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源流理論視域下我國體育政策議程創建研究

摘 要：基于多源流理論視角，采用文獻資料、邏輯分析等方法，以《體育強國建設綱要》為分析樣本，對我國體育政策議程創建過程進行了研究，以期為我國體育政策議程科學化創建，進一步完善體育治理體系提供借鑒。研究認為：我國體育事業“大”而不“強”的客觀事實，民眾能親身感知的眾多體育“危機事件”和現行體育政策效果反饋形成了問題源流;執政黨以“人民主體性”的價值取向、政治領袖對體育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智慧認知以及推進體育治理體系和體育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改革目標構成了政治源流;現行體育政策實踐、體育界專家長期理論探索和“兩會”代表的民意表達匯聚成為政策源流。三條源流在“建設強國”戰略目標“溢出”的催化下實現耦合，打開《綱要》創建之窗。通過對《綱要》政策議程創建的分析認為，我國體育政策議程創建主要特征表現為，體育政策議程創建是在政府主導下，以體制內輸入為主，多元化主體共同參與為輔，在國家宏觀戰略的催化作用下，實現體育政策議程的創建。研究驗證了運用多源流理論分析我國體育政策議程創建的適切性，并依據體育政策議程創建過程中的特征，對該理論進行了必要的修正。

關鍵詞：多源流理論;體育強國;政策議程;體育治理體系

中圖分類號：G80-051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2076（2020）04-0039-08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ple-Streams theory， based on literature data and logical analys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stablishment process of China's sports policy agenda by taking the Outline of Building a Sports Power as the analysis sample， with the hope of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scientific establishment of China's sports policy agenda and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sports governance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 objective fact that China's sports cause is "big" but not "strong"， and that the public can personally perceive numerous sports "crisis events" as well as the feedback on the effect of current sports policies form the source and flow of problems. The ruling party's value orientation of "people's subjectivity"， the political leaders' wise cognition of the sports in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reform goal of promoting the?modernization of sports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bility constitute the political source. The current sports policy practice， the long-term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sports experts and the expression of public opinion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wo sessions" have become the source of the policy. The three sources and flows are coupled under the catalysis of the "overflow" of the strategic goal of "building a strong country"， opening the window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Outlin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olicy agenda of the Outline， it is found that sports policy agenda creation in China is government-led， mainly within the system input complemented with outside the system participation. The research verifies the applicability of analyz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s sports policy agenda by using the Multiple-Streams theory， and makes necessary corrections to the theory.

Key words：multiple-streams theory; sports power; policy agenda; sports governance system

公共政策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工具，構建科學化公共政策是完善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保障和內在要求[1]。政策議程創建作為彌合社會問題與政策產出的起始階段，一直是公共政策研究領域中的核心議題之一。黨的十八大以來，體育領域加速推進科學化體育公共政策體系建設工作，制定并出臺了包括全民健身、體育產業、體育文化等多方面體育公共政策，豐富與完善了我國體育政策體系。在推進國家體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背景下，國務院辦公廳于2019年8月10日印發《體育強國建設綱要》（以下簡稱《綱要》），《綱要》分別從全民健身、競技體育、體育產業、青少年健康促進、體育文化與國際體育交流等具體領域，以及2020年、2035年和2050年3個目標維度，全面、細致刻畫了體育強國建設的基本輪廓，標志著推動體育強國建設的全面戰略動員。然而，有關推動我國由體育大國向體育強國邁進的呼聲由來已久，為何體育強國建設會在此時成為國家行動？是何推動體育強國建設步入國家決策視野？《綱要》的創建又呈現出哪些特征？基于此，本研究從公共政策的過程理論視角出發，以多源流理論作為分析框架對《綱要》的創建過程進行解讀，以期為我國提升體育政策議程創建能力，進一步完善體育治理體系提供借鑒。

