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故鄉記憶的兩種方式（評論）

李珍妮

故鄉是人生的坐標原點，是每個人出發的地方。作家的生命、思想、品性都與故鄉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很多作家終生的創作都以故鄉作為依托。熊育群是一個對世界充滿好奇的作家，西藏、歐洲、非洲等地都曾留下過他的足跡。然而，他的兩部長篇小說《連爾居》和《己卯年雨雪》卻不約而同地選擇回到故鄉，以湖南汨羅作為書寫對象。熊育群曾說：“現在與從前的故鄉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了”①，城市化進程帶來了鄉村物質條件的豐富，也不可避免地導致很多原始村莊的衰敗。

當記憶中的“鄉”已不再時，一代人的鄉情鄉緣無從依附。隨著時間的推移，“故鄉”反而愈發施展自身的魅力，在每個人的回憶中不斷重建。在人們的回望與追溯中，“故鄉”的意義被建立起來，作家們也借由文字實現了精神上的“還鄉”。從創作意圖上來說，兩部小說均是熊育群的“抵抗遺忘”②之作，作家通過對童年經驗與戰爭經歷的重構抵抗當下社會對鄉村歷史的遺忘。在故鄉記憶的重構中，兩部小說分別指向兩個問題：“什么是我們不愿遺忘的？”“什么是我們不能遺忘的？”

一、一個故鄉，兩種記憶

從《連爾居》到《己卯年雨雪》，兩部小說為我們呈現了同一片土地上兩種截然不同的記憶。

《連爾居》從少年“我”的視角回憶了20世紀70年代鄉村的變遷。一個相對閉塞的農場構成了“回憶的空間框架”③，在這個框架內部，一切都按照最原始的樣貌被保存了下來。這里有從歷史深處流淌而來的汨羅江，有關系著村莊命脈的老樟樹，有單純到近乎愚昧的村民。在這里，孩童們任性嬉戲，青蛙白鷺自由生長。對連爾居往事的追憶重現了70年代鄉村特有的珍貴。生活在連爾居內部的人們保留著原始的本真狀態，物質尚未成為他們追求的重要目標，每一個個體都擁有獨特的個性，或追求自由，或充滿好奇，或愛慕虛榮，一切皆出自人的天性。有關連爾居的記憶并未因拓荒建村、“大躍進”“文革”等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而顯得宏大壯闊，連爾居始終是瑣碎的、實在的，是自然原始的村莊和生活在其中的連爾居人共同奏響的浪漫樂章。

《己卯年雨雪》的創作源于一段近乎空白的歷史。熊育群發現僅僅過了20多年，空前絕后的“營田慘案”竟被掩埋得毫無蹤跡。異常的集體“失憶”和身為作家的自覺讓他鉆進歷史，挖掘這段慘痛回憶，進而修復歷史的殘缺。小說一改以往抗戰題材小說從中國立場出發的書寫范式，以中日兩對戀人的視角講述了1939年營田慘案的發生。通過對他們戰爭經歷的追蹤，作家試圖修正中國人對中日戰爭的集體記憶，帶領讀者重新認識長久以來從情感上仇恨、敵視的日本。同時，作家將對日本人的刻畫聚焦在與中國家庭的互動中，通過焦點的置換重構了以往片面化、臉譜化的日本人形象。在打開這場劫難的同時，作家超越以往的眼光，開創性地揭開戰爭的其他面，完成了對營田慘案的重新闡釋。

