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在我唇上尋你的聲音（隨筆）

王雪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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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2月8日晚，二十五歲的精神病人馬克·大衛·查普曼朝“披頭士”樂隊主唱約翰·列儂開了五槍，列儂不幸身亡。此前查普曼為了刺殺列儂從夏威夷趕到紐約，進城之后，先找了一家書店，買了一本《麥田里的守望者》（以下簡稱《守望者》）。他確信自己就是霍爾頓的化身。警察逮捕他時，他正坐在公寓臺階上靜靜地讀《守望者》。在2006年的采訪里，查普曼仍堅持說自己刺殺列儂是受了塞林格小說的影響，他之所以刺殺列儂是擔心列儂墮落成虛偽的人。1981年3月30日，小約翰·辛克雷為了吸引女演員朱迪·福斯特的注意，朝時任美國總統里根開槍，震驚世界，警察搜查他所住的賓館，在他的隨身物品里發現了《守望者》。有人從這兩次刺殺事件做出了種種離奇的推測，甚至有人相信，有神秘人物以惡毒的方式在《守望者》里輸入了“刺殺令”。

韓松落在《老靈魂》一書中寫歌手劉文正時說，“他一邊在人生的沙灘上留下濃烈的蹤跡，一邊謀劃用自己的絕跡江湖將它抹掉?！边@句話用在美國作家杰羅姆·大衛·塞林格身上尤為恰切，他一方面通過深居簡出避開人群，一方面又通過霍爾頓這一人物和《守望者》與每個人的生活發生聯系。

對外界來說，塞林格不留余地的退隱是一種困惑，這種困惑留下了神秘的空白。而神秘，越發激起了大眾或隱或顯的窺私欲望。這一樁事先張揚的隱居事件幾十年來風波不斷。盡管塞林格一次次請求不要擾亂他的生活，但仍有很多人希望由自己而不是其他什么人親手填補上這神秘的空白。塞林格的靜默與他20世紀50年代憑借《守望者》《九故事》等作品以來在讀者心目中形成的引力合二為一，他越是沉默，天地間就好像越有了更多的人聲與風聲，他的傳奇也就越來越傳奇。尤其20世紀以來，他的名字在美國文化里幾乎演變成退隱的同義詞，他成了美國最著名的隱居者，大家對塞林格本人的癡迷程度甚至超過了對其作品的研究。

撇開諸多瑣碎的生活表象，我們不難發現，塞林格之所以成為傳奇作家，一是神秘的傾向，一是與之相關的信念，而這些因素都能從戰爭中找到根源。他的專業寫作就是精神上的演練。塞林格從未從戰爭恐懼中恢復，他1944年登上運兵船前往英格蘭，其后登陸歐洲，連續作戰11個月。埃德蒙村之戰，圣洛之戰，“血腥的默廷”，赫特根森林之戰，突出部戰役，臭名昭著的集中營，都在塞林格身上留下了無法抹去的可怕灼痕。戰爭是一場噩夢，噩夢之后沒有人不被灼傷。九死一生的塞林格見證了大批無辜者的死亡，他感慨道，“你大概一輩子都無法把火燒人肉的味道從鼻子里清掉?！庇绕浜仗馗种畱?，進入時3080名官兵，死里逃生活下來的只有563人，幸存下來的幾乎全部變成了“沉默的人”。那次戰役后，海明威連續數年無法寫作，塞林格的性格亦發生了巨變，出現了疏遠他人的跡象，回避與他多年來往的朋友，一生都在不停寫信的塞林格甚至中斷了與家人和朋友的通信。

