誘致性制度變遷視角下鄉村振興的實現路徑
——基于塘約經驗的分析

謝治菊

(廣州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

1 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農村社會翻天覆地的變化歷歷在目，但由于歷史、現實和制度等因素的制約，東西部之間、城鄉之間發展不平衡的矛盾仍比較突出，鄉村衰敗、文化失衡的問題不容忽視。如何改變農村尤其是西部農村的落后面貌，改變其不利地位，帶領農民脫貧致富？2017 年全國農村工作會議提出的“加快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和“讓農業、農民、農村分別成為有奔頭的產業、有吸引力的職業、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的鄉村振興思路，為新時代農村發展指明了方向。然而，到底如何踐行頂層設計的鄉村振興思路，找到切實可行的振興路徑實現鄉村的可持續發展，成為擺在人們面前的一道難題。

為回應這一難題，學界就“鄉村振興路徑”進行了較多的探討，歸納起來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政府的路徑，研究者基于國家建設的理論，認為鄉村振興離不開政府的支持，政府與鄉村精英的合作是鄉村振興的主力軍，據此提出鄉村振興的路徑在于通過制度創新對鄉村精英進行政治吸納[1]。二是市場的路徑，研究者認為鄉村振興的路徑是實現鄉村各要素之間的健康流動[2]，提出用流動的市場機制完善鄉村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推動鄉村組織的市場化[3]，用雙向流動政策鼓勵有志人士下鄉創業和農民進城務工[4]。三是社會的路徑，研究者認為鄉村振興的重點是鄉村社區的建設，通過開發鄉村的社區資源和將外部的支持力量轉化為內生動力才是鄉村振興的根本之道[5]。

毫無疑問，鄉村振興離不開政府、市場和社會的支持，更離不開三者的有序分工與合作治理。事實上，現實中鄉村振興引發的制度變遷往往都包含政府、社會和市場三種力量。林毅夫認為，制度變遷可分為強制性制度變遷和誘致性制度變遷兩種，前者以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的供給型變遷為主，強調政府路徑；后者以民眾主導的自下而上的需求型變遷為主，強調社會和市場路徑[6]序言。誘致性制度變遷是指為回應制度不均衡時的獲利機會，個體或群體基于需求而產生的，自發倡導和組織的自下而上的制度變遷，具有成本低、收益高、群眾基礎廣泛等特征。誘致性制度變遷是統攝新時代鄉村自下而上制度創新的總名詞，特別適用于分析合作社與產權制度改革。例如，V.W.拉坦認為，合作社是個人需求導致制度變遷的一種新型組織形式[7]24；于建嶸則提出，自主性、自愿性與民間性是農村合作社建立的前提，農村合作社的發展具有誘致性的特征[8]。事實上，已有一些研究看到了誘致性制度變遷給中國鄉村社會帶來的巨大變化。例如，蔡立雄、何煉成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村三次大規模的制度變遷，即土地改革、集體化道路以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都是以誘致性變遷為主[9]。豐雷等分析1999—2010年5次17 省農村土地調整的調查數據得出結論，中國農村土地調整的制度演進具有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特征，其顯著性影響因素有地理條件、人均 GDP、非農產業比例和社會經濟變量[10]。

誘致性制度變遷對鄉村社會的變革具有較強的解釋力，但目前為止，除王寶珠、冒佩華從誘致性制度變遷的視角探討了塘約村的金融改革之外[11]，學界鮮有從誘致性制度變遷的角度對鄉村振興的塘約經驗進行分析。在筆者看來，塘約村之所以在短時間內煥發活力，是因為該村的制度創新充分尊重了農戶、合作社和村委會的利益訴求，考慮了三者的利益聯動機制，是典型的誘致性變遷。塘約村位于貴州省安順市平壩區，該村有10個自然村11個村民組，共有921戶3 393人。2013年年底，該村人均年收入只有3 786元，有貧困戶168戶600多人，村集體經濟不到4萬元，耕地荒廢率達30%。2014年6月的一場水災使塘約村一半以上的房屋損毀或被淹，后來通過合作社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到2018年底人均年收入突破10 000元，村集體經濟達到700多萬元，實現了從省級二類貧困村向“小康示范村”“美麗鄉村”的華麗蝶變，這一變化曾得到原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的肯定[12]。