創作上，兩部小說實現了較為明顯的轉變。第一，表現在從個體記憶到集體記憶的轉變。哈布瓦赫認為，個體記憶僅僅是集體記憶的一個“視角”，“集體記憶并非個體記憶的總和，而是構成了生活在特定社會或集體的個體進行回憶時依據的基礎和進行調整的坐標”。④在記憶理論中，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是密不可分的，然而不同的表現內容和主題決定了兩部小說在記憶主體的選擇上各有側重?！哆B爾居》集中呈現了個人的成長記憶，而《己卯年雨雪》主要呈現了一段集體的苦難記憶?！哆B爾居》以少年個人的成長經驗為基礎，小說中很多情節源自作者真實的生命體驗。孩童時期的一個舊夢成為打開連爾居記憶的入口，十幾年后，“我”帶著彷徨與未知奔赴未來的人生，逐漸成為故鄉的“局外人”。由于身份、年齡等諸多要素的限制，關于連爾居的記憶具有強烈的個人色彩。在“我”眼中，家就是故鄉的中心，故鄉的一切都以此為圓心，“我”的活動范圍為故鄉劃定了明確的邊界。在“我”的個人記憶里，所有參與一代人集體記憶建構的重要歷史事件同樣不可缺席，但于“我”而言，這些并未直接參與的事件只是個人成長中的背景?！哆B爾居》最富魅力的部分也正來自鮮活生動的童年經驗與記憶，來自幼時的懵懂無知，在神話般的土地上與萬物共生、不去為事物建構復雜意義的純粹生命狀態。

不似《連爾居》中對個體記憶的調取，《己卯年雨雪》書寫的是一段無法抹去的集體記憶。對這場民族血淚的述說牽扯著無數個體的記憶，其中，既涉及了被侵害的中國人民，也牽扯了日本軍人及普通人民?！盃I田慘案”對于熊育群而言完全是非親歷的歷史事件，為了更全面、客觀地了解這段歷史，他調查走訪了上百位戰爭親歷者，查找大量史料，甚至親赴日本，想要從侵華日軍身上得到更多歷史細節。從小說文本的呈現來看，《己卯年雨雪》主要通過祝奕典、左坤葦、武田修宏和千鶴子四人的視角出發再現了這段民族的苦難記憶。事實上，四段回憶的背后是無數破碎的個體記憶，每一個人物背后都站著一個群體。營田慘案絕不該僅僅存活于少數人的個體記憶中，對中國而言，它事關無數被殘害的百姓與犧牲的戰士，是整個民族的一次集體創傷，對日本來說，戰爭的欺騙性、殘暴行為的發生乃至對普通家庭的傷害等歷史真相同樣需要被揭開。熊育群通過采集、整理，將無數碎片化的記憶放置在集體的框架中，實現了對這段戰爭記憶的重新建構。作品中，將虛構的人物與準確、真實的歷史細節精妙地結合，有代表性地呈現了集體歷史中的共性部分，也是因此，《己卯年雨雪》作為一部抗日戰爭小說能夠首次突破日本的“文藝禁區”，在日本翻譯出版。

第二，表現在由個人情感向民族國家情感的轉變?！哆B爾居》中呈現了兩個空間。一個是少年的“我”眼中的農場，“我”以第一人稱視角講述少年成長的故事，通過兒童的眼光發現被忽視的鄉村之“趣”，挖掘無法被貧窮掩蓋的魅力。另一個是成年后作為異鄉人的“我”眼中的故鄉，時隔多年，再看故鄉的變遷，更能看到被多方力量攻擊之下的鄉村之“悲”，更能看清故鄉的衰敗，以及那些自我之外壓抑和不安的生命。不論處于哪個空間，對于連爾居故事的講述始終浸染在“我”的個人情感中，少年的情感是豐沛細膩的，“我”至今能回憶起瞞著大人挖地洞時的緊張、初次走出連爾居遠行時的新奇感動、看著木匠刻字時的崇拜著迷，“我”深知自己的個性“敏感、自卑、脆弱、獨立、多愁善感，卻又倔強、自我、頑固、孤獨、自尊”，與生俱來的性情讓我在回憶很多童年往事時都帶著自我獨特的情緒和溫度。這些情感在成年后更多了一份隱忍的悲哀，《連爾居·后記》中突出表現了這種變化，作家在這里簡要交代了連爾居后續的重大事件，此時再也不見幼時那種日子慢慢走的狀態，仿佛隨著年歲增長，連時間的流逝都在加快。作為一部回憶式的作品，少年“我”行走在故鄉的記憶中，中年“我”則站在故鄉的記憶之外審視著這段記憶。少年的樂伴隨著成年人的悲，兩種情感相互纏繞，滲透在《連爾居》的字里行間。

