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史詩中的時空意識

樊 星，樊 榮

（新鄉學院 素質教育中心，河南 新鄉 453003）

一、論題緣起

中國古代詩學存在兩大傳統，一為“性情”，借助比興等創作手法，追求“得意忘言，意在言外”、含蓄空靈、渾厚豪邁的意境；二為敘事，即鋪陳白描，直書其事。史詩即記載特定地域歷史事件的詩歌。印度有享譽世界的《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兩大史詩。我國蒙古族長篇敘事詩《嘎達梅林》記載了傳奇英雄嘎達梅林反對盲目開墾草原，為了保護蒙古牧民利益英勇戰死的故事。藏族的《格薩爾》、蒙古族的《江格爾》和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并稱為“中國三大傳統史詩”。詩史即借助詩歌反映特定時期特定地域的重大歷史事件。

“詩史”之稱，最早出現在唐代孟棨《本事詩》中[1]15?！侗臼略姟匪摗霸娛贰?，不應狹隘地理解為只有杜甫反映動亂社會現實的詩歌，才配得上“詩史”。從廣義而言，所有反映不同民族發展壯大過程，記錄重大歷史事件的詩歌，均可以稱得上“詩史”。

然而，程相占在《中國古代敘事詩研究》中認為，史詩是一種獨特的文學體裁，相對于中華漢民族的文化傳統而言，它幾乎獨屬于西方，原因是“‘史詩’這一西方文學術語既不符合中國古代詩歌的實際，又容易與中國古代詩學中另一個更為廣泛使用的概念‘詩史’發生混淆，造成不必要的理論混亂”[2]13。筆者并不認同這一觀點。首先，筆者認為確定一個民族有沒有史詩，應由民族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具體作品來決定，而不應拘泥于西方文學理論中所謂的創世史詩、英雄史詩，以之作為衡量標準。其次，西方敘事重視寫實、再現，重視健壯秀美的立體美感，而中國敘事重視抽象表現過程和夸張變形的記述，重視感覺、想象、意象符號使用和內心世界的表達。文化背景不同，作品風格有別，本應是自然現象。再次，即使是杜甫那些反映社會動亂的“詩史”作品，同樣需要有“三吏”、“三別”、《自京赴鳳翔縣詠懷五百字》、《北征》這些“史詩”為支撐，才能名副其實?！笆吩姟备拍畈⒎仟殞傥鞣?，東方史詩杰作眾多，沒有必要厚此薄彼。脫離作品社會背景而臆談史詩作品之有無，立論基礎本身就不穩固。因此，中國無“史詩”的觀點難以自圓其說。

中國史詩與西方英雄史詩在內容和形式上具有一定區別，但絕不等于中國沒有史詩。英雄史詩主題崇高莊重，風格典雅，篇幅較長，充滿幻想和神奇色彩，多運用藝術虛構手法塑造英雄形象。而中國史詩內容長短不一，風格質樸，反映了華夏先民艱苦創業、反抗壓迫等復雜內容。我國由史官采集的古詩，經文人整理后，內容逐漸豐富，寫實性明顯增強。我國文化傳統講究“實錄”和“微言大義”的敘述方式，講究“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客觀效果，而史詩屬于敘事詩中的一個分支，是敘事文學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就需要精雕細刻，精心安排，有話則長，無話則短，而并非像西方英雄史詩那樣冗長煩瑣，反復陳述，二者體現了不同的敘事傳統。

在《詩經·大雅》中，《生民》記載了周部落始祖后稷的傳奇經歷和對農業發明的重要貢獻?！豆珓ⅰ酚涗浟俗嫦裙珓⒙暑I部落克服種種困難遷居豳地后建立軍隊、組織墾荒、發展農業、修建房舍的舉措?！渡瘛贰豆珓ⅰ贰毒d》《皇矣》《大明》這一組古老的周部落詩篇，贊美了先祖開拓的功業，是周部落歷史發展、壯大過程的形象再現，具有典型而又鮮明的中國特色。

