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倫理視域下的《女勇士》漢譯

付 芬

（邵陽學院 外國語學院，湖南 邵陽422000）

《女勇士》是美國華裔作家湯亭亭的代表作，作品中充滿了大量的中國文化元素，體現了作者對中國文化和美國文化的反思和融合。該書于1976年一出版便在美國引起強烈反響，深受讀者歡迎，并為湯亭亭斬獲諸多文學大獎。在國內，《女勇士》和湯亭亭的其他作品是學界研究美國華裔文學的重點研究對象。相對于其他外國文學，美國華裔文學因對中國文化的再創作而具有特殊性。當融合了美國文化背景和中國文化元素的美國華裔文學被翻譯到中國時，漢譯者面臨著如何保持原著差異性的倫理選擇。本文從翻譯倫理角度對湯亭亭小說《女勇士》漢譯本進行分析，旨在深化對《女勇士》漢譯的研究，探討倫理因素對美國華裔文學漢譯的影響。

一、《女勇士》漢譯研究現狀

自湯亭亭的《女勇士》于1976年出版以來，國內對其作品和譯著的關注雖有三十多年之久，但真正的重視則始于二十一世紀初。從研究內容來說，多集中于文學研究，對作品中譯本的翻譯研究很少。

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國內開始介紹湯亭亭及《女勇士》一書。最早評介湯亭亭的文章是江曉明于1981年發表的《新起的華裔美國作家馬克辛·洪·金斯頓》，該文僅對湯亭亭的生平、《女勇士》和《金山勇士》進行了簡要的介紹和分析。此后，國內對《女勇士》和湯亭亭作品的介紹逐漸增多。特別是1998年《女勇士》一書漢譯本的出版為后期的譯著研究提供了必需的條件和土壤。自二十一世紀起，國內對《女勇士》的研究迅速增長。從目前的研究結果來看，碩士研究生是研究《女勇士》漢譯的主力軍。對該書漢譯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翻譯與回譯（程建梅，2011；華滿元，2011），后殖民翻譯角度（杜濤，2012；唐衛華，2019），以及翻譯倫理與翻譯策略（周文革，范雨竹，2017；周文革、楊琦，2013）

由《女勇士》漢譯本國內研究現狀可看出，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化翻譯和具體翻譯策略或技巧上，少有從翻譯倫理的角度對其進行整體研究的。

二、翻譯倫理概述

無論是作為微觀上的語言轉換行為，還是宏觀上的文化活動，翻譯活動都受到道德倫理標準的制約。翻譯倫理不僅關注譯者倫理，還關注翻譯活動本身的倫理學問題。彭萍［1］（90）在綜合前人對翻譯倫理的定義研究基礎上，將其定義為關于翻譯活動、翻譯理論研究、翻譯批評、翻譯教學等的道德或倫理規范研究。

法國翻譯家安托瓦納·貝爾曼（Antoine Berman）最早提出“翻譯倫理”的概念。安德魯·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將翻譯規范與翻譯倫理聯系起來，認為翻譯倫理要求忠實于原文，強調譯者與委托人之間的信任，要求盡量減少翻譯行為參與方之間的誤解（1997）。他進一步系統地提出了五大倫理模式（2011），即再現的倫理、規范的倫理、交際的倫理、服務的倫理和承諾的倫理。韋努蒂（Venuti）在后現代主義的基礎上，提出翻譯的“差異性倫理”（1992，1995，1998）。國內對翻譯倫理的關注興起于二十一世紀初（呂俊，2001；王大智，2005、2009；楊自儉，2002；張南峰，2004，等等）。部分學者將中國的倫理學融入已有翻譯倫理學研究當中，并結合中國的實際，提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翻譯倫理學理論。劉云虹與許鈞［2］（70-77）指出，尊重他者和差異性是翻譯倫理的基礎與核心，為中國文學的譯介和外國文學的譯入提供了指導原則。

美國華裔文學有著獨特的雙重民族屬性（中國、美國）和跨文化性。正如劉麗艷［3］（155-157）指出的那樣，美國華裔文學的翻譯是跨文化的闡釋，創作過程也是翻譯的過程?？梢哉f在漢譯美國華裔文學時，譯者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處理作品中文化和語言的“差異性”，并做出倫理選擇。

三、《女勇士》漢譯本的翻譯倫理分析

目前為止，《女勇士》共有兩個譯本，李劍波、陸承毅的譯本出版于1998年，發行最早、接受度廣，目前國內對《女勇士》漢譯本的研究都是基于此譯本。第二個譯本由王愛燕翻譯，出版于2018年。本文采用第一個譯本為分析對象，探討翻譯倫理對該譯本的影響。

1.原文本選擇之倫理

原文本的選擇不單是譯者的個人選擇，更多的是中間人，如翻譯發起人、出版商或者贊助商的選擇，或者更高政治層面的原因。因此，“翻譯什么”是一個多方面共同做出的倫理選擇。

