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新型政黨制度視域下的政黨協商

樂天中

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聯組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明確地把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稱作“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新型政黨制度是偉大的政治創造，實現了政黨關系革新，一是政黨政治地位法定的長期合作模式，二是執政黨建設與參政黨建設共進的相互增益模式。同時在堅持黨的領導的根本政治前提下，新型政黨制度才能發揮最大制度優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政黨協商才能發揮最大政治效益和社會效益，讓政黨協商在新時代煥發出最強的生命力，從而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新發展。

一、新型政黨制度下政黨協商的重要定位

1.政黨協商是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的重要內容。我國的新型政黨制度堅持把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與我國具體國情相結合，不斷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是有根有魂的政黨制度。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一新型政黨制度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和特色政黨制度，其中黨的領導、多黨合作、政治協商是不可分開的整體。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都要堅持以黨的領導作為根本政治前提，政治協商是多黨合作的重要形式，多黨合作是政治協商的目標方向。在我國，黨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以及工商聯開展的政黨協商和黨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同包括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在內等各方面力量開展的政協協商是政治協商的兩種基本形式。政黨協商和政協協商都是新型政黨制度的主要表現。但是兩者相比較而言，政黨協商更加深刻體現了我國特色政黨關系的主要特征。政黨協商既堅持了共產黨的領導，又堅持了多黨派合作：既體現了共產黨執政，又體現了民主黨派參政。在這種政黨制度的背景下，政黨協商就是黨同各民主黨派基于共同的政治目標，就黨和國家重大方針政策和重要事務，在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直接進行政治協商的重要民主形式。

2.政黨協商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政黨協商是在多黨合作的實踐中不斷發展、成熟的，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礎、理論基礎、實踐基礎和制度基礎。在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以及社會組織協商這七種協商民主形式中，政黨協商是首要渠道，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典范。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形成發展與政黨協商密切相關。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發展歷程中，政黨是最核心的參與力量，政黨協商是基本形式?！蛾P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還進一步規范了政黨協商的形式，提出要完善政黨協商的會議形式，明確了加強政黨協商保障機制建設的要求，加強政府有關部門、司法機關與民主黨派的聯系，完善協商反饋機制，支持民主黨派加強協商能力建設等。這些都體現了政黨協商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中的價值和地位，是多黨合作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的最新成果。

3.政黨協商是黨提高執政能力的重要途徑。政黨協商主要是通過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與黨的聯系交流中發揮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主要職能，有利于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政治協商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為組織形式，把聯系廣泛和人才聚集的各民主黨派納入到黨的執政過程和政黨協商過程中，拓寬了政治協商的包容性。民主監督可以通過各民主黨派參與調研、考察、提案、會議發言等多種形式，做到監督有載體、有方向、有成效，強化了黨治國理政，且有利于防止腐敗現象的發生和克服部分黨員干部的不正之風。參政議政重在推動黨重大政策制定的科學化、民主化，通過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有序政治參與，暢通意見表達渠道，建言獻策，增進政治共識，提高了黨執政的科學化水平。在政黨協商的過程中，我們黨在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上，在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向各參政黨進行決策咨詢，能夠及時收集、整合社會各方面的意愿，包容各種不同的利益、立場和價值，提高黨的綜合執政能力。

二、政黨協商的協商主體角色定位與協商困境

1.基于黨在政黨協商中的領導地位分析。我國新型政黨制度是黨領導下的中國政黨制度，黨同各民主黨派政治協商的表現形式之一為政黨協商，其中作為執政黨的黨居于領導地位。政黨協商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主要形式，協商民主是黨領導下的民主，政黨協商是黨領導下的協商，因此黨在政黨協商中處于領導者的角色?；谶@一點，政黨協商仍然存在困境。中共各級黨委對待政黨協商的重要性不一致，突出體現在最頂層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政黨協商，最大程度上保障民主黨派在協商中的職能發揮。省市一級的黨委看待政黨協商的作用性較中央層面有所不足，但比縣及基層黨組織要更為重視政黨協商。同時還面臨形式化協商問題，部分黨委疲于應對政黨協商的主體領導責任，在與民主黨派的整個協商過程中，有時只走個過場，沒有發揮政黨協商的最大效用。通報性協商也偶有出現，主要表現為黨委已經作好決策，在協商的過程中直接告知民主黨派，缺乏協商的誠意。有時候民主黨派在協商過程中提出了方案與意見，但是最終沒有得到黨委的反饋，出現了象征性協商的情況。

