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老舍作品的域外傳播看中國文學如何成為世界文學

生安鋒

(清華大學 外國語言文學系， 北京 100084 )

1.老舍作品的域外傳播概況

2016年11月21日，人民網刊登出一篇文章，《老舍在美遺失原稿重大發現海外遺珍〈收獲〉即將刊出》(覃博雅、常紅，2016)。原來是上海譯文出版社趙武平先生在哈佛大學施萊辛格圖書館編號為“MC465”的浦愛德(Ida Pruitt)檔案里，找到了《四世同堂》一些失落的章節的英文譯稿。這也就是說，我們今天在國內看到的《四世同堂》并非全本。老舍的《四世同堂》分為《惶惑》《偷生》和《饑荒》三部分，創作于1944—1949年間并陸續連載、出版。最后一部《饑荒》(68至87段)最初于1950年在周而復主編的《文學》雜志第四卷上連載，到第87段時突然宣布全書刊載完畢，而原稿也被毀于國內歷次運動。1981年，人們在由浦愛德翻譯并于1951年出版的美國版本《黃色風暴》(TheYellowStorm)中，發現了被縮減的《四世同堂》的最后13段，于是由馬小彌翻譯并發表于1982年第2期《十月》雜志上。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版本是《惶惑》《偷生》和《饑荒》(前20段加上馬小彌后來從英文版轉譯的13段組成的)。人們過去一直以為老舍寫滿一百段后全書就結束了，但從2016年在哈佛大學所發現的譯稿底稿來看，老舍其實共寫了103段。①

這則趣事讓筆者開始重新關注老舍作品在國外的翻譯和傳播問題。其實，在中國所有的現代作家中，老舍作品被譯介的數量、被譯入的國家或者外語數目都是非常多的，其數量估計僅次于魯迅。②老舍的小說、戲劇、散文等，從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就開始被翻譯成英語，如《人同此心》《且說屋里》等短篇小說；而從這一時期開始，老舍的作品也逐漸被翻譯成日語，包括小說《小坡的生日》《趙子曰》和《駱駝祥子》等。(李越，2013：63)到現在，老舍作品已經被翻譯成20多種語言，這其中包括英語、法語、日語、俄語、德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丹麥語、韓語等。甚至最早出版的研究老舍的專著并不是以漢語在中國出版的，即使是漢語的也不是在大陸，③而是斯烏普斯基(捷)的《一位現代中國作家的歷程——老舍小說分析》(英文版，1966年)、安季波夫斯基(蘇)的《老舍早期創作》(俄文版，1967年)和蘭伯·沃哈(印)的《老舍與中國革命》(英文版，1974年)。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全國性老舍研究機構并不是在中國，而是1984年在日本成立的“全日本老舍研究會”，而“中國老舍研究會”成立于1985年。日本也率先出版了百科全書式的《老舍事典》。據統計，日本是對老舍作品翻譯最早、數量最大的國家，也是除了中國之外世界上老舍研究成果最豐富的國家。在日本，僅《駱駝祥子》就有十幾個日文版本，日文版的《老舍小說全集》十卷本(1981—1983)甚至比中國同類的文集還早，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中日關系恢復后甚至一度出現了研讀老舍著作的“老舍熱”。老舍也是中國現代作家中作品被譯成法文最多的作家之一，其代表性小說《駱駝祥子》和《四世同堂》等早在1947年和1955年也分別被譯成法文出版。另外，老舍及其作品在蘇聯及現在的俄羅斯(費德林、彼得羅夫、安季波夫斯基、博洛京娜等)、新加坡(王潤華等)、美國、捷克、法國、加拿大等國都有廣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續靜，2012: 8-10)。另據統計，老舍的作品被翻譯成英語的主要包括：長篇小說《駱駝祥子》(1945，1964，1979，1981，2010)、《離婚》(1948，1948兩個版本)、《四世同堂》(1951)、《牛天賜傳》(1951，1986)、《鼓書藝人》(1952)、《貓城記》(1964，1970)、《二馬》(1980，1984，1987，1991)、《正紅旗下》(1981)；30多篇中短篇小說和《龍須溝》(1956)、《茶館》(1980，1980)等五部戲劇也被譯成英文出版?？傊?，美國出版的老舍英譯作品約60多種(包括重譯本)，英國也有一些譯本如《牛天賜傳》和一些短篇小說等。這樣，老舍的16部長篇小說中就有九部被譯成英文，而且很多著作有多個譯本，如《二馬》有四個譯本，《駱駝祥子》有五個譯本。

