷史，再創造的變化［21］，而畫面出現較大變化的，主要表現在“跨區域呈現”上（即不同地區同樣故事圖像表現不同），這在撈鼎圖的傳播中也尤為明顯。

相較于上述三省，四川省撈鼎圖出現的時間最晚，時間為東漢晚期到三國時期。與山東、江蘇、河南地區的集中式分布不同的是，四川地區撈鼎圖像的分布地點明顯是分散的。四川地區的畫面風格也與另外三省明顯不同，故事主要元素中只留有“鼎”在畫面中呈現，鼎也由方鼎變為圓鼎，并且“撈鼎”動作開始借助于杠桿、滑輪這類輔助工具。撈鼎者除了參與者“人”，也出現神獸協助。

對于該地畫像中方鼎變為帶蓋圓鼎的情況，多位學者曾對此進行討論，認為四川地區畫像中鼎的變化主要受到當地道家思想的影響［22］。瀘州市大驛壩1號墓出土的“鼎與道士畫像石”畫面中就有一個巨大的圓鼎，旁邊站著一位煉丹的道人［23］，此鼎的造型與四川地區“撈鼎圖”中出現的鼎相似，都為帶蓋圓鼎。帶蓋圓鼎作為道家煉丹主要用器已成為標志性器物，在圖像平面構圖中尤為突出。由此不難看出，道家思想對該地區畫圖產生了一定影響。在四川綿陽雙包山2號漢墓［24］、樂山麻浩99號東漢墓［25］中也出土了與道家煉丹用的相關材料，更加證實了當地道家思想的盛行。

撈鼎圖這類典型且具有地域特點的漢畫圖像在地理距離上與其他三省有一定跨度的四川地區得以“跨區域呈現”，漢代移民對其傳播應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漢代移民始于漢初。蜀地一帶戰亂較少，連年豐收，高祖下令允許貧民賣兒賣女，到蜀漢地區解決吃飯問題，以緩解饑荒，《漢書·食貨志上》記載“漢興，接秦之敝，諸侯并起，民失作業，而大譏謹。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保?6］

表一// 山東、江蘇、河南、四川撈鼎圖情況統計表

續表

蜀地移民中，中原地區的移民占了重要比例。有學者根據《漢書》《后漢書》《華陽國志》《蜀中廣記》等相關資料統計了蜀地可考籍貫的官員［27］，以郡守為例，統計的60人中，外籍達40人之多，占總數的2/3，而在籍貫中，與本文相關的省份，河南籍18人、山東籍3人、江蘇籍2人，其它地區陜甘籍10人、安徽籍4人、浙江籍1人、河北籍1人、貴州籍1人，可見河南地區移民占總移民比例達到三成之多，移民遷出地情況可窺知一二。

相關考古材料也反映了四川地區的漢代移民情況。四川中江塔梁子漢代崖墓M3是整個西南地區唯一的一座壁畫漢墓，其壁畫和榜題在四川也是首次發現［28］。M3的13行墨書榜題引起了多位學者的熱烈討論，主要是對墓主身份背景和經歷的探討［29］。榜題中，“先祖南陽尉”表明其祖上為河南人，后獲罪，“鴻蘆擁十萬眾，平羌有功赦死，西徙處，此州郡縣鄉卒”，因平叛有功赦免死罪，最終在此地得以終老。塔梁子M3的時代為東漢晚期，可知在東漢時期中原地區有人因為多種原因遷徙至此，3號墓祖上獲罪流放遷徙至此只是其中一例。

四川博物院收藏的兩塊墓門門枋石刻文字記載：“唯呂世之先，本豐沛呂□子孫。呂祿，周呂侯。祿兄征過，徙蜀汶山□□□□□□□□建成侯怠征過，徙蜀汶山□□東杜（社）造墓藏丘冢。作冢以勸后生。工匠楊順，子孫?！保?0］石刻發現于成都郊區的漢墓中，石刻內容記述了呂氏族人因罪遷徙到汶山一事，石刻發現于成都郊區的漢墓中，從石刻發現的地點來看，呂氏族人可能又從汶山遷徙到成都附近定居。

人口遷徙現象到了東漢晚期更為常見，受到戰亂影響，《后漢書·劉焉列傳》記載，“南陽、三輔民數萬戶流入益州，焉悉收以為眾，名曰‘東州兵’”［31］。葛劍雄先生對此現象進行總結，認為“南陽和荊州，數量最多”［32］。

上面所列舉的有關蜀地移民的考古材料中，遷徙人士中河南籍貫的移民比例較大，如自身或祖上原先在南陽地區，或因獲罪遷入，或因戰亂影響遷入。撈鼎圖出現最晚的四川地區，顯然受上述諸多因素影響，撈鼎圖只是受到移民遷徙影響表現出的部分文化現象。作為具有典型地域性特征的圖像，其在山東地區最早出現，通過各地人員的遷徙流動，又在部分地區出現，其出現地區和文化面貌自身具有一定的背景條件，這也是撈鼎圖具有區域性特征的原因。到了遷入地，撈鼎圖在當地文化的影響下，在保留自身基本文化特征的基礎上，又很好地與當地文化融合，最終形成了獨具一格的四川“丹鼎”形象的撈鼎圖。

