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大國治理理念視閾下的新型政黨制度探析

朱思聰 王智萍

[摘要]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根植于中國土壤，是從中國共產黨領導中華民族進行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偉大建設的歷程中總結提煉出的政治精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獨具優勢的非競爭性結構特征打破了西方政黨制度的傳統模式，克服了其結構性缺陷和階級局限性。在中華民族邁向世界強國的道路上，新型政黨制度不僅夯實習近平大國治理理念的戰略基礎，而且凸顯習近平大國治理理念的戰略關鍵，更厘清了習近平大國治理理念的戰略方位，是實現習近平大國治理理念的政治基礎和重要途徑。

[關鍵詞]新型政黨制度;大國治理;民主政治

[中圖分類號]D621? ?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274（2019）06—0084—06

[作者簡介]朱思聰，男，兵團黨委黨校民族宗教學教研部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統一戰線理論與去極端化研究;王智萍，女，兵團黨委黨校黨史黨建教研部教師，碩士，研究方向：中共黨史。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3月4日看望參加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的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僑聯界委員，并參加聯組會時提出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绷暯娇倳泴π滦驼h制度的政治論斷，經典闡述了其制度內涵和獨特的政治優勢，向全世界展現了中國創造和中國智慧，是我黨堅持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偉大體現，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制度建設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歷史性的開創了馬克思主義新氣象、新境界，展現了我們的大國風范，是習近平大國治理戰略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之魂。

中國國土面積幅員遼闊，人口規模龐大，自然資源儲備豐富，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這些硬指標無不彰顯著中國的大國地位。當下中國正處于“五千年未有之變革”的重大歷史轉型期，尤其體現在經濟大轉軌和社會大轉型上：在經濟體制上，我們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由市場主導分散決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在社會傳統模式上，我們由兩千余年的一元制臣民向現代化法制公民轉型，在劇烈的轉型期內，內部利益訴求多元，各種思潮涌動，主流價值觀面臨諸多挑戰，同時外部環境復雜多變，“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一時甚囂塵上，都無不基于對中國政治制度、政黨制度和國家治理成敗的預期判斷，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3月19日接受金磚國家媒體聯合采訪時指出：“中國有960萬平方公里，56個民族，13億人口，了解中國要切忌‘盲人摸象?！@樣一個大國，這樣多的人民，這么復雜的國情，領導者要深入了解國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自覺，要有‘治大國若烹小鮮的態度?！睉B度彰顯理念，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根植于中國國情之中，是實現中華民族擺脫自近代以來積貧積弱屢遭外敵入侵，是凝聚國人人心和國家認同感的強有力法寶;是實現中華民族整體由站起來到富起來直至強起來，最終實現國家大治和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征程的制度基石。

基于此，我們要進一步堅持、發展和完善好我國的新型政黨制度，就必須在新的、全方位的歷史條件下，加強并不斷深化對新型政黨制度的理論認識，為推動和發展新型政黨制度體系，完善新型政黨制度結構，提升新型政黨制度效能，提供理論支持。

一、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結構特征——非競爭性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從其起制度結構中可以看出它最顯著的結構特征是它的非競爭性。正是這個結構性特征，使之與西方傳統的兩黨制或多黨制為代表的政黨制度從本質上區別開來，從而進一步彰顯出了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政治優越性和獨特性。

（一）競爭性是西方傳統政黨制度的命脈

我們研究政黨制度，首先要從其政黨制度結構看起，政黨制度結構指的是不同政黨在政權中的關系、位置以及它們相應的排列組合。政黨制度結構是政黨制度的根本支撐，正所謂“單線不成絲，獨木不成林”，政黨制度和政黨制度結構都是以多黨的形式存在的，如果一個國家政權中只有或只允許一個黨派的存在，那也就意味著這個國家不存在政黨制度，屬于黨國同構或可表述為一黨專制獨裁，例如德國納粹黨。因此，研究和探討政黨制度的前提是由多個政黨（兩個及以上）同屬于一個國家政權體系中。

