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來的小說（創作談）

我的寫作是從詩歌開始的。寫散文則是我到了廣東工作后開始的。這一轉變緣由我人生軌跡的改變。而寫小說卻是我積累了十多年的主動作為。中篇小說《無巢》是《小說選刊》約稿，約定我寫一個真實發生的故事。長篇小說《連爾居》是受我一篇散文的啟發，在一種沖動之下開始創作?！都好暧暄穭t是遭遇來的小說。

有一天，我在網上無意中發現“長沙會戰”，那時知道它的人非常少。汨羅江防線就是我家門前的河，這仗就在我家門口打的！這讓我非常吃驚。那時，親歷者有的還健在，從他們的口中知道了“營田慘案”。但誰也說不清了，連死傷人數都說法不一。也許還能找到營田慘案的幸存者？于是，我找了一個朋友，他組織起人馬，我們開始了一場長達一年的田野調查。

收集資料與田野調查的過程是對真相的叩問與挖掘，其次是思考與醞釀的過程、發現的過程。隨著調查的深入，我產生了把它寫出來的強烈沖動，但如何寫一個慘案、一場戰爭？作為小說，這是一個寫了幾十年的老題材，很平常。戰爭是我最不熟悉的東西，它離我很遙遠。若不是遇到了自己家鄉如此慘絕人寰的暴行，我不會去寫這個題材。但走近事發現場，特別是親歷者的指認，讓我開始有了切身的感受。

當我寫到五萬字的時候不知道如何往下寫了。這時候才發現寫好這個題材遠沒有這么簡單。我放了很長時間也沒有找到感覺，覺得寫不出來了。這五萬字中有些不錯的內容，丟了可惜，但它又不是一個完整的東西，我便從中挑了一萬字出來，做了一些修改，這便是2006年4月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春天的十二條河流》。想不到這篇文章反響很大，還引起了爭議，說它幾不像。一些人把它當作我散文的代表作。這讓我覺得不能隨便就丟棄了。

我的困難很多，一是不熟悉中華民國時期的生活;二是對抗日戰爭特別是長沙會戰了解十分有限。我把握不了吃不透的東西又如何能夠獨立思考，進而去感受、去發現、去表現？我的立場與情感又如何建立？

隨著相關資料的獲得，一點點的積累，就像搭積木似的，真相似乎在慢慢復原。譬如當年湘陰縣縣長謝寶樹的《守土日記》中發現，那場戰爭每一天發生的事情他揀重要的記錄下來了。我在地攤上找到了《岳陽百年大事記》《岳陽文史》《湘陰文史資料》等舊書，還有收藏的朋友把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寫的《湖南會戰》譯稿等大量資料給了我，一位朋友從一個臺灣將軍那里要到了臺灣“國防部”史政編譯室編印的《國軍抗日戰史專輯》。我又讀陳存仁的《抗戰時代生活史》《銀元時代生活史》《八年抗戰中的國民黨軍隊》《1937年：戰云邊上的獵影》等，感受到了那個時代的生活氣息。

特別是有一天，我在大理的舊書店無意間發現了《湘水瀟瀟——湖南會戰紀實》，在這本書中，我看到了一個日本女人近滕富士之的檔案材料，一個真實的日本人的內心世界令我感嘆，她讓我回到了常識——我們是一樣的人。正是她引出了小說的女主角之一武田千鶴子。

這時候我認識到要寫好這個題材不能缺少日本人，離不開日本人的視角，因為這是兩個國家間的戰爭。而我們這么多年都一直在自己寫自己，日本人幾乎成了一個符號——魔鬼的代稱。寫魔鬼容易，寫人變魔鬼就難了。但只有寫好人變成魔鬼才有啟示意義。中國戰爭題材的小說還不能與世界對話，尋思原因，我們受害者的意識太深，無法超越仇恨，對施害方又缺乏了解的意愿。要說戰爭中的人性，日本士兵更能提供豐富的例證。

日本女人近滕富士之讓我想到，兩對生活在各自國家的戀人，過著彼此相近又不同的生活，上學、戀愛、結婚，日常的起居、禮貌與情誼。本來毫不相干的人走到了一起，彼此產生了深仇大恨，都無法釋懷，七十年過去了，這仇恨的陰影仍然揮之不去，這就是戰爭的邏輯。這是一種民族的仇恨，讓每個人都不能幸免。由此也可以看出人類的不智與理性精神的缺乏，把利益高高置于生命之上，這是一種自我踐踏。我對戰爭的思考由此開始。

第二次創作，有了一對日本戀人。那時我沒想到遇到了更大的挑戰：你如何寫好日本人，尤其是昭和時期的日本人與他們的生活。日本人的視角必定有他們對這場戰爭的理解，他們自己認為的戰爭史與真實歷史的區分，他們如何思考如何行動，他們真實的內心世界……這些牽涉到日本的歷史、地理、文化、國民性、起居生活環境等，寫好了這些，一場真實的立體的中日戰爭是能夠浮現出來的。

