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經濟學視角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

蘆亮叢

（山東大學法學院，山東 威海 266237）

制度適用的前提需要有完備的學理基礎作支撐?！罢J罪認罰從寬”作為一種兼具程序與實體內容的新興制度，其意義不僅在于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還有追求高效的公正價值的一面。本文從法經濟學的角度對該制度進行論證，嘗試探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法經濟學基礎。

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博弈均衡分析

博弈就是基于相互作用的環境條件，參與者依靠他們所掌握的信息，選擇各自的策略，以實現利益最大化和風險成本最小化的過程。具體到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從被告人的視野來看，被告人處于與公權力相對應的弱勢個體，很清楚自己在整個訴訟過程中的地位和命運，經歷了整個刑事訴訟的過程，被告人的心理和身體都承受著壓力，此時每一個理性人都不會放棄自我救贖的機會?；诖?，在認罪認罰制度的鼓勵下，被告人會很容易自愿供述自己的罪行，以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從國家刑罰權的視角來看，刑事司法的主要功能在于教育，對犯罪進行懲罰的同時最主要的是對犯罪人進行教育，行為矯正，對悔過自新的犯罪人實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即是對教育刑罰功能的回應，因此雙方在相互作用的環境下，可以形成納什均衡。

圖1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治理規模分析

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規模分析

犯罪可以闡釋為一種“負外部性”的活動，使得社會資源被用于非生產性活動中，所以需要一系列制度措施來減少這種行為。但是，采取犯罪治理措施同樣需要消耗公共資源，因此基于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的考量，犯罪治理措施的最優規模應當在邊際上對犯罪率降低帶來的收益與為了減少該犯罪率所增加的治理成本做一個平衡（非合作博弈均衡）。

如圖1所示，該制度治理的邊際社會成本為MSC線，隨著犯罪治理數量的增加，犯罪治理投入的社會資源將不斷增加，可見犯罪治理的邊際社會成本是遞增的，該制度的邊際社會收益為MSB線，其是隨著犯罪治理數量的增加呈現遞減的。符合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最優治理規模為G點，最優犯罪率為C。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實行不到C階段時，MSB>MSC，因而應當繼續貫徹實行該制度，隨著社會的發展，該治理實施在C節點以后，MSB＜MSC，此時可以不再執行該治理政策，避免犯罪治理支出的增加。

三、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

（一）制度實行的成本最小化目標

科斯定理一中講到，“若交易費用為零，不管權力如何配置，市場主體通過談判都會使資源得到最優利用狀態”，但是生活中要做到交易成本為零，是不太能實現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行也做不到沒有任何成本，該制度的實行起碼產生制度化成本（A）、機會成本（B）和行為費用（C）等。雖然做不到零成本，但是可以以制度實行所產生的成本最小化為目標，保障資源配置的有效性。我們用SC表示社會成本，用 c（a）表示管理成本，用 c（e）表示錯誤成本，那么該制度實行追求的目標就可以表示為：minSC=c（a）+c（e），盡量用最小的成本換取社會效益的最大化。

（二）成本效益分析

通過研究德國立法成本效益分析，可建立模型公式Z=V-C，其中Z代表制度立法效益，C為立法成本，V表示社會財富。C=制度化成本（A）+機會成本（B）+行為費用（C）；V表示制度實行帶來的社會財富即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增加。

通過公式可知，當V＜C時，Z＜0，該制度沒有效益，當V>C時，Z>0，制度實行有效益。值得一提的是對于總的成本和該制度實行帶來的社會效益的數據的采集，比較困難，仍然需要實踐的探索和大量的實證研究，所以這里只做定性分析。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基于卡爾多—?？怂剐蕵藴剩撛诘呐晾弁懈倪M），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行過程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主動認罪，降低了案件在偵查、起訴、審判和執行過程中司法資源的消耗，使眾多的案件能夠得到高效的解決，使案件能夠及時得到審判，優化了司法資源配置，最終利得大于損失，證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有效益的。

