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工作實踐中的反思：現狀、成效與困境

盧 瑋

(中山大學 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廣東 廣州 510275)

1 問題的提出

本土化關乎中國社會工作的發展方向與建構路徑[1]，自從中國社會工作恢復重建以來，其專業的本土化重塑歷程就充滿了創新性與建構性[2]。社會工作者(以下簡稱社工)作為用專業服務參與治理的實踐者，需要在不斷參與、內化專業實踐的過程中培養自身看待專業發展的反思性對話能力[3]。不僅是社工，參與建構的其他各方的一致性程度和反思程度都極大影響著其發展狀況和形態。與此同時，植根于中國社會、歷史、文化等具有豐富內涵的知識體系中，中國本土的社會工作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也都在反思應該堅守社會工作“專業本質”還是“處境化”理解本土情境的問題。這些專業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都已為社工的反思性實踐鋪墊好了土壤。

反思的土壤雖有，但社會工作實踐成果被屢屢評價為反思缺失或反思成效甚微，表現出去政治化和技術化的實用專業主義[4]。一線社工服務當中的反思現狀究竟如何？如果真的有缺失或不足，是反思主體的意識能力問題還是別的因素在制約著他們？要判斷社工的反思是否有成效，就要先搞清楚兩個關鍵問題：一是反思能力對反思主體來說究竟意涵如何；二是這種能力對實踐又有怎么樣的要求。

1.1 反思的能力意涵：從微觀技術到結構分析的能力體系

反思作為一項系統的工具，其關鍵作用是可以幫助實踐者認識到個人知識的廣度，同時對其實踐中的非理性信念以及對經驗的理性反應給予特別的關注。它的系統有效性在于，微觀上反思主體可以通過反思將其頭腦中抽象而具有普遍性的“知識和價值觀”轉化為一種適宜于眼前具體情景的個性化行動，并以此提升服務質量[5]；宏觀上，反思主體可以通過認知過去的經驗進行反思，再使用它來為未來的行動提供信息，從而在結構上影響服務體系[6]50。因此，要實現反思，就要求實踐者具備從微觀技術到宏觀分析的多層次多類型的能力體系。

在微觀技術方面，古德曼(Goodman)描述過三個層面的反思：關于技術問題和實現技術目標的反思、關于原則與實踐的關系反思以及關于道德和政治問題的反思[7]。這類反思注重對實踐中具體事件進行分析和評估，也有學者例如布朗(Brown)和魯特(Rutter)更注重對實踐過程進行描述和學習性反思[8]40。在宏觀分析方面，有代表性的是泰勒(Taylor)總結出的三種反思類型[9]228：技術性(technical)反思，強調反思出新的經驗知識以改進工具行為；實踐性(practical)反思，強調反思出新的解釋性知識以便更好處理人際溝通；解放性(emancipation)反思，強調反思出新的批判性知識以從壓迫性力量中得到解放?？傊?，反思背后的能力意涵要求反思主體建立一個從技術改進到環境突破的閉環，每當這個循環順利閉合，實踐者就完成了一次反思的任務。

1.2 反思的實踐要求：從對“錯誤”事件的識別到再行動

在實現反思閉環的過程中，經驗知識的創造是反思對實踐的具體要求[10]195-208。傳統的反思方法多強調應用，但書本范式理論與實踐現實之間總存在著不可分割的差距，反思不能只有“應用”沒有“創造”。這意味著實踐主體在實踐過程中要不斷地試錯與糾錯。因“錯誤”事件而導致的失敗經驗可以讓反思更有成效。因為意外的失敗會給失誤者帶來不安，為了減少這種不安，失誤者就有可能積極迫使自己更深入地理解和分析自己的“錯誤”。因此，觀察實踐者對“錯誤”事件的處理，就是一個非常好的觀察反思的途徑。從有意識去識別“錯誤”，到對“錯誤”進行原因分析，再到制定下一步更合理的行動計劃，這三個關鍵步驟剛好可以詮釋從技術到分析的反思能力意涵。