由上可知，政黨制度存在的前提是多個政黨的存在，這就不可避免的帶來了政黨之間的關系問題。眾所周知，政黨之所以謂之政黨，是因為它們都有自身的政治利益訴求，都是要以實現本黨執政為最終目的，為了謀求自身的執政地位，西方資本主義憲政政黨必須要打出自己的政治旗幟，輸出政治主張以此來獲取支持其政治理念的選民、選票，從而達到勝選的目的，進而形成“你方唱罷我登場、輪流坐莊”的政治競爭局面，最終形成競爭性黨際關系。

不僅如此，西方憲政政黨通過“打壓競爭對手”“排斥異己”等方式贏得政權后，為了政權不在下一任競選周期內輸給競爭對手，往往對政權形成壟斷，任期內以執政黨地位打壓、削弱、排擠競爭對手或潛在的競爭對手，不與其他黨派分享政權（多黨聯合執政模式與其本質上并無差別），這樣必然形成政權對立面的在野黨或反對黨，因此競爭性是西方政黨制度中的結構性特征，是根植于其體內永遠無法祛除的頑疾。

西方政黨制度不可祛除的競爭性頑疾，帶來了三個方面的后果：第一，偏離民主軌道的虛假民主。因為競爭性是西方政黨制度的命脈，這些政黨眼中的民主只是選舉和選票，進而忽視了真正的民主主體——人民。人民（公民）在這種政黨制度下，只有在進行選舉投票時才會獲得特定時間內的民主，他們的民主體現在投票權（選舉權）而不是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權力，可以形象地比喻為“選舉時被喚醒，選舉后休眠”，這必然是西方政黨制度下虛假民主的具體體現。第二，突出局部利益，忽視國家利益。在西方政黨制度下，參與選舉的政黨或代表某個政治派別的個人（議員），為了保證勝選，往往只關注自己區域（地域或領域）范圍內選民的利益，以局部利益的爭取或最大化來換取區域內選民的支持，對大局利益、整體利益甚至是國家利益往往習慣性忽視甚至犧牲，例如美國加州高鐵修建議案，自2005年起便啟動的高鐵修建議案，僅僅是因為沒有滿足加州民眾的需求，2019年伊始加州州長便悍然宣布縮減鐵路里程，至此前后歷時14年，耗資數百億美元，貫穿美國西部的交通大動脈建設項目，依然停留在沿途各州的議員們無休止的爭吵上。以加州州長為代表的美國政客們為了自己屬地的一己私利，全然不顧國家利益，這正是西方政黨制度的競爭性頑疾帶來的惡果。第三，行政效率低下。在西方政黨制度下，執政黨謀求政權壟斷，在野黨謀求執政地位，黨派競爭是第一要務。所以，不同政治派別和利益集團間相互傾軋、排斥異己，為了反對而反對的現象屢見不鮮，派系斗爭的結果便是政策的執行力和連貫性大打折扣，例如“阿拉伯之春”后，伊拉克、利比亞、埃及等國被強行植入其西方憲政體制和政黨制度模式，什葉派、遜尼派、庫爾德人等各個教派和政治集團無視戰后重建與國計民生，都只為了自身利益訴求的實現進行無原則、無底線的反復糾纏與爭斗，直至國內政局動蕩、國民經濟持續低迷，民生艱澀。

正是由于西方政黨制度這些難以克服的結構性缺陷，使它無法成為人類政治文明和政黨制度未來的發展方向，進而使我們肩負起建立新型政黨制度的歷史使命。

（二）非競爭性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突出特色和最強優勢

“西方國家的政黨制度基本上是依據其憲法和法律形成和存在的，也是在其法律保護下運行的”。我國新型政黨制度與其有著本質上的區別，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經過長期的革命和建設歷程并結合我國具體國情淬煉而來的。但是，我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與社會階層的復雜多樣，又決定了我國政黨制度并非只有中國共產黨一黨專制，而是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共同參與的大團結、大協商的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條件決定內涵，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型政黨制度結構特征從本質上是統一性和非競爭性的。

