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農村黨組織組織力建設的內涵解析、現實反思與實踐進路
——基于三個行政村的調研

劉 淵

(四川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四川 成都 610067)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以提升組織力為重點，突出政治功能，把企業、農村、機關、學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區、社會組織等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宣傳黨的主張、貫徹黨的決定、領導基層治理、團結動員群眾、推動改革發展的堅強戰斗堡壘?！盵1]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關鍵在黨建引領。由于西部農村生產方式變遷、居住形態改變、多元力量進入和西部民族、宗教等多種因素疊加，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面臨一系列獨特而又全新的問題。妥善解決這些問題，既對當前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組織力建設有工作創新的要求，又事關西部農村社會的和諧穩定、黨的執政基礎的鞏固夯實等。為此，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需要切實以組織力提升為重點，打造黨建引領鄉村振興的動力引擎，積極適應新的經濟結構、社會關系和利益格局的重大變化，有效協調農村多元利益主體參與基層社會治理，鼓勵和支持社會力量有序進入，著力構建“黨的領導、政府治理、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的農村基層治理新格局。

1 基層黨組織組織力的內涵解析

基層黨組織的理論溯源主要從馬列經典文本、西方組織理論等方面切入。從馬列經典作家的著作中可知，馬列經典作家雖提及了基層黨組織，但對基層黨組織組織力鮮有論述。在共產主義同盟中，“同盟的支部就是黨的基層黨組織”[2]，同時對“同盟”的組織紀律、組織地位和作用作了明確規定。針對第一國際的工人協會支部、各小組和委員會以及第二國際各國無產階級政黨等，馬克思和恩格斯敏銳地提出了黨的組織要求、紀律要求和工作方法等。列寧高度重視無產階級政黨的建立和基層黨組織的建設，形成了豐富的“密切聯系群眾”“貫徹黨的民主集中制”等黨建思想。中共二大制定的首部《中國共產黨章程》確定了鐵的紀律，其中規定“無故連續四個星期不為黨服務，三個月不交納黨費的，要開除出黨”[3]，這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嚴密的組織性和紀律性。1929年，毛澤東在《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提到了組織力的概念[4]65。近代西方學者運用組織理論對組織力進行了界定，“但其組織目標、組織類型、組織性質、組織構架、組織體系、組織制度、組織文化等都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基層組織組織力大相徑庭”[2]。

關于基層黨組織組織力的內涵分析，學界針對基層黨組織組織力探究主要有三類代表性觀點。一是“構成論”，傾向于從能力構成來闡述組織力。黃海清提出，組織力由“政治領導力、組織覆蓋力、群眾凝聚力、社會號召力、發展推動力和自我革新力等”[5]構成；李毅弘等提出，組織力是由“中心力、內環力、外環力”[6]三個層面構成；李小新提出，新時代村級黨組織組織力，應由“政治領導力、組織覆蓋力、自我革新力、群眾凝聚力、社會號召力、發展推動力”[7]構成。二是“分層論”，側重從不同層面解析組織力。簡皎潔將組織力界定為“一種網絡化的系統性能力，提出內聚力、滲透力”[8]等；劉紅凜從內在指向上闡釋組織力是一種“內聚力”，強調提升全黨與各級黨組織的統一性與協調性的能力與水平；從外在指向上提出組織力基本等同于“領導能力+執政能力”，強調“要緊密結合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政治性、組織性與紀律性，從政治高度來審視黨的組織力”[9]。三是“合力論”，強調組織力是一種為實現黨組織的基本任務而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合力。高振崗提出，組織力是基層黨組織煥發出的“動員力、發展力、監督力、管理力、執行力、知識力、戰斗力、凝聚力形成的合力”[2]；李長學從狹義和廣義兩個層面強調組織力是為加強自身建設和“完成新時代農村工作任務所需要的多方面能力的集合”[10]；王華認為，組織力是“組織內各個方面有機結合在一起的一種整體力，是設計組織結構和配備組織資源的能力，是組織結構力和組織文化力的綜合體現”[11]。

總體來看，學界既有研究從概念界定、功能要求、元素構成等視角對基層黨組織組織力進行了學理分析，闡釋了基層黨組織組織力建設的關鍵點所在。不過，從研究方法、研究對象和研究視角等方面切入，相關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從研究方法而言，有些學者簡單套用西方組織學說中關于組織力的一般界定，忽略了基層黨組織建設應根植于不同經濟社會環境下的客觀現實；從研究對象而言，有些學者從宏觀層面對黨的基層黨組織組織力進行了籠統闡釋，針對區域性的農村基層黨組織組織力建設現實關照明顯不足；從研究視角而言，有些學者側重于從類型或功能層面來探討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力，忽略了基層黨組織組織力提升的內生因素，淡化了基層黨組織推進自我革命的歷史場域分析等。