首先是識別階段。社會工作實踐中的“錯誤”事件主要是指在臨床服務或社會結構中產生某種傷害或喪失機會的事件。過往文獻認為識別“錯誤”有三個重要維度[11]：服務結果的失敗、因服務失敗所產生的各類關系惡化或與專業的服務標準有偏離。其次是剖析階段。對“錯誤”進行自我分析的主要任務是將“錯誤”歸因。西科拉(Sicora)在訪談意大利社工時發現他們的“錯誤”原因主要是：缺乏時間；與服務使用者關系不足；組織不足；個人心理因素，如注意力不集中，焦慮等；缺乏培訓[12]。即錯誤的原因多與時間限制、組織不良和需求評估不充分等技術要素相關，也更多來自個人或心理層面。最后是再行動階段。因果分析之后，社工對“錯誤”的應對行為才是提高反思成效的最后一步。怎么樣才能更好地應對錯誤？不僅個人，組織層面也應有機制去積極采取行動。個人層面主要是道德上的自我評價，認為服務行業的服務人員應該對自己的錯誤感到羞愧，更有必要做好接受行業處罰的準備[13]。在組織層面，鑒于風險管理在機構發展中的關鍵作用，社工應積極向所在工作組織預先表述他們應對困境時可能出現的錯誤和問題，組織也應有風險管理體系和方案[14]。

綜上所述，反思被認為是一種結構化的、規范嚴謹的系統化工具。它的背后意涵是一套多層次、多類型的能力體系。具備了這樣能力體系的實踐者就可以從微觀到宏觀，將知識與實踐聯系起來去面對過程中的現實困境或因這些而導致的“錯誤”事件。因此，通過觀察社工對這些“錯誤”的分析和應對機制，判斷他們有無達到能力體系的要求，則是一條科學檢視反思是否有效的可靠途徑。

2 社會工作反思的現狀觀察：實踐者對“錯誤”事件的分析過程

為真實再現社工的反思現狀，研究通過選取來自廣州市不同領域、專業服務年限不一的25位社會服務人員(包括社工、有實務經驗的社會工作專業教師以及心理咨詢師和護士)來觀察他們對“錯誤”事件的分析和應對過程。其中10名心理咨詢師和護士的訪談是為了給15名社工做參照對比，看同為服務性行業其行業屬性是否給從業人員帶來影響。廣州市2017年民政部門年度報告顯示，市內社會工作服務機構登記417個，政府對社會工作服務的投入穩定在3.3億元左右，吸引了全國各地大批社會工作人才到廣州就業。因此，廣州是一個典型的樣本庫，這里的社工實踐狀況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中國社會工作發展的前沿狀態。

研究采用反思學習模式和敘事性的質性研究方法，以半結構化的深度訪談為主要研究工具。訪談現場即是一場遵循反思學習模式設計的反思現場。訪談過程根據吉布斯反思循環框架[15]76被設計成一個從事件—感想—評價—分析—結論—再行動的反思過程，并在第一環節增設了對“錯誤”進行本土定義，以此尊重本土經驗，同時也是借此考驗訪談對象的反思能力，看是否能在反思現場對實踐性經驗進行反思歸納。訪談問題圍繞五個部分：談談自己對“錯誤”的理解、闡述一個關于“錯誤”的事件、對自己或同事犯錯的故事的態度、認知并剖析原因、對反思結果的應用行動。

根據反思的實踐要求，以下內容按反思邏輯來闡述訪談對象對“錯誤”的分析過程，包括四個方面的主題：第一，認知：怎么定義“錯誤”，由誰來定義和判定“錯誤”；第二，態度：如何看待工作過程中自己或同事的“錯誤”；第三，自我剖析：“錯誤”的原因是什么；第四，再行動：改變什么，如何改變。

2.1 “消極”的認知——“錯誤”的判斷標準有問題

在訪談過程中，在說明來意和對“錯誤”的定義后，受訪者仍對此話題的接受度很低，對問題反應普遍比較緊張。社工直言“錯誤”太過負面消極，沒有從這個角度想過。有社工提出，誰來決定什么是“錯誤”，這可能代表了大多數社工對“錯誤”不接受的根本原因，是對“錯誤”判斷標準的質疑。社工對于實踐中犯錯的消極認知，可能來自于社工自身，更有可能來自于長久以來他們所屬的組織、服務使用者、社會政策制定者，甚至整個社會對他們專業性的質疑。他們不愿承認“錯誤”，是對于自身專業性的抗爭，是對社會工作專業認可度的擔憂。社工覺得“我自己不會犯錯啊，反正怎么做他們都是不滿意。如果他們肯認認真真和我們建立關系，尊重我們的工作，結果會非常不一樣”(訪談對象2)。