如果說《連爾居》滲透著個人之悲，那么《己卯年雨雪》則承載著民族之痛。個人的情感到了《己卯年雨雪》中，成長為對同胞苦難、民族危亡的深切體會。小說中并非缺乏對個人情感的表現，相反，《己卯年雨雪》相當重視個人的情感，不過，重視個人情感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更有力地表達民族、國家情感?！盃I田慘案”撕扯著整個民族尤其是營田人記憶中最悲痛的部分，這次浩劫卻從未得到全面的記錄。在這部小說中，熊育群重新建構了這場戰爭，民族主義的立場不再是以往抗戰小說中對日軍暴行的揭發控訴和對民族血淚的表達，而是拋開個人情感中的仇恨和憤怒，帶領讀者看到真實的“敵國”，是以成熟的態度引導整個民族達成自我和解。作家深知，兩對戀人之間救贖與被救贖的故事僅僅作為邊緣的戰場存在，在不遠處的村莊，喪心病狂的屠殺令人窒息。他謹慎地避開人道主義敘事的陷阱，始終自覺且堅定地站在民族國家的立場上，通過對武田修宏等人心理的追蹤，細膩具體地揭示出日軍在戰爭中的殘暴行為。具有感染力和震撼力的場景，使民族情感得到了更真切的表達。

在熊育群的筆下，“故鄉”是魔幻綺麗的農場，它帶著青草的氣息，也歷經苦難，浸染著血液的鮮紅。在兩部小說中，作家通過對童年和戰爭的書寫重建了故鄉同一片土壤下兩段不同的歷史階段，將目標從“我”個人的故鄉記憶延伸到歷史深處。在兩段記憶的重建中，《連爾居》用深情演繹著少年為故土的“招魂”，《己卯年雨雪》則代表了后輩對民族苦難記憶的有力承擔。

二、敘事藝術

為了呈現兩種不同的記憶，作家在藝術表現上也有所不同。

這種差別一方面表現在敘事時間與空間的安排上?！哆B爾居》以敘事主體“我”的成長過程為依托，對連爾居故事的講述基本遵循線性時間，脈絡清晰。故事開始于“我”7歲，一直持續到17歲上大學，伴隨著“我”的離鄉，連爾居的故事也不得不終止?？臻g上，也基本局限在村莊內部，以屈原農場為中心，幼時的“遠行”看似打開了連爾居之外的世界，事實上，遠行之處“它是異鄉，多少年后，它也是故鄉”，在如今看來，依舊是同樣的村莊、樹木和道路，依舊是可以稱之為故鄉的地方。連爾居的十年變遷就發生在這段有序的時間和限定的空間里，“我”的舊夢、外鄉人的到來、惜天二爹出門遠行、大魚的故事、湛木青和玉娥的故事，一個個情節如卷軸般緩緩打開。這樣的效果源自作家童年經驗與記憶的深刻性，《連爾居》傾注著熊育群對童年時光全部的眷戀，在他的回憶里，連爾居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都是精準和熟悉的，每一個連爾居人都是具體生動的。

平穩的時空秩序到了《己卯年雨雪》中，遭到了全面的顛覆。在這部作品中，熊育群打破了線性敘事，現實時間不斷被夢境和閃回的記憶打斷。這些交替推進的片段同時打開了更廣闊的敘述空間，實現了空間上在中國和日本間的反復切換。時間與空間的斷裂，既將故事填充得更為完整，戰爭的真相、普通民眾的處境以及武田修宏夫婦、祝奕典夫婦迥異環境下的愛情故事都在這些裂隙中伸展開來，同時，文本上的斷裂也暗示了戰爭帶來的破碎和失序。戰爭中，兩對戀人艱難的生存處境與往日單純爛漫的生活狀態構成了鮮明的對比，戰火對普通家庭的毀滅性不言而喻。除此以外，對過往生活的破碎回憶還交代出祝奕典與王旻如的情感糾葛、武田千鶴子深深喜愛著漢民族文化等關鍵信息，也只有這樣，祝奕典在面對日本女人時的延宕行為、千鶴子能快速接受“支那人”融入中國家庭這些反常行為才具備充足的合理性。在這點上，也能看到作家有意在混亂的戰爭中開辟一個有序空間的努力，表面看來混亂的戰爭敘述中自有一套戰爭的邏輯在。