2.基于民主黨派在政黨協商中的合作地位分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搞好政黨協商，需要黨和各民主黨派共同努力?！闭h協商的另一主體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處于合作地位，接受黨的領導。在新型政黨制度中，民主黨派既是與黨通力合作的親密友黨和參政黨，同時也是政黨協商的主體，并在政黨協商中擔負著重要責任。但民主黨派在實際的政黨協商中還存在角色定位不明確和協商困境等問題。主要表現為不去協商、不敢協商、不會協商。不去協商體現在多數民主黨派成員認為黨是政黨協商的主動者，自身處于被動地位，在某種程度上把政黨協商看作是黨對民主黨派的“面子”工程，不主動也不積極參與政黨協商：不敢協商體現在部分民主黨派成員在政府部門擔任行政職務，擔心自己在與各級黨委協商的過程中提出的不同意見和方案會造成不必要的麻煩，不敢平等地參與協商：不會協商體現在民主黨派自身協商能力不足，對協商中涉及的國家政策了解不夠透徹，缺少必要的社會調查研究，出現了不會協商的困境。

三、提升政黨協商質量和水平的路徑

1.堅持黨對政黨協商的領導。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辈⑶野选皥猿贮h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作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的第一條，體現了黨的全面領導。在政黨協商的過程中，要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把政黨協商納入到黨委總體工作規劃日程上來，確保政黨協商常態化、規范化開展。同時，黨要營造有利于開展政黨協商的氛圍，以民主的作風容納民主黨派提出的不同意見和方案，善于聽真言，并通過政黨協商完善和加強黨的領導。

2.加強協商主體的協商能力建設。政黨協商的兩個重要主體，作為執政黨的黨和作為參政黨的民主黨派都存在政黨協商能力不足的問題，影響政黨協商的成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搞好政黨協商，需要黨和各民主黨派共同努力建設，所以我們不但要加強執政黨的政黨協商能力建設，還要加強參政黨的政黨協商能力建設，更要加強構成執政黨和參政黨的個體成員尤其是領導者的政黨協商能力建設。對于執政黨來說，各級黨委特別是領導干部要強化政黨協商意識，把政黨協商安排放在年度工作計劃表中。同時需要熟悉政黨協商的方法，在協商的實踐過程中不斷提高協商能力，并總結政黨協商經驗，推進政黨協商實踐。處于協商領導者地位的黨要支持民主黨派的政黨協商能力建設，支持民主黨派的領導班子和隊伍建設。對于參政黨的民主黨派來說，要不斷提高自己的合作協商能力，積極鍛造合作共事與政黨溝通的能力。同時需要在調查研究的過程中提出具有前瞻性、科學性、現實性的方案與建議，因此民主黨派要不斷總結調研經驗，廣泛學習調研知識，爭取提升自身協商的科學化水平。

3.發展和諧的友好政黨關系。我國的新型政黨制度無論是從利益代表維度還是從功能維度或是從效果維度來說，都是最適合中國政治實際情況的最優政黨制度。在新型政黨制度中，黨不搞“一言堂”和家長制，黨和各民主黨派的關系是和諧友好的。我國的政黨關系是“領導一合作型”模式，各民主黨派在政治上必須接受黨的領導，同時通過各種渠道發揮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的作用。作為領導地位的黨先擁有了虛懷若谷的姿態，同時，支持民主黨派密切與黨政有關部門、人民團體、高等學校、科研院所的聯系，完善民主黨派參政議政工作機制，建立具有自身特色、服務參政議政的智庫。各民主黨派在堅持黨領導的根本政治前提下，不斷強化自身建設，積極主動與共產黨協商并發展和諧的友好政黨關系。各民主黨派積極主動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貢獻。黨和各民主黨派永遠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親密友黨關系，這種和諧的友好政黨關系提升了政黨協商的質量和水平。

4.促進政黨協商發展的制度化。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政治協商主要是黨同民主黨派的協商，協商就是要誠心誠意、認認真真、滿腔熱情聽取意見和建議，而不是想起了、有空了、拖不過去了才協商。因此要完善政黨協商的實體制度，對協商的議題、形式、要求等作出明確規定。政黨協商主體要服從具體的協商標準，從而減少歧義，黨委、政府和各民主黨派明確自己在協商中的定位、分工與職責。黨要暢通知情明政機制和協商反饋機制，并完善考察調研機制和工作聯系機制。同時通過頒布一系列的制度文件，使政黨協商有制度依據，法制化規范化程序化的政黨協商局面才能得到有效保障。同時，為了保證協商過程的透明度和協商結果的實效性，必須完善政黨協商評價監督制度。通過以上措施促進政黨協商發展的制度化。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研究生院

責任編輯：雙艷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