訪談對象繼而自己對“錯誤”的標準進行了本土化的反思，產生了三個重要的判定維度，即在實踐前所做的價值觀準備、過程中的知識應用以及服務成效對目標的回應，也就是服務設計背后的意圖、過程中從業能力的應用以及傷害類結果的產生。具體來說，用以下三個問題來進行事件篩選：是否有這樣做的意圖或產生干預所取得的成果？社工是否有正確應用知識、技能或經驗去做他/她正在做的事情？有人因為這件事受傷害了嗎？這三個維度的產生，是半結構化訪談中非常有意義的產出，反映著實踐中社工們對臨床服務過程的重視和緊張。在排除了外界環境對行業不同聲音的干擾后，當社工們知道自己被認可是一個具備了專業資質的社工的時候，他們的思想開始積極。帶著這樣正向積極的思想，他們開始承認從業過程就是一個可能不斷有“錯誤”的過程。

2.2 “積極”的態度——這些專業性錯誤是正常的

社工們所描述的“錯誤”事件基本圍繞四大主題，由多到少排列為：專業能力不足帶來服務失??；經驗不足導致個人判斷失??；任務太多來不及好好處理；突發原因帶來意外。社工們在談這些錯誤時，涉及專業判斷及經驗不足方面則表情輕松，遇到個人原因稍有尷尬。他們認為能力及經驗不足是行業環境困境的微觀反應，多次提到“必然階段”這個概念。

得益于社工們對錯誤開放的態度，訪談中收集了更多關于“必然階段”的描述。社工所提及的行業“必然階段”對應為以下三個議題：一是實踐中的倫理沖突處理應該靠什么？純粹的西方理論原則總有無力感：社工的“實務得到的指引基本上都是督導、主任還有就是同行之間的交流之后經驗的積累，一旦遇到倫理沖突，就得自己馬上解決，總會犯錯誤的”(訪談對象6)。二是專業介入模式方法雖豐富多樣，但適用范圍在哪里？出現匹配性錯誤背后是社會工作理論本土化的路徑問題?！皶锝痰氖菦]錯，但適用范圍這些沒有什么參考標準，就得自己去探索，所以過程中犯錯的地方肯定會有?！?訪談對象4)三是社會工作是一個多方參與的服務過程，利益失衡必然出現，社工想做召集者，但通常召集者會成為不良后果的第一承受人?！伴_聯席會議，參與方一多就很難兼顧到這些人，所以總會有人利益受損，然后大家就覺得是社工的錯?！?訪談對象12)

在另一組訪談中，當對比了護士及心理咨詢師所舉的“錯誤”事件后，發現這些事件全部與實踐中的技術操作相關，也涉及專業判斷、經驗與能力發揮。在控制了服務年限這個可能影響因素之后發現，這兩個行業的專業人士談到所犯的錯誤，態度顯得更為激動，認為個人利益和對象利益同時在“錯誤”中受損，是本可以避免的不好的經歷。這種道德取向的自我評估與文獻中西方社工對待“錯誤”的態度更為相似。

2.3 “客觀”的原因分析——行業環境的連鎖反應導致了這些“錯誤”

社工們、咨詢師以及護士們對于“錯誤”原因的描述非常多元，可以從主觀自我與客觀環境兩個維度進行歸納。其中社工們的自我分析結果可以理解為對“必然階段”描述的結構性深化，因為社工們更愿意將“錯誤”結構性歸因于客觀環境而非個人層面。這些因素包括行業發展不確定、專業教育較薄弱、人才流失與流動率高、社會環境要求苛刻、所在組織管理不充分、督導不夠等。這里可以總結為有代表性的三個方面：首先，能力的不足與所接受教育有關，而社工專業教育仍存在著師資力量薄弱、專業性不足等缺陷?？瓢喑錾纳绻ふ劦阶约核苿拥姆?，“如青少年服務，駐校社工服務，之前都沒有經驗可以參考，都是靠自己4年所學的專業知識去推動，這些知識非常有限，開始階段會導致服務的效果不太理想，也曾經一度被小學校長質疑社工在學校所能發揮的作用”(訪談對象1)。

