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析近代小說中的湖湘文化內蘊

侯運華

（河南大學 文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在中國近代史上，湖南人寫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他們不僅參與了近代中國社會的變革，在風云激蕩的時代更迭中留下矯健的身影，也給湖南帶來了各種社會思潮，改變了湖南的社會結構、民間風俗。當近代作家描述文明沖突、展現社會動蕩、建構武俠世界時，總是繞不開湖南這個精彩的對象，因而留下了關于近代湖湘文化的多維書寫。學術界盡管有很多關于“近代小說”“湖湘文化”的研究成果，但將其進行整體研究的成果尚未見發表。本文擷取近代譴責小說、武俠小說、歷史小說中關涉湖湘文化的文本，希望借此剖析中國近代小說中的湖湘文化內蘊及其價值。

一

晚清以來，無論是鎮壓太平天國運動，還是引導改良變法，湖南總是走在全國的前列。曾國藩、左宗棠等人以漢族身份幫助滿清政府成功鎮壓了太平天國運動，一方面使很多湖南人靠軍功躋身社會上層，改變了湖南社會原有的架構；另一方面也引發同代和后世民族意識強烈者的不滿，譏諷其甘為滿族統治者奴才。陳寶箴主湘以來的改良舉措和創辦時務學堂，既招攬了梁啟超等維新干將，使湖南成為維新變法的試驗田，也使譚嗣同、唐才常、蔡鍔等杰出人才脫穎而出。這些人事，均成為近代小說創作的素材。

正因為湖南是近代中國維新變法實踐的領先省份，所以即便不是湖南人，要表現維新變法思潮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巨大沖擊，也不得不將敘事空間置于湖南。江蘇常州人李伯元1903年創作的《文明小史》共60回，前12回敘述湖南永順府發生的故事。小說第一回即暗示時代背景：“他在京時候，常常聽見有人上摺子請改試策論，也知這八股不久當廢?！盵1]3柳知府的話，告訴我們敘事時間應當在庚子事變至作品發表的1903年前。當時的永順府是什么狀態呢？“卻說湖南永順府地方，毗連四川，苗漢雜處，民俗渾噩，猶存上古樸陋之風。雖說軍興以來，勛臣閥閱，焜耀一時，卻都散布在長沙、岳州幾府之間，永順偏處邊陲，卻未沾染得到。所以，他那里的民風，一直還是樸陋相安，執固不化……所以，到這里做官的人，倒也鎮日清閑，逍遙自在?！盵1]1這段描述一方面凸顯出永順府民風的純樸，為后面外國礦師被抓鋪墊；另一方面，以偏僻之處尚有傳教士來此凸顯湖南近代社會變遷。那么，全局觀察，湖南省的情況究竟如何呢？小說敘述柳繼賢知府到任前，70多歲的老友姚士廣為其餞行，柳討教何事當興，何事當革？姚曰：“要興一利，必須先革一弊，改革之事，甚不易談。就以貴省湖南而論，民風保守，已到極點，不能革舊，焉能生新？但我平生最佩服孔夫子，有一句話，道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艺f這句話，并不是先存了秦始皇愚黔首的念頭，原因我們中國都是守著那幾千年的風俗，除了幾處通商口岸，稍能因時制宜，其余十八行省，那一處不是執迷不化，捍格不通呢？總之，我們有所興造，有所革除，第一須用上些水磨工夫，叫他們潛移默化，斷不可操切從事，以致打草驚蛇，反為不美?！盵1]2從一個飽學之士口中對湖南省整體情況進行概括，描繪出士人眼中的湖南鏡像，并提醒好友，不可操之過急。顯然，李伯元認為當時的中國不宜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而應該慢慢改良，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后，他對于湖南當初領全國風氣之先的改革措施是有所保留的。