2.從戴姆羅什的世界文學觀看老舍作品的世界文學性

老舍的著作，無論從翻譯與傳播的時間、數量、廣度及其在國外的接受度看，都可被看作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世界文學概念的提出以及世界文學的發展，其實早在數百年前就已經開始了。早在近200年前(1827年)，德國著名文學家歌德就對其門徒艾克曼說過：“我愈來愈深信，詩是人類的共同財產……所以我喜歡環視四周的外國民族情況……民族文學在現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學的時代已快來臨了?，F在每個人都應該出力促使它早日來臨?！?歌德，1978：113)時隔20年后的1847年，歌德的世界文學概念被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再一次申述和回應，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論述當時正在興起的全球性資本主義市場及經濟發展時順帶提及或者推及人類文化的，他們指出：“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馬克思、恩格斯，2009：276)世界的文學或者世界性的文學的產生與資本主義經濟的迅猛發展和經濟貿易的繁榮是分不開的。而在資本擴張時期，歐洲帝國主義國家的全球殖民事業以及伴隨而來的軍事行動、宗教傳播、商貿活動等，客觀上造成了全球性的文化流動與交往。在此之前，小規模的貿易和個體性的旅行活動、留學活動等也都對促進地域間的文化交流發揮著作用，但是18世紀以來帝國主義殖民活動所帶來的規?；?、深層次的、強制性的、遍及亞非拉澳各州的文化交流卻是之前那種零星的、散漫的、斷續式的文化交往所不能比擬的?，F代意義上的全球化進程始自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而從那時起，現代意義上的世界文學的發生和發展也就開始了。

歌德對于世界文學的定義和提出，其實也是其作為一代文豪的自身文化涵養的體現，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實踐世界文學的身體力行者和典型代表。歌德既是德國古典主義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擅長各種文學體裁的文學家，又是著名的思想家、畫家和科學家。歌德一向認為，如果一個人不懂得任何外語的話，那他等于對自己的語言也一無所知。歌德自己除了母語德語外，還精通拉丁語、希臘語、法語、意大利語、英語和希伯來語，經常閱讀世界各地的文學作品。歌德正是在這種懂別人、懂世界進而懂自己的良性循環中，才認識到世界上不同文學與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不同民族文化之間極強的互補性，進而提出世界文學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概念的。世界文學的概念經過近二百年的醞釀和發展，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和世界文化交流互動的加深和日益頻繁，從20世紀下半葉開始，再次引起了眾多東西方學者的關注和討論，并重新煥發出了新的生機。當代美國文學理論家、斯坦福大學比較文學教授弗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于2000年發表了《關于世界文學的猜想》一文，針對新批評的封閉式文本細讀，他提出“遠距離閱讀”的觀念；尤其是他受達爾文的進化論和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之影響，提出世界上的文學發展是一個權力不平等的中心—邊緣形式的結構，早期的世界文學是一個馬賽克式的拼貼。各民族文學之間交流甚少，而現代階段的世界文學才發生了實質性的交流，并構成了一種所謂的“世界文學體系”。(Moretti，2000：54-68; 2013: 46)而在哈佛大學教授、《諾頓世界文學選集》主編馬丁·普契納(Martin Puchner)看來，歌德關于世界文學的描述存在著世界文學時代是否已經到來的矛盾，他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世界文學在時間上的開放性：世界文學存在于當下，卻是面向未來的；世界文學不是指人類文學的全體，而是指一種“世界性的”文學，這個“文學的子集”與世界整體都保持著一種至關重要的關系。(普契納，2015: 55-57)但是，相對于以上諸種理論，戴維·戴姆羅什的世界文學理論更具明晰性、創造性和系統性，又因其專門談到翻譯在世界文學形成過程中的重大作用而較其他理論更為全面也更具操作性，因而對于我們在此思考老舍著作的世界性更為貼切。