其次，社會工作機構管理對專業人才流失與流動影響大，難以積累長久經驗。低效能的管理不僅直接導致人才流失，也導致服務效果降低，再刺激留下來的社工自我價值感導致職業倦怠，失去對行業的信心。有社工比喻自己“就是一個代碼，程序沒設計好，結果明顯就出不來?，F在這種機構管理方法很難去避免這些錯誤”(訪談對象5)。

最后，社會工作在我國如何才能實現本土化發展沒有定論。在爭取生存空間、規劃性低且任務重的壓力之下，很多工作很容易出現準備不足或服務順從生存需要而非使用者需要的問題。作為項目主任的社工認為，“團隊人少一點沒事，先把事情做起來，犯點錯也正常。畢竟拿服務項目不容易，項目期又短，明年有沒有還不知道”(訪談對象2)。

對比護士及心理咨詢師關于“錯誤”原因的分析，同樣涉及能力以及經驗不足的事件，他們則更愿意從個人層面進行剖析。主要理由包括與服務使用者或與同事關系不足、焦慮、個人認知模式局限、缺乏繼續訓練、工作前準備不足等。結合心理咨詢師和護士行業的臨床治療取向不難理解，這樣的歸因有明顯的技術取向，與社工的結構性取向形成鮮明對比。

2.4 “遲疑”的再行動——不知改變自己還是改變世界

如前所述，“錯誤”畢竟是一種令人不快的情感體驗，它能否走向反思的正向成效不僅依靠深刻的自我剖析，更是取決于自我剖析后對下一步再行動的決定。只有完成從意識到行動的完整反思過程，才能獲得反思性實踐從微觀到宏觀的所有意義。訪談中受訪者被要求先談談“錯誤”對自己的影響，再繼續做下一步計劃。受訪者談到的影響可分為消極和積極兩類，消極影響包括計劃失敗、問題沒有解決、損害與服務使用方的關系、危害服務使用者利益、項目合同受威脅、職業倦怠等；積極影響包括經驗提升、轉變認知觀念。

社工認為“錯誤”事件的負面影響多于積極影響，且負面影響多與利益關系的損失有關，包括服務對象利益、服務使用方利益、服務購買方利益以及因為這些利益損失給自己帶來的職業倦怠。社工們對于各方利益的關注包括自身角度的職業倦怠，實際上仍是對自身專業身份的擔憂。而積極的影響中這些對個人認知轉變的強調意味著現階段針對社工反思意識的培養具備可行性。

在談到下一步行動時，更多受訪者會談到一種矛盾心理?！胺此己笞约罕究梢宰龅酶?，但行業環境中沖突還在，模糊的東西還在，不知道能改變什么?！?訪談對象12)微觀實踐的錯誤既然來自宏觀結構中的反應鏈，那么下一步行動中改變世界還是改變自己？自身的改變能夠影響到行業環境和宏觀結構中所產生的消極影響嗎？從業十年的社工無奈談到“雖然有近十年經驗，但和才入行的社工聊天還是會遇到困惑，他們談到的困境不是短期內可以改變的”(訪談對象1)。

這種“改變自己還是改變世界”的矛盾反映的其實是社工專業成長與社會工作專業發展應如何統一的困境問題。這個困境關系著所有社會工作主體的利益得失，盡管理論上的出發點一致，但想要統一的專業化發展規劃則極具復雜性和多變性[16]。

總結訪談資料的分析情況，臨床服務過程是大多社工在實踐中最容易出“錯誤”事件的環節，因為它隱藏了太多潛在的“風險”。這些“風險”可能是社會對專業的低認同感或各種利益關系的損害。社工們主觀上的高度不安全感迫使社工更傾向于依賴已成型的知識體系而非反思性創造，因此他們設定的“錯誤”標準基本上與傳統反思方法中知識的應用相關而非與建構相關。受訪者對專業環境的結構性分析更進一步解釋了他們的不安全感。他們將 “錯誤”的主要原因歸結到專業發展環境，繼而在未來的再行動中產生了遲疑，不知應該改變自己還是改變世界。