塘約村為何能實現如此重大轉變？基本的共識是農民脫貧致富的內生動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激發，從災后五天全票成立合作社到大家不遺余力投入到災后重建的系列活動中，無一不顯示出受災群眾有被組織起來過美好生活的愿望和行動[13]。誠然，正如新聞報道所認為的，塘約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一系列巧妙的制度安排成功地喚醒了貧困戶的內生動力，這是主因[14]。而在學術研究中更多的學者認為，發展新型合作社重構集體化道路才是他們成功的法寶。例如，北京市農研中心考察組調查后發現，以村社一體、產權清晰、聯營聯建、均衡發展為主的新型合作社是塘約道路成功的密碼[15]。其實，從制度變遷的視角來看，塘約村之所以在短時間內實現蝶變，自然災害引發的危機事件是重要的誘發因素。塘約村將貧困戶組織起來的粘合劑是“突發的一場大水”，即突發的公共危機事件。與常態下村莊的原子化個人不同，危機事件往往會催生凝聚力，激發群眾抱團發展的決心。由于塘約村的誘致性變遷以滿足村莊危機狀態下的應急性需求為前提，而這種需求又建立在大多數人的基礎之上，因而此種變革必將引發整個村莊的內生性發展，激發脫貧的內生動力。

本文的素材來自課題組的實證調查。2018年3月—2019年3月，課題組成員20余人先后3次到塘約村進行調研，調研的方式是集體座談、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其中，共召開集體座談會2次，深度訪談鄉鎮干部、村干部及村民16人次，收回有效調查問卷180份。為保護被調查者的隱私，文中關涉的部分人名都做了匿名處理。

2 案例呈現與理性分析：塘約村誘致性制度變遷的過程

村莊的發展往往具有較強的穩定性，村莊社會結構與社會秩序不易發生改變。但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一些外在的誘致因素如科學技術嵌入、危機事件等可能導致制度變遷，這也不難理解為何塘約村的制度創新是由一場水災引起的。

2.1 政治冷漠與空心壓力：塘約村誘致性制度變遷的背景

塘約村地處西部，資源匱乏、交通不便、無集體企業和社會組織，村莊的經濟收入除依靠傳統的農作物種植之外，就是外出打工。自2000年以來，該村外出務工的村民逐年增加，最多的時候高達1 100人，占到了當時中青年勞動力的70%。外出務工村民的增多使村莊的治理格局也發生了變化。一是經濟分化，有勞動力的家庭外出務工增加了家庭的收入，拉開了與傳統種植家庭的差距，這導致村民的經濟結構外化，村莊內部事務和經濟的關聯性降低。二是思想分化，多元化的城市生活對村民的傳統思維產生沖擊，促進了村民思想向現代性轉變，低效的村莊公共事務難以滿足此種分化對村民的要求，外出務工村民與村莊公共事務的關聯性減弱。三是村莊空心化，由于集體經濟薄弱，大量的村民外出打工，由此帶來的“留守婦女、留守兒童、留守老人”大量存在，導致村莊家庭的空心化。四是村級組織弱化，2014年之前，塘約村的村貌可以用“破石板、爛石墻、泥巴路、水凼凼”來寫照，村干部的威信也較低，基本處于“做事沒人聽、干事沒人跟”的狀態。村民等靠要思想嚴重，人人爭當低保戶、戶戶爭要救濟糧、家家亂辦酒席斂財現象嚴重，村民人情支出不堪重負[16]。正如一位54歲的訪談者所言，因受其父親的影響，2006年他辭掉在外面的運輸工作，回到村里當村干部，他回村后的收入只有原來的十分之一。

可見，當時的塘約村，外出的村民、空巢的家庭、貧瘠的社區拉大了村民與村民之間的距離，村民關注村莊公共事務的精力和能力均不夠，治理的低效又進一步加大了村民對公共事務的漠視。同時，部分村干部無法帶領村民發家致富使村民對村莊的公共事務參與更不積極。再加上，自改革開放以來，塘約村一直按照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模式在運轉，這讓渴望變革的外出村民難以接受回村發展的想法，村民對村莊公共事務的政治冷漠由此產生。在此背景下，村莊變革的需求就被凸顯出來，塘約村的制度變遷蓄勢待發，就差一個合適的契機。