（三）收益分析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作為刑事訴訟改革的重大創新舉措，其收益可以運用經濟學中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來分析。在社會管理中，新政策的出臺起初往往具有較為明顯的規范效應，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項政策的管理效應會不斷減弱，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亦是如此。如圖2所示，其中MC代表邊際成本曲線，MU為邊際效用曲線，Q為累計立法量。從圖中可以看出，隨著時間的推移，立法數量的增加，其邊際效用是遞減的，而邊際成本是遞增的。E點是法律供給的均衡點，在E點右側，邊際成本會隨著法律供給的增加而遞增，所以在法律的供給沒有達到社會需求飽和狀態之前，實施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有收益的。

圖2 法律的收益分析示意圖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一項非生產性的活動，不能直接創造經濟利益，但是該制度的有效實行在其他方面的收益是頗為可觀的。具體收益包括：

1.促進犯罪人悔過自新，回歸社會。刑罰的目的不單單是為了懲罰犯罪人，而更要強調其教化作用。筆者認為，“天生犯罪人”并不存在，實施犯罪的人仍有被教化的可能性，對于出于真誠悔悟，認罪認罰的犯罪人來說，其良好的悔罪表現和態度能夠體現出希望接受處罰以更快回歸到社會的愿景?！罢J罪認罰”是“從寬”的前提和基礎，“從寬”是“認罪認罰”的結果，而連接這三點的重要線條便是“回歸社會”這一核心理念，即制度的核心功能是促進犯罪分子的再社會化。

2.有助于優化司法資源配置，提高司法效率。由于司法審判中司法資源不足與不斷增多的刑事案件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加之輕罪在整個刑罰體系中日益增多，為了緩和這種矛盾，此時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重要性就彰顯出來了。針對案件事實清楚、爭議較小、行為人又認罪認罰的輕罪案件，采取簡易或速裁程序進行審理，可以很大程度上節約司法資源，做出高效、快捷的裁判，做到寬嚴相濟，優化司法資源的配置。這是因為適用速裁程序的案件，人民法院基本能做到當日立案、當日送達、3日內開庭審理并當庭宣判，大大提高了結案效率。

3.有利于加強人權保障。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下，對權利的保障，除了包括對被害人權益的保護，也包括對被告人的權益保障。對于輕微犯罪人來說，通過認罪認罰，案件得到快速處理，減少了不必要的羈押等人身自由的限制。

四、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外部效應

經濟學中所講的外部性，指的是單個經濟主體在從事經濟活動時給其他人帶來某種利益或者危害，其中包括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正外部性可帶來收益外溢，負外部性為造成的額外損失，社會負擔。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施，能夠帶來正的外部性，但是其負外部性也不容忽視。具體如下，首先，相關試點嘗試在偵查階段即啟動認罪認罰制度，實行這一舉措可以節省檢察環節的辦案時間，提高辦事效率。其次，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的犯罪相對集中，適用范圍多為盜竊罪、危險駕駛罪等罪名，對于這些犯罪，做出及時高效的裁決對受害人是有利的。最后，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過程中，相關文書制作的簡化，極大地提高了訴訟效率，促進了司法資源的優化配置。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也有其負外部性，主要體現在犯罪人在博弈過程中并沒有真正從內心的悔過自新，只是為了獲得從寬處理，當有足夠預期收益時，會繼續實施犯罪，形成惡性循環。這一點值得警惕。

五、結束語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自提出以來，討論的熱度只增不減。大多數專家學者主要針對其背后蘊含的法理基礎和適用的有效性進行論證。本文另辟蹊徑，以法經濟學分析為視角，意圖構建一條新的證成進路，通過博弈均衡分析、規模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外部效應來探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自洽性。值得一提的是，對該制度的所有的經濟學分析都離不開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理性人”假設，所有背離理性“經濟人”假設這一基礎的價值與效率分析、帕累托分析、優化制度分析以及一般政策研究，都因不符合個人行為邏輯而在客觀上無效。首先，法律改革有成本，作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必然要尋求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法治改革路徑與方案。應先在法律改革成本較低的領域打開突破口，暫時避開改革成本高的領域，漸次改革，使已經進行的局部法律改革其他局部產生正的外部性。其次，法律的發展與改革處于連續不斷的運動狀態中，走哪條路，關鍵要了解自己當前所處的狀態以及問題所在，對癥下藥才能找到解決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