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體視角下柳宗元蘇軾說體文之比較

丁貝杰，朱崇志

“說體文”是由“說”引發生成的論說文體。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說”字解釋為“說，釋也。從言兌聲?！闭f體文起源于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游辯之辭，與論體文是為一體，統稱論說文，自秦漢統一后，逐漸發展為一種解釋、說明事理的文體。三國時期，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到：“奏議宜雅，書論宜理?！弊钤缯f明論說文的性質和寫作特點?！罢f”被單獨作為一種文體進行論述，最早可追述到西晉，陸機在《文賦》中提到：“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崩钪芎矊Υ俗⑨專骸罢f者，辯詞也。辯口之詞，明曉前事，詭譎虛誑，務感人心?！敝浮罢f”是為了勸說人、打動人，所以必須注重辭采，講究表達藝術，以說服感動別人。[1]南朝劉勰《文心雕龍·論說篇》中提到“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正式對“說”定體。雖然陸機、劉勰二人所論的“說”的說法不同，但是“說”這種文體包括的主要作品是相同的，都是指春秋戰國以來諸子百家論述各自的主張辯辭以及策士謀臣游說諸侯的說辭，側重于言說。[2]本文根據中華書局出版的《柳宗元集》和《蘇軾文集》收錄的說體文文本，比較分析柳宗元、蘇軾說體文在題材、體裁、藝術特色上的異同，以期對說體文研究有所裨益。

一、柳宗元、蘇軾說體文之題材比較

(一)柳宗元、蘇軾說體文題材之異：“敘事諷刺”與“感悟人生”

從題材上看，柳宗元的說體文可以分為兩類：一是申述事理，二是托寓刺世。[3]申述事理類有《祀朝日說》《天說》《蠟說》《乘桴說》《說車贈楊誨之》《復吳子松說》，主要闡述作者的某種思想見解。托寓刺世類有：《鶻說》《捕蛇者說》《蠟說》《謫龍說》《羆說》《觀八駿圖說》，主要通過精彩的描述，以物為寓，抨擊當時政治社會的腐敗。相較于柳宗元的申述事理、托寓刺世的兩類說體文，蘇軾則集中闡述為人處世的道理。譬如《仁說》《剛說》《稼說(送張琥)》等，除此之外，諸如《文與可字說》《楊薦字說》《張厚之忠甫字說》《趙德麟字說》《何苓之名說》《思聰名說》等“名、字說”文，這種“字說”文體主要是敘述某人命名取字的緣起，闡釋名和字的內涵。

(二)柳宗元、蘇軾說體文題材之同：解說對象的一致性

柳宗元、蘇軾的說體文皆是通過對某一具體概念追根溯源式的考察完成的，在內容上有其共性的一面。換句話說，在柳宗元、蘇軾二人的21篇說體文中，每一篇都有一個被解說的對象。如《天說》一文，柳宗元對“天人關系”深入解說，“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彼J為，“天”就是天，是實實在在的物質，與果蓏、草木等無異，并無神圣之處，對人的行為無法賞賜懲罰。再如，《蠟說》一文是針對蠟祭禮制的解說。作者在文中指出，“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之為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沓貪乎、罷弱乎、非神之為也，故其罰在人?！焙禐?、水災、蟲蝗、瘟疫等自然災害，不是人為造成的，所以要懲罰神；而殘暴、昏庸、貪得無厭、懶惰無能等社會行為，不是神造成的，應該懲罰人。最后再點明，“蠟祭”只流傳了表面形式，“古圣人之道”未流傳下來，不過是徒有虛名罷了。蘇軾《仁說》是為了解釋“仁”的含義，開篇引用孟子“仁者如射，發而不中，反求諸身”觀點為議論發端，再通過其本人親身經歷講述射箭卻不中，全因身法沒有合“規矩”，最后闡述人的行為要符合“規矩禮法?！闭^，“四肢百體，一不如法，差于此者，在毫厘之內，而失于彼者，在尋丈之外矣?！鄙浼弦幘?，則百發百中；做人符合禮法，乃真君子也。由此可見，柳宗元、蘇軾說體文都是為了解說一個對象，通過各種各樣的描寫，目的為了讓讀者明白其中蘊含的道理，寓理于敘之中。