在戴姆羅什看來，對世界文學的定義自歌德以來就存在三種基本范式：作為文學經典、作為代表性作品和作為觀察世界的窗口，但世界文學并不就是世界上所有民族文學的總和，而是在產生文學作品的源文化之外廣泛流通的文學。世界文學可以從世界、文本和讀者這三個維度來加以定義：“①世界文學是民族文學間的橢圓形折射。②世界文學是從翻譯中獲益的文學。③世界文學不是指一套經典文本，而是指一種閱讀模式——一種以超然的態度進入與我們自身時空不同的世界的形式?！?Damrosch, 2003：281)④下面，筆者想借此視角來探析老舍著作在國外的翻譯、傳播與接受。

在戴氏看來，將世界文學理解為民族文學之間的橢圓形的折射，有助于解釋或者澄清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之間的復雜關系。當一部文學作品進入世界文學系統之中時，他們當然仍會帶有原民族文學的痕跡或印記，這些痕跡隨著擴散領域的不斷擴大而傳播益遠并不斷發生折射現象。戴氏指出：“因此，世界文學總是既與宿主文化(host culture)的價值取向和需求相關，又與作品的源文化(source culture)相關；因而是一個雙重折射的過程，可通過橢圓這一形狀來描述：源文化和宿主文化提供了兩個焦點，生成了這個橢圓空間，在這一空間中，作為世界文學而存在的文學作品，既與兩種文化同時密切相關，又不由任何一種文化單方限定?！?2003：283)老舍的著作，從作為源頭的中國文化空間走進英語或者其他的宿主文化空間，仍然帶有中華民族的強烈的民族性和地域特點。翻譯到英語世界后，雖然會丟失一些東西，但是卻也引起了很多讀者的共鳴和欣賞，獲得了數量可觀的讀者，在新的文化中形成了一個新的“焦點”，與其在中國文化中原來的焦點交相輝映，既相互平衡又相互激發。戴氏在談及這一點的時候，尤其強調比較文學學者和世界文學研究者之間的合作關系和作為主體的研究者的自主選擇性。中國的讀者在老舍作品中看到的可能是對戰亂年代百姓的民不聊生，是對腐敗僵化的官僚體制的譏刺和失望，是對積弊已久的國民性的諷刺和批判。而美國讀者在老舍作品中所讀到的與中國讀者所讀出的可能會有重疊的地方如戰爭創傷、悲劇性社會現實等，但其“焦點”所在之處可能更偏重于對普遍人性的挖掘和對異域風貌、陌生的中國社會與歷史文化的展現，甚至十分關注老舍的語言風格與敘事模式。(李越，2013：30-38)美國的讀者必然會帶著已有的“三觀”和意識形態去閱讀和理解作為一個外國作家的老舍的作品。這種雙焦點因能相互闡發而相映成趣，共同構筑起一個互動型的世界文學文化空間。

上文提到文學在翻譯中的損失問題，其實是老生常談了。所謂無法翻譯成外語的東西就是詩，但這其實是一種過于絕對的說法。事實是，國內外無數詩人的作品都被翻譯成了外語，無論是我們所熟悉的中國典籍《詩經》和李白、杜甫、白居易、寒山的詩句，還是西方的《荷馬史詩》和但丁、彌爾頓、莎士比亞、拜倫、龐德、艾略特的詩句，都被翻譯成多種外語并被世界各地數以億計的讀者所賞析。其他文體的文學更毋庸贅言。對于在語言上一味地追求完美的人來說，翻譯中的損失或多或少總是有的。但在戴氏看來，世界文學卻是從翻譯中獲得好處并大大增值的文學。他認為：“在翻譯中常常受損的文學，通常局限于本民族或者本地區的傳統之內；而從翻譯中獲益的文學則變成了世界文學，在其范圍擴大后，其風格上的損失會被深度上的增加所抵消，正如《吉爾伽美什》和《哈扎爾辭典》這兩部迥異的作品”。因此“世界文學的研究應當以比截至現在更為積極的態度去接納翻譯”(Damrosch, 2003：289)。在筆者于2008年對戴氏的一次采訪中，他曾指出自己通曉12種語言并能用這些語言進行學術研究，但他仍舊認為翻譯對于比較文學研究者而言是至關重要的，這是因為世界上沒人任何人能通曉世界上所有的語言。(生安鋒，2010:221)中國現代語言學之父趙元任先生可謂百年不遇的語言奇才，他不但會講33種中國方言，而且通曉多種外語包括英語、德語、法語、日語、俄語、希臘語、拉丁語等。趙先生不但是中國現代語言學和現代音樂學的先驅，還曾于1945年當選為美國語言學學會主席。但即使是像歌德、趙元任、戴姆羅什這樣有極高的語言天賦的人，也從未否認翻譯的必要性。因為據統計，全世界有5000多種語言，所以即使一個人再有天賦，他也不可能學會世界上所有的語言。那么在不同民族之間的溝通方面，借助翻譯就成為一種必然。盡管翻譯有著諸多不如意之處，但老舍作品被翻譯成英文后在美國反應相當不錯?！恶橊勏樽印酚⑽陌娉鰜硪院缶统闪藭充N書，而《四世同堂》的譯本《黃色風暴》出版后也獲得了一致的好評。老舍作品在海外尤其是英語世界的廣泛流傳和讀者對他的認可度，無疑是因為他的很多作品，甚至可以說是他的所有的重要作品，都被很好地翻譯成了英語的緣故。