時空意識是人類出于對自然的認識和把握而最早萌發的認識。時間觀念是從與原始人類相伴的森林、植物的盛衰變化，日月氣候的陰晴圓缺所引起的迷茫、困惑而逐漸形成的?？臻g概念從原始人類狹隘的領地意識開始，隨著認識的發展，對物象的空間距離感、虛實感、立體感逐漸加強，直至擴展為一定范圍內的地域—空間觀念。隨著原始氏族、部落、聯盟到國家的形成，王朝的更迭變化，人類社會關系聯系程度的逐步強化，史詩中的時空意識，也在早期較濃的贊頌、怪異虛幻色彩中，添加了較為客觀、冷靜、質樸無華的敘事成分，在詩歌中反映了更為廣泛的社會內容。人類的時間觀念受自然運動、天體變化和人文變化的有序制約，在可感知的有序性運動過程中周而復始、循環漸進地律動，形成了人類時間觀念的源泉。

我國史詩的時間意識，一般選取一個典型的縱向時間節點，敘寫特定時間背景下的特殊歷史事件，使讀者在歷史長河中對某時間段所產生的歷史現象有一個較為清晰的認識?？臻g意識所反映的是特定時間節點中的五方觀念。這種空間概念不是幾何學的透視空間，而是詩意的創造性的藝術空間。在敘述的過程中，詩歌展示了不同的意境，同時與時間節點融為一體，時空交叉，相互輝映。

程相占《中國古代敘事詩研究》認為：“中國古代敘事詩自始至終有著內在聯系，他們都由‘樂府’這一文化現象維系著，兩漢樂府敘事詩自不必說，唐以后的敘事詩則從精神追求和詩歌樣式上都保持著與樂府的血緣聯系。這或許可以看作是古代詩學的一條規律?！盵2]233程相占關于中國古代敘事詩與樂府詩關系的論述是可以成立的，應引起充分重視。樂府詩在字數上由先秦的四言發展到五言，意象密度大幅度增加，韻律逐漸講究。在內容上，先秦、漢樂府敘事詩歌與建安時期敘事詩的倫理色彩明顯不同?！赌吧仙！贰队鹆掷伞贰犊兹笘|南飛》展示了漢代豐富多彩的生活圖景；《東門行》反映了城市貧民對殘酷剝削忍無可忍的抗爭；《戰城南》《十五從軍征》反映了漢朝將士長期戍守邊疆的反戰情緒，控訴了殘酷的兵役制度。

建安時期的史詩，多借助樂府形式敘事寫景，表現出樸實的現實主義精神。在敘述或追憶歷史事件的背后，詩歌借助順敘的結構、客觀的白描、冷靜的對比和似淡實醇的寫作手法，繼承了漢樂府敘事民歌的優秀傳統，開啟了文人寫作以詩證史的先河，為展示宏觀歷史的史詩創作摸索出了一條新的道路。

二、建安史詩的創作環境

從儒家文學批評角度來看，在建安史詩中，充分體現了詩歌“興觀群怨”的職能，展現其審美、認識、教化和干預功能。宏觀背景下的史詩記錄，屬于廣義敘述學的命題范疇，其敘述重點應該以“人”為核心。寧稼雨指出：“故事主題類型的核心構成要素是情節和人物及其相關意象。但它們與單一的相應范疇所指有所不同，它更需要注意的是同一要素不同階段形態變異的動態走勢?！盵3]遺憾的是，以往對建安詩歌的探討，多局限于對重大歷史事件的關注，重視建安詩歌的慷慨任氣、氣韻沉雄的豪邁抒情，而在不同程度上忽視了“人”在敘事環節中的重要地位，忽視了建安史詩對記述東漢末年重大歷史事件的重要貢獻。