2.2 自然災害與內生動力：塘約村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發生

誘致性制度變遷為何會發生？學理上的解釋是一旦制度出現不均衡并導致獲利機會增大，個人或團體就會進行制度創新，創新的程度及接受情況完全取決于創新帶來的效益及成本計算。成本不僅僅限于創新過程花費的時間和資源，更重要的是受益者之間的關系結構和社會壓力。如果制度變遷新增的獲利機會不是在成員間平等分配，機會少的人就會感到壓力，這種壓力會讓他們感覺到自己被排斥在社會之外，存在感被淹沒。正因為如此，如果沒有充足的條件，自下而上的誘致性制度變遷面對的困境更多。盡管如此，當制度變遷帶來的預期收益高于所付出的成本時，個人也會努力適應這種變遷，接受新的價值觀和道德規范。這說明，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發生要滿足幾個條件：一是制度不均衡產生獲利機會；二是變遷的收益大于付出的成本；三是變遷的收益份額分配比較均衡；四是有誘發變遷的契機。

誘發塘約村進行制度變遷的契機是一場洪水。2014年6月3日，塘約村遭遇一場百年難遇的洪水毀壞了農田和道路，一半以上的房屋倒塌。為盡快戰勝困難、脫離貧困，以左文學為代表的11位村干部連續幾天開會商討，提出了“窮則思變”的思路，決定成立村社一體的合作社，抱團發展，開展互助和自救。正如王宏甲在《塘約道路》中所言：“一場大水把塘約淹了，本來是壞事，結果壞事變好事，這里有一種精神，一種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氣概，不再苦熬、苦等、苦靠，而是組織起來自己救自己，這種精神，就是自力更生的精神，這種精神改變了塘約村干部群眾的面貌，也改變了村莊精神?！盵17]130-131這種精神極大地催生了塘約人脫貧致富的內生動力。在訪談中村主任指出，洪災后外出務工人員紛紛趕回來搶險，這說明村民發展意識強，容易組織，很團結。隨后，村委會提出土地流轉走集體化發展的道路，第一年一半以上的村民響應，第二年有80%的村民也加入了行列，第三年全部參與。

正是因為有內生動力，塘約村人在大災后第一時間想到“窮則思變”并將這幾個大字樹立于村口，這是誘致性制度變遷發生的原因。為激發內生動力，個人的覺悟固然重要，干部的擔當和政府的引導也十分關鍵。在災后重建需要資金時，各位黨員干部自發帶頭，主動承擔風險，每人以個人的名義貸款8萬～15萬元，共計貸款114萬元作為村莊發展集體經濟的第一桶金，實現了流轉土地的規?；洜I。事實上，有人通過社區組織認可參與度、社區公共服務滿意支持度、社區成員互助和諧度、社區道德規范遵從認可度、社區歸屬自豪責任感5個一級指標10個二級指標和50個變量的測試發現，經過兩年多的發展，塘約村的凝聚力比相鄰的另外兩個村莊要高很多[18]。這再次印證塘約村村民有脫貧致富的內生動力，此動力為該村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發生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和支撐。

2.3 集體組織與合作治理：塘約村誘致性制度變遷的內容

誘致性制度變遷的行動主體是民眾，動機是滿足個體在制度失衡狀態下獲取均衡紅利機會的需求，目的是實現行動主體的利益共享。按此邏輯，塘約村為應對危機、開展自救而抱團發展的“村社一體”的金土地合作社，以及由此引發的新型集體經濟模式是其誘致性變遷的主要內容。全村921位農戶全都是金土地合作社的股東、社員，農戶以土地作價入股，全村4 881畝土地全部入股到合作社，入股以后將全村的土地進行統一經營，其目的是解決資源分散、土地閑置、農民單打獨斗的問題。合作社成立后，按照“村社合一、合股聯營、聯產聯業、聯股聯心”的原則，在明晰產權、明確責任的基礎上壯大村莊的集體經濟。合作社下面設有建筑公司、運輸公司、理事會、監事會等機構，在日常運轉中還設有營銷團隊、專家團隊、生產團隊、農機服團隊等(詳見圖1)。為保證合作社的有效運轉，塘約村在以下三個方面進行了制度變遷：