另一方面，《連爾居》展現了一種融合的藝術，《己卯年雨雪》則展現了一種對抗的藝術。根據熊育群的說法，連爾居“幾乎是一個理想的模型——人類在大地上最原始本真的生存狀態。它讓人回到了人類童年的狀態”⑤。即便是在物質匱乏、政治事件頻發的年代，連爾居人也始終繼續著最普通的瑣碎日常，生老病死、男女婚嫁，如同以往任何一個時代一樣安靜生活。首先，在一派祥和的表象下，《連爾居》展現了對苦難的融合。連爾居畢竟不是理想的桃源，它像任何一個村莊一樣經受磨難，風平浪靜的外表下藏匿著民族苦痛和個人隱傷?，F代文明的入侵沖擊著他們的生活、村支書侵占少女、右派分子黃石安、地主胡茂欽等悲劇性事件和人物同樣是連爾居內部不容忽視的重要部分。只是連爾居人善良悲憫的本能與崇尚自由、不遵教化的天性使他們將大部分苦難自我消解了。恬靜美好的鄉村生活畫卷更是具有吞并一切的力量，掩蓋了存在于其中的粗糙鄙陋。同時，《連爾居》將虛幻與現實融合得恰到好處。小說中的很多情節極富魔幻色彩，神秘的預言、巫術、幻象始終伴隨著連爾居人的日常，然而熊育群并未將連爾居打造成另一個“馬孔多”小鎮，在他眼中，現實鄉村本身就包含了魔幻的成分，這種反映正是對現實主義的堅守。最終呈現的《連爾居》是渾圓和諧的，苦難的存在賦予它厚重，虛幻的書寫又使這片汨羅大地獨具特色。

《己卯年雨雪》則在多重的對抗中實現了藝術上的平衡。戰爭題材注定充斥著矛盾和沖突，除了最明顯的中國與日本、正義與非正義的對抗外，這部小說還涵蓋了生存與死亡、希望與絕望、理性與沖動、罪惡與救贖等多方矛盾。在戰爭的復雜機制下，人類在愛與恨、善與惡中實現艱難的撕扯、游移和轉化。小說中，幾乎每一個主要人物都是充滿矛盾的個體，他們充分地展示了在戰火之中，想要做一個純粹的“人”有多難。戰爭為祝奕典加上“抗戰英雄”的名頭，為千鶴子扣上“日本女人”的帽子，武田修宏背負著“圣戰”之名來到中國，明確的使命催促他們殺敵、復仇，作為“人”的本能和天性又抑制著他們的行動。因此，我們看到祝奕典面對千鶴子時遲遲無法動手的猶疑，千鶴子被救后在復仇和報恩之間掙扎的痛苦，甚至是作為軍人的武田修宏，在戰場上也天然地抗拒著殺人。在戰爭的邏輯中，他們喪失了應有的理智，而作為人，他們卻在一次次掙扎反抗中，艱難地守持著自身的理性。正是這樣的內在對抗，才將一個個豐富立體的人物豎立在讀者眼前。除了人的自我沖突，人與人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同樣處于復雜的對抗關系中，整部作品在從個人到民族、從內在到外在的多重矛盾與對抗中指向唯一的目標——和平。