東漢末年，桓帝、靈帝的賣官鬻爵，外戚與宦官的交替專權，先后兩次“黨錮之禍”的意識形態控制和軍閥的連年混戰，給民眾生活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建安四年（199年），中國北方大致形成了袁紹與曹操兩大軍事集團。袁紹以汝州四世三公的門閥社會資源，擁兵數十萬，占領了黃河以北的幽、冀、青、并等州郡，進退可據?！妒呤飞倘丁肪硭氖度龂尽范拔涞凵霰灸睏l曰：“陳琳為袁紹作檄，目操‘奸閹遺丑’，見《后漢紹傳》及《文選》，雖敵國詆譏，乃道其實也?！盵4]280曹操為閹宦后人，政治地位低下，僅有數萬兵馬，占有黃河以南的袞、豫、徐等部分州郡，所處地理位置易攻難守。荊州的劉表、江東的孫策、南陽的張繡均與曹操為敵，使得曹操的后方很不鞏固。當時總體作戰形勢有利于袁紹而不利于曹操。當曹操把漢獻帝接到許昌，“挾天子而令諸侯”后，才逐漸占據了道義上的優勢地位。

《薤露行》《蒿里行》姊妹篇是曹操五言樂府古體詩歌的代表作，是用樂府舊題所寫的敘事詩，空間恢宏闊大，氣勢渾厚蒼涼，屬“相和歌辭”。二詩并非創作于中平六年（189年），而應是寫于建安二年（197年）以后?！端螘肪矶弧稑分救吩唬骸跋嗪?，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币虼?，以往多認為《薤露行》主要寫漢朝王室的傾覆；《蒿里行》主要寫諸軍閥之間的爭權奪利。筆者認為對其敘事主題應綜合分析，不可分割理解?！掇缎小方衣读嗽B在處理宦官亂政時翻云覆雨的表現，對東漢基業產生了顛覆性的影響?！遁锢镄小方衣读寺撥娊y帥袁紹對董卓群兇的討伐無果，袁紹兄弟乘亂自重，先后意圖稱帝，敗壞朝綱?！掇缎小繁砻嫔蠈懥撕芜M、董卓，而“所任誠不良”的背后，還有眾人皆知在該事件中表現不佳的袁紹?！遁锢镄小分械脑B更是挾權自重，罔顧道義，以致出現“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的慘狀。這兩首詩歌借助特定的時空意識，從宏觀角度反映了東漢末年社會動蕩局面的史實，在輿論上揭露了袁紹集團言行不一、暗藏野心、自保實力的陰謀。

據顧農分析，《薤露行》并非創作于獻帝西遷之初平元年（190年），而是創作于曹操離開洛陽六年之后重返洛陽的建安元年（196年）[5]。顧農的分析雖然較前人有所進步，但是筆者認為本詩應創作于建安元年八月何進被殺之后?！掇缎小窂谋砻嫔峡春盟浦S刺何進優柔寡斷，其實曹操在尖銳抨擊董卓蕩覆漢王朝基業的同時，對袁紹在關鍵時刻的出爾反爾也予以揭露?！掇缎小方柚叭暯且允录橹行牡慕Y構”[2]87，表面上抨擊大將軍何進在處理宦官問題上優柔寡斷以致錯失良機，其實是借此抨擊大將軍何進任用“不良”所產生的嚴重后果，揭露了袁紹唯恐天下不亂的狼子野心。

首先，何進謀誅宦官以袁紹為同謀。二人的根本區別是何進只想懲辦首惡，而袁紹則另懷野心，必欲借助外戚，盡誅宦官，然后挾皇權自重。在少帝殯葬時，何進因聽從袁紹的勸告，“稱疾不入陪葬，又不送山陵”，引起太后的不滿。袁紹一面勸何進“受詔領禁兵，不宜輕出入宮省”，同時卻去太后母舞陽君處數落“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兩面三刀，搬弄是非，為何進劃策，“勸其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6]2249。袁紹此時為何進的所有謀劃，都具有唯恐朝廷不亂的故意；而何進的優柔寡斷以及下令西召前將軍董卓屯兵關中上林苑的舉措，則為“賊臣持國柄”“蕩覆帝基業”埋下了動亂的禍根。

