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準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研究的著力點

史獻芝,楊玉強

(1.南京郵電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 南京210023；2.曲阜師范大學 書法學院,山東 曲阜273100)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屋建瓴地作出“意識形態領域斗爭依然復雜,加強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不斷增強意識形態領域主導權和話語權。堅持正確輿論導向,高度重視傳播手段建設和創新,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加強互聯網內容建設,建立網絡綜合治理體系,營造清朗的網絡空間”[1]等重大論斷。當前,在網絡信息技術迅疾鋪展的時空結構中,相互抵牾、相互交纏的價值觀念、意識形態和社會思潮在網絡空間中的集聚與展演,使網絡意識形態呈現出一種更加復雜的狀況,同時也致使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面臨著更加嚴峻的挑戰。因此,校準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研究的著力點,對于有效推進新時代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就彰顯出強烈的時代質感和極強的現實意義。本文在對既有研究文獻進行簡要述評的基礎上,嘗試提出校準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研究的著力點,進而為后續相關問題的研究提供參考性方向和可行的研究標尺。

1 既有研究文獻的簡要述評

對既有研究文獻的簡要述評,既是學術研究的必經步驟,也是進一步校準研究相關問題著力點的基本前提。對研究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這個論題而言,也概莫能外。整體上看,學界對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研究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維度。

1.1 網絡意識形態的內涵研究

研究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無法繞過網絡意識形態這個基礎性的概念。學界對網絡意識形態內涵的界定,主要沿著技術屬性和社會屬性的兩條研究進路展開。其中,頗具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

一是在技術論的視域中對網絡意識形態的內涵進行一般意義的概括性描述。技術論者認為,網絡意識形態只不過是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而生成的“伴生物”,或者說是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而自然生成的一種客觀存在。對此,有學者認為,“網絡意識形態是意識形態在網絡社會的新樣態,是意識形態發展進入網絡社會的新呈現和新存在”[2]。也有學者指出,網絡意識形態“并非是指虛擬空間中自然生成的各種意識形式及其所構成的觀念體系,而是指現實社會意識形態在虛擬空間的表現方式和傳播方式”[3]。姚元軍則認為,網絡意識形態是“基于網絡信息工具的使用而產生的新的意識形態領域,是傳統意識形態要素在網絡信息空間的延伸和再現,并在一定條件下的反作用于現實世界,對現實世界產生影響”[4]。

二是從社會屬性的視角出發來探討網絡意識形態的內涵。社會屬性論者認為,網絡意識形態是全面鋪展的網絡信息技術倒逼著多元行為主體競相把自身所秉持的“價值觀、理論和政治傾向等‘物化’于網絡上”[5]而形成的一種相對獨立的觀念體系,是意識形態發展的新范式。如張寬裕等指出,“網絡意識形態是網民看待網絡世界的有機的思想體系,代表著網民的利益,指導網民的‘行動’,并通過虛擬社會反作用于現實社會,是人類社會意識形態的一種新范式”[6]。吳滿意等則認為“網絡意識形態是指網民在借助數字化符號化信息化中介系統而進行的信息、知識、精神的共生共享活動中形成的有機體系”[7]。

可以斷言,學界對網絡意識形態內涵的界定與檢視為進一步研究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這個新穎論題搭建了比較意義上的研究視角、提供了可資參考的基礎理論資源。但必須指出的是,當下學界對網絡意識形態內涵的界定,要么是在技術屬性、要么是在社會屬性的單一視域中進行的一般性和抽象性的描述。就學術研究來說,這樣的研究進路,當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設若僅僅固守如此,而忽視網絡意識形態本身承載的技術屬性和社會屬性的雙重特質,則實在難以精準地抓住其本身的核心要旨。就此而論,無論是技術論者還是社會論者對網絡意識形態內涵的一般性和抽象性界定,也僅僅是揭示出了網絡意識形態內涵的表層意象,但卻無法全面客觀地把握其本身的內在特質。質言之,當下學界對網絡意識形態內涵的界定,有意無意地忽視了網絡意識形態本身是技術屬性和社會屬性有機統一的客觀事實。故此,當前學界對網絡意識形態內涵的界定其實并未準確地握準網絡意識形態內涵的特殊性,或者說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偏頗。