筆者認為，研究基層黨組織組織力需要跳出一般視域下的“既不能把黨的組織力僅僅局限在基層黨組織建設上，也不能僅僅局限在黨的自身建設與黨內管理上”[9]，以及簡單的基層黨組織治理能力提升層面；需要站在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邏輯起點上，站在中國共產黨順應社會革命開展自我革命的歷史自覺上，更要站在西部農村特定的時空場域上進行基層黨組織組織力的內涵審視。一般而言，基層黨組織組織力可理解為一種引領力、動員力、凝聚力和服務力相交織且整體呈現的“整合力”。從結果上講，基層黨組織組織力是“整合力”，體現為黨員隊伍的自我管理和提升，引領、團結、服務群眾的整體能力；從影響上講，基層黨組織組織力是引領力，體現黨組織在不同層面能夠發揮的輻射力；從方式上講，基層黨組織組織力是一種雙向互動力，體現黨組織在組織內部的凝聚力。從更高層面而言，站在新時代的歷史起點上，隨著基層黨組織組織力的歷史性出場，針對基層黨組織組織力的內涵探究，首先要從研究視角上進行拓展，聚焦基層黨組織的政治性，深刻認知中國共產黨的政黨屬性，著力提升基層黨組織的政治引領力；其次要緊扣基層黨組織的人才現狀，聚焦基層黨組織的號召性，從激勵保障、機制體制上吸引更多人才留守鄉村、助力鄉村建設，增強基層黨組織動員群眾和發動群眾的本領，提升基層黨組織的社會動員力；再次要從不同的文化場域出發，聚焦基層黨組織的凝聚性，通過文化重建，推進諸如新鄉賢文化、傳統文化等促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播，提升基層黨組織的文化凝聚力；最后要從服務能力著手，聚焦基層黨組織的服務性，堅持群眾路線，服務群眾、幫助群眾，提升基層黨組織的群眾服務力。綜上，關于基層黨組織組織力的內涵分析需要著力聚焦基層黨組織的政治引領力、社會動員力、文化凝聚力和群眾服務力，這也是基層黨組織組織力的內涵所在。

2 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組織力建設的角色期待

解析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組織力建設的角色期待，需要關注西部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現實，找出區別于東中部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的顯著性特征，探求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的個性化角色期待。

首先，西部農村復雜的民族構成和宗教問題期待基層黨組織的政治引領力和文化凝聚力大幅提升。西部地區有少數民族人口8 584.33萬，約占全國少數民族人口的87.55%(1)根據國家統計局編寫的《中國統計年鑒2018》整理。。同時，西部地區是一個多元文化交織、多種宗教并存和信教人數多、宗教氛圍濃厚的地區。不同的宗教文化和民族傳統文化差異性較大，容易導致文化沖突，由此也可能使國家認同弱化，進而引發局部民族矛盾，形成社會沖突與邊疆安全隱患等。其次，西部農村經濟發展的不均衡和脫貧攻堅的艱巨挑戰期待基層黨組織的經濟社會發展力和社會動員力整體提升。由于西部農村地區社會發展的多層性、經濟發展的滯后性和自然環境的貧瘠性等典型區域特征更對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提出了嚴峻挑戰；加之西部農村地區是脫貧攻堅的主戰場，八個集中連片特困區分布在西部十二省市，國家級深度貧困區“三區三州”都在西部，西部農村面臨著重大的脫貧任務。最后，西部地區脆弱的自然生態和落后的基礎建設期待基層黨組織社會服務能力快速提升。西部農村地區大多生存條件比較惡劣，自然災害多發，地理位置偏遠，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落后；一些少數民族農村地區的干部、群眾較為保守，部分農村黨員干部示范引領和主動作為不足，部分群眾脫貧內生動力有待增強，這不能適應當前西部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因此，基于西部農村的客觀現狀，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組織力建設從內在向度上客觀需要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社會發展的引領者、經濟建設的推動者、鄉村文化的重建者和農村治理的主導者。

加強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組織力建設旨在把基層黨組織打造成社會發展的引領者、經濟建設的推動者、鄉村文化的重建者和農村治理的主導者，這對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政治意識、目標任務、家國認同和角色擔當等方面提出了具體要求。