與海明威一樣，塞林格的戰爭創傷后應激障礙癥（戰爭疲勞癥）終其一生都未痊愈，幸存者戰后與內心敵人的斗爭更加艱苦卓絕，內心的戰場也是地球上最孤獨的地方。塞林格們在戰爭中流盡鮮血，在和平中卻寸步難行。凡是他們碰到的東西都變成了堅硬的孤獨。也許唯有永恒的孤獨，才有可能逃離歲月不懈的追捕。戰爭結束時，塞林格鼻子破相，還幾乎成了聾子。夜一直在持續，它不知道何謂黎明。他嘗試過自救，向跟他有同樣遭遇自救不暇的海明威伸出過求助的手。巴黎解放的時候，塞林格與海明威相遇，兩人一直通過書信聯系，直到海明威自殺身亡。塞林格也曾住院接受精神治療，他更試圖用寫作對抗抑郁癥，對抗恐懼感、虛無感以及絕望感。他創作了大量與戰爭有關的小說和詩歌。1946年年末，塞林格開始研究佛教的禪和神秘的天主教教義。宗教固然為他提供了戰后的心靈慰藉，但同時使得他的小說越來越神秘晦澀。我們只有面對了塞林格身上那個勇敢的士兵，才能正視這個充滿創作力的靈魂緣何變成了不希望被別人侵犯的隱士。

《守望者》出版后，沉迷禪宗、印度教的塞林格對媒體的干擾和公眾的好奇感到厭倦和惱火。私底下他渴望獲得讀者的認可和關注，但在公眾場合又十分排斥宣傳自己。頗具諷刺的是，這種首鼠兩端的狀態貫穿了塞林格的一生。塞林格懼怕與人接觸，一出家門就惶恐不安，總懷疑有人監視自己。通過《福音書》獲得的感悟并沒有使他擺脫抑郁。塞林格疲憊、孤獨、焦慮、失望、不合群、不相信他人、沒有安全感，孤獨造成了他的抑郁，抑郁讓他不得不遠離他人，結果又加劇了滋生抑郁的孤獨感，孤獨感導致的離群索居又加大了神秘感，而為神秘感添枝加葉的正是塞林格對隱私的狂熱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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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林格對隱私不可理喻的保護部分地源于他的父母，父母對身世三緘其口，塞林格姐弟甚至不知道母親的出生地。原生家庭對隱私的過度忌諱使塞林格耳濡目染，他在一些重大表格中甚至填寫虛假信息，并且對任何冒犯他隱私的事零容忍。

一國內編輯曾撰文詳述過與塞林格的交往，極能體現塞林格的個性。他說他們通過版權代理公司落實《逮香蕉魚的好日子》版權后，在簽約過程中代理公司突然通知合約得重新簽，因為塞林格在合約上加了幾點要求。大意是：中文版封面上，不得使用任何照片、繪圖;全書不得有作者簡介;不得有序言、后記之類原書沒有的內容;不能在封底等位置引用他人的評語;封面上的書名必須放在作者名字上面，而且字號得比作者名字大。其實，塞林格提出這樣的要求，并不意外。塞林格本性敏感，恪守自己的契約式生存方式。他不允許任何人未經他同意修改他小說的標題，為此不惜與擅自改動他小說標題的刊物翻臉斷交。甚至，他的小說連標點符號都不允許改動。英國版《九故事》將書名換成《為艾斯美而作》，塞林格十分不快，出版社還畫了艾斯美的一幅肖像用作封面，更令他惱怒。他固執地規定封面上不得安排小說中的人物，也不準有作者照片?！妒赝摺返诙嬷?，按塞林格的要求，他的照片不再出現在書皮上。

1967年，塞林格聽聞得克薩斯大學校長蘭塞姆收購了一批自己的手稿，包括寫給伊麗莎白·默瑞的四十封私人信件，大為震驚，馬上著手限制公眾接觸蘭塞姆的收藏，尤其是他寫給默瑞的信。這次事件后果極為嚴重，他決心再也不讓他的信件落入收藏家之手。