1.2 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面臨挑戰的研究

隨著社會結構和利益關系的深刻調整,社會思潮和價值觀念的日趨多元、個體網民權利意識和表達意愿的高漲等問題共時性涌現,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也面臨著諸多的挑戰。因此,厘清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面臨的挑戰就成為學界“著墨”較多的一個問題。其中,較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

趙歡春認為,“以美國代表的西方國家控制著互聯網的‘制網權’和‘制信息權’,擠壓著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空間；另一方面,網絡負面信息呈放大效應、網絡輿論引導力式微”[8],這些都對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構成了相當程度的挑戰。同時,“境外敵對勢力插手網絡意識形態論爭的程度加深；‘左’、‘文革重現’成為攻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話語工具；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存在被邊緣化、污名化的危險；蓄意詆毀黨、社會主義和國家的網絡輿論參與者,正在呈現類組織化的態勢”[9]等因素也是影響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重要因素。朱東來直接指出,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面臨著“網絡空間意識形態斗爭的總體勢態表現為敵強我弱；在多元社會結構下,網絡空間意識形態斗爭的力量表現為多樣性分布；在媒介社會影響下,網絡空間意識形態斗爭形勢表現為復雜多樣；在全球化的條件下,網絡空間意識形態斗爭的范圍表現為無國界性”[10]等嚴峻勢態。

總體上看,既有研究文獻對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面臨挑戰的探討,為我們進一步對相關問題展開科學深入研究提供了較強的啟迪和實踐標尺。然而,既有研究文獻對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面臨挑戰的探討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梳理歸納,并沒有在多學科理論視域中對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面臨挑戰背后的邏輯動因展開系統深度的學理性檢視和探討。其實,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面臨挑戰的背后,不僅有著較為復雜的生成機理,而且也都直接或間接地映射著特定社會利益關系、社會結構和社會心理的微妙變化。正因如此,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必須超越表層意義上的一般性梳理歸納,需要在多學科理論視域中進行深度的分析與探討。所以,對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面臨挑戰的探討,需要在更加寬廣的學術視野中,綜合運用心理學、社會學、系統論、傳播學等多學科理論對其進行全面系統的學理性解讀,切實吃透和把準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面臨所挑戰的背后的生成機理,才能為建構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恰切之道搭建起精準的實踐標尺。

1.3 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對策建構的研究

在對現實社會問題進行系統分析的基礎上,嘗試提出應對和解決問題的對策,既是學術研究的擔當和使命,也是學術研究的價值所在。因此,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對策建構也成為國內學界高度關注和集中深入探討的一個實踐性議題,當前的研究可以從微觀與宏觀兩個層面進行歸納。

從微觀來看,馮茜、黃明理等認為,“堅持馬克思主體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和立場,把掌握意識形態的領導權、管理權和話語權作為執政黨的第一領導權,革新網絡技術,建立健全網絡意識形態宣傳隊伍,創新意識形態的傳播方式,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構建中國特色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11]是建構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對策的重要落腳點。周耀宏從如何掌握網絡空間意識形態話語權出發,提出要“提高話語主體素養以引導網絡意見領袖發揮正能量,拓展話語載體多樣性以提升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的影響力,堅持話語議題守正創新以打造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優勢話語”[12]。蔡志強則指出,建構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對策的有效路徑包括“強化學者尤其是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學者對社會思潮的引領責任；在完善的法治框架范圍內形成有效的交互溝通形式,避免簡單的思想和輿論強制”[13]等。

從宏觀來看,奉鼎哲認為,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對策的建構要從多元主體入手,必須“加強網絡核心技術的自主創新、限制重大門戶網站的外資控股、規范網絡媒體的趨利行為、加快網絡的立法進程、加強非網民群體的宣傳教育、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網絡話語體系”[14]。李艷艷則指出了開展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方向性策略,要“牢固樹立互聯網作為國家戰略資源的意識；提高對于意識形態論爭的科學認識能力；積極組建網絡意識形態工作的‘正規軍’隊伍；實現政治話語、學術話語和大眾話語的有機統一；化被動應付為主動出擊；發動和依靠群眾,做好網絡意識形態工作”[9]。