社會發展的引領者強調的是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政治意識問題，必須始終確保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對農村各項工作的政治引領。失去了黨對農村建設的堅強領導，農村的發展可能會偏離社會主義建設的方向；經濟建設的推動者主要是著眼于當前西部農村剩余貧困戶的復雜性、新脫貧戶的不穩定性和脫貧戶的迷茫性等“后扶貧時代”的現實挑戰，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需要切實打好脫貧攻堅戰；鄉村文化的重建者要求基層黨組織要著力加強西部農村文化建設，重視民族地區傳統文化保護、凸顯傳統民族文化特色，提升基層農民知識文化水平，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文化凝聚功能，大力推進鄉村振興的各項工作；農村治理的主導者強調的是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在基層治理主體多元的現狀下，需要大力提升社會服務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充分發揮“一核多元、協商共治”的核心引領作用。

3 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組織力建設的現實圖景

為了開展本文的研究，筆者及團隊利用田野調查和電話訪談的形式調研了西部三個省內的三個行政村(選取的行政村是四川A村、云南B村、廣西C村(2)鑒于相關被訪談人員的個人要求，筆者在此僅僅列出了所在省份，并沒有列出訪談者所在的縣市村的具體名稱等。)。在四川A村、云南B村、廣西C村的田野調研和電話訪談中，采用的是半結構式訪談法，對駐村干部、基層黨員和群眾代表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訪談，獲得了大量真實的調研資料。通過梳理三個行政村的調研資料，調研團隊形成了一些基本判斷，較為客觀地呈現了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的真實圖景。

3.1 規范化建設的表象與黨建路徑的現實偏離，消減了基層黨組織的引領力

黨的十八大以后，全面從嚴治黨持續加強，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村基層黨組織的規范化建設。通過調研發現，西部農村部分基層黨組織存在硬件建設標準化、理論學習形式化等現象，這嚴重背離了基層黨建活動的客觀要求。

一是組織設置規范化和場地建設標準化的基本表象。在調研的三個村中均設置了村黨支部，支部成員配置齊全。云南B村有支委委員在外務工現象，村支部的相關事務主要靠村支部書記完成；三個村的村委辦公室和黨員活動室等硬件建設比較完善，每個村的黨員活動室都訂閱了一些黨建報刊資料。值得關注的是，部分村委會辦公室和黨員活動室使用頻率較低，在深度訪談中得知個別行政村的黨建活動室基本上處于常年關閉狀態。

二是黨建活動形式化導致黨建路徑的現實偏離。三個村的黨建活動形式大同小異，“規定動作”完成狀況參差不齊。四川A村主要以參加鄉上的集體學習為主，村支部很少主動開展規范化黨員教育學習活動?！霸邳h支部活動開展上主要采取宣讀文件的形式，且到場黨員主要是在家老黨員，接受能力差”(訪談記錄：LWY20180731)。云南B村、廣西C村只是在鎮上開黨員大會的時候才進行相關理論學習。三個村基本上都完成了黨務“規定動作”，三個村的村委負責人針對黨建引領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缺乏足夠認知，基層黨組織的政治引領作用發揮不足。

3.2 部分干部官僚化和資源配置特殊化，降低了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和動員力

通過調研得知，廣大農民普遍對黨中央高度擁護；大多數普通黨員和群眾認為鄉鎮黨委指導不夠，較為“缺位”；所采訪的普通黨員和群眾部分反映村干部存在腐敗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消減了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和動員力。

一是部分黨員干部在農村建設中存在 “微腐敗”現象。在三個村的調研中，部分農民特別談到一個現象，即一些精準扶貧項目和新農村建設項目大都被鄉、村干部承包，在項目承包過程中存在不透明不公開等現象和“微腐敗”問題。究其原因，一方面，較多留守老人對鄉村的扶貧項目和各項建設不關注，具體情況也不了解；另一方面，這些村所在黨支部面臨著扶貧攻堅和新農村建設的繁重任務，忽略了正確的工作路線和工作程序等。在調研中，四川A村的支部負責人談到“微腐敗”的內在原因，指出，“十八大以前，村干部的一些‘福利’和相關‘收益’比較多，盡管現在每個月有2 000元左右的經濟補助，但是同以前比起來還是存在差距”(訪談記錄：LY20180718)。