戴氏對于世界文學的第三個維度的定義是，世界文學不是一套固定的經典文本，而是一種閱讀的方式，一種以超然的態度進入與我們自身時空不同的世界的形式(英文原文：...not a set of canon of texts but a mode of reading: a form of detached engagement with worlds beyond our own place and time)。(Darmrosch, 2003：281)這里的“engagement”為了語義通順而翻譯為“進入”，其實是認識、交流甚至還有“交戰”的意思。此處的意思就是以一種保持距離的、超脫的態度，去與世界文學作品中所反映出來的陌生世界或者他者文化進行一種溝通、交流、協商甚至是“交戰”。在戴氏看來：“世界文學不是必須要掌握的(這也是不可能的)一大堆材料；而是一種閱讀模式，可以通過少量作品來加以精深的(intensively)體驗，這與通過廣泛(extensively)研讀大量作品是同樣有效的?！?Darmrosch, 2003：299)與沉浸在單一文化或單一語言中進行學習不同，“閱讀和研究世界文學本質上是更為超然的研讀模式，它與文本進入一種不同的對話，不涉及身份，不牽涉對其加以認同或者掌握的問題，而是堅持距離和差異的原則(the discipline of distance and of difference)。我們與作品的遭遇之地不是在源語的文化中心，而是位于由來自不同文化和不同時代的作品所形成的“力場”之中。這種橢圓關系已經刻畫出了一種外國民族傳統的特征，但由于橢圓的急劇擴大及折射角度的增加，會在程度上有所差異。世界文學作品恰似在一個電場(charged field)中相互作用，這一電場是由一系列流動的、變化多樣的并列與組合而構成的”。(Darmrosch, 2003：300)根據上下文句意，這里所謂的“超然”并不是說要讀者超然物外或者完全超脫于原文文本或者語境之外，而是強調閱讀翻譯作品時所需要秉持的距離感和張力。老舍作品在英語世界的翻譯和傳播，對于英語世界的讀者而言，就構成了這樣一個遠離中文語境的、“超然的”閱讀空間。中國的讀者首先關注的是老舍作品中所反映的戰亂頻發以及由此所導致的百姓的窮困潦倒，是對社會不公、官場腐敗的批判和憤慨以及對國民性墮落的哀嘆與譏刺，而美國的很多讀者和評論家卻注意到了作者老舍貧窮的經濟狀況和政治上的無黨派屬性，從而肯定了其藝術創作上的相對獨立性。(李越，2013：32)這既是國外讀者由于其自身的歷史文化背景所形成的解讀模式，更是對來自異域的世界文學采取一種“超然的”視角所成就的獨特理解模式。老舍的作品作為一種來自異域的經典之作，被英語世界的讀者所欣賞、接納或者批評，被放置于英文讀者的異域文化之中去理解和闡釋，這也就是戴氏所說的作為一種閱讀模式的世界文學。近年來，雖然中國文學作品的外譯數量和質量都有了很大的飛躍，但總體而言，我國的現當代作家中能翻譯成外語并在國外出版的畢竟還是少數。但是，一旦翻譯并在國外發表，這就是向世界文學走出了第一步，或者說，翻譯是成為世界文學的一個必要條件，雖然并不是一個充分條件。

