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昌冬奧會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運動員賽場表現及動作難度、難度戰術發展趨勢研究

周文婷

摘要：目的：研究平昌冬奧會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運動員的賽場表現及動作難度、難度戰術發展趨勢。方法：采用視頻分析等研究方法，對平昌冬奧會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決賽女運動員的賽場表現進行對比分析，并與索契冬奧會女運動員的動作難度系數及難度戰術情況進行對比，分析動作難度選擇與難度戰術的發展趨勢。結果：（1）平昌冬奧會決賽女運動員動作難度范圍為2.900～4.050，3輪的動作平均難度系數分別為3.267±0.215、3.500±0.247和3.658±0.221；（2）決賽次輪和末輪中女運動員均有加難、有限減難和維持難度的戰術選擇，白俄羅斯隊與中國隊還制定了團隊難度戰術；（3）決賽中女運動員們的落地成功率為66.7%，動作的平均質量系數為0.88，女運動員在騰空、動作表現和落地上分別表現不同的優勢與劣勢；（4）平昌冬奧會中末輪動作難度系數與索契冬奧會相比明顯下降；（5）兩屆冬奧會決賽中女運動員的難度戰術選擇變化趨勢不顯著，團隊難度戰術也相同。結論：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運動員在冬奧會決賽末輪中的動作難度系數有顯著下降趨勢，但個人與團隊難度戰術選擇無顯著性變化趨勢。

關鍵詞：自由式空中技巧；賽場表現；動作難度；難度戰術；發展趨勢

中圖分類號：G80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808（2018）04—0011—06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項目起源自上世紀初的美國，于1988年在加拿大卡爾加里第15屆冬奧會上首次被列為表演項目，并于1994年成為挪威利勒哈默爾冬奧會的正式比賽項目。該項目自引入我國，發展迅速，自1998年長野冬奧會女子首次摘取銀牌后，韓曉鵬更在2006年鹽湖城冬奧會上實現了我國雪上項目的金牌突破。在剛剛結束的平昌冬奧會上，我國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隊運動員又收獲了1枚銀牌和1枚銅牌，延續了我國女運動員在該項目上的一貫優異表現。自2014年的索契冬奧會，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由“兩跳預賽兩跳決賽”的傳統賽制變為“一跳遞進淘汰”的全新賽制，預賽2跳、決賽3跳，由于涉及運動員動作申報、比賽進程、出場順序、參賽資格、名次排定、臨場指揮等諸多方面的變化，故運動員難度動作的選擇、臨場難度戰術的實施與技術動作的完成情況就直接影響了運動員的最終成績。為備戰4年后的北京一張家口冬奧會，力爭女運動員在該項目上取得更優異的戰績，本研究以參加平昌冬奧會決賽的女運動員為對象，對比分析決賽中運動員的動作難度選擇及其臨場難度戰術，并對其在技術動作完成過程中的各項指標進行解析，以評價運動員的賽場表現，此外，通過對比索契冬奧會，對決賽中女運動員動作難度及難度戰術選擇的發展趨勢進行探討，旨在為該項目未來的訓練和備戰提供參考。

1研究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參加平昌冬奧會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決賽的12名女運動員的賽場表現，包括每跳難度系數、難度戰術及技術動作得分。

1.2研究方法

1.2.1視頻分析法 以平昌冬奧會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子決賽的視頻資料為依據，對技術動作進行觀察記錄。

1.2.2調查訪談法 對國家隊教練員、運動員和國內知名裁判員進行訪談，對運動員難度戰術運用進行調研。

1.2.3文獻資料法 查閱研究相關的國內外文獻資料、論文、網絡信息及書籍，為選題及研究做好理論準備。通過網絡及中國知網、萬方數據庫等資料庫，查閱與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難度技術及戰術相關的文獻資料。

1.2.4對比分析法 對比決賽各輪比賽中所有女運動員的技術動作，并參考各種相關文獻資料，分析難度戰術變化。參考視頻及文獻中報道的索契冬奧會女運動員動作難度系數及難度戰術情況，與本屆冬奧會情況進行對比，分析女運動員的動作難度選擇與難度戰術的發展趨勢。

1.2.5數理統計法 索契冬奧會與平昌冬奧會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決賽中女運動員每跳的動作難度系數采用平均值±標準差表示；運動員在兩屆冬奧會中每輪動作難度系數間的差異采用t檢驗；兩屆冬奧會決賽女運動員的難度戰術頻率比較采用X²檢驗，顯著性水平均定為P<0.05，統計分析由SPSS 13.0完成。