一是改革農村產權制度。通過“七權同確”提高市場化水平，讓資源活起來。通過精準丈量將“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林權、集體土地所有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房屋所有權、小型水利工程產權和農村集體財產權”等“七權”疊加一并進行確權登記?！捌邫嗤_”解決了塘約村農村產權權屬不清、“四至不明”、面積不準、登記不全等問題，實現所有權、經營權、承包權分離，推進了農村“資源變資產、資產變資金、農民變股東”的“三變”改革歷程。確權后，以產權折價入股、抵押貸款入股、擔保貸款入股的方式，讓所有的資源全部進入金土地合作社，盤活了資源。

二是改革農村經營制度。通過合股聯營提高農業產業化水平。成立以黨支部為引領、村集體所有的“金土地合作社”，村支兩委與合作社兩塊牌子、一套人馬，實現戶戶入社、戶戶帶股、按比例分紅。村委會按照“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原則經營合作社，建立內部法人治理結構，成立理事會與監事會；建立土地流轉、股權管理和利潤分紅制度，合作社、村集體、村民按照3∶3∶4的比例進行分成。為強化經營效果，合作社建立了經營服務平臺和就業創業平臺，通過“七統一”發展機制對合作社進行集體經營。同時，通過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力發展精品特色農業，根據市場需求安排合作社的經營內容。

塘約村“村社一體的合作社”主張發展農民股份合作制，強調給農民賦權，這符合21世紀以來中央多次農村會議的精神，是典型的誘致性制度變遷[19]105-108。這一變遷的發起者是村民和村干部，載體是合作社，平臺是農村信用社；變遷是基于農戶和合作社的需求而進行的制度創新，其目的是克服農民單打獨斗的市場風險；變遷產生的合作社是實現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場域，所有的社員都能夠按入股比例獲得對等的股份，這有效克服了現有扶貧“資金跟著窮人走，窮人跟著能人走”的精英俘獲思維，打破了扶貧中原來的“扶貧資源—大戶—貧困戶”的利益聯結機制。塘約村通過“村社一體”的合作社道路，直接將扶貧的利益聯結機制改寫為扶貧資源直達貧困戶的模式，讓貧困戶享有與大戶相同的利益分配機制，從合作社中直接受益。這一制度創新的成效明顯，其一是合作社讓農戶從土地中解放出來創業或就業，吸引了大量流動人口回流，2014—2016年間塘約村外出務工人數從860人下降到352人再下降到50人。其二是農民參加合作社不僅年底能分紅，有工作崗位的還能每天得到80～100元不等的報酬，增加了農民的收入，塘約村農戶的平均年收入逐年提高，2014、2015、2016年分別為3 786元、7 943元和10 030元，這說明合作社給農民帶來的經濟效益比較可觀。其三是合作社對貧困戶的脫貧致富有重要幫助。貧困戶家的土地在合作社入股，年底可分紅；貧困戶在合作社工作，每月有工資；貧困戶還可從合作社中分干股，每戶給15股，股金隨當年收益的變化而變化，這15股每戶2016年分紅2 250元，2017年分紅3 300元。貧困人口數量由2014年的643人下降到2016年的19人，再到2017年的全部脫貧。其四是合作社使村莊的集體經濟大幅度提升，從2014年的3.92萬元提升至2016年的202.45萬元，再到2018年的700多萬元。以上四點說明塘約村的誘致性制度變遷轉化為了實實在在的村莊績效。

三是變革村級治理制度。為變革村級治理制度，塘約村通過抱團發展提高組織化水平，讓力量凝聚起來。具體來說，通過網格化管理強化服務和監督，打通了服務群眾的“最后一米”；通過駕照式考評方式，強化黨員和干部考核；通過條約式治理，重塑村規民約，建立村級矛盾糾紛三級調節機制，完善村級事務治理結構(詳見圖2)。