3.反思與展望：中國文學如何走向世界

但是，我們用歌德、戴姆羅什等西方學者的理論來分析老舍著作在異域的傳播與接受，并不是要以此來證明西方理論的有效性或者驗證某個理論的普適性，我們只是嘗試以老舍著作為例，以世界文學理論為參照去檢視和發掘我們文學的世界性價值或者世界性，以期在同一個維度上構建起中外文化交流的平臺，借助對世界文學這一概念重新闡發和更加深入的認識，促進中國文學更快地融入世界。老舍出身滿族卻自幼飽讀漢族詩書，早年即可撰寫中國傳統古詩文，1920年代初赴英教學，又熟讀狄更斯、但丁、莎士比亞等西方名著并開啟小說創作生涯。老舍先后在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瑞士、德國、意大利、新加坡、美國等國教學、著書或游歷多年；既有極深的中國傳統文化造詣，自身又精通英文，甚至參與了自己多部作品的翻譯；老舍對于各種宗教如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等都有深刻的認識。因此老舍可謂滿漢交融、中西匯通，其自身的經歷就是一個跨文化交流的典范，而其作品在異域的傳播和接受也堪稱中國文學成為世界文學之一部分的典型范例。老舍多次在小說如《趙子曰》《二馬》中借著人物的口指出中外文化交流的必要性，認為中國必須要虛心學習先進的外國技術與文化，通過興教育、辦實業救亡圖存、復興中華，消除外國人對中國的偏見和歧視，這樣中國才能與外國平等相待，共同“建設一個和平不戰的人類”(老舍，2013：590)。應該說，這種對不同文化間和平交往、共生共存的期盼是文學與文化界有識之士的一種共識。英國著名現代派詩人艾略特就曾經說過：“如果希望使某一文化成為不朽的，那就必須促使這一文化去同其他國家的文化進行交流?！?1984:193)我國學者、《萌芽》雜志的編輯曾小逸在20世紀80年代初也曾指出，我們正處在一個“交流意味著一切的時代”，“不在交流中發展，就被交流所淘汰”。(曾小逸，1985：23-25)倡導世界文學，積極推動世界文學觀念的普及與深化，就是要借用他人的眼光來理解我們自己的文學和世界文學之關系，借用一個“超然”的視角去重新審視我們的民族文學，并積極推動世界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為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文明之間更加深度有效的理解和更加友好的相處做出貢獻。

其實，在莫瑞提、戴姆羅什等西方學者建構起自己的世界文學理論之前，我們就有為數不少的學者對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之間的關系、文學與文化的民族性與世界性等問題做出過深刻的思考，并提出了極具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我們甚至可以將我國學者對世界文學的興趣和推崇追溯到20世紀初。那時很多政治家、文學家或學者如康有為、孫中山、梁啟超、老舍、郭沫若、茅盾等人就對世界主義思想以及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之間的關系作出過深刻的思考。鄭振鐸在1922年就強調將全人類的文學看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并認為文學是“人類全體的精神與情緒的反映”，是“人類的最崇高的情思”；因為盡管有時代與民族的差別，但“在文學作品上，是沒有‘人種’與‘時代’的隔膜的”。(鄭振鐸，1998：142，138)

而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后，曾小逸就曾開風氣之先，主編了《走向世界文學：中國現代作家與外國文學》一書，他在該書的長篇導言中深刻論述了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之間的關系以及對世界文學的理解和期望。他認為：“各民族文學向一體化世界文學發展的過程，也是文學的民族性在交流中融合為更高意義上的文學的人類性的過程?！?曾小逸，1985：33)他因而提出一種“全球文學意識”或者“世界文學意識”，以對抗狹隘的民族主義所帶來的消極意識：“惟有以世界文學意識，而不是以文學上的狹隘民族主義或任何其他似是而非的觀念，才可能認識民族文學在世界文學交流時代的發展規律和發展趨勢?！?曾小逸，1985：33)從這些深刻而極具前瞻性的論述可以看出，在歷經多場政治和文化浩劫之后中國新一代的知識分子對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之關系的辯證思考、對文化開放心態的期望和肯定以及對世界各地各族文化交流的信心與樂觀精神。