2結果與分析

2.1動作難度

動作難度指所做動作的難易程度，根據動作數量、翻轉周數和轉體度數來確定，按照一定的計算法則，最后形成每個動作的難度系數。由于該項目難度高與失敗率高的特點，賽前多方預測實力強、動作難度高的幾名運動員（如澳大利亞的Scott和美國的Caldwell）在資格賽中均未能成功晉級。經分析可見，平昌冬奧會決賽中12名女運動員采用動作的難度系數差別范圍為2.900～4.050，3輪動作的平均難度系數分別為3.267±0.215、3.500±0.247和3.658±0.221，整體呈現每輪動作難度系數升高的趨勢（見表1）。

具體分析可見，因決賽3輪動作不能相同，故首輪除3名實力較強，難度動作儲備較多的運動員外，其余運動員均選擇了難度系數較低的3.150和3.200類動作，表明大部分從事該項目的女運動員實力均衡，但與杰出運動員間差異明顯，因此在競爭激烈程度最低的首輪，均采用難度較低，但成功率較高、完成質量較好的難度動作，而在次輪和末輪，除美國運動員Olsen外，其他運動員均選擇了難度系數3.500以上的難度動作，且其中的3名運動員選擇了難度系數≥3.750的動作，但由于動作完成情況各異，最終末輪技術動作完成優異的張鑫因動作難度系數不及Huskova，以0.62分之差屈居亞軍，可見動作難度系數選擇區間與單個動作難度系數的重要性。

已有研究發現，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子比賽中，當難度系數、得分和穩定性三者權衡時，根據2.900、3.150、3.500、3.525、3.550、3.800和4.050這幾個最常見的難度動作統計，最佳難度系數的選擇區間為2.970～3.650，而國際賽事中單個動作的難度系數每±0.1，則其最后得分至少要±2.5。由于難度系數大于2.970時，動作難度的增加會導致穩定性的降低，而當難度系數小于3.650時，單個動作難度的增加會導致最終成績的提高幅度加大，因此對應本屆冬奧會決賽中各女運動員的參賽動作，則動作難度系數的最佳區間應為3.150～3.525（決賽中9名女運動員選擇該區間動作難度，獲得獎牌的3名運動員中有2名選擇該區間動作難度），而若想在金牌競爭中更具優勢，則在北京冬奧會備戰周期中，我國女運動員還需要熟練掌握至少1個≥3.750的高難度動作。

2.2難度戰術

如前所述，12名女運動員在決賽3輪中整體呈現每輪動作難度系數升高的趨勢，其中次輪選擇加難戰術的運動員有6名，有限減難的運動員有2名，維持難度的運動員1名；而在決賽末輪中，3名運動員選擇了加難戰術，另外3名運動員則選擇維持難度見表1。

具體分析可見，決賽中難度戰術的選擇在不同個人和團體中差異較大。分析顯示，12名女運動員分別來自5個國家，根據該國家運動員水平的高低，可將各隊分為實力最強的第一梯隊（白俄羅斯隊與中國隊）、實力次之的第二梯隊（澳大利亞與美國隊）和實力最弱的第三梯隊（俄奧運運動員隊）。其中，由于澳大利亞與美國隊中實力最強的運動員均未能進入決賽，而俄奧運運動員隊隊員無論儲備的難度動作還是單個動作的難度系數均弱于其他隊運動員，故獎牌的爭奪主要在第一梯隊間進行，因此，除此兩隊外，其他國家隊均無團體難度戰術，而是采用個人難度戰術進行比賽。

在白俄羅斯與中國隊中，由于整體實力較強，新老運動員能力、年齡、經驗及難度動作儲備等方面搭配錯落有致，因此在團體作戰情況下，兩隊均采用重點隊員沖擊更高難度動作，其他隊員采用最穩定成套難度動作的難度戰術。其中，為沖擊更高得分甚至獎牌，兩隊的重點隊員從決賽首輪起就均選擇了難度≥3.500的動作，并在次輪和末輪持續加難或維持難度，索契奧運會冠軍Tsuper更是3輪均采用了≥3.750的高難度動作，末輪動作難度系數甚至達到4.025的全場最高，這固然體現了其較高的難度動作儲備，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其年紀較高（38歲）和技術動作完成質量較差，因此為進入決賽末輪，并盡力彌補其動作質量上的短板，她采取始終維持高難度動作的戰術，并最終成功達成目標，獲得第4名，Huskova和徐夢桃則一個成功貫徹戰術，一個出現嚴重失誤，止步次輪，而張鑫和孔凡鈺穩扎穩打，采用與第二、第三梯隊運動員相同的個人難度戰術，最終收獲銀牌與銅牌?？偨Y起來，這種個人戰術的顯著特點就是，運動員在決賽首輪采用難度系數較低的動作，進入次輪時，則大多選擇加難戰術（5/6，83.3%），末輪時則大多維持難度（3/4，75%）。