1 多源流理論概要

公共政策是公共權力機關為解決公共問題，實現對整個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通過特定的政治過程而制定和出臺的合法性方案[2]。在紛繁復雜的社會公共問題中，某項社會問題為何能吸引決策者的關注，并由“狀況”轉化為“問題”，進而被政府納入議事日程之中，直至最終形成政策實踐，一直是政策科學界研究的焦點問題。自20世紀20年代中葉政治學家拉斯韋爾提出“政策科學”以來，政策學界提出了多種政策過程理論，如“階段模型”“制度分析模型”“垃圾桶模型”“多源流理論”和“倡導聯盟框架”等，其中由美國政策學家金登在“垃圾桶模型”基礎上提出的“多源流理論”，因其在公共政策議程創建方面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和適用性，成為政策議程創建的主流分析模型之一。

1.1 多源流理論的基本要素

多源流理論既吸納了其他理論有關政策議程創建的優點，又區別于傳統的理性決策和漸進決策等政策過程理論，是對非理性主義“垃圾桶模型”的修正與補充。金登認為：“政策議程創建很難用單一的因素進行解釋，因為政策議程創建是在特定時刻匯合在一起的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3]225，理論重視偶發因素在政策議程創建中的作用，旨在探索議程創建的影響因素及其邏輯關系。多源流理論主要包括問題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以及政策窗口等核心要素（詳見圖1）。

1.2 多源流理論運用于政策議程創建的優勢及實踐

多源流理論對諸如決策者為何會對諸多社會問題中某項議題保持較高敏感度，政策試驗與政策備選方案選擇的相互關系，決定政策議程創建的政治因素等重要但長期被忽視的問題進行系統分析，并呈現多元參與主體在政策議程創建過程中的利益偏好，全景式地展現政策議程創建過程。具言之，多源流理論將模糊性貫穿于現狀與問題的轉換、政策備選方案的選擇、多元參與主體的行動策略等政策議程創建之中，重視偶發因素的積極作用與意義，認為問題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以及其他政策的外溢影響等因素對政策之窗開啟都極具偶然性。

多源流理論是以美國的社會制度作為分析背景創建的政策過程理論，對于西方國家，甚至國際組織的國際機制的議程創建具有較強的解釋力[4]，目前被廣泛應用于教育、文化、環境和衛生等政策領域。在體育政策領域的運用首見于查理普教授有關新西蘭體育政策議程創建的討論[5]。拉夫堡大學體育政策學家胡里漢教授對該理論進行修正與完善，并將之運用于對學校體育政策[6]、體育俱樂部政策[7]以及國際興奮劑機構政策效能[8]等體育政策議程創建研究。

自2007年起多源流理論受到我國政策學界的關注。國內關于多源流理論的文獻主要集中于運用該理論對我國政策制定研究適切性的理論探討和具體政策議程創建的案例分析兩個方面。在運用多源流理論的理論探討方面，學者認為該理論對我國政策議程創建具有一定的解釋力，但是有必要根據我國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和社會現實等客觀條件對理論進行適當修正[9-11]。在具體案例分析方面成果頗豐，例如在社區治理、青年發展規劃、教師教育等政策議程的創建過程研究。在體育政策研究領域，有學者運用多源流理論分析我國學校體育政策議程創建與政策變遷[12-13]。國內外有關多源流理論的學理分析與應用實踐為本研究運用該理論分析我國體育政策議程創建奠定了理論與實踐基礎。

2 基于多源流理論的《綱要》創建分析

2.1 問題源流：現實的體育大國與體育強國之間的差距

解決社會問題是公共政策的基本功能。社會問題先于公共政策存在，并能夠借助指標、焦點事件（危機、符號）和反饋信息等引起政府和公眾注意力的變化，最終使得社會問題轉化成為政策議題。正如金登所言：“當我們開始相信我們應該就一些狀況而采取某種行動的時候，這些狀況就可以被界定為問題?！盵3]108