其次，曹操與宦官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在內心深處不滿外戚專權，卻并非贊同盡殺宦官的過激措施。在此，曹操遺憾的并非何進在誅殺宦官時的優柔寡斷，而是何進所托非人為自己帶來的災難性后果。陳思王曹植在其父《薤露行》的基礎上，采其首句撰寫了新題樂府《惟漢行》。曹植詩歌的主題對“清濁”的判斷更為明確，主張為人立君，應忠人之事，而不應為所欲為、恃驕而寵，矛頭直指行事“驕盈”的軍閥，遠比曹操的抨擊主題更為明顯。結合袁紹其人在東漢末年與何進交往時的翻云覆雨，《薤露行》隱含的真正諷刺抨擊對象昭然若揭，主題也就更為明確。

《蒿里行》中，《薤露行》抨擊袁紹的主題內容進一步發展，寫作時間應在建安二年（197年）袁術于壽春稱帝以后。如果說在《薤露行》中，曹操揭露抨擊袁紹的主題尚屬含蓄隱晦的話，那么《蒿里行》中曹操揭露抨擊袁紹、袁術兄弟外強中干、暗含野心的含義更為明顯，史詩性色彩也更為濃烈?！遁锢镄小方柚叭暯且匀宋餅橹行牡慕Y構”[2]64，運用白描手法，按照時間先后發展順序，揭露了袁紹、袁術兄弟在討伐董卓關鍵時刻貪圖名利的不光彩做法，濃墨重彩地記錄了東漢末年因軍閥混戰而導致生靈涂炭的歷史。曹丕《典論·自敘》曰：“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鴆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兇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于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云會，萬里相赴。兗豫之師，戰于滎陽。河內之甲，軍于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盵7]1096董卓的篡逆野心引起了舉國上下的憤慨。獻帝永漢元年（189年）歲末，東郡太守橋瑁假借司徒楊彪、太尉黃琬、司空荀爽名義，控訴董卓罪惡，“企望義兵，解國患難”。初平元年（190年）正月，關東十三個州郡長官響應橋瑁，起兵討伐董卓，由袁紹自號車騎將軍、聯軍盟主，興兵討伐董卓。然而，在聯軍中除了曹操與陳留太守張邈派遣的軍隊遭遇，曹操身中流矢，率軍返回酸棗；長沙太守孫堅率軍隊在大谷與董卓親率的大軍相遇，取得暫時勝利，其他部隊鉤心斗角，很快各路聯軍就名存實亡。

“（建安）二年春，袁術自稱天子。三月，袁紹自為大將軍?！盵6]380袁術于“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以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8]209。建安二年（197年），袁術在壽春自稱帝號，稱仲家皇帝。袁術稱帝后，“先為呂布所破，后為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于潛山，復為所拒，憂懼不知所出。將歸帝號于紹，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裴松之注《魏書》曰：“術歸帝號于紹曰：‘漢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與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異，卒強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民戶百萬，以強則無與比大，論德則無與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紹陰然之?！盵8]210如果說聯軍內訌的原因較為復雜的話，那么，“淮南弟稱號，刻璽于北方”的陰謀，先后出現在東漢四世三公的門閥子弟袁術、袁紹身上，就頗具冷峻的諷刺意義了。

從宏觀角度系統分析《薤露行》《蒿里行》這兩首樂府詩歌，即可以發現借助詩歌記錄史實、反映社會風貌的創作傾向。我們從宏觀角度探討敘事歷史事件中重要人物的不同表現，不僅在時間節點上可以得出比較客觀合理的結果，從其特定空間背景下了解重要的歷史事件，還可以有助于理解漢末董卓之亂的前因后果和袁紹在事件轉折過程中的不同表現，幫助讀者審視其背后真相，發現詩歌背后的豐富文化信息。此外，曹操《卻東西門行》曰：“戎馬不解鞍，鎧甲不離傍。冉冉老將至，何時返故鄉?！盵9]354表達了對常年征戰的深沉憂慮。王粲《從軍詩》曰：“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盵9]361敘寫了社會戰亂對鄉村民眾生活的嚴重影響。