自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土地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以來，每家每戶都把目光集中到自家的自留地上，一心想著自己如何發家致富，鮮有過問集體事務，這直接導致部分村莊公共事務無人問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弊端越來越明顯。在此背景下，農民渴望被組織起來，因為只有被組織起來，他們在市場上的風險才能得到有效應對。要將農民組織起來，就應該開展合作治理。按照張康之的觀點，20世紀后期的共同體呈現出高度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這就要求建立為了人的共生共在而建構的合作共同體。合作共同體是合作行動的體系，是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條件下的共同體形式[20]。塘約村的合作社是典型的集體組織，開展的是合作治理。為提升合作治理的成效，塘約村通過巧妙的制度設計，將利益共同體的權責利進行了設置，形成了新的利益聯結機制，實現了合作場域的平等對話。

3 參與式治理與政治性吸納：塘約村誘致性制度變遷的核心要素

塘約村的誘致性制度變遷保留了較多的環式民主特征，即民眾對村委會持有較好的信任，愿意以契約的方式將家庭主要經濟行為的經營權委托給村委會，由村委會來統一管理、統一經營。事實證明，村委會也基本按照農戶的意愿和偏好在經營合作社，并讓農戶獲得了平等份額的收益。從這個角度來說，塘約村目前的治理實踐是成功的。理性反思，其成功的核心要素有以下幾個方面。

3.1 擺脫精英俘獲的參與式治理

所謂精英俘獲，是指少數在政治或經濟上占優勢的群體俘獲了本該由大多數人占有的政府轉移支付的資源[21]。為何會出現精英俘獲？比較一致的結論是由于減少了權威監控的責任和壓力，平民主導的民主和分權更加容易讓地方精英獲取本不應得的資源[22]。精英俘獲會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因為精英獲得了大部分資源后會反過來進一步干預政策過程，并通過其擁有的權力和家庭網絡關系向外滲透，進而建立起利益關系網絡。在項目制考核的壓力下，干部更愿意與鄉村精英合作，因為鄉村振興中的貧困戶脫貧與否跟官員的職位、晉升和待遇掛鉤，有“不脫貧、不脫鉤”之說。在強大的壓力下，有些干部會將快速有效的脫貧方法作為行動邏輯。至于扶貧的實際效果，尤其是長期效果，并不是他們優先考慮的問題。因為在農民未組織起來之前，干部與鄉村精英的合作可以更好地完成各項指標，而鄉村精英與干部的合作也可以獲得更多的資源，兩者可以成為利益聯盟，形成互利共謀的關系[23]。再加上，要在鄉村振興中提升農戶的能力，就需要做大量的組織、培訓工作，這是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耗費的時間和精力比較多，現有的工作團隊無法承受時間成本，更無法承擔失敗的后果。在此背景下，一些基層干部選擇與能人、大戶合作，通過大戶發展壯大來間接帶動鄉村的發展，也就不足為奇[24]。塘約村在鄉村振興的過程中克服了這一弊端，他們將分散的農戶以合作社的方式整合在一起，無論是貧困戶還是非貧困戶，是大戶還是獨立戶，均按照入股的資源按比例分紅。為保障貧困戶的權益，合作社還專門給貧困戶分紅。此種做法成功擺脫了鄉村振興中的精英俘獲，將資源作為一個整體放進由921名社員組成的合作社，通過“抱團發展、相互合作”來增強合作社的發展能力，進而提高農戶的收入水平。