因此，由上分析，“撈鼎圖”傳入蜀地一定程度上是由河南移民所帶入，并與當地的崖墓在葬俗上相融合，同時圖案又受到當地道家文化的影響，使得畫面出現了有別于山東、江蘇、河南等地區的變化，區域性特點較為突出。

四、結語

綜上所述，漢代畫像“撈鼎”圖由魯南地區起源，魯南地區也是該畫像的成型期，影響并流傳至相近的河南。河南南陽撈鼎圖受魯南風格影響較多，畫像出現較晚（東漢晚期）的新野地區所受河南地區基本以南陽地區影響為主，但變化依舊受到“泗水撈鼎”圖像格套影響。因此河南地區撈鼎圖總體來說還是受到魯南地區影響。到了四川地區，該地撈鼎圖為上述地區中出現最晚，其傳入應與河南移民入蜀有關，畫像風格受到西南地區道家文化影響，并與當地葬俗結合，畫像結構出現明顯變化，形成了具有區域特色的撈鼎圖像。因此，撈鼎圖在四川發生的變化最大，傳入四川后，撈鼎圖像進入轉變發展期，最后這里也可能是撈鼎畫像最晚消失的地區，三國以后便再也沒有與撈鼎圖相關的畫像或壁畫等藝術形式的出現。

［1］a.楊孝軍、郝利榮：《漢畫中“撈鼎”的社會意義及其生死象征》，《東南文化》2011年第2期；b.楊孝軍、郝利榮：《漢代畫像中“撈鼎”及其象征意義——兼論董仲舒天的哲學思想表現以及漢代民間生死信仰》，《中國漢畫學會第十二屆年會論文集》，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香港）2010年，第156—160頁。

［2］黃瓊儀：《漢畫中的秦始皇形象》，臺灣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

［3］辛旭龍：《漢畫中的“泗水撈鼎”圖像》，南京藝術學院碩士論文，2012年。

［4］邢義田：《漢代畫像中的射爵射侯圖》，《畫為心聲：畫像石、畫像磚和壁畫》，中華書局2011年，第138—194頁。

［5］蔣英炬、楊愛國：《漢代畫像石與畫像磚》，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61頁。

［6］蔣英炬編：《中國畫像石全集》第二集，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年，第168頁，圖一七七。

［7］同［6］，第15頁，圖二一。

［8］南京博物院：《江蘇盱眙東陽漢墓》，《考古》1979年第5期。

［9］徐州漢畫像石藝術館館藏。

［10］趙成甫：《南陽漢代畫像磚》，文物出版社1990年。

［11］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2016年，第218頁。

［12］同［11］，第2365頁。

［13］同［11］，第218頁。

［14］漢·班固：《漢書·郊祀志上》，中華書局2016年，第1200頁。

［15］同［11］，第248頁。

［16］同［11］，第218頁，見《正義》。

［17］同［14］。

［18］同［11］，第58頁，見《正義》。

［19］三洪為秦梁洪、徐州洪和呂梁洪，其中秦梁洪與秦始皇撈鼎典故有關，故命名。關于三洪歷史，見《京杭運河江蘇（史料）選編》第一冊，人民交通出版社1997年，第186-198頁。

［20］信立祥在《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一書中將漢畫像石的分布分為五區，其中第一個分區包括了部分撈鼎圖出土區域（山東省西南部以及江蘇省北部）。信立祥：《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

［21］史培爭：《漢畫像與歷史故事研究》，東北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15年。

［22］吳雪杉：《從“九鼎”到“丹鼎”——四川漢代“取鼎”圖像的嬗變》，《天津美術學院學報》2011年第2期；莊小霞：《四川漢畫像所見丹鼎圖考》，《四川文物》2015年第6期。

［23］羅二虎：《漢代畫像石棺》，巴蜀書社2002年，第118頁。

［2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綿陽博物館：《綿陽雙包山漢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何志國、孫淑云、梁宏剛：《我國最早的道教煉丹實物——綿陽雙包山漢墓出土金汞合金的初步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2007年第1期。

［25］唐長壽：《樂山崖墓和彭山崖墓》，電子大學科技出版社1994年，第122頁。

［26］同［14］，第1127頁。

［27］藍勇：《西南文化歷史地理》，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21－28頁。

［28］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中江塔梁子崖墓》，文物出版社2008年。

［29］a.王子今、高大倫：《中江塔梁子崖墓壁畫榜題考論》，《文物》2004年第9期；b.趙瑞明：《中江塔梁子崖墓壁畫榜題補釋》，《四川文物》2009年第4期。

［30］張勛燎、袁曙光：《四川省博物館藏漢后“人墓葬石刻文字及其相關問題》，《中國西南的古代交通與文化》，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07頁。

［31］南朝宋·范曄：《后漢書·劉焉列傳》，中華書局2016年，第2433頁。

［32］葛劍雄：《中國移民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