學界從微觀和宏觀層面對建構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對策的探討,固然可行。但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對策的建構是一項綜合性、系統性和動態性的復雜工程,它既要求以科學完善的治理體制作為制度基礎,也需要先進的網絡信息技術作為技術基礎,同時還離不開具有高度自律精神的網民和現代治理理念的有效支撐。因此,探討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對策建構這個凸顯的問題,顯然必須考慮上述因素?？墒?既有研究文獻,要么是基于單一學科基礎之上的比較性探討,沒有參透建構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對策的深層要件；要么注意到了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對策與網民道德自律之間的內在關聯性,卻忽視或遮蔽了網民屬性差異這個關鍵性要素；要么只是從傳統管制型思維對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對策建構進行一般意義的解析,卻鮮見基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戰略高度來整體性、系統性、動態性地探尋建構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對策的研究文獻。

2 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研究的特點

盡管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是近些年來漸次勃興的論題,但學界在多維層面的探索性研究,不僅反映出了相當程度的創新意識和問題導向的自覺性與敏銳性,而且也呈現出了諸多鮮明的特點。

2.1 彰顯問題導向的研究意識

馬克思指出,“一個時代所提出的問題,和任何在內容上是正當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問題,有著共同的命運：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問題……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15]289-290?？梢哉f,在網絡信息技術的迅疾鋪展的時代背景下,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并不是我們主觀臆想的一個結果或是故意捏造的一個詞語,而是必然出現的一種客觀存在。尤為要緊的是,隨著多元社會思潮在網絡空間中的粉墨登場和基于捍衛馬克思主義在網絡空間主導權的戰略考量,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旋即成為一個凸顯的重大現實問題。問題既是時代律動的符號,也是學術研究必須把準的脈搏。否則,學術研究將失去其本身存在的價值?；诖?學界并沒有刻意回避或故意忽略,而是以創新性問題導向意識作為研究的邏輯起點和基本遵循,從捍衛馬克思主義在網絡空間主導權的戰略高度出發,緊緊扣住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實踐進程中不斷凸顯的新問題、新情況,在不同的學科視域中對其展開了多維度的探索性研究,為進一步拓展相關問題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和搭建了可資參考的實踐標尺。

2.2 注重多維界面的系統探討

回望學術研究的歷史脈絡和可觀察的實踐經驗,把問題推至多維度的研究界面上進行深度的系統剖析和研判,既是學術研究的基本準則,也是探尋建構應對問題對策的內在要求。不難發現,不斷凸顯的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論題,其實在相當程度上早已超越了單純的工具價值,對捍衛馬克思主義在網絡空間中的主導權和引導多元網絡行為主體作出合乎理性的價值認知與判斷都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故此,對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研究也必須遵循著類似的研究理路,才有望真正科學地診斷出建構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有效對策的關鍵點。學界在多維度的研究界面上對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系統探討,顯然為更好地推進新時代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點上了一盞具有啟迪性的價值明燈。進一步說,學界對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研究,既對網絡意識形態內涵這個根本無法回避的問題展開了探索性的分析,也關涉到了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面臨的潛在挑戰這個必須厘清的前提條件,更為關鍵的是深入探討了建構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對策的可行路徑等相互耦合的理論與實踐問題。

2.3 偏重規范研究,經驗研究不足

眾所周知,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深受網絡信息技術、社會公眾心理、群體價值取向、國家意識形態話語權競爭、法規制度建設等因素的交叉影響。在網絡信息技術迅疾鋪展的時代境遇中,經世致用,即為黨和政府制定相關的政策提供理論參考,進而切實捍衛馬克思主義在網絡空間中的主導權,既是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研究的旨歸,也是學界的一種時代使命和自覺意識。因此,對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探討,既需要通過注重理論推導和價值判斷的規范研究來回答“應該怎樣治理”的問題,更需要通過注重客觀例證和事實判斷的經驗研究來回答“是什么治理”的問題。換言之,和其他社會科學問題的研究一樣,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研究,當然無法離開宏觀層面的規范研究,但也不能忽視微觀層面的經驗研究?？陀^地看,關涉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研究文獻,多是偏重規范意義的理論推演和邏輯論證,難見有注重通過問卷、座談、訪談等實證調查的方法來系統地分析影響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因素的經驗研究。