2.1.1 重要指標：缺乏內涵式發展的“體育大國”之現實

體育強國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包含歷史縱向比較和國家間的橫向比較兩個維度[14]。從縱向比較看，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雖在競技體育、全民健身、體育產業等領域改革舉措收效顯著，成績頗豐，但是，隨著體育事業規模的不斷擴大和結構日益復雜[15]，體育也如其他各項事業一樣面臨著新問題。從國家間橫向比較看，與世界體育強國之間還存在差距。具體可以概況為以下方面：1）競技體育項目發展失衡。例如，相較于我國在夏季奧運會上的優異表現，冬奧項目的發展仍處于相對落后的尷尬境地。近5屆夏季奧運會中均名列獎牌榜前3名，而在冬奧會中，名次最好為第七名（詳見表1）。同時，“雪上項目”約占冬奧會獎牌總數的七成，但從表2可以看出，我國冰、雪項目發展失衡，“雪上項目”僅占已獲獎牌數的20%。2）體育產業發展整體質量不高。體育產業對國民經濟貢獻率與體育產業強國相比仍處于低位，2013年美國體育產業占GDP的2.93%[16]，而我國同年度僅為0.63%，2018年度為1.1%。3）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多元化、多層次體育需求與全民健身的有效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突出，特別是區域發展的非均衡性、城鄉發展的非均衡性、參與人群的非均衡性等已經成為全民健身事業發展的主要痛點。依據國家體育總局最新全國體育場地調查結果顯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我國現有體育場地面積為25.94億m2，其中，包括企業、事業單位、居委會等在內的城鎮體育場地面積為21.63億m2，村委會為4.31億m2[17]，按照同期國家總人口計算，人均體育場地占地面積為1.86 m2，城鎮人均為2.60 m2，而鄉村人均僅為0.76 m2。4）體育文化建設與國際體育交流與我國現有國際地位不相適應。就體育文化建設而言，傳統體育項目（如武術、龍舟等）文化內涵整理與挖掘不充分。在國際體育交流領域，我國缺乏參與全球體育治理長效機制、話語權弱，為全球體育治理體系提供中國方案、中國經驗和中國智慧的內生動力不足。綜合各方面的發展現狀，對我國體育的定位是尚處于缺乏內涵式發展的體育大國階段，與國際公認的體育強國之間還存在較大差距。

2.1.2 焦點事件：為《綱要》制定積蓄輿論張力

問題并不因數據指標而自明，它們需要一些推動力來引起政府及公眾的關注。這些推動力是由能引發人們關注這個社會問題的一次危機、一種變得流行的符號或者是政策制定者的親身經歷等焦點事件所提供的[18]。中國體育健兒在競技場上的表現往往被聚焦于媒體的閃光燈下，在相對不固定的階段內，某個項目的成功或失敗都能提高特定領域中問題的“能見度”，成功的案例可以轉化為一種流行的符號，失敗的案例可能引發一次危機。如，就中國在“三大球”方面的表現而言，中國女子排球隊在2019年成功衛冕世界杯賽冠軍，“團結奮斗、頑強拼搏、勇攀高峰”的女排精神成為一種精神符號，讓國人對體育強國模糊的、籠統的概念變得清晰。相反，中國男子籃球隊在2019年世錦賽中表現欠佳，未能獲得直通東京奧運會的資格，中國男子足球隊在世界杯亞洲區預選賽中接連失利，喪失了晉級2022年世界杯的主動權，諸如此類的“危機事件”，引發公眾對競技體育體制、職業體育發展和青少年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等問題的廣發討論。無論是發生在競技體育領域內的“危機事件”或“流行符號”，還是在體育事業發展過程中，其他子系統中出現的焦點事件都為《綱要》制定積蓄輿論張力。