由前所述，西方政黨制度下的各個政黨或政治派別，其最終目的是通過黨派競爭來取得執政地位，所以競爭性是其本質特征。但是，西方政黨制度的競爭性特征是為資本主義制度的競爭性服務的，所以該政黨制度并不能成為世界性政黨制度的范本和通例。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和帶領中國人民，聯合各民主黨派通過長期的革命斗爭和建設實踐，總結經驗教訓并立足于中國客觀國情之上創造出來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不以競爭為目的，轉而通過大合作、大協商來實現對國家政權的有效管控。在一定意義上，非競爭性、協商性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獨有特色和最大政治優勢。

正是基于非競爭性的政黨制度優勢，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突破了西方政黨制度的局限，以唱大合唱，畫同心圓，求公約數的和合理念創造了“長期共存、相互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領導+合作”“執政+參政”的復合型政黨制度模式，最大限度的團結了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的民眾，消除了潛在的政治不穩定因素，把一切積極因素合理統籌，共同治理和建設國家。即“這一新型的政黨制度的顯著特征是：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這反映了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民主，體現了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特點和優勢，是有巨大的優勢和強大生命力?！?/p>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獨特優勢和重要創新之處，就是它在政黨制度結構中創造性的非競爭、非霸權、非壟斷和非獨裁的新型政黨制度結構，對于西方政黨制度而言，我們的新型政黨制度有其無法超越的制度優勢，具體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開放多元的政黨制度能更加有效地實現真民主。與西方政黨制度不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開放的、多元的，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秉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和合理念”，各黨派之間求同存異，殊途同歸，都是懷抱著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實現“兩個一百年”偉大目標的理想信念參與到國家事業的建設中，中國共產黨以執政黨地位為基礎，既不行專制獨裁式的政權壟斷，也不行西方競選式的政黨輪替，而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保障和鞏固各民主黨派自身的建設和發展及參政議政的權利，各民主黨派以參政黨的身份，不謀求執政地位而充分享有參政權和對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監督權，進而參與到國家事務的管理當中。相較于西方政黨制度下各黨派和利益集團間為了執政地位的爭奪而你死我活、有你沒我的局面，我們新型政黨制度下實現的民主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

其二，以國家、民族利益至上為原則。有別于西方政黨只看中局部或本派集團利益而忽視整體國家利益不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下，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家國和諧大治有著共同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大家的利益點趨于一致，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各黨派之間不存在重大利益分歧，加之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的非競爭性，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不存在競爭關系而是和合共生，相輔相成。因此，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之間便不會因為黨派私利而相互傾軋、相互拆臺，更不會出現你死我活的內耗，如此，在新型政黨制度的引領下，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同舟共濟、榮辱與共，為實現國家大治和民族復興而共同奮斗。

其三，行政高效，集中力量辦大事。如前所述，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引領下，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間沒有競爭關系，沒有利益分歧，不存在為了黨派利益而至國家利益于不顧的無原則的黨派斗爭。因此，在進行國家建設上，政府出臺的方針政策能夠得到各地方、各黨派的高度認同，貫徹落實精準到位，這必然使國家機器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體現出西方政黨制度國家所無法比擬的高效和通達。

新中國成立伊始，國家一窮二白、滿目瘡痍，但在新型政黨制度的引領下，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團結一致，艱苦奮斗，只用了數年時間就使這個飽經戰亂的國度恢復了戰爭創傷。改革開放后，各黨派又緊密的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克服困難，調動一切資源進行國家建設，恢復發展國民經濟，在短短的40年時間里，把我國建設成了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由一個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國家建設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完成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百余年才能實現的發展奇跡。

事實證明，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現代社會形態下最先進、最理想的政黨制度，是為人類政治文明做出重大貢獻的政黨制度，擁有無可替代的歷史地位和時代優越性。

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對踐行習近平大國治理理念的意義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接受金磚國家媒體聯合采訪時指出，“這樣一個大國……要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自覺，要有‘治大國若烹小鮮的態度?！绷暯娇倳浺灾斏鞯膽B度彰顯了其大國的治理理念?！爸未髧襞胄□r”，源自《老子》第六十章，以烹飪小魚（小鮮）的高難度來比喻治理一個大國的復雜和不易，其與《詩經·檜·匪風》所載：“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只烹魚則知治民?！苯杂挟惽ぶ?，這其中所包含的哲理便是“煩”，以此來告誡執政者治國理政切勿反復無常、朝秦暮楚，強調了施政方針要有穩健性、連續性，這與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在穩定國家政局，打造平穩、高效、清新的政治生態環境相契合。習近平總書記從中華先賢的著述中汲取古人“治民”（治理國家）的哲理和經驗來完善和豐富現代大國治理的戰略體系。