2.4 注重機制建構研究,網民屬性差異化研究缺失

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研究不僅是一個理論性問題,更是一個需要觀照網絡網民屬性差異的實踐性議題。質言之,網民屬性差異化,本身就是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研究一個不可或缺的構成要件。囿于不同的利益訴求和價值取向,網民的屬性結構不僅顯得非常復雜,而且不同屬性網民的認知、判斷和接受文化價值觀念的方式途徑也存在著巨大甚至是根本性的差異。藉此,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研究在注重對直觀的表層問題進行理論性闡釋或解讀的同時,也需要在不斷調適的動態實踐進程中抓住網民屬性這個隱形的深層問題。所以,在政治心理學、動機心理學和新聞傳播學等學科視域中進行綜合性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對于更為客觀全面地把準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針對性和準確性,顯然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墒?就有限的研究視野看,既有的研究文獻中沒有觸及網民屬性差異化研究這個問題。

3 研究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著力點

放大學術研究的位階看,校準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研究的著力點,既是對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進行理論建構和聚集學術資源的基礎,也是有效推進新時代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實踐要求。比照前文的敘述和學術研究的理路,校準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研究的著力點,必須秉承通達的學術眼光,以問題為導向,掙脫既有研究的固定進路和思維定式的同時,緊緊兜住以下幾個要件。

3.1 科學界定網絡意識形態的內涵

“概念的形成是推理過程中必不可少的步驟,它是我們進行思考、批評、辯論、揭示和分析的‘工具’?！盵16]4可以說,對概念的內涵進行科學的界定,是確定研究對象和劃定研究論域的邏輯起點。藉此,科學界定網絡意識形態的內涵,是進一步深化與拓展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研究的一個基礎性環節。

坦誠地說,學界對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論題的研究,或是干脆回避這個具有爭議性的概念；或是在技術屬性或社會屬性的單一視域中進行一般意義的概括性描述?？墒?實踐中如果僅僅將網絡意識形態視為網絡信息技術迅疾發展的一種“副產品”,或者直接剔除技術屬性的觀照而將其單純地界定為一種具有社會屬性的觀念體系,都無法科學的把準和全面的洞察網絡意識形態的本質所在。因為,網絡意識形態不僅僅關涉網絡信息技術的工具性問題,而且也關涉社會屬性的價值問題。因此,對網絡意識形態內涵的認知和界定必須跳出既有研究的固定進路和單一視角,立足于新的研究視角來清晰地刻畫這個新穎議題的內涵。

基于網絡意識形態內涵的嚴謹性和特殊性而言,在技術—社會相耦合的質性框架中進行立體化的考察和檢視,當是一條把準網絡意識形態內涵的可行進路。質言之,技術—社會的分析框架,既承續了技術論者的研究傳統,也兼具了社會論者所秉持的研究視角。鑒此,筆者認為,作為上層建筑的網絡意識形態,是指包括國家、政黨、階級、利益集團、個體網民等多元網絡行為主體,將特定的文化思想、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等精神要素,通過話語載體和敘事方式在虛擬網絡空間中競相展演與交互碰撞而悄然“出場”的一種觀念體系,反映和代表著特定網絡行為主體的價值取向和利益訴求,對網絡行為主體的價值認知、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有著極強的規訓作用,是意識形態發展的新范式,具有實踐性、客觀性、階級性、流動性等特征。

3.2 深化對網絡意識形態生成邏輯的研究

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告訴我們：弄清楚問題本身的生成邏輯是科學確定學術研究的標尺和方向的先決條件。設若不注重研究網絡意識形態本身的生成邏輯,要想有效推進新時代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實在是顯得有些勉為其難。事實上,每一種社會問題或現象凸顯的背后都有著特殊的生成邏輯,并且都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出特定行為主體的價值認知、行為取向和心理狀態等方面的變化。同樣的道理,網絡意識形態的生成邏輯也是如此。