進入21世紀，我國眾多學者都從中國文學的民族性和主體性出發試圖對世界文學做出自己的定義和闡釋。方漢文(2011：51)教授認為：“世界文學歸根結底就是世界各民族文學的差異性與同一性并存，是全球化的多元文學呈現?！眲⒑闈?2014：252)教授也指出世界文學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它承擔著文學世界大同的理想；另一方面，當世界文學觀念進入具體實踐時，又會與特定民族的文學利益聯系在一起?！边@里的關鍵是：隨著我們對世界文學概念認識的加深和參與度的提高，我們不應該再像以前那樣自外于世界文學之外，而是應該采取一種更加積極的態度，故而應該“把中國文學看成世界文學的參與者，世界文學大家庭中的一員”，中國文學應該被“放到與其他國家文學平等的地位上，成為世界文學的共同構建者”。(劉洪濤 2014：8)客觀而辯證地處理文學的民族性與世界性之間的微妙關系，用一種宏闊的眼光去審視包括自己的文學在內的各民族文學，用一種世界的胸懷去擁抱不同地域、不同時代的優秀文學作品，珍視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尊重差異性與異質性，推崇包容和禮讓，這無疑是我們作為學者和知識分子最為明智、也最有擔當的做法。

我國比較文學學者王寧教授指出，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助力中國文化的世界化，“直接推進了中國文化和文學走向世界的進程”(2016：37)。但是我們當前所面臨的情況卻是不容樂觀的，在國際比較文學學會會長張隆溪先生看來，中國傳統經典文學中很多最重要的作家如蘇東坡、陶淵明等在國外都不為人所知，而世界文學觀念的日益普及正是矯正這種“嚴重的不平衡”(2016：18)的大好機會。但是，從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文學，其間必然要經歷一個艱難曲折的過程；而且我們也期望，未來的世界文學并不只是通過英語或者任何單一的語言來認可、翻譯、分類、傳播的文學。筆者曾經指出，老舍作品如小說《二馬》《小坡的生日》和戲劇《大地龍蛇》等中包含著豐富的世界性或者世界主義因素，(Sheng, 2017)這也是老舍文學率先成為世界文學之一部分的一個重要因素，此處不贅述。

4.結語

綜上所述，老舍著作在國外傳播與接受的案例，使得這些作品不僅超越了老舍所出身的滿族的民族性局限，而且也超越了中國漢語語境及狹隘民族性的限制，在國際文壇上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并引發了廣泛的討論。甚至時至今日，老舍的文學成就在世界范圍內都有著與魯迅、茅盾等一樣舉足輕重的地位，老舍進而也成為較早走出國門藩籬、成為世界文學之一部分的典范。從老舍的這一案例中，我們清楚地意識到以下幾點：翻譯在文化傳播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故而我們要注重翻譯，尤其是高質量的對外翻譯；積極學習外國的語言與文化，突破自己原有的文化限制，拓展文化視域，養成一種開放包容的文化心態，并借用他者的眼光重新審視自己，加深對自我文化的認識；正確對待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間的辯證關系，樹立人類整體意識和世界文學意識，拒絕狹隘的民族主義觀念，在注重文化自主性的同時加強我們的文化自信心；注重文化交流，發揚我國傳統中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追求世界多元文化的共存共榮；借力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促進文化交流的進一步深化與拓展，盡快打破中外文化交流中的“貿易逆差”現象?？傊?，探討和思考老舍作品走出去的得失成敗，對于反思我們目前還相對閉塞的文化現狀和自足自滿的文化心態，對于呼應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大文化戰略，對于思考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如何打破國界的限制和狹隘民族性的羈絆，真正融入世界文學和世界文化，是一個具有現實意義的課題。

注釋

① 新發現的部分已由趙武平先生翻譯并刊登在《收獲》雜志2017年第1期上。

② 關于魯迅著作在英語世界的翻譯情況，可參閱楊一鐸、禹秀玲的論文《英語世界魯迅傳播的歷史分期及特點》，載《北方文學旬刊》，2014(1)：215-216。

③ 1977年香港學者胡金銓出版了《老舍和他的作品》，1985年臺北天一出版社出版了朱傳譽主編的《老舍傳記資料》系列叢書。在大陸，1982年山東大學主辦了全國第一次老舍學術討論會，1984年在青島舉行了全國第二次老舍學術討論會，北京1985年成立了中國老舍研究會，出版了曾光燦主編的《老舍研究資料》和王惠云、蘇慶昌撰寫的《老舍評傳》。1986年舉行了第三次中國老舍學術討論會。

④ 本文在引用戴姆羅什的《什么是世界文學？》時，參考了查明建、宋明煒等2014年的譯本并在必要時根據英文原著做了少許改動。

⑤感謝華北電力大學外國語學院王苗苗副教授提供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