兩部作品在藝術上也有共同之處。對日常之美的重視與挖掘是兩部小說都著意表現的。在投入小說創作以前，熊育群在詩歌、散文領域已頗有成就，談及散文創作時，他曾說，“詩意是任何文學體裁都在追求的最高境界”⑥。在小說的創作上，熊育群同樣堅持著這樣的原則，一直以詩人的方式認識并表現著世界。這也造成了兩部作品中，雖然都包含著不同程度的苦難，但在悲情中始終有著對美的執著。例如，《連爾居》中，為了更加形象地突顯鄉村之美，作家調動了多個感官，眼、耳、口、鼻的記憶統統被喚醒，“風全被花香染過了，清新香甜之氣，醒人頭腦，讓人難以入眠。各種植物以他們特有的香氣在空中飄移，像伸長舌頭的狗，走一走，停一停，風是他們的腳?！敝T如此類的描繪不勝枚舉，在連爾居，任何樸素平常的事物在作家筆下都被賦予了獨特靈氣。到了《己卯年雨雪》中，縱然村莊中槍聲回蕩，洞庭湖的秋景卻儼然一片人間仙境，“無垠的蘆葦在秋風中搖擺，蘆花飛舞，清澈的江水倒映藍天，魚群嬉戲水中就如鳥兒翱翔天空?！被闹拗?，長時間的相處使左坤葦和千鶴子親如姐妹，她們互相交流烹飪技藝、嘗試不同的口味、一起做同一種食物讓人點評、學習對方的生活習慣和禮儀，一個日本女人完全融入中國的鄉村中，宛如一家人的溫情場面帶來戰爭之中的別樣感動。

此外，兩部作品都具備一種道家的精神氣質，集中表現在作品中生態意識和生命意識的張揚。莊子在《齊物論》中提出“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觀點，主張人與自然萬物平等的自然觀。這樣的觀點在兩部作品中都得到了完整的體現。連爾居的春天是一派自然和諧的景致，人類與萬物一樣平等的共享著鄉村，動物、植物都擁有自由生長的權利，“各種冬眠的動物都出來了，很多動物我們秋冬兩季都沒有見過了，蛇、青蛙、瘌頭蛤蟆，還有燕子、白鷺、杜鵑、黃鸝，我們都久違了！”《己卯年雨雪》中，左太乙和鳥的相處更是呈現了理想的自然狀態，在左太乙的口中，熟悉的鳥兒都有屬于自己的名字，麻羽、雪羽、長腳仙、野漢子，他視它們如孩子一般，鳥兒們“親昵地圍著左太乙轉，抬起長長的喙，發出興奮的叫聲。左太乙喂給它們小魚小蝦，輕輕梳理它們潔白的羽毛”。正是這樣對生命的平等意識決定了連爾居人以悲憫之心對待“右派分子”，在他們被批斗時喂水送飯，善待外來的陌生人。左太乙保護女兒自由活潑的天性，他們一家為求清凈遠離村莊，安全自在的生活被打破時，不因千鶴子的日本人身份而心存芥蒂，發自內心地接納這個特殊的客人。

對日常之美的挖掘與道家精神氣質的參與固然與作家的身份有著密切關系，也來自童年記憶為《連爾居》加上的浪漫濾鏡，游子的身份不自覺地篩選保留了故鄉中美好的部分。到了《己卯年雨雪》里，如詩如畫的荒洲之美則兼具了對極度殘忍的平衡，自然風光的刻畫使小說避免墮入仇恨和悲傷的深淵。在緊張的戰爭之中，洞庭風光與日常溫情如一道撕開的縫隙，讓人在極度壓抑之中有了喘息的機會。

三、故鄉記憶書寫的文學價值與現實意義

故鄉不僅培養了熊育群獨特的氣質，同時，為他提供了豐富的創作資源，通過進入故鄉的歷史，作家打破了時空的屏障，展現了不愿遺忘的鄉村往事與不能遺忘的民族劫難。在故鄉記憶的重建中，兩部小說分別實現了不同程度的突破。