塞林格的杯弓蛇影絕非小題大做，私人物品尤其是名人字畫、書信常會引發歸屬權爭議，而此類爭議又頗為棘手。其中涉及真偽鑒定、歸屬權、著作權、隱私權等諸多問題，而與此相關的法律條款則顯得相對軟弱、抽象、滯后。一些書信由于年代久遠歸屬權難免存疑。對尚健在的名家來說，即便手稿所有權已經轉移，寫作者仍然享有著作權。并且，書信常涉及隱私，被無篩選地公開或拍賣十分不妥，很容易被別有用心的傳記作家或熱衷販賣作家隱私的人利用。塞林格請他的經紀人桃樂茜銷毀他寫給她的每一封信。桃樂茜在1970年毀掉了五百多封塞林格的來信。塞林格大概也向其他朋友和家人發出過同樣的請求，威廉·肖恩（《紐約客》編輯）與他的通信，《紐約客》與他的往來信件，他寫給母親的家書，后來皆一封不見，造成文學史上無法彌補的損失。1970年之后，在桃樂茜一絲不茍的協助下，塞林格銷毀了每一件與個人隱私相關的證據。這些做法非但沒有減弱塞林格的影響力，反而使他越發地傳奇化。

從另一個角度說，拋開信件涉及的歷史背景和歷史事件（這是信件重大意義的一部分），信札常折射出名人不為人知的真性情，其濃厚的人文情懷、志趣思想是真實歷史的存根，具有極高的歷史文獻價值，而深具內涵的藝術性和珍稀性又頗受藏家青睞，將之人為毀掉或束之高閣會造成藝術史上的巨大遺憾。涉及具體案例，還須結合法律法規、拍賣行規、社會輿論等綜合權衡。以名人書信為例，中外拍賣場上引起爭議的案例已然不勝枚舉：法國前總統密特朗的書信因遺孀和社會黨強烈反對被撤拍，屠呦呦信件被拍賣事件因屠呦呦的反對被撤拍，錢鐘書楊絳書信和手稿被拍賣案最終楊絳勝訴……收信人或信件所屬人想要公開或拍賣名人信札，至少應得到著作權人以及涉及隱私部分的當事人同意。德國版權法在這方面的規定較為完善，著作權被延長到作家去世后七十年，相對來說可以避免很多紛爭。為避免讓名人書信失去得到更好保存的機會，收藏者將信件賣給政府（圣雄甘地生命中的最后一封信被直接出售給印度政府）或捐給（賣給）博物館不失為一種不錯的方式。

1974年，一群塞林格迷收集了塞林格21個短篇小說，編成了一部盜版的《J.D.塞林格集外集總覽》，塞林格通過《紐約時報》發表聲明，要與非法出版商和十七家大書店打官司。隨后，法院下令禁止發行和銷售盜版小說集。事與愿違的情況屢屢出現，讀者已經不把塞林格當成作家，而是把他當成了傳奇，甚至當成了苦行修道的圣徒。塞林格越是緊緊護住隱私，越是想從公眾視野退出，公眾越是好奇不已，大爆其隱私的事件也就越多。

塞林格的女兒瑪格麗特曾未經父親同意，出版了一本《夢的守望者：一本回憶錄》，該書披露她父親是病態的以自我為中心的人，虐待她母親，不允許她走親訪友，飲食偏執，還喝自己的尿，等等。塞林格的兒子馬修否認了他姐姐的描述。塞林格毫不猶豫將女兒告上法庭。1986年5月，蘭登書屋宣稱將出版一本伊安·漢米爾頓撰寫的未經塞林格授權的傳記，塞林格知曉后立即訴諸法律。盡管塞林格勝訴，但訴訟過程中泄露了大量塞林格的隱私，包括他的一些生活細節和私人信件的內容，其中就有對卓別林和烏娜（塞林格前女友，后嫁給卓別林）的黑化和攻擊。他在這場官司中付出的代價和受到的傷害一言難盡。1987年，漢米爾頓將傳記換了個新名字《尋找J.D.塞林格》公開出版，傳記不僅沒有實質性改動，還把矛頭指向了塞林格。因把打官司的事補充了進去，竟占據了頭版新聞，銷量翻了數倍。就連《紐約時報》也不無感慨地指出，“塞林格先生還不如讓他們引用他的書信，那也比報復性地使用好?！?/p>