從發生學的意義上看,網絡意識形態不是由“一班人馬”就能夠輕易煽動起來并能夠星火燎原的“東西”,它有著獨特的內在生成邏輯。就政治效應的波及范圍和影響深度而言,互聯網本身的開放性、自由性、匿名性等特質,無疑為個體網民、意見領袖和國家等多元行為主體的表達和“敘事”增添了一些新的技術變量。對置身網絡空間中的網民來說,掙脫了在現實社會中“面對面”言說方式的諸多限制性要素,從而不再需要循規蹈矩或刻意控制自我的言說欲望,而是可以圍繞相關的社會公共問題和公共事件進行個性化的傳播、渲染、解讀,甚至可以做出并非合乎邏輯的“道德審判”和價值評判。具備話語影響力范圍廣、話題設置能力強、話題設置新穎、與受眾互動性強等特點的意見領袖,則往往能夠扭住個體網民從眾心理的認知“盲區”,或以理性化見解與專業闡釋,或以創造性的話語建構與事實分析,或以設置特定敘事主題與價值評判,或以拋出博取眼球的歷史事件與個性化解讀,或以選擇性地截取公共事件與充分論述等方式來營造信息傳播的“沉默的螺旋”,進而誘導激情四溢的個體網民不自覺地參與特定意識形態的論爭漩渦中。而扮演強有力的現代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的表達者和供給者,既是現代國家在網絡空間進行意識形態話語權對抗與競爭所必須具備的一種話語詮釋能力,也是提升國家軟實力的一個重要切入點。因此,對任何現代國家而言,要么是通過精巧的程序設計和話語謀劃將標示本國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揉進海量的信息中,于無聲處實現對他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戰略企圖；要么是通過制定相應的戰略規劃發展網絡信息技術并占領信息技術的制高點,來打造網絡話語霸權體系和獲得網絡話語設計的優先權；要么是通過特定的文化產品或文化符號來宣示自我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普適性”,以提升國家交往中的軟實力。

可以斷言,網絡意識形態的“破繭而出”,并非是某一個網絡行為主體振臂一呼就旋即生成的產物,而是個體網民、意見領袖和國家這三種行為主體“合謀”的結果?；蛘哒f,在網絡空間中,個體網民的任性言說、意見領袖的話語引導和國家之間的意識形態話語權對抗,構成了網絡意識形態生成的基本動力。無需質疑,深化對網絡意識形態生成邏輯的研究,是突破既有研究理路和校準網絡意識形態治理研究著力點的一個關鍵性要素。

3.3 加強對不同屬性的網民認同和接受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方式途徑的差異化研究

事實上,培育網民對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自覺認同和接受并使其內化為一種價值自覺,是有效推進新時代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題中應有之義和應然要求。如此,加強對不同屬性網民認同和接受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方式途徑的差異化研究,就合乎邏輯地成為研究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一個重要向度。

一般而言,網民屬性結構主要包括性別結構、年齡結構、學歷結構、職業結構、收入結構等要素。其中,網民的學歷結構和職業結構是影響網民認同和接受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兩個關鍵性要素。從學歷結構看,“我國網民以中等教育水平的群體為主。截至2018年12月,初中、高中/中專/技校學歷的網民占比分別為38.7%和24.5%；受過大學?？?、大學本科及以上教育的網民占比分別為8.7%和9.9%”[17]。而從職業結構說,“截至2018年12月,在我國網民中,學生群體最多,占比達25.4%；其次是個體戶/自由職業者,占比為20.0%；企業/公司的管理人員和一般職員占比共計12.9%；黨政機關事業單位領導干部和一般職員,占比分別為0.2%和2.6%；企業/公司高層管理人員、中層管理人員和一般職員,占比分別為0.6%、2.2%和10.1%；專業技術人員和商業服務業職工,占比均為5.2%；制造生產型企業工人,占比3.8%；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和農林牧漁勞動者,占比分別為3.9%和7.8%；退休和無業/下崗/失業,占比分別為4.1%和8.8%”[17]。不難發現,無論是從學歷結構還是從職業結構看,學生群體都是占比最大的一個網民群體。學生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都處在形成、發展和變動的時期,或者說他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都處于一種“流動”勢態,那么,如何增強他們認同和接受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實際效度并真正內化為一種實踐的價值自覺？ 同時,如何使個體戶/自由職業者、企業/公司的管理人員和一般職員、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和農林牧漁勞動者等網民群體能夠認同和接受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 又如何使這些網民群體在網絡空間中能夠按照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所倡導的觀點、立場和方法來分析、研判多元價值觀念和社會思潮的本質？ 或者怎樣才能使這些網民群體具備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意識？ 這些問題顯然不是單純在宏觀意義上的一般性探討就能夠予以解決的,而是需要在微觀層面上運用數據量化分析、問卷調查、訪談、個案研究等經驗研究方法來加強對不同屬性的網民的政治態度、政治情感和政治心理以及他們認知和接受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方式途徑的差異化研究。