可見，塘約道路成功的主要秘訣在于通過擺脫精英俘獲實現了大部分人的參與式治理。鄉村振興中的參與式治理是通過賦權機制讓農戶參與項目運行的過程，以此激發農戶的參與熱情與脫貧動力。參與式治理旨在優化鄉村資源配置和改變鄉村治理的權力結構，它強調賦權于民、雙方共贏，注重扶貧對象能力的培養和弱勢群體的參與[25]。無論站在公民還是政府的立場，將處于村莊的普通農戶納入參與的主體范圍可以讓政策的制定更多地滿足他們的需求，這有助于提高項目的針對性，減少政策執行阻力，增強農戶對政府的信任。正如亨廷頓所言，現代社會中的個人要想控制日常生活過程，就必須擁有直接參與地方層次決策的機會[26]15。訪談時，當問及是否經常參與村莊事務時，一位47歲的婦女指出，她經常參加村民代表大會，有時一月開一次，有時一周開兩次。另一位67歲的退伍軍人指出，全村每15戶選出一個村民代表，一個村民組有4～7位村民代表，遇到重大決策或家庭、鄰里糾紛都通過村民代表表決決定。這說明，在鄉村振興的實踐中，塘約村的村民主要通過四種途徑參與治理村莊事務：一是參與村莊合作社的運行與分紅，二是參與村民代表大會或全體村民會議，三是參與調解村莊矛盾與糾紛，四是參與村莊公共事務，為村莊發展建言獻策?？梢哉f，塘約村的村民參與是激發其脫貧內生動力的成功秘訣，而要實現鄉村振興中農戶的有效參與，適當賦權、公開村務、提升能力、搭建平臺就顯得尤為關鍵。

3.2 新村規民約下的選擇性激勵

在奧爾森看來，選擇性激勵是克服集體行動困境的有效外在力量。選擇性激勵有正向激勵和負向激勵，有經濟激勵和社會激勵，奧爾森比較關注經濟激勵，認為像工會這樣的福利、保險和私人物品激勵可以保護集團中的個體免受組織的侵犯[27]21。但是，社會性激勵也很重要，尤其在農村集體行動中社會性激勵可以讓嵌入農村文化結構的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得以發揮。村規民約是非正式制度的重要表現，是村落共同體在生產生活中根據風俗習慣和村莊實際共同約定的行為規范的總和，是介于法律和道德之間的“準法律”規范，具有自治性、契約性、鄉土性、合法性等特點，對村莊各階層表達訴求、整合利益、凝聚力量具有重要的作用。塘約村大量使用村規民約等社會性激勵手段，通過改革村級治理制度提高組織化程度，讓力量聚起來。訪談時，村民告訴我們，村里的村規民約十分嚴格，每家辦紅白喜事實行每桌8菜1湯，嚴格執行。洛平鎮副職領導D某也指出，為進行激勵，塘約村頒布了新的村規民約，一是規范鄉風民俗，減少攀比現象；二是治酒鬼、賭鬼、懶鬼等“三鬼”；三是進行殯葬改革，實行一村一墓地，殯葬標準統一、程序統一、墓碑統一規定；四是遏制“爭當貧困戶現象”，讓群眾監督貧困戶的一言一行。

歸納起來，塘約村新村規民約下的選擇性激勵舉措有：通過網格化管理強化服務和監督，打通了服務群眾的“最后一米”；通過駕照式考評方式，強化黨員和干部考核，對連續三次考核結果低于60分的黨員，勸其退黨；對考核結果少1分的干部，扣300元，2016年有個別干部被扣了1萬多元。再如，塘約村通過新型的村規民約來治理村莊?！凹t九條”規定，凡是違背公義、誠信、守法、忠孝等9種行為者屬于觸犯了紅線；“黑名單”表示，凡違反“紅九條”的村民，都要列入“黑名單”。而一旦被列入“黑名單”，三個月的考察期內不能享受任何優惠政策與行使權利，直至村民代表會議評議合格后方可解除?？梢?，塘約村通過正向和負向激勵并用、經濟激勵和社會激勵并用的方式，重塑了村規民約，維護了村莊秩序，一定程度上擺脫了集體行動的困境。

3.3 矛盾化解中的重復性博弈

重復性博弈是阿克塞爾羅德在《合作的進化》一書中提出的合作進化觀點。他認為，面對集體行動的困境，一次性博弈可能無效，但反復的多次性博弈則可讓成員間達成共識和合作。至于博弈的次數則取決于成員間的個體背景、共同經驗、利益差距和意愿訴求。之所以認為重復性博弈能擺脫集體行動的困境是因為只要集體組織的成員還需要與大家合作，還期待從集體的合作中受益，且未來的收益比較誘人，理性的個體都會自愿地選擇合作。在阿克塞爾羅德看來，重復性博弈的選擇具有“寬容性、良善性和報復性”的“一報一還”策略，因為此策略在促進成員間合作的同時，還能夠保持博弈者的領先優勢[28]86。在塘約村，最能體現重復性博弈的是“矛盾糾紛三級調解機制”，正像訪談時一村干部告訴我們的，塘約村的矛盾糾紛不出組、不出寨、不出村委會，矛盾調解由村民代表和村黨小組先調解，調解不成功，找村民小組；若再不成功，到村委會；還是不成功，用村民代表大會，請村民代表投票，但到目前還沒有到召開村民代表大會調解矛盾的情況。