這時期我開始看魯思·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小泉八云的《日本與日本人》、內田樹的《日本邊境論》、網野善彥的《日本社會的歷史》、尾藤正英的《日本文化的歷史》、奈良本辰也的《京都流年》、妹尾河童的《窺視工作間》等，看他們拍的電視劇《坂上之云》和眾多電影，讀日本作家田邊圣子的《源氏物語》、川端康成的《雪國》、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柳美里的《聲》等小說。

侵華日軍的戰地日記也開始出現了，大和民族是一個喜歡寫日記的民族，我找到了《東史郎日記》《荻島靜夫日記》，還有太田毅《松山：全軍覆滅戰場的證言》、小熊英二《活著回來的男人》，這些書有的是我從臺灣找到的，有的是朋友惠贈，有的是民間抗戰博物館的高價影印件，它們對我幫助特別大，讓我有如親歷。小說主角之一武田修宏立即獲得了靈魂，他的每一個行為都有了依據，特別是惡行細節我無一虛構，它們全部來自這些日軍日記。

當然，光有書本是遠遠不夠的。我第一次去日本是隨團去的，不到十天。第三次投入寫作，幾乎是推倒重來，大約寫到十四萬字，感覺寫日本人的生活仍然有些無力感，生活的細節仍然缺乏，沒有日本人原型也讓我感覺有些隔，于是我放下寫作，從天津濱海國際寫作營回來，第二次去了日本。

這次自由行將近一月，我不但找到了侵華士兵的家，找到了昭和時期生活的真實環境，還找到了千鶴子的原型，再次投入創作時就順利多了，幾乎是一氣呵成的。

但最后一稿寫得非?？?，反復地修改，估計有二十多遍，一方面是一些地方不太滿意，另一方面恰逢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不斷有新的史料出現，改得自己都想吐了，到后來，只要一打開電腦我就忍不住要去改，都變成習慣了。那年春節去臺灣買了幾本有關的書，我還有修改的沖動?？梢哉f，這是我寫得最苦的一部書，把頭發都寫白了不少。

小說是虛構的藝術，但面對這樣一個巨大又殘酷的事實，我覺得虛構的小說特別沒有力量，尤其是現實生活中的人越來越偏愛非虛構的東西，小說面對現實正在失去它的力量。我嘗試了一條虛構與非虛構結合的路子，那就是細節、大的事件、背景、環境力求真實，但人物與故事可以虛構，人物能夠找到原型的我盡力尋找。我希望讀者可以根據小說內容去與現實世界對應，甚至尋訪小說主人生活與走過的地方。我自己寫作時就沿著小說主人的行動軌跡行走過了。小說因此擁有一股真實的氣息，它能夠對現實發言，就像一個人站到了大地上，它是能夠發力的。

我沒想到這個題材深入下去十分恐怖，承受力差的人可能會被擊倒，寫南京大屠殺的張純如就自殺了。男人可能要堅強一些。我越來越絕望。絕望不是來自那些血腥的場面，而是人性。我從這一場戰爭中看清楚了人性，這種絕望是巨大無邊的，有時一個人忍不住哭泣，全身發冷，非常抑郁。我在進入一個地獄一樣的世界。那么巨大深廣的災難與傷痛讓我哭泣，主人公悲慘的命運讓我哭泣。我明白了以前我們把“希望”這個詞掛在嘴上，是多么輕飄的想法。這個世界希望其實非常渺茫，寫作中，我是因為絕望才去追求希望，人世間沒有希望，人是沒有辦法活下去的，我們必須要制造出希望來。是絕望讓希望顯得珍貴，是絕望催生了希望。

在完成《己卯年雨雪》創作之后，我看世界的眼光也變了，我感到害怕，有一種力量似乎人類還不能控制，這在我小說中追問戰爭災難的責任時，竟然追究得十分困難，跳過了那么多的人，很多人都自我原諒了。正如戰爭機器的發動，有那么多必然與偶然的因素交織成一團，有時讓人辨識真相都很難，如同一千個人來凌遲一個人，到底是誰殺死了他？這其中人性的惡更令人心寒，我時時感覺到寒意，我能理解張純如的自殺。幾千年來，社會變化如此巨大，人性卻一點沒有變化。人類只有自己筑墻自我設限自我警戒，建立重重機制，困住心中的獸性，也許才能夠得救。

我的小說采取了第一人稱視角，因為傷害人最深的莫過于心靈的創傷，第一人稱便于進入人的內心世界。但這個第一人稱有所改變，只是以第一人稱的感覺來寫，因為我還得跳出來，事件成因、背景等更宏觀的世界需要交代。