2.1.3 反饋信息：對現行體育政策的執行評估

政府可以通過現行政策的反饋信息，諸如政策的運行現狀與結果評估等，掌握社會問題的發展趨勢，這些反饋信息能加強政府對某些社會問題的關注度。目前，我國已基本建立了體育事業評估體系。在群眾體育方面，國家體育總局自2014年以來，已連續6年發布群眾體育發展藍皮書——《中國群眾體育發展報告》，報告對我國群眾體育發展現狀及瓶頸問題進行分析與研判。在體育產業方面，國家統計局聯合國家體育總局發布年度全國體育產業總規模與增加值數據，洞悉體育產業發展的現狀和未來方向。在對外交流領域，中國外文局對外傳播研究中心聯合調查機構發布的年度中國國家形象全球調查報告，可以分析我國體育對外交流現實狀況，如2018年的調查報告中，武術與中餐、中醫藥是海外受訪者認為最能代表中華文化的元素[19]。此外，中國青少年體育發展報告、競技體育發展報告等組成了我國體育事業發展的評估與監測體系。反饋信息構建了社會問題與政策結果間可預測的連接通道，從實踐端到理論端的有效映射加速了體育強國建設問題源流的形成。

2.2 政策源流：多元化主體參與體育強國建設理論探索

政策制定就是提出智力難題，使人們陷入智力困境，再使人們走出這些困境的過程[3]119。社會狀況逐漸累積形成社會問題，體制內的政府官員和體制外的專家智庫針對社會問題提出政策備選方案，這些方案漂浮于金登所形容的“政策原湯”中，伴隨著政策方案的核心價值觀念互動與碰撞，最終那些在技術上具有可行性、價值觀念具有可接受性和符合當前政治環境的方案逐漸凸顯出來，成為解決問題的政策備選方案進入議程設置環節。體育強國建設政策源流主要由體育領域內廣泛的政策實踐、體育界專家智庫長期學術探索以及“兩會”的民意表達所構成。

2.2.1 體育領域內的政策實踐

我國長期的體育政策實踐為體育強國建設提供了政策經驗。就國家層面的政策實踐而言，在體育法律、法規、規章、規范性和制度性文件中，多次強調體育強國建設。如，在我國體育事業“十一五”規劃中強調建設競技體育強國，在“十二五”規劃中提出全面推進體育強國建設，在“十三五”規劃中提供實現建設體育強國的目標，努力將體育建設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標志性事業。此外，通過梳理2012年以來現行的體育政策網絡發現，體育強國建設扎根于全民健身、體育產業、競技體育、青少年體育和體育文化與國際體育交流等諸多領域的政策安排（見表3）。就局部區域的政策試驗而言，地方的政策創新會引發國家層面政策安排的調適[20]。上海市體育改革發展“十三五”規劃中提出，建設全球著名體育城市，打造國際體育賽事名都，為體育強國建設作出突出貢獻[21]。江蘇省體育發展“十三五”規劃中關于全民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的探索，特別是蘇南與蘇北協調發展，全面推進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建設，為體育強國建設中區域體育均衡化、城鄉體育均衡化發展提供了政策試驗[22]?？傊?，在現行的體育政策網絡之中，無論是國家現行的政策實踐，還是局部區域的政策試驗都為《綱要》的創建奠定政策基礎。

2.2.2 體育專家智庫長期的理論探索

政策源流闡述的是由政策共同體中的專家提出的政策建議和政策方案的產生、討論、重新設計以及受到重視的過程[23]。體育學術智庫有關“體育強國建設”的理論研究成果，對《綱要》的創建具有促進作用。體育界專家智庫通過舉辦學術研討會、發表學術論文等形式闡釋對體育強國的概念、內涵以及實現路徑的理解?！绑w育強國”一詞首現于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發展體育運動的通知》，通知中提出爭取在20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體育強國，體育學術界關于“體育強國”的研究也發軔于此。梳理有關體育強國建設的學術成果發現，在1984年至2018年間，有關體育強國的學術論文2126篇。在2009年至2018年間，國家社科基金有關“體育強國”立項招標課題28項。此外，2018年國家體育總局匯聚了一批資深體育界專家學者，以《邁向體育強國之路》為主題，設立12項決策咨詢研究項目。體育界專家智庫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何為體育強國”和“如何建設體育強國”兩個方面，這些知識、觀點和思想逐漸累積，形成創新性、實效性與前瞻性的政策備選方案，彌補了理論研究與政策實踐之間的鴻溝。