可見，為快速調解村莊糾紛，本著矛盾糾紛“不出組、不出寨、不出村委會”的原則，塘約村建立了“村民小組-村調解委員會-村民代表大會”三級調解機制，依據矛盾糾紛的大小和村民的需要，依次由這三個層次的調解組織調解，即村民小組調解不好的交給村調解委員會調解，村調解委員會調解不好的，交給村民代表大會調解，村民代表大會還調解不好的，由司法機關介入。塘約村的三級調解機制實際是村民矛盾沖突重復性博弈的場域，通過此種博弈，實現了三年來“矛盾糾紛零上訪”和“一天內動遷26座墳卻無一糾紛”的良好記錄。

3.4 制度變遷中的政治性吸納

制度變遷就是新舊制度交換更替的過程，即舊的制度廢止，新的制度產生。政治吸納原指政治系統以平等協商的方式將新興利益群體或組織納入政治活動的過程，本文的意思是指政府在適當的時候出臺措施，將部分自下而上的優秀誘致性制度變遷納入強制性制度變遷的范疇。由于制度具有整體性和嵌入性，這意味著制度變遷只能以整體的方式進行，實現特定制度及制度結構的不均衡調整。如果只對某一制度或某些制度而不對其他制度進行調整，必將破壞制度的“嵌入性”，使新制度難以生存，最終走向失衡狀態。因此，在諾斯看來，制度變遷是從純粹自愿到政府強制的一個連續體，處于中間的任何一種狀態都有可能，而常規的狀態是半自愿半政府。因此，誘致性制度變遷領域的政治吸納，一方面是優秀的基層管理制度復制和推廣的過程，如發軔于貴州六盤水的“三變”改革，目前已成為全國許多地區城鄉資源改革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也是現行體制對優秀基層管理制度的凈化過程，如包產到戶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中小企業的股份合作制，等等。由于政治性吸納對誘致性制度變遷的調適是一個“主動調適”和“訴求擴散”的過程，優秀的基層制度要想得到認可，需要上層的政治系統平衡好國家體制與基層創新的關系。

要實現誘致性制度變遷的政治性吸納，組織嵌入必不可少。組織嵌入原指與工作相關的各種組織性因素，如福利、人際關系等的統稱，本文主要指誘致性制度變遷的過程中，村兩委組織對變遷的領導、引導與參與。在塘約村，村黨組織是誘致性制度變遷的掌舵者，提出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從“分散經營”到“集中經營”的變遷思路并保證變遷方向的正確性；村委會是變遷的引領者，執行集體經濟從“舊”到“新”的變遷策略并檢驗變遷路徑的科學性；村民監督委員會是變遷的監督者，監督集體經濟從“政府主導”到“全員參與”的變遷過程并檢視變遷結果的成效性；村民是變遷的參與者，見證并監督“村社一體”的合作社從“封閉”到“開放”，從低效到高效的變化過程。尤其是在農村政策體系支持力度不夠、基層黨組織戰斗力薄弱、集體經濟土壤貧瘠、鄉村建設人才匱乏的當下，強化黨組織的領導、增強基層黨組織的力量、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不拘一格使用鄉村人才是保證誘致性制度變遷能夠取得成效的關鍵，這也是塘約村在誘致性制度變遷的過程中，通過“網格化管理、駕照式考評、條約式治村”達成組織嵌入的主要經驗。