毫無疑問，湯亭亭的文學成就和地位，《女勇士》的文學名聲和影響無疑是《女勇士》成為最早被翻譯到中國的美國華裔文學作品之一的重要原因。張子清在《女勇士》漢譯本［4］總序中指出，華裔文學在美國的迅速發展與湯亭亭的文學成就密不可分。因此，在把華裔文學作品介紹給中國讀者時，選擇《女勇士》也是理所應當的事?！杜率俊窂膲艋玫缴裨?，再到現實主義的寫作特色，對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與美國現實的沖突與妥協的細致描寫，都深深地吸引美國讀者，也滿足了當時改革開放后渴望了解國外情況的中國讀者的需求。正如責編在《女勇士》漢譯本后編輯后記中指出的那樣，湯亭亭的作品能夠引起大陸出版界和學術界的關注和評議。

可以說，《女勇士》一書被選入“美國華裔文學精品”系列并翻譯為中文，更多是翻譯發起人和出版商在該書文學地位和彼時國內需求的基礎上做出的選擇，體現了翻譯倫理在翻譯作品選擇方面的作用。

2.《女勇士》漢譯法與倫理選擇

《女勇士》運用了大量的中國神話故事、歷史典故等中國文化因素，體現了美國華裔文學在語言和文化兩個方面的雜合性?？v觀《女勇士》1998年漢譯本，兩位譯者能遵從原文的結構，句式和篇章能再現原著風格。但是在文化層面的翻譯時，各種倫理道德因素導致了有意識的“不忠實”［5］（72-78）。其中意譯法和省譯法使用較多。

（1）意譯法

意譯法是指翻譯時不受原文詞語表面語義和句子結構的限制，用不同于原文的表達方式，把原文意思表達出來，實現譯文和原文主要語言功能相似的翻譯方法?！杜率俊芬粫性S多對中國文化和社會批判性、虛構性的描寫，在漢譯時，譯者需要根據出版的要求對原文進行一定的調整和修改。

例1：There is a Chinese word for the female I—which is“slave”.Break the woman with their own tongues!［6］（47）

漢語中女子自稱“奴家”，就是自己詆毀自己［4］（43）。

原文中用“slave”指中國女性的自稱，在英文中指“失去人身自由并被任意驅使的人”，但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女性的謙稱之意有偏差。因此，譯文直接按照中國文化的指稱翻譯為“奴家”。

例2：Her American children could not sit for very long.They did not understand sitting;they had wandering feet［6］（113）.

她的孩子是在美國長大的，坐不住。他們腳底抹油，不知道什么叫坐著［4］（101-102）。

此處的“wandering feet”被譯為“腳底抹油”，而不是“游蕩的腳”或者“到處閑逛”。符合原文中勇蘭對自己孩子不愿陪她等待的抱怨情緒，更加形象生動。

（2）省譯法

省譯法是指在翻譯時刪去不符合目標語思維習慣和表達方式的詞，以避免譯文累贅。

例3：With an American pencil，she wrote a word，a felicitous word such as“longevity”or“double joy”，which is symmetrical［6］（80）.

她用一支美國鉛筆寫了一個字，祝賀常用的字，“壽”或者是“喜”［4］（73）。

此例中的省略部分是關于漢字“喜”字繁體的介紹。原文是給美國讀者，或者不懂漢語的讀者看的，使他們能理解文中漢字的結構。但是對中國讀者來說，這是很容易理解的，所以譯者直接刪掉了“which is symmetrical”這一解釋部分。因此，受眾差異也是譯者在選擇翻譯方法時的考慮因素之一。

意譯法和省譯法是《女勇士》1998譯本處理文化差異和事實差異時多用的翻譯方法，體現了譯者在處理文化和語言差異時的選擇。這些選擇或出于對錯誤的修正，或對讀者的接受度考慮，或出版的要求，都顯示了不同翻譯倫理因素的影響。

3.《女勇士》漢譯本傳播的倫理

翻譯是對原文利用目標語文化再創作的一種改寫。目標語受眾通過閱讀譯本了解作者、文本和外國文化。因此，原文在受眾國的文學名聲一定程度上是基于譯本的。如諸多媒體與研究者將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定程度上歸功于翻譯。但是，許鈞［4］指出，文學對外譯介和傳播中的翻譯方法問題即跨文化交流對“差異”處理的倫理問題。對異質性的保留是翻譯倫理的內在要求，也是文化得以傳播和接受的必然要求。

《女勇士》漢譯本在盡可能保留原文異質性的基礎上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寫，是多方面因素考量的結果。該譯本在中國讀者中的接受度較高，正如一位讀者評論該書既遙遠又貼近中國文化。這種自相矛盾的審美效應正是源自漢譯本對原文本差異性的保留和譯本改寫之間的平衡結果。此后國內對《女勇士》一書的諸多研究也是基于該譯本，由此可見《女勇士》漢譯本符合翻譯倫理對差異性的要求。

四、結語

《女勇士》漢譯本體現了倫理因素在原文本選擇、翻譯技巧和方法及譯本傳播等不同階段的影響。美國華裔文學的漢譯涉及語言、文化、政治等多方面因素，在漢譯過程中需要將中國傳統倫理道德與優秀思想文化和西方翻譯研究方法相結合，既保留原著的差異性，又符合中國的價值觀，做到兼容并包、去蕪存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