“無為而治”是《老子》的核心要義，其治民（治國）理念便是強調要適百姓之所需，執政者要保持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不能朝令夕改，要將治國理政的方針、政策、法令等貫穿始終，讓全體國民形成對政策穩健的安全感和適應感，達到“民忘于治若魚忘于水”的有“治”境界。由此可知，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結構性特征——非競爭性，對當代治國理政有著巨大的政治優勢，是對古代先賢治國哲學的現代化闡述和具體實踐。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全黨全國人民開啟了改革開放和邁向現代化建設的新征程。在治國理政的新的偉大實踐中，習近平總書記以黨和國家發展全局的戰略高度，以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為依托，立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目標，洞察國內國際發展的大趨勢，以人民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踐行大國治理戰略，國富民強水到渠成。

（一）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夯實習近平大國治理理念的戰略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p>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自清末鴉片戰爭之后便開啟中國的近代百年屈辱史。中國屢遭列強入侵，東洋、西洋侵略者的肆意蹂躪、踐踏和掠奪，同時也激起了中華民族仁人志士拋頭顱灑熱血的抗爭，近代百年屈辱史也是我們的百年抗爭史。在此期間，無論是地主階級開明士紳（林則徐、魏源）、舊式農民戰爭領袖（洪秀全、洪仁玕）、地主階級改良派（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派）、民族資產階級改良派（康有為、梁啟超）還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孫中山、秋瑾）等各階層仁人志士都試圖以自己的理念和方式去挽救處于民族危亡的古老中國，但上述仁人志士或多或少都帶有一定的階級特征和局限性，他們在救亡圖存的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階級利益或政治派別利益所限，無法突破他們自身的階級局限性，在政治上無法做到求同存異，攜手共赴國難，沒有先進的政黨制度作為依托，更沒有科學的理論指導，最終只能無可奈何花落去，沒有能夠完成對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標志著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也上升到了一個嶄新的層面。因為有了馬克思主義作為科學的理論指導，又有了先進的新型政黨制度作為依托，中國共產黨組成了最廣泛的統一戰線（革命統一戰線、抗日愛國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把中國共產黨與整個中華民族融為一體，經過數十年艱苦卓絕的斗爭，最終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新型政黨制度，把中國從積貧積弱、民族危亡的困境中解放出來。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共產黨依靠新型政黨制度，團結國內各民主黨派和國際一切友好力量，組成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內修政理、外和諸戎”，終成今日之中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那樣，“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歷史任務，就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為黨和國家事業之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p>

（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凸顯習近平大國治理理念的戰略關鍵

美國歷史學家羅伯特·A.帕斯特曾指出：“中國是國際政治的對象而不是角色;隨著1949年共產黨的勝利，才有了21世紀第一個統一的機會?！卑殡S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綜合國力不斷提高，中國終將成為世界舞臺上的一個重要角色。

羅伯特此言，即為在1949年之前的中國，只是國際事務的被動參與者和大國支配下的木偶和傀儡，在國際事務中我們沒有任何話語權，自主權則更是無從談起，只能被動接受列強按照本國利益需求對我們的操縱和支配，這段屈辱的歷史每一名中國人都不曾否認，更不會忘記。正如我們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大失敗，作為戰勝國的中國，我們并沒有對屬于自身主權之外的利益提出一絲一毫的訴求，我們唯一的要求就是以戰勝國的身份體面地收回被德國所強占的山東主權。但作為國際政治的對象，中國這唯一的合法利益訴求也被列強所忽視，只留下那段永遠象征著民族屈辱吶喊，即顧維鈞先生的“中國不能失去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p>