二是部分黨員干部存在資源配置“偏向性”和政策執行“逐利性”。在深度訪談中，部分群眾反映一些村干部在資源配置上傾向于照顧親戚朋友，大家也已“習以為?！?。特別是在貧困對象“瞄準”和農村危房改造等方面表現得更為嚴重。這種資源配置“偏向性”和政策執行“逐利性”現象，背離了黨的性質和宗旨，損壞了基層黨組織的形象。

3.3 部分鄉鎮黨員干部“短板問題”突出，制約了基層黨組織的服務力

通過調研發現，面對新時期農村多種社會力量進駐和各種社會資源配置，較多村干部和普通黨員、群眾認為，鄉鎮黨委和村黨支部的統籌協調能力不足，在經濟發展和開拓創新等方面存在“短板問題”。

一是鄉鎮黨委和村級黨組織的經濟社會發展綜合治理能力不足。在調研的三個村里，支部負責人基本上為初中和職高文憑，面對大數據時代基層社會治理面臨的新挑戰準備不足，特別是在治理理念更新上差距較大，在發揮黨建引領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能力方面存在不足。部分村干部談到，面對西部農村經濟發展的嚴峻挑戰和“后扶貧時代”脫貧攻堅的持續鞏固，鄉村兩級黨組織缺乏有效舉措改變當地落后的經濟社會面貌，不能有效構建“黨建引領、多元共治”的社會治理模式，不能有效地組織群眾、動員群眾和服務群眾。

二是鄉鎮黨委和村級黨組織黨員干部素質提升不夠和鄉村文化建設不力。通過調研得知，基層黨員干部普遍認為，在黨中央全面實施鄉村振興大戰略下，西部農村“五大振興”任務艱巨，需要進一步加大對農村基層黨組織負責人的學習培訓。另外針對農民的技術指導和文化引領方面也較為缺失；鄉村傳統道德文化建設陷入困境。四川A村村黨支部負責人談到，“鄉村振興最大的問題是人才的缺乏。留守農民素質較差，年齡偏老，學習培訓嚴重不足”(訪談記錄：LY20180718)。在調研中，群眾普遍反映農村的民族文化保護不力和文明鄉風培育不夠，基層黨組織缺乏有效舉措推進鄉村文化重建等。

通過西部農村ABC三個行政村的黨建實踐調研分析得知，西部農村部分基層黨組織的建設水平客觀上不能滿足西部農村的經濟社會發展要求。為此，一方面需要西部基層黨組織客觀分析內生原因，切實通過有效路徑全面提升基層黨員干部的各項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從組織培訓、激勵保障、載體建設等方面系統推進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各項建設。

4 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組織力建設的現實反思

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大背景下，如何進一步提升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組織力建設的成效，真正把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帶領鄉村全面振興的堅強戰斗堡壘，筆者認為，應該從組織振興、激勵保障、文化重建和路線回歸上進行探討。

4.1 “組織振興”是發揮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政治引領力的根本

“組織振興”主要是指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振興?？v觀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始終使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建設目標與不同時代的鄉村發展訴求同頻共振”[12]。中國共產黨始終牢牢抓住農村基層黨組織這個關鍵，推進中國農村基層治理的實踐。黨的十八大以后，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得到了持續增強，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西部不少基層農村空殼化、留守型的現狀與高標準的黨建要求形成了較大的反差，“組織振興”缺乏了現實的根基和人力資源的儲備，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處于一種尷尬境地。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只有真正褪去“基層疲憊”，從政治上進一步提升，從能力上進一步加強，才能真正發揮出基層黨組織的政治引領力。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只有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時代境遇下，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場域中，進一步明確使命、振奮精神，才能在復雜的西部農村社會治理實踐中發揮好政治引領作用。

4.2 “激勵保障”是增強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社會動員力的基礎

馬克思指出：“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盵13]187面對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黨員領導干部，我們同樣需要正視他們的利益訴求?！耙环矫嬉獜娬{人民群眾之間在根本利益上的整體性和一致性，另一方面還要承認他們之間在利益上存在沖突和矛盾?！盵14]加強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增強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創新力和執行力，需要切實關照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相關群體的激勵保障問題。在市場經濟大潮之下，一些農村基層干部本身能力素質出眾，但是由于堅守農村，失去了個人財富積累和事業發展的一些機會和平臺；相反，一些農民走出了鄉村，通過個人打拼，獲得了巨大的市場獎勵。當前，在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大背景下，農村基層黨建要求越來越高，客觀上需要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切實將基層黨建與鄉村治理耦合推進，避免出現“兩張皮”現象等。因此，積極營造“激勵和問責”相統一的農村基層黨員干部干事創業氛圍，大力暢通“留守干部”相對“明晰”的發展路徑，已經擺在了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面前。