3 社會工作反思的成效分析：意識、態度與行動成果

某種程度上說，研究創造了一場成功的反思實驗。這樣的反思性引導讓一線社工學會把內心的沖突放到專業發展的大環境中反思因果、尋找出路。社工們在分析“錯誤”事件的過程中所展現出的反思意識、反思態度以及反思的技術化行動成果，都能夠充分展現出反思的實際成效。

3.1 勇于試錯的反思意識已覺醒

研究結果顯示，現階段社工的反思態度經由引導后反應積極，反思意識已具備。參與者的表現從拒絕談論“錯誤”到愿意分享故事和感受，并進而將微觀實踐與專業環境等結構性因素進行聯結。他們的自我評估和自我分析進一步激發了他們將內心沖突放入職業發展的環境中以尋求答案。參考古德曼對反思層次的界定標準，他們能夠技術性去關注既定服務目標能否實現，把反思重點放在臨床服務過程中；他們有能力將理論與實踐聯系起來并總結出本地知識體系缺乏；他們批判性地將日常實踐與更廣泛的社會結構環境聯系起來，認識到專業實踐中道德和政治問題影響重大。這些研究發現都能夠反映出，社工們的反思意識已經具備。

研究結論更進一步激勵我們，與以往文獻中關于社工反思能力的悲觀論調不同，反思性實踐對于專業化初始階段的社工來說是能夠得到理解且可行的。特別是科學設計過反思策略后，社工的反思意識完全可以有足夠的動力去啟動反思過程進入自我剖析的重要階段。此外，鑒于研究中社工們對“錯誤”標準重新進行本土化定義的成功經驗，社工在日常工作中應該有信心使用反思工具來產生實踐知識，特別是在應對實踐中復雜多樣的專業問題時。

3.2 強烈的批判性反思態度

根據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17]38和肖恩的反思模型[18]100，批判取向的反思可以通過自我對話去發掘隱藏的社會習慣、合法的社會制度、教育實踐等結構性影響因素。社工在反思中結構性地將他們的微觀實踐與宏觀結構放在一個反應鏈中去理解，從一個“不可避免的”專業化階段開始，關注職業身份、道德困境、本土知識體系、與服務參與者的關系等。這些與韋思(Weiss)和威爾伯恩(Wilburn)在比較十個國家的社會工作發展路徑后得出的社會工作專業化環境八個特征[19]不謀而合，即公眾認可、專業自治、知識體系的建立、專業教育、健全的專業組織、明確的專業準入、專業和操作道德準則以及專業規范，以確保職業補償和聲譽。從這個角度來看，社工們的反思有著強烈的批判取向，因為他們更愿意去反思專業環境中的關鍵事件而不是從自我層面找原因。

3.3 欠缺的技術性行動成果

然而，回到技術層面上來看，目前社工們在反思方面的技術性成效卻仍欠缺。參照泰勒的定義，技術反思就是使用科學方法產生新的經驗知識，以達到工具性目標去改善技術行為。本研究中的心理咨詢師和護士在分析“錯誤”時更愿意關注自我心理因素和個體化認知模式就表現出了明顯的技術取向。更重要的是，他們有明確的行動計劃，即用新的經驗知識來解決由錯誤引起的“可避免”的問題。而社工們對手冊指南類知識體系的應用依賴而非知識的創造，則反映了技術性反思成效的欠缺。

與西方社工專業化進程中關于循證實踐主導還是反思建構實踐主導的爭論不同，中國大陸的社工期待更多的標準化。民政部自2012年起陸續公布了幾項服務標準和基本工作方法指南。但是，這些標準更像是政策規則，而不是實操性的知識手冊和道德準則。一線社工在實踐中仍面臨很多困境。他們更喜歡基于臨床實操的標準技術服務而不急于創造，以避免在服務過程中因角色模糊和功能不明帶來的各種問題。