首先，《連爾居》對童年記憶的書寫在同輩作家中別具一格?！?0年代出生作家”在創作中不乏書寫童年經驗的作品，對他們來說，“文革”這樣的特殊歷史時期給他們帶來了不同于上一代的童年記憶，他們“往往守住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生活記憶作為心靈的棲所”⑦。 童年和少年記憶也是蘇童、余華等人的重要創作資源，他們對童年經歷始終保持著高度的敘事熱情。不同的是，在“60年代出生作家”大都充斥著暴力、血腥與邊緣化兒童視角敘述中，《連爾居》采取了一種誠摯的、單純的態度，從男孩懵懂天真的視角觀察那個宏大沉重的時代，還原了一段相對輕松有序的歲月。在成年人們忙于“雙搶”“革命”“斗爭”的年月里，20世紀70年代鄉村最動人的部分反倒是在兒童的記憶中被捕捉記錄下來。

同時，《連爾居》在個人悲憫中兼具對現實清醒的思考。作為一部書寫故鄉變遷的作品，小說并未因人事變遷陷入“鄉愁”的情緒中，反而始終在理性的思考下保持克制的悲憫。一方面，作家站在當下的立場上審視歷史進程中的那些被碾壓的生命，這份悲憫源自對生命苦難越發清晰的認知?！哆B爾居》是孩童視角下自由自在、率性而為的村莊史，也是村莊中一部分群體被扭曲、被改寫的命運史。若干年后，當“我”再度返鄉，迎面遇到曾經的地主胡茂欽時，才認識到幾十年來他承受了怎樣一段隱忍的生活。只是在當時，年幼的“我”不諳世事，對于“身邊人的悲劇總是渾然不覺”⑧。另一方面，進入故鄉的記憶也讓作家能夠從歷史的角度思考當下社會的困境。連爾居經歷了現代物質文明的侵入過程，現代化器物直接地沖擊著他們原本的生活狀態。即便大部分人都接納了現代化機器的進入，還是有一部分人看到了這種傷害。原始鄉村特有的價值在這個過程中被不斷剝奪，同時，人的價值和主體性也受到傷害。傳統手工業者的成就感被批量生產的工廠剝奪，機器耕田引得惜天二爹感慨“人會越來越冇得用了。有用的是少數人，他們會越來越高級，好多人都冇得卵用了！”樸素的話語里道出了時代的重要危機。如果說《連爾居》中呈現了物質文明進入鄉村的初期階段，機器正開始取代人類的勞動，那么當下的社會中，隨著物質文明的全方位滲透，技術已經從改變人類生活逐漸過渡到改變人自身，人的異化是人類社會向前發展必然面臨并急需解決的重要問題。

其次，《連爾居》絕非對童年記憶與鄉村往事的簡單追憶，在熊育群的筆下，《連爾居》背后是一個廣闊的意義空間。如前文提到的，作家絲毫不避諱對神秘事物的書寫，小說開場，童年回憶就籠罩在一種神秘的氛圍中，即便孩童們之間的游戲很快吸引人的目光，但神秘的疑云始終沒有消散。隨著情節的發展，有著陰陽眼的青華、能夠作法招魂的玉清娭毑依次出場。奇異的自然景象也自然地融入鄉村日常，如“能迷神”的老樟樹、汨羅江里七百多斤的大魚，它們帶著魔幻的力量溝通前世與今生、夢境與現實。完整地閱讀完《連爾居》會發現，許多神秘的事物只是以特殊的方式指涉著歷史和現實，例如，旱田改稻田時挖出尸骨，整個村子做了同樣的夢，這場夢即“營田慘案”的噩夢。除了對神秘事物的書寫，湘楚文化同樣是《連爾居》重要的文化內核。連爾居是莊子曾癡迷的楚地，這片土地上的人曾“放浪形骸”“縱情山水”，過著理想的生活。連爾居人率性自由的天性，對生活、對生命的態度都受到文化傳統的影響。湛木青和玉娥的感情遭到雙方父母的強烈反對，白發叢生的兩人可謂嘗盡人間冷暖，最終還是在連爾居得到接納，獲得難得的慰藉。巫鬼文化在民間具有極強的生命力，小說中作家精細還原了為亡人做道場的細節，湛木青口中吟唱的《招魂歌》《萬空歌》等反映了楚人對時光、生命、死亡的思考。熊育群曾說過，“《連爾居》一旦面世，它的內涵、意蘊一定超過我所能說出來的”⑨，《連爾居》的背后是尚待破譯的文學和文化空間，等待著讀者以不同的生命體驗去開啟和挖掘。