二、柳宗元、蘇軾說體文之體裁比較

(一)柳宗元、蘇軾說體文體裁之同：寓言式雜說文

我國古代寓言作為獨立的文體形成于唐代，柳宗元是開創這種新局面的代表人物。柳宗元擅用精悍而又飽含哲理的故事，諷刺生活中的丑惡現象，《柳宗元集》收錄的11篇說體文中，《鶻說》《捕蛇者說》《蠟說》《謫龍說》《羆說》等都是精彩的寓言式雜說文。 例如，《捕蛇者說》通過描寫一位捕蛇者的遭遇，抓住“蛇毒”和“苛政之毒”的聯系，巧妙地用“捕蛇之毒”襯托“苛稅之毒”，展現了在封建苛政下人民生活的痛苦，尖銳地批判了社會現實?！队^八駿圖說》又以“好事者以八駿圖之異形”求馬，類推“圣人皆為異狀”來諷刺統治者“好異”、以異形求人才的可笑?！读`說》重點是為了突出獵戶“徒有外表，華而不實”的形象，卻以“羆說”為題，借物托諷朝廷沒有根本解決問題的針對性舉措，猶如文中獵人僅憑一些“小聰明”，沒有過硬本領，最終定會招來滅頂之災。按照統一標準安排內容結構，最后在結尾畫龍點睛、點出文章寓意，這是先秦以來寓言的基本文體結構，柳宗元繼承并發展了這種結構，其每篇寓言都包含了完整的故事情節以及深刻的寓理?？梢哉f，在寓言發展史上，柳宗元使寓言文體得到了獨立，進一步鞏固了寓言在文壇上的地位。與柳宗元的突出貢獻相比，蘇軾僅有《剛說》《稼說》兩篇寓言式雜說文，但是，其做到了寓言式雜說文體的真正成熟，對寓言文體繼承發展的成就不可估量。[4]《稼說》通過對比富人與窮人種莊稼之事，得出“弱者養之以至于剛，虛者養之以至于充”和“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 的結論，進而推論，做人就像種莊稼一樣，不能急于求成，必須積以時日，勤苦修養，才能做到“流于既溢之余，而發于持滿之末?！比囊苑N莊稼開篇，以窮富兩種人的耕種環境、耕種方法以及收獲成果作比，為下文治學之道作鋪墊；下文則著重闡釋治學與種莊稼的聯系，進而揭示文章的主旨，“種莊稼要等到成熟才能收割；學習要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都谡f》一文堪稱寓言式雜說文之佳作。

(二)柳宗元、蘇軾說體文體裁之異：蘇軾長于“字”說

柳宗元、蘇軾二人皆在寓言式雜說文取得突出成就，做出重要貢獻，但是，蘇軾更長于“字”說，在《蘇軾文集》收錄的10篇說體文中，名、字說文占了7篇，這是柳宗元說體文中沒有涉及的文體。字說，發軔于中唐，興起于兩宋，在宋初古文運動和儒學復興的背景下逐漸成長起來。隨著儒學復興的深入，崇圣慕圣的思潮和心態也逐漸彌漫，往往都反映在“命名取字”上。[5]字說可以傳播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出自于如蘇軾名家之手的字說，可以無形中提高“受字者”的身份和聲譽?！囤w德麟字說》中，蘇軾夸贊趙德麟，“今君學道觀妙，淡泊自守，以福貴為浮云，而文章議論，載其令名而馳之，既有麟之病矣，又可得逃乎?！币昧藵h武帝《白麟》典故。昔漢武帝幸雍祠畤，獲白麟以薦上帝，作《白麟之歌》，而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在這里通過司馬遷、班固兩位大臣對白麟的質疑，他們認為進獻給武帝的白麟是獨角獸，蘇軾借此對白麟進行了一番討論，再引出 “不幸而有是德與是形，此麟之所病也?！倍@“麟之病”實際上是對趙令畤的稱贊“學道觀妙，澹泊自守，以富貴為浮云”以勸趙令畤入朝，最后再給趙令畤取字“德麟”。便讓趙德麟聲名鵲起，融入進了蘇軾的交友圈?！稐钏]字說》引用了《易》中“藉用白茅，無咎”及孔子語錄“茍錯諸地而可矣”，以《易》中的“撫慰建大功者采用白茅包土的方式分封諸侯”的典故來為解釋“楊薦的字”作鋪墊，下文孔子的話進一步對這個典故進行闡釋，最后再點出，“地非不足錯也，而必茅之為藉，是君子之過以自尊也。予欲楊君之過以自尊，故因其名薦而取諸《易》以為之字?！痹谒未?，部分字說可以用于臨別贈友之際，彼時，字說文的功能一定意義上代替了贈序。

三、柳宗元、蘇軾說體文藝術特色之比較

(一) 柳宗元、蘇軾說體文藝術特色之同：對比修辭手法

善用對比手法，是柳宗元、蘇軾說體文藝術特色的相同之處。柳宗元在《捕蛇者說》一文中，有“蔣氏捕蛇獨存”和“鄉鄰非死即徙”、“馳然而臥”和“鄉鄰受惡吏喪擾”的對比，不僅點明了文章主題 “苛政之毒”，同時也襯托了蔣氏生動鮮活而又極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墩f車贈楊誨之》一文以車為喻，敘述為人處事之道，先是講解“車”的構造，“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方可“任重而行于世乎”。而后以“車”比喻人之心性，“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宜御乎物若轅，高以遠乎污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比缓笠搿白鋈酥馈薄密囆枰膬灩?，以此類比，做人須有美好的內在品質，用柳宗元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守“大中之道”，同時待人接物又不能太過鋒利，即為人處世當“圓外方中”，講究原則的同時，又兼具靈活性。