再進一步來說，在自我分析過程中，社工將“錯誤”的大多數原因歸于環境，而不去討論技術原則與專業能力。社工的專業能力包括所有社工應具備的一般核心能力(知識、價值和技能)以及在日常服務和環境中自我完善的能力。美國社會工作者協會的最新社會工作服務標準參考包括四個部分，即向公眾提供信息、設計和提供服務、收集、管理和存儲信息以及社會工作教育和監督，這是一個從臨床服務到參與社會治理的完整專業能力體系。所有在訪談中提到的錯誤事件都包含在道德判斷、服務技巧、公共關系建立、資源勘探和建設這些標準方面。社工們并沒有主動尋找能力差距，更多感嘆他們處于反應鏈的末端，技術性的反思成效并不明顯。如果社工們對行業所需能力框架有學習和應用經驗，就能夠不只是批判性地歸因到宏觀結構，而是會思考自己的專業能力構成中已有和尚缺哪些，從而尋求資源解決。

4 社會工作實踐中的反思困境與突破

盡管社工們的反思實踐有其成效，但從社工所表達的困境與矛盾中，仍能夠看出職業規范性問題是社工們眼中最關注的專業環境問題，也是制約反思成效的最關鍵因素。針對前文談到最多的職業規范問題，可以總結出社工期望解決的三大困境：一是不成熟的道德規范知識系統讓個體價值觀與倫理實踐常常無所適從；二是模糊的本土專業取向讓行業組織進退兩難；三是社會結構中待賦能的職業身份讓行業話語失去權力。要突破這些反思困境，就必須有針對性地重新思考從社工個體到社工機構再到社工行業環境等三個方面的改善路徑。

4.1 明晰社會工作個體實踐的倫理規范知識體系

社工是實踐場域中的主體，時刻接受著實踐中各類不確定狀態的考驗和挑戰，建立一個明晰的規范與標準知識體系已經迫在眉睫。本土社會工作服務中的倫理問題一直在發生，例如服務使用者的自決權是否應該受到限制，隱私是保密還是公開，專業服務關系與私人關系如何厘清等。然而，倫理道德相關的教育知識大多基于西方原則和解決方案。實踐中，文化差距使中國大陸的社工感到困惑，當地傳統文化中的道德式解決方法與專業處理原則又存在巨大差異，這無疑加重了社工失誤的可能性。更何況社會工作服務中的每個參與者都沒有可參考的與彼此對話的規則方式，與西方倫理守則中對服務使用者、同事、機構、專業、社會等幾個方面都列明的實踐規則形成鮮明對比。

在制定社會工作守則上，從全國社會工作協會到各省市的社會工作守則都在一步步推進。固然，成熟的西方社會工作倫理守則可供借鑒和學習，但從長遠的適用性與本土化發展來考慮卻是遠水解不了近渴。事實上，因我國內地的社會制度、價值觀念、行為方式以及社會工作職業發展狀況與西方國家相比有很大差異。社會工作在嵌入我國原有的社會治理體系中可能會出現的問題，特別在農村社區層面的很多困難，在西方國家很少甚至根本不會出現[20]。

社工個體實踐的倫理守則和知識體系需要操作性強且機制健全。操作性是社會工作倫理守則的基本要求。不具備操作性也就難以作為行動的依據，難以去衡量所謂的錯誤，也就難以去判斷行業發展和社工服務的專業與否。機制健全則指的是有明確的準入、激勵以及懲罰機制。然而遺憾的是，《中國社工守則》中未能找到相關明確的專業指引，其四章十七條，只包括總則、職業道德、專業修養、工作規范。2012年由民政部更新的《社會工作道德指引》雖然做出了一些改進，并將其拓展為七章二十四條，但沒有列明服務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種種困境，缺乏實際操作價值[30]。

4.2 完善社會工作服務機構的風險管理機制

自中國大陸推動社會治理改革以來，社會工作的作用一直被提及?！耙匀嗣駷橹行摹钡闹卫硭枷朊鞔_了社會工作在當代社會建設中的重要作用。然而，這個過程由新舊福利系統的多個利益相關者參與，其中的不平衡時有發生。社會工作服務機構是社工行業發展的主體，是與社會福利系統中其他參與者共同對話的主體。其本身的價值觀、機構定位以及機構文化等對社工來說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不同于國外，我國對社會工作機構所處的社會位置、運轉與管理等方面有著很大的不同，西方的理論探討中則較少關注如何培育社會組織[22]。在這樣的背景下，本土社會工作機構對自身發展的探索是機構管理者緊迫的關注點。