一個對名人隱私有著過度需求的社會無疑是病態的。作家首先是人，是人就有瑕疵。一個真正的讀者了解一個作家最正確的途徑就是閱讀他的作品，而不是挖掘其在人格或人性上的弱點和缺陷，滿足自己的獵奇心理。對超越時代的文化名人，他所處的時代應對其有更多的包容和愛惜，而不應以傳播顯揚名人的聲譽為名，引誘他、利用他、榨取他、糟踐他、毀壞他。不可否認，過度解讀一個文化名人，是一種極不正常的畸形文化需求。作家難免有至暗或邪惡的一面，但陰影遮不住光芒?！暗却祁^從高山絕頂之上移去，然后太陽接著照臨?！保岵烧Z）

讓人深思的是這件官司的后遺癥。有人問漢米爾頓，下一部傳記寫誰，他回答還沒定下來，但“有一點可以確定，那個人至少要死亡一百年，不然不寫”。我相信，很多有隱私意識的名家聽了這話一定會不寒而栗，逝去之人是不會說話的，他們唯有沉默。他們無法爭辯無法說出真相，戈培爾效應會讓傳記作家的文字變成代代相傳的“事實”，傳記作家的想象看似使作家們變得有血有肉、多維立體，但對藝術史和作家們來說貽害無窮。作家們活著時像捍衛生命一樣捍衛的隱私，死后極有可能被歪曲、被誤讀，甚至，被無中生有。

美國作家羅伯特·希納肯伯格寫過一本《偉大作家的秘密生活》，首次披露拜倫、狄更斯、莎士比亞、葉芝、威廉·伯勒斯、劉易斯·卡洛爾、阿加莎·克里斯蒂等知名作家一些“絕對隱私”——莎翁冒充朋友與美女偷情，拜倫癡迷收集情人“隱私物”，狄更斯喜歡訪問太平間和謀殺現場，克里斯蒂患有一種罕見的書寫困難癥……暢銷書作家歐文·華萊士也寫過《名人隱私錄》，揭露名人不為人知的另一面。這些借名人“生蛋”的“廁所文學”屢見不鮮，而天堂里的作家們對這些八卦卻哭笑不得。

“死無對證”也成為一些擅長“消費”名人的“隱私販子”肆無忌憚地虛構和臆造的擋箭牌。他們打著學術的幌子，迎合“窺私癖”的需求，與出版商暗通款曲，創作不負責任的短路文本（虛構文本和真實文本直接混合在一起），達到名利雙收的目的。他們要么編造一些名人軼事，使他們的寫作對象莫名被圣化成教化工具，變身勵志榜樣或道德模范（這在科學家的傳記中很常見）;要么捕風捉影，對名人隱私添枝加葉做饕餮式解讀。很多名人的形象漸漸脫離了歷史真實，成為一種符號化象征或多重人格的例證。即使是一些文學研究機構的專家也不乏“文學狗仔”，他們對作家的創作研究不求甚解，卻熱衷挖掘名人軼事、名人隱私。真正研究文學的人越來越少，研究名人典故和名人傳奇的人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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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倒下，臉埋在肥沃的、辣蓬蓬的麥田松土里——生生不息的土地——回到他母親的子宮里?！?/p>

金黃的麥田中，一個孤獨的靈魂、瘋狂的藝術朝圣者舉起了手槍，槍聲倏然響起，黑色的群鴉劃過低沉的天際。如此凄美的畫面，滿足了大眾對于藝術家的一切幻想。在流傳了一百多年的凡·高故事里，他人生的終幕最具噱頭和傳奇色彩。事實上，關于凡·高死亡的詩意描述來自于傳記作家歐文·斯通根據凡·高生平改編的傳記體小說《渴望生活》（中文版加上了原書并不存在的“凡·高傳”副標題）。傳奇的一幕不過是謊言，想象的畫面源于凡·高去世十幾天前所畫的一張遺作——《麥田群鴉》。

