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移民區初中生的自我效能感與文化適應：消極情緒調節期待的中介作用

陳鐘奇

摘 要：采用一般效能感量表、消極情緒期待量表、文化適應量表探究了335名生態移民初中生的自我效能感、消極情緒調節期待和文化適應三者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1）一般自我效能感、消極情緒調節期待和文化適應兩兩呈顯著正相關；2）消極情緒調節期待在一般自我效能感和民族文化適應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老家認同和移民認同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關鍵詞：生態移民；自我效能感；消極情緒調節期待；文化適應

生態移民是指因生態環境惡化或為了改善和保護生態環境而發生的整體性遷移活動以及由此活動所產生的人口遷移。移民在開始新生活的同時，大規模的搬遷工程勢必會給他們帶來一系列的文化適應反應，文化適應不良則會產生一系列的行為問題和社會禍患（趙銘錫，2012）。自我效能感是指“個人對自己執行某一結果所要求的特定行為的能力信念”，它與心理健康密切相關，對文化適應有正向預測作用（Kim & Omizo， 2010）。消極情緒調節期待（negative mood regulation expectancy，以下簡稱NMRE）指的是個體對于是否有能力終止或減輕消極情緒狀態的信念。作為一種認知方式，NMRE對于個體有重要的適應意義，與文化適應存在相關關系（王國芳& 楊曉輝，2015）。在對抑郁患者的CBT干預治療中發現，一般自我效能感、NMRE與抑郁癥狀均有正相關，且NMRE通過干預會產生較大的變化從而對治療效果產生影響（Backenstrass et al.， 2006）。

綜上，研究者推測，NMRE可能是一般自我效能感和文化適應的中介變量。前人研究中較少涉及到NMRE在文化適應中的作用，尤其是對生態移民中學生這一特殊群體。生態移民中學生刻著這個時代的大烙印，他們的自我效能感和文化適應狀況處于什么狀態？NMRE在其中發揮著怎樣的作用？基于以上思考，本研究選擇了生態移民初中生作為研究對象，考察生態移民初中生一般自我效能感、NMRE和文化適應三者的關系。

1 對象與研究工具

選取生態移民區初一至初三年級學生335人作為被試，其中男生167人。初一113人（男54），初二131人（男66），初三91人（男47）?；刈?4人，漢族301人。

研究工具：1）一般效能感量表 由Ralf Schwarzar及Matthins Jerusalem等人編制，張建新和 Schwarzar改編為中文版。該量表共有10個項目，李克特4點計分，得分越高表示自我效能感越好。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71。2）消極情緒期待量表 采用王國芳（2014）修訂的NMRE量表中文版，該量表包含32個題目，采用6點計分，量表得分越高表明被試對于成功調節不良情緒越有信心。本次測驗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1。3）文化適應量表 對文化適應的測量包括民族文化適應問卷和地域文化適應問卷。前者由張勁梅和張慶林（2009）編制，共24題，采用5點計分，得分越高表明民族文化適應越好。本次測驗中該問卷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76；后者由丁鳳琴等人（2015）修訂，共16題，采用7點計分。它包括老家認同與移民認同兩個維度，分數越高，代表該地域文化適應程度越好。本研究中老家認同與移民認同維度的內部一致性系數均為0.89。

2 結果

一般自我效能感、NMRE和民族文化適應、老家認同、移民認同之間兩兩均呈顯著正相關。根據Hayes（2013）提出的Bootstrap法進行中介效應檢驗，以一般自我效能感為自變量，NMRE為中介變量，分別以1）民族文化適應、2）老家認同和3）移民認同為因變量，做三次中介檢驗。結果表明：NMRE在一般自我效能感和民族文化適應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應比例為0.37；在老家認同和移民認同中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作用比例分別為0.38、0.37。

3 討論

生態移民初中生在文化適應上也表現出較好的適應水平，這與以往的研究結果一致，一方面與他們移民的時間和所在群體環境有關，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為寧夏回族自治區文化大氛圍比較相近，之前居住地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與移民地區的差異較小。在NMRE和民族文化適應上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和移民時間差異。女生的NMRE水平和民族文化適應水平更高。趙鑫（2014）關于情緒調節策略的性別差異研究也發現，女性青少年更多地使用認知重評策略，而男性青少年更多地使用表達抑制策略，這與本研究的結果不謀而合；民族文化適應水平與移民時間密切相關，移民時間2年以下者適應得分最高，2-5年者最低，符合“文化沖擊”模型理論的發展階段。

在三者相關關系的分析中發現，一般自我效能感對NMRE、文化適應有著正向預測作用，NMRE在一般自我效能感和民族文化適應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一般自我效能感和老家認同、移民認同中起完全中介作用。這驗證了本研究最開始的假設——一般自我效能感對文化適應的作用通過NMRE間接實現。自我效能感高作為一種更為寬泛的信念和NMRE針對具體的事件和問題所產生的認知方式屬于兩種不同的人格因素。擁有較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個體對自己的能力持積極的信念，遇到沖突或困境是能夠正向地面對，對問題解決過程中的消極情緒調節期待更高，認為消極情緒只是暫時存在、并且自己能夠克服并獲得快樂，從而產生更為積極有效的問題解決策略和行為，更好地促進其文化適應。

參考文獻

[1]趙銘錫.（2012）.內地西藏班學生文化適應對心理健康的影響.中國學校衛生，33（2），207-209.

[2]丁鳳琴，景娟娟.（2015）.生態移民初中生文化融入與社會支持和學校適應的相關分析.中國學校衛生，36（6），917-919.

[3]丁桂鳳，趙國祥.（2008）.中學生的適應特征及其影響因素.心理與行為研究，6（2），89-93.

[4]黃飛，張建新.（2015）.2247名中學生的自我效能、自尊與積極、消極情感.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4（2），147-152.

[5]王國芳，韓鵬，楊曉輝.（2014）.監獄警察角色壓力和消極情緒調節期待對工作投入的影響：前攝應對的中介作用.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2（6），1095-1098.

[6]Backenstrass M.， Schwarz T.， Fiedler P.， et al. （2006）. Negative mood regulation expectancies， self-efficacy beliefs， and locus of control orientation： Moderators or mediators of change in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 Psychotherapy Research， 16（2）， 250-258.

[7]Hayes Andrew F. （2013）. An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New York： Guilf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