2.2.3 人大議案和政協提案的民意表達

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基本政治制度。這決定了人大議案和政協提案對國家政策決策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匯集社會各界意見，提出個改議題和形成政策方案的重要平臺。通過國家體育總局在2015年3月至2019年1月期間，對39條人大議案和53條政協提案的答復情況中，有關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務體系、健全體育產業發展體系、構建體育文化體系和發展冰雪運動等提案、議案均屬于代表們關注的焦點領域，進一步拓寬了有關體育強國建設政策備選方案的廣度。

2.3 政治源流：執政黨和政治領袖對建設體育強國的政治關切

金登認為政治源流是由諸如公眾情緒，壓力集團間的競爭、選舉結果、政黨或意識形態在國會中的分布狀況以及政府的變更等因素構成[3]137，是政策議程創建的直接作用因素。從我國的體育政策議程創建實踐來看，執政黨的價值取向、政治領袖對體育事業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智慧認知以及推進國家體育治理體系和體育治理能力現代化3個因素共同構成了體育強國建設的政治源流。

2.3.1 執政黨的價值取向：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體育需求

公共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執政黨的政策，是其推行執政理念和實現執政目標的重要載體[24]。黨的十九大報告作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重大政治論斷?！鞍l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中國共產黨執政理念體現在體育發展的多個方面。如2016年國家將“健康中國戰略”和“全民健身戰略”上升為國家戰略，推動全民健身戰略與健康中國戰略的深度融合，讓體育事業的發展惠及人民。加快推進體育產業的協調、健康、有序發展，讓人民有獲得感;推進競技體育體制改革，讓人民有榮譽感;挖掘中國傳統體育文化與推進國際體育交流工作，讓人民有自豪感?！耙匀嗣駷橹黧w性”實現體育強國戰略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為民的基本價值取向，是《綱要》創建的重要推動力。

2.3.2 政治領袖對體育事業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中的智慧認知

政治領袖作為執政黨意志的代表，在政策議程創建過程中具有較大的影響力。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并親自謀劃與推動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他在2008年作為中央領導擔任北京奧運會、殘奧會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的工作實踐中，就提出體育事業的發展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發表有關體育事業的相關文獻報道63次，總書記通過座談、演講和發文等多種形式表達了對我國體育強國建設的關心[25]。2017年8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見全國體育工作者代表時強調，體育承載著國家強盛、民族振興的夢想。體育強則中國強，國運興則體育興。要把發展體育工作擺上重要日程，精心謀劃，狠抓落實，不斷開創我國體育事業發展新局面，加快把我國建設成為體育強國[26]。黨和國家領導人有關體育事業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目標與定位，對《綱要》創建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2.3.3 建設體育強國是推進國家體育治理體系和體育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全局性戰略部署下，推進國家體育治理體系和體育治理能力現代是體育強國建設政策議程創建的催化劑。體育法律和體育政策是體育治理規范體系的組成部分，是進一步完善體育治理體系的重要方面。體育政策與具有的相對穩定性的體育法不同，體育政策能根據迅疾變化的社會情勢，發揮其靈活性特點，對社會問題作出及時的應對和政策性調整，是當前政府體育治理的重要工具和基本保障。推進國家體育治理體系和體育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一項系統性工程。就體育治理規范性體系的構建而言，必須要從頂層設計、系統謀劃的角度完善體育政策體系，以改善當前體育政策條塊化、協同性不足的現狀，不斷完善規范的體育治理體系，并將之與體育治理能力有機結合，充分發揮體育治理體系的效能，才能有效推進體育事業的改革與發展。