《己卯年雨雪》是一部對歷史和生命極度真誠的作品。在這部小說中，“營田慘案”首次作為歷史事件進入文學創作領域，既作為對逝去英靈的祭奠，又承擔著新的使命，在苦難記憶中探索當下社會的困境與出路，帶領后輩走出長期以來作為被侵略國的仇恨和悲痛。最重要的是，《己卯年雨雪》突破了以往戰爭題材小說的寫作模式，真正實現了從個人角度出發對集體記憶的建構。

第一，小說修正了以往戰爭小說中對個人關注不夠的問題。作為一部戰爭小說，《己卯年雨雪》鮮少對戰場戰況的正面描寫，也放棄了對英雄人物的塑造，反而集中描寫戰爭中的普通百姓，關注戰爭狀態下人的處境。小說中著力刻畫的幾個人物都是被動參與戰爭的普通人，他們沒有明確的家國意識，因為種種原因卷入戰爭之中。以祝奕典為例，被視為傳奇人物、名震天下的他，首次殺日本人完全是出于意外，殺人后的他也像常人一樣經受著對災難的恐懼，加入幫會對抗日本人依然是身不由己做出的決定。成為抗日英雄后，他丟掉了膽怯，卻不得不放棄正常人的生活，承受命運的無法掌控。巧合之下救了日本女人卻因此被判10年監禁，令人唏噓。小說清晰地呈現了一個普通年輕人如何在不知不覺中被戰爭推向悲劇。戰爭的暴虐既是鋪天蓋地的殺戮，也是對無數普通生命悄無聲息地改寫?！都好暧暄烦晒﹃P注了戰場之外的普通人在生活、愛情全面被傷害時的無助與絕望。

第二，小說在個體人物的塑造中實現了對集體記憶的重新建構?！都好暧暄穾缀跏强咳宋镏纹饋淼囊徊孔髌?，人物的日記、回憶、夢境、囈語推動了大部分的情節，更填補了以往戰爭題材小說缺失的重要部分。特別表現在對武田修宏夫婦的塑造上。戰爭的發起、日本軍國主義的欺騙性以及部分日本軍人的覺醒都是在對這對夫婦心理追蹤的過程中實現的。在以千鶴子為代表的日本民眾心中，日本軍人是一群遠離故鄉、為了天皇和家族效力的戰士，電影畫面傳遞出“支那人都很愛日本”“支那孩子學習日文”“支那老百姓揮舞日本旗”的虛假信息。然而，中國之行顛覆了千鶴子對戰爭的認知，國內對戰爭的美化與她眼前的殘酷血腥嚴重不符，這讓她開始思考“究竟哪里出了問題？這真的是‘圣戰嗎？”同樣，作為殺人機器的武田修宏也是被欺騙、被蒙蔽的受害者，他震驚地發現自己曾深信不疑的大亞細亞主義在中國竟只剩下“殺人”兩個字。部隊的過往暴行讓他遭受精神上的折磨，“經常陷入噩夢，看到滾落的人頭，噴向天空的血，魑魅魍魎蠢動的藍黑色暗影，泣血的呼號……”越來越多的日本士兵在異國他鄉醒悟過來，認清了戰爭的本質，“大亞細亞主義明顯是被人利用了，或者它本來就是一場騙局。大亞細亞主義變成了帝國主義，它是反帝國主義的帝國主義”。

