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生活”內涵與“美好生活指數”研究

吳維海

?

“美好生活”內涵與“美好生活指數”研究

吳維海1,2

（1.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北京 100038；2.國合華夏城市規劃研究院，北京 100038）

黨的十九大提出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的重大論斷,這標志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理論與實踐進入了新時代、新征程。在新的歷史時刻，研究分析“美好生活”內涵及“美好生活指數”頂層設計，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一、美好生活內涵及重要論斷

研究發現，美好生活是與特定歷史時代的發展水平相關聯的。它是社會發展的最大價值公約數，它包含了對發展成果( 財富等) 的占有，精神價值與意義的體驗、感受，以及主體際(他人、群體和社會)之間的相互尊重、理解和合作等，它是公正社會的制度安排和充滿理性、自由、開放的氛圍的生活。美好生活既包括“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等“硬需求”，它包括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人的尊嚴、權利、當家作主等“軟需求”。

梳理“美好生活”研究與實踐，貫徹領會黨的十九大和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及重要論述，將“美好生活”的內涵定義如下：

美好生活是在特定歷史發展時期，一國的國民或個人享有的更多發展成果，廣泛的自由、尊嚴、開放和安全的生活感受，人與自然、社會和自身關系協調、和諧、有機的生態生活，以及公正、包容的社會制度安排等。

二、“美好生活”的理論和實踐演變

歸納“美好生活”的理論和實踐，將其歸納為四發展階段。

（一） 萌芽階段：體現哲學特征的“美好生活”

時間跨度：公元前到十七世紀之前。該階段，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德漠克利特、伊壁鴻魯對美好生活進行了闡述和探索研究，他們將美好生活與物質、自由、快樂等相互聯系，提出了各自的定義和學說。其中：

亞里士多德。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是第一個提出“美好生活”一詞的哲學家，他認為：美好生活指一個人在擁有基本的物質需求后，經過審慎思考之后追求的生活方式。亞里士多德認為，美好生活包含自由，美好生活可定義為“理解”，理解的對象是知識，隨著個人理解能力和知識的增多，可以達到更高層次的享受，從而實現美好。

德漠克利特與伊壁鴻魯。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德漠克利特認為，“快樂和不適”構成了應該做和不應該做事情的標準。這種快樂主要是指精神快樂，靈魂的安寧，但不排斥物質的豐裕帶來的幸福。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鴻魯繼承發展了德漠克利特的理性主義幸福觀，提出了“快樂論”的觀點。

上述學者和哲學家的相關定義充滿了哲學的意味，同時也有很強的時代局限。

（二） 發展階段：體現唯物主義特質的美好生活

時間跨度；十七世紀前后到二十世紀初。該階段，霍布斯、薩繆爾森等提出了個人欲望、基數效用論、序數效用論等美好生活的相關觀點，逐步對美好生活進行了定性和量化研究。

霍布斯。十七世紀，霍布斯采用樸素唯物主義的觀點提出人的“本性利己”論，闡述了不斷進取的個人主義的幸福觀。他認為人生就是無限追求個人欲望滿足的歷程。十九世紀之后流行的功利主義，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钡母＠腋Ｓ^，成為西方社會的主流。在大眾幸福方面向社會福利轉化，在個人幸福方面向物質追求轉化。

效用論。19世紀開始，西方思想家和經濟學家提出幸福感的“基數效用論”，用數值把幸福感寫作快樂，痛苦及持續長度等因素的數學算式?；鶖敌в谜撜J為效用大小是可以測量的，其計數單位就是效用單位。但這種方法實際上無法操作。后來，提出序數效用論，用排序法測量幸福，仍然難以測量。效用作為一種心理現象無法計量，也不能加總求和，只能表示出滿足程度的高低與順序。于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便將快樂約等于“欲望”。

（三） 推廣階段：以量化測量和政府采納為特征

時間跨度：大約在20世紀前后。各國在理論和實踐上探索美好生活指數和公式等測量，從個人和國民等維度進行分層指標的探索與量化分析。

公式與量化測算。近代西方學者探索公式法和調查問卷等測試主觀幸福感。經濟學家薩繆爾森進行了國民幸福指數的研究，給出了計算幸福的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把影響效用的因素分為物質、健康、自尊、環境、社會公正等五類。馬斯洛提出了多層需求理論。心理學家羅斯威爾結合馬斯洛需求理論認為：幸福等于個性、生存需求和高級心理需求之和，包括幸福感本身的不同維度。澳大利亞心理學家庫克將幸福指數分為個人幸福指數和國家幸福指數：個人幸福指數包括個人生活水平、健康狀況、在生活中取得的成就、人際關系、安全狀況、社會參與、未來保障等；國家幸福指數包括人們對國家當前的經濟形勢、自然環境狀況、社會狀況、政府、商業形勢、國家安全狀況等方面的評價。