如果不是見證了親歷者內心的痛苦，如果不是對這場戰爭有新的發現與認識，如果沒有超越，如果找不到好的形式，想要寫好一部小說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寫了漫長的戰爭史，同時也寫了人對于自由世界最高的向往——道家的逍遙。它們恰恰成為人類生存的兩極，既相互對立，又相互消解。中國文人有兩種典型的人生選擇——入世與出世，如同道家陰陽兩極世界，本身內含有對世界的認識與態度。這種人生選擇跟儒與道對應，都擁有自己行為的理論依據。當戰爭來臨，這兩種人生會表現得更加明顯更加極端，更凸顯出儒道兩種本土傳統文化的對比。特別是小說中的左太乙把道家的人生態度推向了一種極致，以此來表達他對人對世界極端的失望心情，這更能表現戰爭的野蠻、生命的荒涼，這是一種生命控訴！在這樣的背景下，他與左太平所代表的儒家相互排斥的人生態度，你會發現都是對的。恰如太極的陰陽世界，是一種對立統一。

千鶴子能夠活下來，正是中華文明儒家與道家文化救了她，儒道在與野蠻對峙時顯現了文明的高度：良知與正義超越了仇恨與冷血的殺戮，人道情懷超越了種族與國界。一場戰爭的勝利絕不僅僅是冷血殺戮的結果，一定有文明感召的力量。

小說寫道家文化，本身也貫穿了道家的精神與風骨，它如云中之笛，有如天籟，這才是生命的境界，是超越生死的大悲咒大悲憫。寫兩個國家兩個民族的大題材，一定要看到文化。這是最初的出發點也是最終的歸宿。也是道家精神讓戰爭小說有了魔幻色彩。

長篇小說《己卯年雨雪》出版三年，目前已有德語、俄語、英語完成翻譯正在出版，簽訂翻譯出版合同的還有意大利、匈牙利、日本等語種。作為抗戰小說引起國際文壇關注算得上非常迅速。國內發行量一路攀升，出現了盜版。德國漢學家、翻譯家郝慕天在翻譯《己卯年雨雪》時說：“我一邊翻譯一邊哭，我翻譯莫言的小說時也曾這樣，熊育群的小說是一樣的，寫得非常非常感人！感覺很深很深！”

作品走出國門是每個作家所追求的。這樣的結果也是我追求的。我首先想到的是要讓日本人看到這場真實的戰爭，讓他們知道真相，所以我一定要寫得客觀。其次，一方面我覺得要有民族性，越是民族的東西越是世界的;另一方面，民族的東西要與世界接軌，要有普適性，要有世界性因素。德國漢學家郝慕天曾問過我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你寫中國那么遙遠的一個小鎮，事情也是很久以前的，憑什么德國人要有興趣？第二個是從她個人角度來說的，她討厭戰爭，連戰爭題材的書她都不感興趣。

這樣的問題對我并不存在?！都好暧暄穼懙氖侨?，是人的悲劇，一對中國戀人與一對日本戀人之間的悲劇。悲劇的后面是戰爭，但戰爭的后面還是人。從人的悲劇反思戰爭、揭示戰爭本質性的東西，這就不只是抗日戰爭，而是所有的戰爭。我寫的雖然是過去的戰爭，著眼的卻是人類還將發生的戰爭，是世界和平。這就跟發生在哪里和什么時候關系不大。兩對戀人間發生的美好愛情，也正是我們今天正在發生的美好愛情，這是人類永恒的主題，不分時間，也不分地域，都以感情之純美而打動人心。

我的回答是請她看兩章。她一邊哭一邊翻譯時，給我打來了電話，情難自抑。

這樣的小說，當年侵華的日本鬼子看了也深為震動。有親歷者給我寫信，說小說真實的情景勾起了當年的記憶，仿佛又回到了那個歲月。有日軍遺孀寫文章，說小說里的武田修宏與她的丈夫神似，仿佛他的靈魂到了這本書中。小林寬澄是當年的侵華日本兵，他被俘參加了八路軍，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的時候，這位日本老八路被中國政府請到了北京，與中國領導人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檢閱中國人民解放軍，隨后，在人民大會堂接受了習近平主席的授勛。他前來參加《己卯年雨雪》故事發生地湖南湘陰的和平祭活動時，已是九十七歲高齡。小說中發生的慘案讓他十分不安，老人不讓人攙扶，一個人爬上長長的臺階，向抗日陣亡將士紀念塔敬禮、鞠躬，他繞著紀念塔，邊走邊哭。在營田慘案百骨塔祭祀會上，他致辭時幾度哽咽。在長沙會戰紀念館，老人獻花、敬禮、鞠躬、下跪……看到紀念館陳列的日本兵用過的東西，他說：“羞羞?！痹谥腥諔馉幚媳?、營田慘案幸存者及后人懇談會上，他跟中國抗戰老兵擁抱，手緊緊地握在一起……老人家不久前在日本去世，那是他最后一次中國之行。這是戰爭雙方士兵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走到一起，共同反省這一場戰爭。

有評論家認為《己卯年雨雪》體現了民族精神上的成熟。所謂精神的成熟，就是不再只是仇恨，而是能夠客觀看待，能夠看到悲劇背后的東西。失去客觀性，不能客觀對待，民族精神就不能稱得上成熟。

責編：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