王爾德曾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比被人臧否更糟，那就是不被人臧否。換言之，誰也不會去踢一只“死狗”，只有名人才會被人臧否，而不被臧否是因為還不夠出名。文藝世界里的“傍大款”現象雖是司馬昭之心，但仍有無數人趨之若鶩，仿佛圍著名家打轉自己也就高人一等。文學評論界尤甚，很多評論家對那些活生生的新文學、新出現的文學現象文學新人懶得關注，一味鉆在故紙堆里搜尋名人隱私的一鱗半爪，漸漸失去了評判新事物的能力而渾然不覺，文學研究越來越偶像化、娛樂化。

讀者們長年累月癡迷于名人傳記，那些來自亡者的“新聞”層出不窮。我相信很多讀者未必讀過薩特的《存在與虛無》或波伏娃的《第二性》，但對薩波的契約愛情津津樂道。兩人也許不會料到，他們生前的信件幾乎全部被公之于世，關于兩人情史（包括各自情史）的書不下十幾本，傳記作品（國人翻寫的居多，比如《薩特傳》《波伏娃畫傳》之類;也有美國人寫的《面對面》、法國人寫的《波伏娃·激蕩的一生》之類）更是不斷推陳。在《面對面》里，波伏娃將近三十次哭得差點兒噎死（我嚴重懷疑作者有洞穿歷史的超能力），不知道九泉之下的波伏娃看到如此多的傳記會痛哭多少次呢？

嗅到商機的傳記電影近幾年來大行其道，《凡·高》《弗里達》《埃貢·席勒：死神與少女》《莫扎特傳》《我不在那兒》（鮑勃·迪倫的傳記電影）《卡波特》《王爾德》《莎翁情史》《拯救畢加索》……人們通過電影而不是藝術家的作品來了解這些響亮的人物。對藝術家背后蘊藏著的巨大附加價值的訴求體現了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蘊藏著的價值系統與序列，而“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的質量往往取決于這個民族和這個時代的審美愿望、審美能力和審美水平”。（蘇珊·桑塔格）

大眾對塞林格的狂熱膜拜同樣超出了文學的范疇，熱愛塞林格作品的讀者們本應是文學的守望者，本應守住這個世俗世界的最后一片凈土，然而塞林格的崇拜者們日益擴延的“墮落”需求無疑刺激了“文學狗仔”們。對塞林格來說，世界上比被人臧否更糟的一件事，或許就是隱私被曾經的親密之人反復出賣。

1998年，喬伊斯·梅納德出版回憶錄《在世界之家里（At Home in the World）》（中文版竟然意譯成《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炒作之心昭然），描述了她與塞林格八個月共同生活的若干細節，塞林格被描述成控制欲極強、愛占女孩便宜的冷漠之人。書中說塞林格沉迷于順勢療法，飲食極挑剔，早餐只吃冷凍豌豆，晚餐則是半熟的羊肉漢堡。盡管這只是梅納德的一面之詞，真實性遭到質疑，但讀者還是津津有味地在字里行間窺視揣摩著塞林格，窺探心理的滿足消解了他們對事實真相的探究，塞林格無疑又成了消費品。讓塞林格惱火的事接二連三。1999年6月23日，梅納德把她與塞林格1972年的通信送到拍賣行，十四封信拍出了近二十萬美元。梅納德的逐利之心路人皆知?；乜慈指裰白屘覙奋玟N毀書信的行為，我們就不難理解塞林格彼時的焦慮和擔憂。塞林格不是阿喀琉斯，沒有在冥河水中浸泡過，不可能刀槍不入。英國詩人W.H.奧登在讀英國詩人A.E.豪斯曼書信集時，看到一部分信札已被收信者遺孀燒毀了，因為內容涉及作家的隱私。奧登很贊賞燒毀書信的行為。他認為對一個作家來說，最重要的是作品，而不是作家的生活，尤其是隱私。從尊重人性的角度，我很贊同奧登的觀點。

1976年，《Soho新聞周刊》放言說，作家托馬斯·品欽就是塞林格，此說法流傳很廣的原因之一是品欽也是一個非常講究隱私的人。他與塞林格一樣，對個人生活諱莫如深，尤其反感被別人拍照（塞林格亦然）。第一部長篇出版后即遠離媒體和公眾視線，他早年的照片和檔案亦離奇消失。塞林格的粉絲們附會出很多托馬斯·品欽就是塞林格的證據，逼得品欽數次親自出面澄清?！禨oho新聞周刊》也為造成的混亂道歉。