最后，對個人的關注為戰爭書寫增添了立體感、真實感，身體與情感的在場是體驗和表現戰爭的最直接依據，對個體本能反應的重視使戰爭成為活的集體記憶。小說中，通過人物之眼揭示戰爭的慘烈，透過人物之心感受到同胞的逝去，人物的生理、心理狀態更徹底、直接地還原了戰爭現場。種種慘況因身體的介入更為直觀，例如，日軍在徐州站臺殺害中國傷員的場面讓千鶴子深受刺激，“此起彼伏的慘叫聲，如簾的鮮血飄落車窗，路基鐵軌瞬間染得猩紅……”王旻如被殘忍虐殺后，祝奕典對日本人的恨意達到了極致，這一事件直接影響了祝奕典的行動，抱著王旻如的尸體，他“胸腔內全身都被怒火點燃，他一次次要沖出去殺日本人”，甚至憤怒地吼出“日本梁子，老子操你祖宗八代”！意識到旻如徹底離開，他再也無法欺騙自己時，“他突然失去了力氣。心痛得像被人緊緊箍住了。他一趔趄又摔倒在荒坡上?！睂€人身體與情感狀態的重視，攪動著這段記憶，使它始終保持高度的感染力，以鮮活的狀態呈現在讀者眼前。

從內容層面上看，兩部小說面對的都是故鄉的過去，指向身后的歷史。然而，歷史并非固定不變的，特別是在文學中，無論是鄉村還是戰爭都經歷著一次次的重建，以何種方式呈現過去與當下社會的需求密切相關，它是作家與社會共同建構的結果。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兩部作品又是一種面向當下及未來的寫作，對故鄉記憶的書寫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1939年，遍地尸骨、血流成河的營田，30年后悄然變成了生機勃勃的連爾居，自然環境以強大的復原能力掩埋了這片土地上曾發生過的種種。然而，一代人所遭受的精神創傷卻從不會輕易翻過，地下埋葬的尸首永遠提醒著人們銘記這塊土地上曾發生的一切。對過往歷史進行回憶的目的不在于還原兩段歷史，任何一段歷史的建構都基于對當下社會的認識，如何回憶過去關系到我們如何對待現實。兩段歷史也不僅僅是回憶的背景，對歷史的洞察帶有一種沉重的力量組織著人們當下和未來的生存經驗。連爾居是無數個鄉村的代表，名為連爾居的鄉村消逝了，還有另一個“連爾居”在經歷著相似的一切，己卯年過去了，也可能會有下一個“己卯年”重新上演。

如今，抗戰勝利已70余年，名為“連爾居”的鄉村也早已改換了模樣，但人類的物欲依然在日漸膨脹，現代文明導致的弊病與戰爭的威脅依然存在。在營田的土地上，己卯年的悲劇是生與死、血與淚，今天的悲劇則是對過去苦難的一無所知，是后輩們選擇性的集體遺忘。熊育群意圖在故鄉歷史的回望中，找尋一種面對物質文明、面對戰爭的合理態度，引導人們在當下光怪陸離的生活中不迷失，規避可能再度發生的歷史悲劇，這或許就是作家重建記憶的最終意義。

注釋：

① 熊育群：《從〈連爾居〉到〈己卯年雨雪〉》，《華文文學》2018年第4期。

② 楊慶祥：《以書寫抵抗遺忘——〈連爾居〉〈己卯年雨雪〉讀札》，《當代作家評論》2017年第5期。

③[德]揚·阿斯曼：《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金壽福、黃曉晨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1頁。

④ 金壽福：《揚·阿斯曼的文化記憶理論》，《外國語文》2017年第2期。

⑤ 熊育群：《從〈連爾居〉到〈己卯年雨雪〉》，《華文文學》2018年第4期。

⑥ 熊育群：《重塑散文的文學品質（代序）》，《路上的祖先》，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第4頁。

⑦ 郜元寶：《匱乏時代的精神憑吊者——60年代出生作家群印象》，《文學評論》1995年第3期。

⑧ 熊育群：《連爾居·后記》，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350頁。

⑨ 何晶：《熊育群：向真實與魔幻同時靠攏》，《文學報》2013年3月13日。

責編：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