4.3 “文化重建”是提升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文化凝聚力的要求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廣大農村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集體時期形成的鄉村文化體系開始轉型，“鄉村的公共性逐漸淡化，而私人性的特點愈發明顯，鄉村逐漸顯露出原始化趨勢”[15]。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融入城市，部分農村空心化態勢日益嚴重。在城市和農村來回奔走的“兩棲式農民”群體逐漸增大，較多農民長時間工作生活在城市之中。西部地區鄉村傳統的宗族文化、鄉賢文化等逐漸式微，第一代農民割舍不掉的鄉愁是鄉村建設的根基，但是“農二代”基本上沒有了“鄉愁”，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城市生活的體驗和漸行漸遠的童年回憶?！拔幕亟ā钡闹黧w是誰？“文化重建”的載體是什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如何有效傳播？這些問題已經無法回避地呈現在了當下的西部農村?！拔幕亟ā贝_系新時代中國西部農村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可行路徑之一，這在西部農村至為關鍵。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需要切實以“文化重建”凝心聚力，進而找到廣大農民群體鄉村振興的文化依附和精神旨歸。

4.4 “路線回歸”是增強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群眾服務力的關鍵

“群眾路線理念指導下的群眾工作是黨的基層組織建設的重要實現路徑?！盵16]推行“路線回歸”是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增強群眾凝聚力的重要抓手，根本目標在于切實踐行群眾路線，建立和諧的干群關系。由于各種原因，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封閉性和脫離群眾路線現象在一定程度上依然突出。一方面是由于留守農民年齡普遍偏大，民主意識不強和知識層次較低等原因；另一方面在于部分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和部分黨員領導干部沒有真正回歸群眾路線，沒有切實站在中國共產黨執政為民的本質層面去思考和謀劃，缺乏使命擔當意識，公平公開不夠，逐漸喪失了群眾的信任。

5 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組織力建設的實踐進路

面對當前西部鄉村振興的復雜現狀，有效加強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組織力建設的內在要求在于迅速提升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政治引領力、社會動員力、文化凝聚力和群眾服務力，進而在此基礎上探究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組織力提升的可行路徑。

5.1 基于政治引領全面開展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的自我革命

首先，強化基層黨組織自我革命主體責任意識?！白晕腋锩闹黧w不能只是理論上的，還應當在實踐中予以具體化，即真正有實體來推動管黨治黨?！盵17]針對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存在的系列問題，基層黨組織要教育引導黨員干部勇于進行自我革命，敢于突破自身的思維定勢、作風習慣和價值偏好，跳出個人利益和小圈子的立場，切實從思想深處進行警醒和反思，著力探索黨建新形式、創新黨建新載體，真正管黨治黨，全面落實從嚴治黨的主體責任。其次，強化基層黨組織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導向。西部基層黨組織需要站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高度，教育引導黨員干部進一步增強對群眾的感情，教育引導黨員干部站在勞苦大眾的立場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政黨屬性決定了其執政的人民立場。中國共產黨的內在品質和根本屬性與人民的根本利益高度契合”[18]。歷史和現實的經驗表明，中國共產黨的根基在于人民群眾，離開人民群眾的支持便不可能長期執政。最后，強化基層黨組織始終堅持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皬娜罕娭衼?，到群眾中去”“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習近平指出：“群眾路線始終是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是我們黨永葆青春活力和戰斗力的重要傳家寶?！盵19]92堅持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就是要求基層黨員干部始終堅持為人民群眾服務的實踐路徑。

5.2 基于動員激勵全面推進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領頭雁”工程

一是開展農村基層黨組織負責人常態化培訓，提升智識情懷和能力水平。實踐表明，西部農村基層黨員干部自身的格局境界和能力已在不同程度上阻礙了西部農村的建設。一方面，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負責人常態化培訓需要始終貫穿政治思想教育。毛澤東曾指出：“抗大的教育方針是：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盵20]188由此可見，抗大的“教學指導方向體現了較為鮮明的政治性、思想性，要求各級干部要把黨性鍛煉和政治思想修養放在首位”[21]。另一方面，針對農村基層黨員干部的培訓，不要一味“高大上”，更不要搞“疲勞戰”，切忌“形式化”。要在詳細調查問卷分析的基礎上，有的放矢地開展針對性培訓。既要著力于黨的理論方針學習，提升基層黨員干部的政治覺悟和胸懷格局，又要加大農村產業發展和經濟建設以及如何增強與群眾溝通等實戰性的知識和技巧等，切實讓基層黨員干部通過理論學習和實踐研討、考察交流的方式開闊視野進而增強干事創業的信心和能力。