與J.D.塞林格和托馬斯·品欽一樣，對隱私有著形而上追求的意大利最受歡迎也最神秘的當代匿名作家埃萊娜·費蘭特，也許是吸取了塞林格深陷多場隱私權官司的教訓，也許是仿效塞林格隱居引發的轟動效應，目的是引發未來更大的關注（有人認為不做媒體宣傳本身也是一種宣傳策略，而且這種身份的神秘性給她的作品帶來了一種光環，但前提是作品一定要出類拔萃），抑或只想享受寫作的樂趣壓根不想出名，自1991年發表第一部小說《麻煩的愛》開始，這位署名“埃萊娜·費蘭特”的作家就一直隱匿在大眾視線之外，身份至今成謎，甚至性別也不為人確知。媒體憑借作者2011年到2014年每年一本的頻率出版的四部情節相關的自傳性強烈的小說“那不勒斯四部曲”推測出其女性性別。2015年，埃萊娜·費蘭特被《金融時報》評為“年度女性”。2016年，《時代周刊》將其選入“最具影響力100位藝術家”。早在出版處女作前，費蘭特便就拒絕宣傳一事致信“她”的編輯桑德拉，“如果這本書有些價值，那就足夠了。我不會參加座談會和討論會，如果我受到邀請的話。我不會去領獎，如果我得獎的話。我不會推銷這本書，尤其不會上電視，無論在意大利——應該會有這種需求——還是在國外。我將只通過書寫參與，但我也將盡力把這種參與控制在極小的程度?！?/p>

隨著爆款作品“那不勒斯四部曲”走紅（在全世界賣出五六百萬本），不走捷徑的埃萊娜·費蘭特的真實身份也成了當代意大利文壇的最大謎團。作為極少數知道其真實身份的人之一，費蘭特作品的出版者桑德羅·費里對那些挖空心思要查出費蘭特真實身份的行為感到費解、震驚和惡心。他質疑道：“為什么一定要去打擾一個只想好好寫書、不想出風頭的女作家？”“去一個決心避開公眾的作家錢包里翻來找去，我認為這種做新聞的方法是可恥的?！迸c費里持同樣態度的普利策小說獎得主、美國作家裘帕·拉希莉在給費蘭特的公開信中寫道：“您是一個能夠只通過您的文字與世界溝通的作家，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如果我有同樣的勇氣，我也想用同樣的方式去從事我的文學事業?！?/p>

不容回避的是，拜倫、狄更斯、莎士比亞、塞林格等人的遭遇極有可能在費蘭特身上重演，其現在躲在匿名后無須面對的一切，將來也許會以面目全非的方式供人消遣招人非議。費蘭特的作品大多描述女性生活中那些最為私密的生活，那些作為妻子、情人、女兒和母親最隱晦、最難以講述的事件與情感，小說“揭露隱私”的屬性本身就充滿了話題性，費蘭特未來被過度解讀和挖掘的可能性極大。而到那時，這個不想公開真實身份的作家注定身不由己、百口莫辯。事實上，2016年就有人聲稱通過線人獲得了那不勒斯系列的出版方給安妮塔·拉哈（Anita Raja）女士的匯款記錄，通過對匯款數據、安妮塔·拉哈的消費情況以及拉哈的出生地、工作經歷、女權主義傾向與作品的關系等做了一系列分析，推測出安妮塔·拉哈就是費蘭特。