2.4 政策之窗開啟

金登形象地將政策之窗比喻成為航天發射中的窗口期，但是和此類具有規律性的窗口期不同，政策議程創建之窗受源流耦合動力和方式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就我國體育政策議程創建實踐而言，3條源流之間的相互嵌套為政策之窗的開啟提供了動力。首先，問題源流與政治源流嵌套的作用。一方面，在政策形成的前決策階段，政治源流增強了體育強國建設問題的可識別性，讓“體育強國”概念由模糊漸變清晰。從改革開放之初提出的“沖出亞洲，走向世界”，到2008年夏季奧運會登頂獎牌榜之首后，“由體育大國向體育強國邁進”，再到以“人民為主體性”理念全面引領體育事業的發展，政治領袖對體育強國建設在實現偉大中華民族復興夢中的智慧認知，使體育強國逐漸由單一的競技強國向體育全領域輻射，勾勒出體育強國建設清晰的輪廓線。另一方面，受“有限承載力”因素影響，并非所有的議題都會轉化成為政策實踐，而體育事業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指標和焦點事件等，引發政策決策者的關注，進而提升了“體育強國建設”議程的重要性排序。

其次，問題源流與政策源流的嵌套作用。我國體育事業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并非線性，體育政策也應根據所要解決的問題進行不斷調適，即“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政策生產）—出現新問題—政策調適（政策創新）”這樣的往復過程。一方面，多元化主體針對體育事業發展過程中被識別問題的理論探索，形成了在技術上具有可行性、價值觀念具有可接受性和能適應當前政治環境的政策備選方案，為《綱要》的出臺積累了政策經驗。另一方面，在既往的政策實踐之中，無論是局部區域的政策試驗還是在個別領域的政策反饋，都未能回答“何為體育強國”“如何建設體育強國”等根本性問題，《綱要》的出臺恰逢其時，彌補了體育強國建設國家宏觀層面的政策缺失。

再者，政治源流與政策源流的嵌套作用。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國家治理理念由權力本位向權利本位的轉向，為建設體育強國政策備選方案的形成提供了內在的制度邏輯。從反向層面看，黨中央對我國體育事業發展的要求，為《綱要》形成提供了必備的政治氣候。近年來，我國不斷完善體育法律、法規，逐步形成了體育治理規范體系，但與“制造、科技、人才”等方面比較，體育治理體系建設仍相對滯后，《綱要》正是對政治源流的積極回應。

最后，“強國戰略”的催化作用?！皬妵鴳鹇浴笔菄医ㄔO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對各項事業發展提出的具體要求，涵蓋了制造強國、科技強國、文化強國和教育強國等13個領域?！皬妵鴳鹇浴敝衅渌囝I域強國建設的政策溢出促進《綱要》的創建。3條源流相互嵌套為《綱要》創建提供動力，并在“強國戰略”政策溢出的催化下實現源流耦合，最終開啟了政策創建之窗，國家體育總局按照國務院法制部門要求，于2017年11月啟動了《綱要》起草的相關工作，把對體育強國建設的問題認知轉化成為政策實踐。

3 結論與啟示

運用多源流理論分析我國體育政策議程創建具有一定的適切性。同時也應認識到，由于政策過程與政治過程的同構性，政策議程創建方式的復雜性，國家不同歷史時期意識形態和治理目標的動態性，以及各國基本體制存在的差異性，政策議程創建具有階段性特征[27]，所以，依樣畫葫蘆將此理論僵硬地應用于對我國體育政策議程創建研究恐將淺嘗輒止。就我國體育政策議程的創建而言，體現出一定的特殊性。首先，體育政策的外部環境相對穩定。我國政治制度相對穩定，不同歷史時期的體育政策內容表現出較強的繼承性，為體育政策議程與其他政策學習提供政治保證。其次，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政治領袖作為黨的領導，密切關注民眾的體育需求。再者，我國政治制度所具有的獨特優勢，使體育領域的相關問題、國家政治傾向以及體育政策備選方案的產生在起始順序上有明晰的時間線，這有別于多源流理論中關于源流順序模糊性的假定。

圖2 我國體育政策議程創建分析框架 ?鑒于此，結合《綱要》創建的主要特征，為運用多源流理論分析我國體育政策議程創建進行了必要的修正（詳見圖2）。分析新時代背景下，我國體育政策議程創建各要素之間的邏輯關系發現，體育政策議程創建是在政府主導下，以體制內輸入為主，多元化主體共同參與為輔，國家宏觀戰略的外溢催化作用，使問題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源流實現耦合的過程。體育政策作為國家體育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把握體育政策議程創建的規律，實現體育政策議程的科學化創建是我國進一步完善體育治理體系的必經之路。

參考文獻：

[1]呂普生.“國家治理現代化與公共政策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J].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70（1）：132-136.