二是構建基層黨組織負責人的激勵機制和懲戒機制，營造良好的干事創業氛圍。從激勵機制而言，主要著眼于經濟待遇和政治待遇兩個層面，切實讓基層黨組織負責人的基本收入得到提升，諸如在社保購買、基本補貼和晉升路徑方面進一步明晰化，真正讓干事創業、能力出眾和群眾基礎好的村級支部負責人有機會進入鄉鎮干部的序列。從懲戒機制而言，主要是針對一些得過且過或者貪腐的農村基層黨組織負責人構建一套有效約束機制，切實從制度設計上有效規避基層治理中的腐敗問題。鄧小平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盵22]333必須從制度設計上加大對基層黨組織的黨員干部“微腐敗”等懲戒力度，進而形成良好的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

5.3 基于文化凝聚大力夯實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的社會基礎

加強西部農村文化建設，提高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和影響力。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組織力建設的根本指向在于充分發揮好基層黨組織的政治屬性和政治功能，切實把西部基層黨組織建設成基層組織中的戰斗堡壘，教育引導黨員干部發揮好先鋒模范作用。面對當前西部農村傳統文化式微，新鄉賢文化不足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播不力的現狀，客觀上需要通過基層黨組織有效加強西部農村的傳統文化和國家認同、民族認同等方面的宣傳教育。

一方面，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要著力加強鄉土文化重建，并對鄉土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使之更適合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的需要”[23]。通過加強農村鄉土文化建設，深度挖掘傳統鄉土文化之中的傳統信仰和價值觀，結合不同民族、地域等客觀現實推出適合時代發展的鄉規民約等，充分吸納鄉土文化之中的樸實精神和勤儉作風進而夯實基層黨組織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文化基礎；通過發掘鄉土文化中的優秀素材，尋求恰當的載體積極弘揚社會核心價值觀，諸如從鄉村居民的“家訓”中進行歸納提煉，探求鄉村居民“家訓”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同頻共振點，進而促進農村基層黨員干部和廣大農民的道德素養提升和思想引領。另一方面，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要大力支持鄉村文化宣傳教育，通過加大鄉村文化宣傳教育，著力提升廣大村民的文化層次和道德水平，尤其是需要加大西部農村基礎教育的投入，特別是加大西部少數民族農村地區的基礎教育投入，為進一步加強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思想文化引領夯實基礎。

5.4 基于服務群眾大力提升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治理水平

加強多元治理主體培育，搭建“一核多元”的治理平臺。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是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的群眾服務力的根本旨歸，加強群眾服務力的內在指向要求基層黨組織治理水平的有效提升。近年來，我國社會發展變化巨大，社會階層結構發生變遷、社會組織迅速發展，基層社會治理的需求也伴隨著這些新情況的出現發生了明顯變化?！盎饣鶎由鐣?，維護社會穩定；協調各利益主體的關系，避免社會分化；建立健全社會規則規范等成為當前我國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需求?！盵24]為此，鄉村振興視域下農村基層黨組織和農村行政機構不可能成為基層社會治理的“獨唱者”，農村基層黨組織需要切實加強不同治理主體培育?！胺钦M織的力量不可能是全部內生的，它需要外部力量的推動以及合適的成長環境，這個重任更多的落在了地方政府的身上?！盵25]基于此，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要注重對不同治理主體的培育，要注重從外出務工等社會精英群體中進行政治吸納，更要注重對社會上不同的經濟團體和社會團體進行組織嵌入。

滿足多元利益主體合理訴求，構建“協商共治”的溝通機制。治理的內在本質就是多元主體之間的雙向互動和民主協商的過程。當前，西部農村地區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現代化的重點難點。面對西部農村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需要主動作為，積極營造更具競爭力的“軟環境”，切實提升西部農村的自我發展能力。為此，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一方面要充分發揮出基層治理過程中的領導作用，切實把不同的利益主體團結在自己的周圍，更要充分調動不同的利益主體進行溝通協商。為了達成這種良好局面，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要系統構建動員群眾和號召群眾的綜合協調機制、民主參與機制和責任落實機制，進而從機制設計上呈現出“一核多元、協商共治”的基層社會治理氛圍和治理格局，著力提升西部農村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力，有效促進西部農村的全面振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