需要格外說明的個人難度戰術唯一例外是美國運動員Olsen的難度戰術選擇。作為唯一在前兩輪都選擇較低難度動作（3.125和2.900）的情況下成功晉級末輪的二流運動員，可見她的成功完全建立在其有效的難度戰術選擇上，即首輪12→9時，跟隨非強隊非重點隊員的難度動作，借首輪晉級人數較多的優勢，盡力躋身次輪，而在實力有限、動作儲備較少的情況下，次輪在最佳難度系數選擇區間內挑選難度系數最低的動作，以更高的技術動作完成質量挺進決賽末輪，最后則采用個人最高難度動作爭奪更好成績。

而此時回看賽前最被寄予奪金厚望的徐夢桃的難度戰術選擇，在個人戰術層面就顯得不盡合理。如前所述，當前的比賽規則是“一跳遞進淘汰”，因此應清醒地分析動作難度與動作質量的辯證關系：即動作難度是制勝基礎，而動作質量是制勝保障，只有高質量地完成高難度動作才能在比賽中取得優異成績，沒有質量的高難動作競爭實力會大大降低。所以，首先確保進入末輪，繼而爭取獎牌才是更合理的戰術考量。而鑒于其優秀的身體素質以及對較低難度動作較高的完成質量，前兩輪選擇3.150～3.525最佳難度動作區間的難度動作，確保以更好的完成質量進入末輪，此時再發揮團隊優勢，以高難度動作爭取獎牌，對于團隊及個人而言，才是最佳的戰術選擇。綜上，建議在北京冬奧會決賽中，我國運動員采用更合理的團體和個人難度戰術，以取得更好的成績。

2.3技術動作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是滑雪技術和空中轉體技術的有機結合，對動作行為的技巧性要求很高，動作結構由助滑、起跳、空中翻轉、落地4部分組成，由裁判員根據評分標準的規定對后3個方面進行量化評價，其中落地成功與否決定了該動作的成功與否，落地質量則是整個動作完成質量的重要組成部分。觀看比賽視頻后，將決賽12名女運動員的技術動作得分情況統計為表2，其中以質量系數來評價動作的完成質量，即每跳動作得分與該跳動作滿分的比數，其最大值為1，表明動作完成得完美無缺，優秀水平臨界值設為0.90。從中可見，運動員們的落地成功率為66.7%，運動員完成所有動作的平均質量系數為0.88，但運動員在騰空、動作表現和落地上分別表現不同的優勢和劣勢，在此僅對真正能體現真實水平的前6名運動員完成的無嚴重失誤的技術動作進行分析。

末輪決賽中有4名運動員出現嚴重失誤，僅Huskova和張鑫成功完成難度動作。其中冠軍Huskova的3輪動作平均質量系數為0.85，僅首輪動作達到優秀水平，但3輪動作的騰空部分均表現優秀，次輪和末輪則分別由于動作表現不完整和動作難度高導致落地姿勢不佳。亞軍張鑫的3輪動作平均質量系數為0.90，幾乎所有動作質量都達到優秀水平，表明其動作完成的高度穩定性和各單項技術的均衡。獲得銅牌的孔凡鈺前兩輪的動作評分均表現優秀，平均質量系數高達0.94，表明她對難度系數較低的動作完成質量較好，首輪動作更是表現近乎完美。分別觀察白俄羅斯運動員Tsu-per、澳大利亞運動員Peel和美國運動員Orlsen前兩輪決賽的平均質量系數和她們各自在騰空、動作表現和落地3部分的得分情況，不難發現，平均質量系數最高的是Orlsen（0.93），最低的是Tsuper（0.78），Peel則介于她們之間（0.86）。在3部分得分中，Tsuper的騰空部分表現稍好，但由于每輪動作均難度系數很高，導致其動作在空中的表現不完整，落地準備也不充分，從而影響了最后得分；Peel的得分優勢在落地部分，騰空和動作表現較落地均稍顯遜色；而鑒于Orlsen的動作難度較低，其3部分得分均較高，但難度系數2.900的動作表現明顯好于難度系數3.150的動作，近乎完美。

在女運動員次輪與末輪主要采用的3個主流難度動作中，按運動員完成質量系數進行排序（見表3）?？梢?，孔凡鈺在bFF和bDFF上表現最優，張鑫則在另bFdF動作上發揮最佳，其他運動員分別在不同方面表現優勢與劣勢，從而影響最終得分，表明在世界主流的單個難度動作完成中，我國運動員普遍具有更好的動作質量。