函數測量。20世紀后期，隨著全球心理學的逐步成熟，生物心理學家發現靈長類生物的大腦中有兩個不同的神經系統—“欲望”與“體驗”，行為經濟學家提出效用的二分法——決策效用和體驗效用，前者（決策效用）指個人可以選擇得到什么，從而實現心理滿足；后者（體驗效用）指個人對得到的東西的具體體驗，這進一步深化和細化了人們對幸福感的認識。為了定量測算影響幸福感的主要因素，行為經濟學和心理經濟學家開始探索和將幸福感表示為由多種外部變量決定的一組函數。這些變量包括GDP，人均收入，就業率，預期壽命，有無醫療/養老保險，環境及安全等。

國家考核指數。隨著幸福感用于衡量一個國家發展程度，不少國家將幸福感納入發展考核中。20世紀，不丹提出以國民幸?？傊堤娲鶪DP，作為政府管理的評價標準；美國、英國、法國、荷蘭、日本等也開始了幸福指數研究，并編制了不同形式的幸福指數，聯合國于2012年正式發布了首份《全球幸福指數報告》。幸福問題在我國逐步被重視，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了“共同創造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來”的倡議。

（四） 提升階段：美好生活成為基本國策

時間跨度。二十一世紀以來。世界各國更加重視本國社會福利和幸福感，積極探索和推動實施“美好生活”戰略。

海外各國倡議。美國、印度、尼泊爾等各國結合各自國情，提出了類似“美好生活”的戰略或倡議，如：印度提出了在2022年前實現安全、繁榮和有能力的國家愿景，打造人人平等、享有公平機會的新印度。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國夢”，讓美國經濟雙倍增長，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美國政府對于人民美好生活的期望。

我國基本國策。十八大以來，我國持續探索和推動幸福生活、美好生活等理論和實踐研究，將其納入基本國策。我國政府提出“中國夢”愿景，黨的十九大提出未來30年，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著重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在更高層次對美好生活進行了闡述。2018年中央1號文件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的發展目標，積極推動產業興旺、鄉村文明和農民富裕[1]等。應該說，這是世界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我國作為全球人口最多、經濟總量世界第二的中國政府對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莊嚴承諾和國家戰略。

基于上述“美好生活”演變的研究可知，美好生活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和我國政府當前乃至未來幾十年，乃至更長時期孜孜追求的最高戰略目標。

三、“美好生活”實踐缺陷與窘境

盡管黨中央、國務院積極倡導和推動美好生活建設，但是，這方面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還處在淺層次，理論研究基本空白，評估與考核指標缺失，地方經濟與管理實踐措施零散、無序，且不充分。具體表現在五個方面。

（一） “美好生活”局限于概念層面，缺少對應政策支撐

“美好生活”及相關概念盡管在我國已經提出了幾年，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并大力推進，但是，相應政策和部委文件幾乎沒有，各地政府、各行業、社會各界如何參與和推進，竟然沒有相關的實施意見和文件予以引導。

（二） “美好生活”停留于貫徹層面，缺少指標體系引領

黨的十九大再次把“美好生活”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各級政府、各部委和各行業目前還處在學習報告文件和領會上級精神的階段，至今沒有系統可參考的指標體系和操作辦法等。

（三） “美好生活”偏重于物質層面，忽視精神與環境建設

由于理論研究、實踐認知和社會價值的差異或偏頗，不少地方政府、行業、學者或居民等把“美好生活”看作GDP增長、居民收入增加，以及住房條件改善等，而沒有上升到自由、尊嚴、安全等較高層面。

（四） “美好生活”仍處于倡導層面，缺少硬性約束與評估

從各地實踐看，地方政府、企業和行業組織等都在積極學習和領會“美好生活”等文件部署，但是，各層面的“美好生活指數”意識不強，尚未研究和形成“美好生活”的指數體系，也沒有將其與地方政府、行業機構的發展質量、考核指標掛鉤。

（五） “美好生活”停留于靜態思維，忽視動態優化與管理

“美好生活”具有時效性和動態性。它對于不同政府、不同行業、不同個體的公民，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有著不同的指標重點和考核原則。同時，應該與國際宏觀環境、全球發展趨勢、經濟發展水平、消費文化、生活習慣和個人教育程度等相關聯。而當前，不少政府、行業機構、公民個人等習慣于把“美好生活”看作固定的、一成不變的居民收入標準、GDP數據，或者一種模糊的感覺。

這五種存在的現實缺陷及窘境，制約了我國各層級、各領域“美好生活”的建設效率，以及經濟、社會結構優化和公民個人的精神層面追求與價值觀實現等。

四、美好生活指數研究

作為未來較長時期我國的基本國策和國家戰略的核心目標，“美好生活”將成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類城市，以及各行業、各領域評估、考核自身發展質量和國民、個人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標?！懊篮蒙钪笖怠毖芯亢蜆嫿ū厝怀蔀閲也课?、各級政府、行業智庫積極推動并持續做好的重點研究內容。