三、建安史詩自傳體的時空意識

建安自傳體史詩的敘事中心，借助了“這種敘事模式一般先以‘我’作為敘事者進行敘述，在適當的時候則讓‘我’所遇見的另一個人作為視角人物展開敘述，而且轉換之后的敘述者所敘的內容，構成全詩的內容主題”[2]109。建安詩人對自傳體史詩的偏愛遠超前代，并且能夠寫出時代的特色，借助“有限視角發生轉換的敘事模式”，來表現特定的歷史內涵。曹操《苦寒行》、曹植《白馬篇》《贈白馬王彪》、王粲《七哀詩》三首、阮瑀《駕出北郭門行》、蔡琰《悲憤詩》等可謂代表。

首先，建安詩人將個人命運與活動空間融為一體。建安詩人對空間關系具有較明顯的自我意識，在詩歌中多喜歡用“我”的字樣突出個性特征，將個人的感傷融入對時代與生命關懷之中。曹操《苦寒行》中“延頸長嘆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郁，思欲一東歸”的感傷；曹植《贈白馬王彪》中“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的哀嘆，“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的曠達；王粲《七哀詩》三首其一中“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凄惻；阮瑀《駕出北郭門行》受漢樂府《孤兒行》的影響，“親母舍我歿，后母憎孤兒。饑寒無衣食，舉動鞭捶施”[9]378。詩中的敘事者隨著情節的展開，已經由“我”轉化為“我”所遇見的另一個人即“孤兒”作為視角人物展開敘述，而且轉換之后敘述者所敘的內容，構成全詩的內容主題，形成了“A遇上B，聽B訴說”的敘述結構。蔡琰《悲憤詩》中“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的生離死別，在展示建安詩人由東漢強調人倫教化、功名利祿向重視個性性情轉變的同時，也展示了在廣闊空間范圍內社會動蕩對社會個體及家庭所造成的深重影響。

曹操在建安十一年（206年），親自率軍討伐袁紹外甥、并州刺史高干。在大軍征討途中，北方太行山脈寒風凜冽，滴水成冰。從沁陽到晉城的山路狹窄，水深橋斷，崎嶇難行，人煙稀少，虎豹橫行。曹操率領軍隊歷盡艱難，終于取得擊敗高干余黨，高干本人在荊州被殺的勝利[8]728?！犊嗪小穼懹谶@一年。黃初四年（223年）五月，曹植與白馬王曹彪、任城王曹彰具朝京師洛陽，去時同道，返回時因兄長曹彰暴死，只剩下自己與曹彪兄弟二人。關于曹彪的死因，《世說新語·尤悔》第33則中有較為詳細的記載。曹植《贈白馬王彪》寫于黃初七年（226年）曹彪被封白馬王之后。該詩表達了遭受曹丕猜忌迫害的悲涼心情，體現了樂府民歌向文人詩歌的轉變。王粲《七哀詩》三首其一寫于東漢初平二年（191年），詩歌記敘了王粲避難荊州路途中的所見所感，反映了漢末戰亂對民眾造成的深重苦難?！侗瘧嵲姟肥且皇鬃詡黧w五言長篇敘事詩歌，通過追述被劫、淪落、骨肉離別、回歸的過程，表達了蔡琰對坎坷身世的感嘆。