2.4索契冬奧會與平昌冬奧會決賽女運動員難度動作選擇及難度戰術的發展趨勢

縱觀索契冬奧會與平昌冬奧會女子空中技巧項目決賽，無論是入圍運動員的水平與團隊整體實力，還是運動員難度動作的選擇與難度戰術的應用，均存在明顯差別。首先，平昌冬奧會中多個世界一流運動員在資格賽中的紛紛落馬，導致了決賽中運動員及所在國團隊的整體實力的大幅降低，阻礙了澳大利亞和美國隊這兩支世界一流強隊團體戰術的實踐。其次，本屆冬奧會比賽規則較上屆出現微調，由決賽3輪以12—8—4的方式遞進排名→決賽3輪以12—9—6的方式遞進排名，對運動員的表現無疑更顯寬容，使得動作難度雖然不高，但完成質量非常穩定的二流運動員也可能躋身決賽末輪，增加了比賽的可能性和可觀賞性，而6名運動員進行末輪競爭，也為整體實力較強的團隊發揮更合理的難度戰術提供了前提。

從運動員難度動作選擇情況看，索契冬奧會運動員的動作難度范圍為2.900～4.425，跨度大于平昌冬奧會，這與平昌冬奧會中世界一流運動員的提前淘汰有關。其中決賽3輪的動作平均難度系數分別為3.377±0.258、3.575±0.332和4.138±0.222，與本屆冬奧會相比，運動員前兩輪動作的難度系數均有所調整下降，但差異均不顯著，而末輪的動作難度系數顯著高于本屆（3.658±0.221）（P<0.05），呈現明顯的難度下降趨勢，與之前研究預測的趨勢不同，究其原因，不僅與前面提到的規則微調導致的更多運動員進入末輪決賽密切相關，也與當前成熟運動員逐漸流失，優秀年輕運動員青黃不接有關。因此，當前不僅要注重該項目運動員的選材，尤其是跨界選材的實施，提高和加速運動員的成才，也要注重盡快提高年輕運動員難度動作的儲備和高難度動作的熟練程度。

在對索契與平昌冬奧會女子決賽個人難度戰術進行分析時發現，決賽次輪中女運動員實施動作加難是運用難度戰術的主流，其中兩屆冬奧會中均有60%以上的運動員采用了加難戰術，其余運動員則選擇維持難度或有限減難戰術。而決賽末輪中，雖然本屆冬奧會中各有50%的運動員選擇了加難和維持難度，上屆冬奧會則所有4名運動員均選擇了加難戰術，但兩屆比賽女運動員在兩輪決賽中的個人難度戰術選擇均無顯著性變化趨勢（P>0.05）（見表4）。

比較兩屆冬奧會中的團隊難度戰術可見，雖然決賽階段的優勢國家團隊不同，但采用的戰術均相同。索契冬奧會決賽階段，團隊整體實力最強的是各有3名運動員的澳大利亞隊與中國隊，而后是實力次之的美國隊（2名），俄羅斯隊（2名）、白俄羅斯隊（1名）和哈薩克斯坦隊（1名）則要么運動員個人能力較弱，要么僅1名運動員難以實現團隊戰術。具體到澳大利亞、中國和美國隊，3隊均采用了同樣的團隊戰術，即由重點隊員承擔沖擊高分和獎牌的任務，從決賽首輪起即選擇難度較高（≥3.500）的動作，并在次輪和末輪繼續加難，從而出現了徐夢桃3.500→3.800→4.175和澳大利亞運動員Lassila的3.800→4.050→4.425高難度動作組合，其他隊員則采用個人戰術自由發揮。而美國運動員Caldwell雖然同樣具備完成上述高難度動作組合的實力，但由于首輪比賽出現嚴重失誤，未能成功貫徹戰術。綜合本屆冬奧會情況，由此可見，未來在北京冬奧會上，決賽階段的優勢團隊很可能仍將延續相同的團隊難度戰術，并與個人難度戰術相結合，以獲得團體與個人的最佳成績。但結合上述關于難度戰術的分析，應慎重考慮團隊和個人難度戰術的使用，并以這兩屆冬奧會經驗為鑒，選擇更適合的團隊戰術與個人戰術。

3結論

（1）平昌冬奧會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決賽動作難度范圍為2.900～4.050，3輪的動作平均難度系數分別為3.267±0.215、3.500±0.247和3.658±0.221，動作難度的最佳區間為3.150～3.525，但為獲得金牌，運動員應掌握一個動作難度系數≥3.750的動作。

（2）決賽3輪整體呈現每輪動作難度系數上升的趨勢，其中次輪選擇加難、有限減難和維持難度戰術的運動員分別為6名、2名和1名；末輪決賽中，選擇加難和維持難度戰術的各有3名運動員。白俄羅斯隊與中國隊還制定了重點隊員與其他隊員差異化的團隊難度戰術。

（3）決賽中運動員們的落地成功率為66.7%，運動員完成所有動作的平均質量系數為0.88，不同運動員在騰空、動作表現和落地上分別表現不同的優勢與劣勢。

（4）平昌冬奧會中女運動員末輪的動作難度系數與索契冬奧會相比明顯下降。

（5）兩屆冬奧會決賽中運動員的個人難度戰術選擇無顯著性變化趨勢，團隊難度戰術也均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