基于對“美好生活”相關概念和指標的研究，以及對我國政策和實踐的思考，擬組建專家團隊，對“美好生活指數”進行系統、統籌研究，并設計完善的指數體系，用于指導地方實踐和政府決策。

（一） “美好生活指數”的主要維度

1.“美好生活指數”研究維度

“美好生活指數”的專業研究與指標體系設計，可以從組織和個人兩個領域進行研究和設計。其中：

組織層面，可以分為政府、城市、行業、群體等維度分析，具體將進行進一步研究、論證、調整和細化。

個人層面，可以從城市與農村，學歷層次、年齡層次、性別層次等維度分析，具體將進一步研究、論證、調整和細化，并形成二級、三級指標體系。

2.“美好生活指數”研究要素

“美好生活指數”的要素研究，可以從財富、情感、健康、尊重、自由、民主、法制、公正、開放等一級要素予以分析，并研究、論證和逐步形成二級、三級要素指標體系等。

（二） “美好生活指數”的指標體系

根據組織和個人的分析維度，從“美好生活指數”的要素分析，進行組織和個人“美好生活指數”的兩維結構研究和矩陣分析，進而確定“美好生活指數體系”。具體有待本研究團隊的后續研究和論證。

表1 “美好生活指數”的指標體系

（三） “美好生活指數”的研究重點

為了構建并優化“美好生活指數”，并引導、推動其逐步成為國家政策、部委戰略和各行業的基本規范，將重點做好如下八個方面的研究：

一是“美好生活指數”體系與架構研究；

二是“美好生活指數”的組織機構和運行機制研究；

三是“美好生活指數”的政策倡議和實施推動研究；

四是“美好生活指數”的維度和要素研究；

五是“美好生活指數”的政府評價和考核制度研究；

六是“美好生活指數”的個人評估與考核研究；

七是“美好生活指數”的開放融合與國際接軌研究；

八是“美好生活指數”的動態優化與戰略融合研究。

上述八個方面的研究，將推動“美好生活”的貫徹執行和逐步落地。

五、“美好生活”落地的措施建議

（一） 對國家部委的措施建議

建議國家層面各部委加強對“美好生活”細分領域的評估和研究，出臺“美好生活”政策與實施辦法。

建議成立“美好生活”聯席會議制度，進行重大政策、重大課題、跨部委協調，以及重大指標等研究，建立定期會議和溝通機制。

建議將“美好生活指數”納入各級政府引導性評估指標和約束性檢測體系，并納入責任考核和窗口指導目錄。

（二） 對地方政府的措施建議

建議各級政府結合國家政策和人民的需求，進行“美好生活”建設的政策和管理辦法的研究與實施，同時，與經濟指標、民生指標、法制建設、環境改善等結合。

建議各級政府、各城市成立“美好生活”建設跨部門領導小組，構建協調運行機制。將主要指標和要素考核納入部門和相關評價與考核，根據不同指標的性質等將其作為指導性與約束性指標。

建議強化地方政府對于行業組織、個人等“美好生活”的政策激勵、引導與業績考核，加強對主流媒體等引導、督促和推廣，提高各行業、各機構參與“美好生活”建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三） 對行業組織的措施建議

建議強化行業組織對“美好生活”內涵和指數研究與建設，積極推動平臺建設。

建議加強行業組織協調與溝通，提高整體協同能力與效果。

（四） 對專業智庫的措施建議

建議國家部委加強和提升對國家政策和“美好生活”概念與應用研究，更好的發揮戰略決策的參謀職能。

建議加強合作與互動，強化基于一帶一路倡議的國際開放與合作，構建全球共建共享的國際智庫平臺，探索國際化的“美好生活”研究聯盟，以我國“美好生活”實踐，引導各國的共同繁榮與發展。

（五） 對公民個人的措施建議

建議公民和學者等加強自我修煉，深刻理解“美好生活”的深刻內涵和指數構建的價值，全面參與“美好生活”的本質與架構研究。同時，學習領會國家和各級政府關于構建“美好生活”的政策與思路，加強理解和互動，整合自身資源和能力，積極參與“美好生活”的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環境改善、法制建設、精神文明和國際合作當中，推動機構、行業、地方和全國范圍“美好生活”指數構建、目標實現和個人更多的幸福感、獲得感和美好生活的享受、體驗，從國家發展、地方繁榮、環境改善、依法治國與個人、國家價值觀融合的過程中，享受生活、獲得尊嚴、享受人生，共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盡快實現“中國夢”為愿景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高目標。

[1] 吳維海.濰坊市鄉村振興戰略中長期規劃（2018-2022年），地方委托規劃課題，2018.3.

2018-09-01

吳維海，男，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研究員，兼國合華夏城市規劃研究院執行院長，政府規劃與融資顧問，出版專著《全流程規劃》《產業園規劃》《政府規劃編制指南》《大國信用》《PPP項目運營》《新時代區域發展戰略》等。主要研究領域：政府規劃、產業園規劃、鄉村振興戰略、金融信用、企業管理和國際合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