之所以我們會成為國際政治的對象而非世界舞臺上的重要角色，那正是我們國家自近代以來就內部政治派系紛繁復雜，在外部強敵環伺之下，內部也不能有效整合力量，依然為了自身政治集團的利益相互傾軋，嚴重的內耗使本就積貧積弱的國力雪上加霜，各個政治派系罔顧國家利益，在無休止的內斗中坐視列強對我們一步步的蠶食鯨吞而無所作為。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北洋艦隊與日寇在海上激烈交鋒的關鍵時刻，同樣身為大清帝國海軍的南洋艦隊未派一兵一艦北上支援，南洋艦隊從將佐至士兵無一例外的坐視北洋艦隊被日軍消滅殆盡而無動于衷，無怪乎戰后李鴻章發出“以北洋一隅之力，博倭人全國”之慨嘆。

然新中國成立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后，在新型政黨制度的指引下，各民主黨派緊密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在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和民族偉大復興的共同利益驅動中，成就了今日中國的輝煌，在新時期下各黨派將繼續在新型政黨制度的引領下，為實現習近平大國治理戰略這一偉大目標，繼續緊密團結，攜手共進。

（三）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厘清了習近平大國治理理念的戰略方位

當下中國的大國地位和第二大經濟體的客觀事實，標志著我們正在穩步實現和平崛起，這必然對以美國為主導的現行國際秩序和國際關系格局產生影響，同時伴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快速發展和增強，我們的外部發展的自然空間不可避免地會遭到擠壓和反彈，現有的國際秩序主導者美國及周邊鄰國勢必會對我們有所遏制，例如當前美國單方面強行挑起的貿易戰，周邊諸國對我們南海島礁的領土訴求等，都是我們在和平崛起道路上所必需的要面對的國際挑戰。面對當前日趨復雜的國際環境，怎樣把握住歷史機遇，如何去應對挑戰，如何有效化解復雜多變的國際局勢給我們帶來的不利影響，讓國家繼續保持在相對穩定的地區和國際環境中，穩步的發展，考驗著我們執政黨的政治智慧。

自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做“負責任大國”便是我們國家在對外關系和全球戰略中為自己下的定位，也是我們對全世界的莊嚴宣告。擁有新型政黨制度的社會主義中國，大國治理戰略在國內已初顯成效，那么如何在國際上發揮更大的作用，是考驗我們新型政黨制度和大國治理戰略在國際事務和地區事務上能否發揮巨大效能的關鍵。

我們非競爭性的新型政黨制度不僅能使全國人民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同心共筑偉大復興中國夢，更能讓這種根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天下為公”“天下大同”“協和萬邦”的和文化傳播到全世界，去致力于解決國際紛爭，實現和諧世界的全人類美好夙愿。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中華民族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霸世界的基因，中國人民不接受‘強國必霸的邏輯?！绷暯娇倳浱貏e強調三個“更加積極有為”，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發展和諧友好的國際關系，更好地發揮我們負責任大國的歷史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最需要和諧穩定的國內環境和平安寧的國際環境，任何動蕩和戰爭都不符合中國人民根本利益?！?/p>

內在品質彰顯對外理念，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引領下的中國共產黨用團結、合作的內在品質，團結各民主黨派共同建設國家，共唱大合唱，共筑同心圓，齊心協力謀求國家的發展，民族的復興和人民的福祉。

三、結語

習近平大國治理理念視閾下的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根植于中國土壤，是從中國共產黨領導中華民族進行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偉大建設的歷程中總結提煉出的政治精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獨具優勢的非競爭性結構特征打破了西方舊式政黨制度的傳統模式，克服了其結構性缺陷和階級局限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制度建設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是中華民族集體政治智慧的偉大結晶。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不僅歷史性地解決了中國五千年文明史中上層建筑間黨同伐異、勤于內耗和脫離人民的設計短板，自覺地將執政黨與人民大眾緊密凝結，融為一體，實現對國家內部事務良性、高效的治理，是習近平大國治理思想的重要載體和實現途徑，又是我國對外彰顯大國氣度，輸出中華文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和諧世界的重要戰略支撐，是當今世界人類政治文明的集大成之作。

責任編輯：楊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