4 結論與討論：基于誘致性制度變遷的鄉村振興何以可能

塘約村發展的“村社一體”合作社以及由此帶來的新型集體經濟將來可能會面臨一定的風險。一是可持續的領導力問題。塘約村成名后，如何保持該領導班子成員“一心為公、執政為民”的初心，保持他們的戰斗力和防腐性，并培養合格的接班人，這是難題。二是制度供給失調會導致“搭便車”機會增多。塘約村現有的分配是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結合，但按股權要素分配占的比例最大，占純利潤的40%，這容易影響勞動力投入的積極性，鼓勵按要素分配的投機行為。事實上，在合作社發展上臺階之后人力資本投入比要素投入更為重要，否則容易出現更多的投機行為。此外，合作社的公共積累容易誘發“代間矛盾”，因為這部分公共積累是老社員努力的結果，新加入的社員無貢獻也可以免費享用，這種享用是對老社員的一種侵占，是一種“搭便車”行為。當老社員意識到自己的投資收益會被新社員稀釋時，對合作社的投入積極性就會降低。

既然基于誘致性制度變遷的鄉村振興也存在一定的風險，那么這種變遷是否可能呢？塘約村給我們的啟示是“可能的”。這些啟示包括：第一，在鄉村振興的過程中誘致性制度變遷的表面誘因往往是自然災害或外部壓力，實則是村莊的內生動力，是外在壓力轉化成的內生動力。在一些人看來塘約經驗不可復制，認為該道路是特殊情境下特殊的人帶領走出來的道路，一旦脫離特殊的情景或缺乏特殊的人，該道路就難以維持。事實上，塘約村之所以能夠在短時間內將經營體制由分散改為統一并取得較好的成效，確實與那場洪水分不開，與甘于奉獻的村干部分不開。已有的經驗表明，面對生存的壓力和生命的威脅，個體往往容易被團結和組織起來參與集體行動。當代中國的大部分農村還處于脫貧致富的階段，大部分農戶都有被組織起來的要求和抱團發展的決心，一旦制度設計合理、管理手段科學、人員選拔得當、民主監督到位、發展時機適宜，其他地方也是可以復制類似塘約的經驗。第二，鄉村振興背景下的誘致性制度變遷也需要基層黨組織的領導，黨組織的領導是正確把握變遷方向的保證，從而降低普通農戶參與變遷的風險。第三，鄉村振興的誘致性制度變遷需要通過參與式治理和組織性嵌入讓農戶改變單打獨斗的理念，抱團起來發展。塘約道路不是路徑依賴和政府大力扶持的結果，而是塘約人在大災大難之后抱團發展、艱苦奮斗的成果。事實上，塘約道路是“改變農戶單打獨斗、流轉村民土地、集體統一經營、發展集體經濟”的新路，是在新時期實現農業發展產業化、經營規?；?、生產技術化、管理現代化的重要標桿，是探索新時期社會主義新農村發展集體經濟的可行路徑。

如果基于誘致性制度變遷的鄉村振興是可能的，那么，該如何來完善這樣的制度變遷呢？首先，在深化農村改革時應充分考慮農戶的意愿和訴求。一般而言，誘致性制度變遷都是從最薄弱的環節開始，因此尊重底層群眾的創新精神，摒棄農民保守、自卑、愚昧和守舊的觀點，鼓勵農民積極參與村莊公共事務和經濟活動顯得尤為必要。其次，應在農村建立誘致性制度變遷為主、強制性制度變遷為輔的制度體系。社會變遷往往是強制性變遷與誘致性變遷共同作用的結果，誘致性變遷可填補原有制度安排無法獲利的缺陷，強制性變遷則可以將具有示范效應的誘致性變遷固化為正式的制度，彌補制度供給的不足。因此，只有將誘致性制度變遷與強制性制度變遷相結合，制度變遷才能既解決民主和成本的問題，也解決受益面和效率的問題[29]。再次，應鼓勵提出誘致性制度變遷的初級行動主體，培養將創新付諸實踐的次級行動主體。當前，農村改革的創新主體還是農戶和村干部，但他們的生存環境不容樂觀，這要求改善他們的生存環境，加強人才隊伍的建設。最后，誘致性制度變遷來源于基層，此種變遷應立足我國國情和當地實際，避免盲目照搬照抄外國和其他地區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