其次，在自傳體詩歌中，建安詩人善于運用特殊空間環境烘托主題，表現出生在亂世的憂慮和責任擔當?！犊嗪小分械摹皹淠竞问捝?，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焙嫱辛丝嗪熊姷钠D辛?！顿洶遵R王彪》中的“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暗示了詩人凄涼的心境。蔡琰《悲憤詩》曰：“城郭為山林，庭宇生荊艾。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覆蓋?！辈嚏脑姼枋遣懿佟扒彩拐咭越饚炮H之”后，“感傷亂離，追懷悲憤”[6]2081的嘔心之作，表達了蔡琰歸鄉后對戰亂慘狀的震驚。詩歌中的自然環境，是敘事元素的重要組成部分。借助細膩的情節描寫、具體的社會環境烘托來刻畫典型的人物形象，抒發在敘事基礎上自然迸發的情感，是建安詩歌在文學創作上的突出貢獻之一。

最后，建安詩人在漢樂府的創作基礎上，化大為小，在自傳體詩歌中重視時空之間的細節刻畫，以突出詩歌內容主旨?！犊嗪小分兄魅斯懊曰笫Ч事?，薄暮無宿棲”的困惑，“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的艱辛，細膩入微。王粲《七哀詩》三首其一：“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睂懩赣H棄子后聽到兒子的哭號，卻揮淚離去，不忍回顧。使讀者既感其形，又聞其聲，如特寫鏡頭在讀者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蔡琰《悲憤詩》：“馬為立踟躕，車為不轉轍。觀者皆噓唏，行路亦嗚咽?！睂懥穗x別時的臨行場景，借助“馬”踟躕不定，“車”停滯不前，烘托了旁觀者、行路者的復雜心理狀態。在《悲憤詩》中，營造了“城郭為山林，庭宇生荊艾。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煢煢對孤景，怛咤糜肝肺”的敘事空間，由離別的場景轉變為歸家后的所見所感。場景轉換后的敘寫視角變化，借助宏觀的田園凋敝、白骨累累，深化了詩歌的主題，并與曹操《蒿里行》中的“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王粲《七哀詩》中“出門何所見，白骨蔽平原”相互聯系，共同反映了東漢末年生靈涂炭的社會慘狀。

建安史詩的時間節點，交織著東漢末期宦官與外戚專權、地方軍閥與宮廷文人集團、門閥世族與寒門庶族的復雜矛盾。建安史詩的空間意識，伴隨著從兩漢時期儒家思想的嚴密控制，到建安時期儒家思想的逐漸衰頹。詩歌創作的風格，由重視宗法人倫關系，向重視情性抒發轉變；由重視君權至上，仰仗君主權貴進階，向個人奮斗以求取功名利祿，重視個性表現轉變；由以往的相對質樸渾厚，向重視事件細節刻畫、辭采華美轉變，取得了獨特的藝術效果和社會效果。建安詩歌中所反映的時空觀念，從個體的命運感傷，擴大到了關照生命群體的范圍，并上升到了重視人格尊嚴、提高生命境界的自覺文學范疇。

王鍾陵《中國前期文化–心理研究》說：“這種多層次開拓的地域—空間觀念，一方面融合了它的前觀念——擴張性的五方觀念，并以之作為自己的核心和基礎，另一方面它又比擴展性的五方觀念更加開闊，它是其前觀念的一個進一步的極大拓展，是其前觀念在更高程度上的實現……”[10]9不同時代的文學作品，反映了不同時空的意識形態。時空意識隨著時代的進步，也在發生著微妙變化。建安文人在四分五裂的年代和烏云密布、詭譎兇險的社會環境中，沒有在黑暗和痛苦中沉淪、墮落，而是在屈辱與殺戮中奮發有為，實現了人格與文學創作的多重升華。曹操的史詩《薤露行》《蒿里行》草蛇灰線，伏脈千里，在杜甫的“三吏”“三別”中展示了更為廣闊的敘事空間。王粲《七哀詩》中的少婦棄子，蔡琰《悲憤詩》的生離死別等細節，在杜甫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被概括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千古警句；在元稹《連昌宮辭》、白居易《新樂府》第七首《上陽白發人》、第九首《新豐折臂翁》中，記敘了唐王朝昔盛今衰的幽怨和對戰爭的尖銳揭露，成為我國批判現實主義詩歌的傳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