回到本研究的社工主體視角，社工非常關注的各類關系的風險實際上可以在組織層面系統地進行管理。在專業化初期階段，社會工作機構應能夠和社工一樣持續關注自身能力建設，提供反思式管理。這種反思式管理實際上是一種預防未來各類偏差的全面風險管理，包括四個方面：一是為社工提供一套識別機制來輔助其在日常實踐中提前預防相關風險；二是提供專業服務標準審查和評估其當前實踐的充分性；三是設計一套實用的策略以根據審查評估的結果完善當前的實踐；四是有一套人性化的監督機制督促下一步行動以更好實現專業所要求的服務質量。

4.3 明確社會工作行業協會的職業規范服務功能

本土的社會工作專業化取向至今為止是模糊的。社會工作在參與社會治理過程中的功能在基層權力結構重組的情景下往往多變，這讓從業者在專業發展和生存利益中進退兩難，出現行政化傾向、營利沖動及低水平的專業服務能力，甚至開始弱化其公共性[23]。事實上，在“簡政放權”的政府職能取向下，社會工作協會類的行業樞紐組織應承擔起為行業爭取話語權的平臺作用，增強為職業規范服務的功能，成為政府與專業社工機構之間重要的溝通橋梁，公共服務職能也隨之下放和執行。作為行業組織的代表，社會工作協會及各類樞紐型社會組織在產生之初就被賦予了豐富的職責和多樣的角色，包括整合行業內的全體社工和社會工作機構的所有相關資源，提供政府所期、社會所需、民眾所喜的各類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服務[24]。

一方面，面對政府，社會工作行業協會需要主動接受政府轉移的部分職能[25]。將行業現狀、區域性行業數據、各類行業前沿問題及時整理形成藍皮書與行業發展報告，并為下一階段政府購買服務或行業發展方向提供計劃草案。配合政府對行業的監督和管理，輔助建立信用評價以及失信懲戒機制。另一方面，為了回應社工相關守則本土化不足、操作性不強的問題，行業協會需要在行業的高度上考量行業與地區發展的實際情況對行業守則作出補充與修正。只有當各類服務指南等行業規范逐步建立，行業內部的門檻與服務質量才能有所依托和成熟，由此才能實現良性循環，提升社工群體的職業認同感。當行業規范逐步確立，準入與運轉的門檻隨之提升，對服務人員的要求也會愈發嚴格，再牽頭擬定行業服務流程標準，由此專業性得以保證，服務水平提高，從而再度循環使行業走向成熟，職業認同感實現提高，人才流失得以遏制。

除此之外，行業協會也可以發揮其作為行業監督的職能：制定行業規范來監管民辦社會工作機構、通過宣傳渠道提供政策解讀及行業信息服務等方式提高機構及社工的自律意識及有效的行為準則。

5 結語

新時期的國家社會治理是一項多角度、多主體的復雜系統工程，各行各業的發展前景都存在無法預期的挑戰。因此，來自各條戰線的實踐者都需要以堅實的專業能力應對從微觀實踐到宏觀結構的行業困境。社會工作者作為社會服務行業的主要實踐者，其反思能力的發揮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社會工作實踐的專業化進程[5]。過往對社工實踐專業性的質疑總是籠統認為實踐者反思能力差或意識不到位，但實際研究發現社工的反思意識和態度都已具備，并呈現出強烈的批判性取向。他們對行業現狀的批判、對宏觀結構中本土倫理知識體系、社會工作機構的管理以及專業在社會結構中的生存空間所表現出的極大關注，也恰恰揭示了過往反思成效不佳的結構性制約因素。這些來自專業環境的困境啟發我們思考，從尊重實踐者的實際經驗角度出發，社會工作本土化的建設過程應是一個從社會工作實踐者到其所在組織，再通過組織聯動到整個行業的整體規劃工程，這其中以反思能力為代表的專業能力體系建設就是整個規劃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