[2]張良馴.多源流理論視域下青年發展規劃的政策議程研究[J].中國青年研究，2017（9）：6-12.

[3]約翰·金登.議程、備選方案與公共政策[M].2版.丁煌，方興，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

[4]陸海林，劉濤，白南燮，等.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大眾體育政策的歷史演進、特征及局限[J].沈陽體育學院學報，2020，39（1）：1-6.

[5]Chalip L.Critical policy analysis：the illustrative case of New Zealand sport policy development[J].Journal of Sport Management，1996，10（3）：310-324.

[6]Houlihan B.Sporting Excellence， Schools and Sports Development：The Politics of Crowded Policy Spaces[J].European Physical Education Review，2000，6（2）：171-193.

[7]Houlihan B.Public sector sport policy： developing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J].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2005，40（2）：163-185.

[8]Houlihan B， Dag Vidar Hansta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World Anti-Doping Agency：developing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Policy and Politics，2019，（11）2：203-217.

[9]曾令發.政策溪流——議程設立的多源流分析——金登的政策理論述評[J].理論探討，2007（3）：142-145.

[10]陳建國.金登多源流分析框架述評[J].理論探討，2008（1）：125-128.

[11]李文釗.多源流框架探究模糊性對政策過程的影響[J].行政論壇，2018，25（2）：90-101.

[12]張朋，阿英嘎.基于多源流模型對我國學校體育立法的預演與構想[J].首都體育學院學報，2018，30（2）：67-69.

[13]高曉峰.我國學校體育政策變遷與啟示[J].體育文化導刊，2019（8）：30-37.

[14]任海.論體育強國的國際影響力[J].中國體育科技，2010，46（1）：3-9.

[15]鮑明曉，邱雪，吳卅，等.關于加快推進體育強國建設的幾個基本理論問題：基于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體育發展全局的戰略性問題[J].北京體育大學學報，2018，41（2）：1-6.

[16]劉春華.我國體育產業政策演進與效果評價[J].山東體育學院學報，2020，36（1）：1-8.

[17]國家體育總局經濟司.全國體育場地統計調查數據[EB/OL].（2020-01-23）[2020-07-02]. http：//www.sport.gov.cn/jjs/n5043/c941781/content.html.

[18]托馬斯·戴伊.理解公共政策[M].彭勃，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32.

[19]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對外傳播研究中心.中國國家形象全球調查報告2018[R/OL].（2019-10-19）[2019-11-18].http：//www.cipg.org.cn/2019-10/19/content_40942925.htm.

[20]劉春華.中國體育政策試驗：類型、路徑、困境與破解[J].天津體育學院學報，2019，34（1）：1-7.

[21]上海市人民政府辦公廳.上海市體育改革發展“十三五”規劃[Z/OL].（2016-12-01）[2020-03-08].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2319/nw12344/u26aw50389.html.

[22]江蘇省體育局.江蘇體育發展“十三五”規劃[Z/OL].（2016-06-27）[2020-03-08].http：//jssports.jiangsu.gov.cn/art/2016/6/27/art_40614_3097895.html.

[23]姜艷華，李兆友.多源流理論在我國公共政策研究中的應用述論[J].江蘇社會科學，2019（1）：114-121.

[24]劉偉.當代中國政策議程創建模式發展研究：探尋一種政治社會學的分析框架[M].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12：166.

[25]李庚全，范博華.習近平體育強國思想研究[J].北京體育大學學報，2017，40（4）：1-5.

[26]新華社.開創我國體育事業發展新局面 加快把我國建設成為體育強國[EB/OL].（2017-08-27）[2019-12-08].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8/27/c_1121550898.htm.

[27]寧騷.公共政策學[M].3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