蘇軾的《稼說》一文中也有此等形象對比。開篇以窮富兩種人的耕種環境、耕種方法以及收獲成果作對比，最后得出“土地需休養生息”，而后同做人要“厚積而薄發”對比，不能急于求成，必須積以時日，勤苦修養，才能做到“流于既溢之余，而發于持滿之末?！比耐ㄟ^闡釋治學與種莊稼的聯系，進而揭示文章的主旨?！秳傉f》并非傳統說體文那般直接對“剛毅木訥，近仁”等言論進行解釋說明，而是著重地描寫了“孫介夫”此人，并稱贊此人乃為“剛者”，最后再突出“剛者仁也”這一主題思想。蘇軾擅用借筆，往往不就題論題，而是借客形主，回旋進退。[6]《文與可字說》并沒有直截了當敘述文與可此人，而是先引入鄉人間的幾句對答，再引出“子張”，緊接著是一番對“子張”如何與人交際的行為的描述，最后點出“與可為子張者?！?/p>

(二) 柳宗元、蘇軾說體文藝術特色之異：語言風格

柳宗元、蘇軾二人大多使用散句，辭語淺顯明白。柳宗元的語言感情極具感染力和說服力，在被貶之后，《謫龍說》一文以龍女遭天帝貶斥下凡之后被人間紈绔弟子欺凌，自喻被貶之后的不公正待遇。文中龍女對輕視自己的紈绔子弟所言，“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儷也。吾復，且害若”，形象地體現了柳宗元的憤憤不平，借龍女之口，表達了自己身居低位只是暫時的，遲早要回歸廟堂，同時體現了其不愿與人同流合污、保持自身高潔的品性?！短煺f》一文中，柳宗元與韓愈對答論辯時憤激精嚴，語言形象縝密。如“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绷攘葦嫡Z，直接闡述了“天雖大，但是與果蓏、草木無異”的道理，也體現了柳宗元的唯物主義觀點。

相較于柳宗元，蘇軾的說體文語言相對敦厚和緩，更加側重于意盡言止。[7]如《仁說》一文以“四肢百體，一不如法，差于此者，在毫厘之內，而失于彼者，在尋丈之外矣”闡述了人的行為要符合“規矩禮法”，射箭符合規矩，則百發百中；做人符合禮法，才是真君子?！秳傉f》一文開篇表明其觀點，“剛毅木訥，近仁?！敝孛鑼憣O介夫“真可謂剛者也?！苯鑼O介夫表達了“剛者近仁”的道理，由此體現了蘇軾的人生態度。風趣幽默是蘇軾說體文的另一種語言風格，《何苓之名說》一文就有所體現。茯苓形狀短小，外皮黑褐色，常用于中藥，羅浮山道士常用此物來戲弄自己的侄兒，稱他為羅浮山茯苓精。蘇子便根據《淮南子·說山訓》中：“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睘槠淙∽譃椤氨斫z”，又囑托何宗一善待這個侄兒，并贊其黝黑小巧的長相“非庸物也”。

四、結語

說體文是先秦以來一種以“說”為主、題材不限、由感生文、涉筆成趣，行文靈活、帶有雜感性質的文體，唐、宋時期是說體文的重要發展階段，柳宗元、蘇軾分別是各自時代說體文的重要代表人物，繼承和發展了先秦以來的說體文，使得唐宋時期的說體文更加豐富多樣，為說體文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柳宗元、蘇軾的說體文既體現了時代的發展變化，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征，文體風格又受到了他們各自生活經歷的影響，體現了鮮明的個性特征。二人都是各自生活時代文壇、政壇上冉冉升起的新星；都曾被貶謫，遭遇了政治生涯上的不幸；都有豐富的人生經歷、開闊的視野，都對人生有更為深刻的認識與感悟。正是這些不平凡的人生經歷，提升了他們思想境界，成就了文學上的巔峰。

在說體文寫作上，二人皆吸納百家，糅合儒、道、釋三家思想，內容、寫法靈活多樣，擅長征用經典、引類譬喻、借事說理、寓理于事、情理兼備、真摯動人，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 就說體文題材、體裁以及藝術特色來說，二人也有各自個性特色。柳宗元行文如高屋建瓴，邏輯縝密而不乏義理，使人讀罷頗有酣暢淋漓之感；蘇軾則如行云流水，自然暢達又揮灑如意，純然表達心之所感。柳宗元偏情，蘇軾主理。柳宗元篇幅長于蘇軾，蘇軾則追求簡約之美，文章少有長篇。柳宗元說體文多與政治相關，蘇軾更多關注于“為人處事”。在思想情感上，蘇軾不及柳宗元牢騷憤郁，柳宗元不及蘇軾敦厚和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