如今，在大數據時代，要揭開一個人的真面目更是易如反掌。1993年，《紐約客》雜志封面刊登過一幅著名的漫畫，一條黑狗在電腦前敲擊鍵盤，眼神望向椅子邊的另一條花斑狗，配句是“在互聯網上，沒人知道你是一條狗”。然而很快，即使是一只蒼蠅，也很容易被“鍵盤俠”分辨出公母。各類艷照、視頻時不時占據熱搜，文藝作品盜版猖獗，似乎沒人關心隱私權。只要針沒有扎到自己身上，就沒有人感覺到痛?！叭巳狻背闪藷狳c事件中最常見的暴力行為，網民極容易陷入所謂群體正義中。支付寶、微信、美團、網易云音樂等若干網絡平臺近幾年推出的年終總結，已將用戶的私密信息條分縷析，隱私的邊界不斷外延，互聯網看起來比你還了解你自己。新聞類、購物類平臺更會根據大數據挖掘每個人的性別、職業、喜好、性格、消費習慣、消費能力等，從而進行個性化推送，迎合和操縱受眾的思維，使人成為技術的奴隸。手機APP“越軌”獲取的用戶信息，已成為公民個人信息泄露的主要渠道，由此衍生出的龐大“黑灰”產業鏈蓬勃壯大，對個人信息的各種商業利用已遠遠走在了隱私保護前面，這無疑潛藏著巨大的風險。數據顯示，2016年，因數據泄露等原因造成中國網民的經濟損失高達九百一十五億元。在現代社會，公共生活幾乎完全覆蓋了私人空間，任何人在大數據面前都無處躲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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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法國作家羅曼·加里憑借《天根》獲得龔古爾文學獎后，因被盛名（外交官、名作家、戰斗英雄）所累，他渴望隱身成另外一個人。他瞞著世人用Emile Ajar、Fosco Sinibaldi、Shatan Bogat等筆名發表作品。孰料，1975年羅曼以“Emile Ajar”的名字發表的《如此人生》再次榮膺龔古爾獎。他不得不以各種理由拒絕領獎。迄今為止，羅曼是唯一兩度獲得法國龔古爾文學獎的作家。1972年，為了挽救因被美國聯邦調查局（FBI）迫害而患了抑郁癥的前妻——演員珍·茜寶（為報復她對由非裔美國人組織的美國黑人民權團體黑豹黨的支持，FBI監聽珍的電話，收集她的隱私，放假消息給媒體，詆毀她的公眾形象），羅曼力邀她主演自己的電影，試圖將珍從瘋狂的邊緣拉回，未料這部電影仍遭到公眾的口誅筆伐。羅曼對輿論的無恥、社會的冷酷感到心灰意冷。1974年，羅曼以Emile Ajar的筆名發表了作品《大親熱》。主人公庫森每天上下班，穿戴與他人相似的帽子、外套、西褲。努力與周圍協調，“把自己藏起來”，已然成為人們的生存策略。不經意間，人被客體化，存在感淡化，愛的情感稀缺。具有尖銳性、排他性的個人感受難覓蹤影。羅曼想要通過匿名寫作重塑自我、延續精神世界的愿望卻導致了悲劇結局。公眾不遺余力地想挖掘出Ajar到底是誰。不允許人喘息，將人慢慢壓垮的孤獨感席卷了羅曼。1980年，在珍·茜寶自殺一年以后，同樣患了抑郁癥的羅曼在巴黎的寓所飲彈自盡。他最終沒能拯救珍，也沒能拯救自己。

沒有翅膀的鳥兒，不理解自由有何用。歷史上，作家們曾有過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隨時有喪命之虞的時代，而在如今開放自由隱私保護卻并不健全的現代社會，作家本應有的“隱藏自己”寫作的自由，不被抄襲盜版所困擾的自由，免于隱私被泄露帶來的恐懼的自由，仍然通通成了奢望。偵探小說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在1934年到1949年曾以瑪麗·韋斯特馬克斯之名創作了六部非偵探小說，她的想象力打開了另一扇讓她感到快樂的花園之門。但文學狗仔們還是千方百計曝光了她的真實身份。她就此關閉了她最為隱秘和寶貴的那扇另類想象之門。美國作家艾麗斯·謝爾登曾以詹姆斯·提普垂這個男性化筆名創作了十年的科幻小說。這個假名字假身份給她帶來了性別倒錯的自由感以及豐富的想象力和活躍的創造力。20世紀70年代末期，隱私挖掘者們挖出了謝爾登的真實性別和身份。謝爾登感覺自己身上最重要的一部分被殺死了，她再也無法馳騁她的想象之心，她向一個朋友承認，“內在的門關閉了”。1987年，她朝睡夢中的丈夫開槍，然后自殺。