3.4 拓寬研究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學科視野

準確地說,面對這個附著了太多技術要素和處于流動勢態的網絡意識形態,學界一開始也是抱持著一種新鮮的陌生感,并短暫地表現出一種“不知今夕是何年”的迷惘和時空錯位感。但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迅疾鋪展和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問題的漸次凸顯,學界還是表現出了較強的自我應變和調適能力,從迷惘到清醒,從被動應付到主動“介入”,并在不同學科視域中對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問題展開了較為系統的檢視和探討。

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涉及政治學、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心理學、新聞傳播學、法學等眾多學科。因此,囿于學科視野的局限,近年來學界對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研究的學科視角較為單一,主要局限于靜態的結構性的對策建構分析,很少有學者從多學科視野出發對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問題進行動態的綜合性探討分析?？墒?設若僅僅從單一學科的視野出發來靜態地探討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問題,顯然難以切中這個新穎議題的要害。因此,于實踐中,必須在更加寬廣的學科視野中來動態性地探討分析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相關問題。譬如,網絡意識形態是什么？ 網絡意識形態是怎么生成的？ 共時性涌現的多元社會思潮和價值觀念對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有著怎樣的影響？ 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與國家安全存在著什么樣的邏輯關系？ 網絡意識形態是怎樣影響網民的價值認知和行為選擇的？ 毋庸置疑,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宏觀視域中,運用和參照政治學、傳播學、心理學、系統論、博弈論等多學科理論對上述問題進行動態系統的跨學科綜合研究,當是研究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一個重要關節點。

3.5 秉持研究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中國化”思維

立足中國社會的實然境況,秉持研究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中國化思維,是進一步推進新時代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內在要求。原封不動地沿襲或照搬西方的治理范式,不僅無助于科學地解釋和研判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相關問題,而且在相當程度上也會稀釋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效度。因為,任何一種理論的建構都根植于特定的文化傳統。所以,秉持研究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中國化思維,拒斥那種完全在西方治理理論和西方話語體系的框架范圍內來研究新時代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偏見,以切實捍衛本土學術話語權的主導地位,當是我們努力的基本方向。

秉持研究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中國化思維,不是把西方治理理論的研究范式簡單直接地移植或運用于研究新時代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實踐,而是需要“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18]342。為此,必須做到：一是秉承學術研究的批判意識和研究范式本土化的創新意識,在承認與汲取西方治理理論的合理成分和堅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方法和觀點的雙重維度上來把準新時代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研究的立足點,深入洞察網絡意識形態的變遷勢態。二是從新時代網絡意識形態安全的“實然”境況出發,比照和借鑒西方國家網絡安全治理的經驗和方法,以獨特的視角創新性地打造具有適應性和解釋力的中國話語體系。三是在積極推動中國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的前提下,凝練出契合新時代客觀現實的新理論、新思想、新理念、新體系,以形成研究新時代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本土化的概念、假設、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

4 余論

坦誠地說,研究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這個論題的時間盡管不長,但早已成為學界直面的一個重要論題,并呈現出從外在的倒逼或擠壓,變為一種內在的、高度的理論自覺和實踐自覺；研究的學科視域和方法,從相對單一轉向更加多元；研究的隊伍,從原來松散的“單兵作戰”轉向緊密的學術共同體等令人欣喜的勢態。

不容否認,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研究,主要受制于捍衛馬克思主義在網絡空間中的主導權和維護網絡戰略安全的實踐需求。除此之外,網絡信息技術的鋪展、網民數量的急劇增長、網民屬性結構的變化、網絡意識形態自身的生成邏輯、研究方法和研究視野的整體變化等客觀要素,都對研究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產生著重大影響。毫無疑問,研究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也必定會受到上述諸多因素的制約。反過來說,要校準研究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著力點,我們必須立足中國社會現實,“始終秉承先進的互聯網治理理念……時刻彰顯網絡陣地建設的科學價值導向”[19],以寬廣的學術視野,審慎地研判和洞察影響研究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諸多要素,超越非此即彼的理論迷思和實踐羈絆,從而成就校準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研究著力點的鳳凰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