被譽為拉美藝術界女版“教父”的艾瑪·雷耶斯是一個從小就被遺棄的私生女，生就一雙洞察人性和周遭世界的眼睛。十九歲時，目不識丁的她終于逃出了修道院。1949年，她在塞納河左岸舉行個人畫展。最后一位參觀者姍姍走出展廳后，留下了他已為世人熟悉的簽名——畢加索。雷耶斯與塞林格一樣喜歡寫信，一生中寫過幾百封信。她天生會說故事，又有在與世隔絕的環境中練就的豐富想象力，她將在生活中挨過的無數耳光化成了信中一個個精彩的故事，有幸收到她書信的朋友都如獲至寶。愛畫自畫像的弗里達、文青偶像薩特和著名導演帕索里尼都是她一生的摯友。她其中一位朋友哥倫比亞學者赫曼·阿西涅加斯對好友的文筆嘆服不已，不惜打破守密誓約，把這些私密信件給馬爾克斯看，馬爾克斯驚為天作，激動地打電話給她，鼓勵她一定要把書信結集成書，并繼續創作。雷耶斯卻大發雷霆，憤而拒絕，停筆二十多年。朋友的出賣深深傷害了她，更重要的是她覺得隱私受到了侵犯。臨終前，雷耶斯終于同意將書信出版，將所得全部捐給哥倫比亞一家慈善機構，幫助那些和她童年一樣匱乏的孩子。

隱私權是一種基本的人格權利已成為社會共識，受法律保護。隱私權也是一個人完整人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失去了隱私權，人格就不再完整，精神損害難以預料?！霸谝粋€共同體中，個人之事就是全體之事，是每個人都有權知道的”（彼得·蓋伊語）這種舊觀念已然翻篇，“在洶涌人潮中保有隱私是城市生活的標志”（簡·雅各布語）才是現代世界的理念。我倒是想將簡·雅各布的話修改為“在洶涌人潮中保有隱私是文明的標志”。然而，身處這樣一個時代，生活中完全拒絕讓渡任何個人信息也是不可想象的，隱私與生活便利、隱私與公眾知情權、隱私與文學遺產之間又充滿矛盾，如何平衡隱私與諸要素之間的關系，讓隱私保護跟上大數據時代，大部分人還缺乏足夠的經驗、意識、能力和智慧，只有公共管理部門介入，并通過具體而細致的制度建設，才能在某種程度上平衡這些矛盾，讓信息交換過程變得更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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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27日，九十一歲的塞林格逝世。不幸的是，與塞林格相關的一切再次成為熱點，道聽途說的消息肆意流傳。一些他生前從未公開的照片一下子涌了出來，關于塞林格的紀錄片和電影也紛紛出爐，塞林格的短篇小說也通過非法渠道冒了出來。而這些都是活著的塞林格最不能容忍的。但現在，天堂里的塞林格束手無策。半個世紀以來被壓制的崇拜之情以塞林格最不能接受的方式宣泄了出來。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去世并非沒有積極影響。人們掀起了新一輪閱讀塞林格作品的熱潮，購書網站不僅售出了庫存的所有《守望者》，塞林格的其他作品也全部脫銷。這倒是塞林格一直以來希望的，他希望人們關注他的作品而不是他本人。

每個人心中似乎都有一片荒蕪的幽暗之地，留給那個陌生又寂寞的自我。我們追逐光明，也追逐黑暗。我們非議別人，也被別人非議，甚而我們也將非議我們自己。在我最喜歡的塞林格的短篇小說《獻給愛斯美的故事——懷著愛與凄楚》中，那個叫查爾斯的小男孩總愛說一個謎語：“猜猜看，一堵墻對另一堵墻說了什么？”答案是：“在拐角處見?！?/p>

責編：梁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