李伯元并未參與湖南的維新活動，而且對以開礦、辦學堂、訓練警察等為標志的改革措施并不熟悉，也不認可，如何表現方能揚己所長、抵達真實境界呢？身處上海、諳熟中西文化沖突的李伯元選擇了傳教士及其活動導致的生活嬗變這一巧妙視角。獨特維度的選擇，使文本以文化切入表現對象，展示出近代中國偏僻一隅發生的巨變?！段拿餍∈贰返?回通過握手這一細節，描述了柳知府的略通洋禮節與永順縣知縣不懂洋禮的窘迫：“見面之后，礦師一只手探掉帽子；柳知府是懂外國禮信的，連忙伸出一只右手，同他拉手……末了方是首縣，上來伸錯了一只手，伸的是只左手，那礦師便不肯同他去拉，幸虧張師爺看了出來，趕緊把他的右手拉了出來，方算把禮行過?！盵1]9京城來的與湖南本地的，差別還是很大，能否適應洋禮節，已經成為評判官員水平的標準。在《文明小史》中，作家明顯是肯定異質文化的：第15回在洋關碼頭，看到外國人執法認真，贊揚其“真正是鐵面無私”；第16回借姚老夫子的口，贊揚“外洋各國”“并不把唱戲的當作下等人看待”。第8回傳教士告訴劉伯驥：“這個佛教，是萬萬信不得的。你但看《康熙字典》上這個佛字的小注，是從人從弗，就是罵那些念佛的人，都弗是人。還有僧字的小注，是從人從曾，說他們曾經也做過人，而今剃光了頭，進了空門，便不成其為人了?！盵1]56佛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構成，否定其非人類特征，亦即解構了傳統文化的合理性。即便是在體現文化基礎的物質層面，作家也能選取特定對象凸顯兩類文化在湖南永州的差異，如在譴責小說中，西裝不僅是御寒遮羞的工具，還是身份的標志，也是文化載體?！段拿餍∈贰穼ξ餮b的多重價值有詳細展示，如第8回敘述劉伯驥被傅知府追捕，向傳教士求救后，換一身西裝，便換了身份，不僅原來排斥他的和尚驚訝，他還隨傳教士到府里成功救出了同伴，可見西裝所具有的強勢文化色彩。

在《文明小史》里，傳教士們往往極力了解、熟悉中國文化，以中國人容易接受的方式傳播西方文化；同時，他們利用外國侵略者在戰爭勝利后逼迫中國當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的治外法權，干涉地方政府的司法權、人事任免權等，有時也能保護百姓免受地方官員欺壓?！段拿餍∈贰返?回所寫的外國傳教士即如此，他不僅把“我們中華的話……學得很像，而且中國的學問也很淵博。不說別的，一部《康熙字典》，他肚子里滾瓜爛熟”。當劉伯驥請求他幫忙時，他并沒有因為素不相識而拒絕，而是盡力幫助劉伯驥?！段拿餍∈贰返?5回里，賈氏兄弟在蘇州附近一個小鎮上遇到的站在路邊向行人發放“勸人為善”書籍的外國人，應該也是教會人士。顯然，在李伯元的認知里，與外來文化相比，中國傳統文化已處于劣勢，因此無論是在價值判斷還是道德取舍方面，作家均傾向于西方文化。唯其如此，小說中的地方官員才特別懼怕外國人，且對于學習外語的行為持肯定態度。小說描寫地保紀長春來報，西門外高升店里的店小二打碎了外國人一個茶碗，知府便讓首縣跟他一起去拜訪外國人，并送兩桌燕菜酒席，以免外國人需索。當聽說首縣的兩個兒子在跟著姓張的西席夫子學英語時，馬上說：“原來世兄學習洋文，這是現在第一件經世有用之學，將來未可限量，可喜可賀?！盵1]6這個情節耐人尋味——既表現出湖南偏僻地方也開始學習洋文，外來文化的侵入已經成為事實；也凸顯出國人對外國人的恐懼。當然，這是文化隔膜造成的恐懼，但其中也隱含著對外來文化的悄然認同。

對外來文化的恐懼與認同，加上庚子事變后地方官員對待外國人態度的謙恭，使得傳教士等能夠蔑視政府官員的權威，干涉地方政府的執法?！段拿餍∈贰返?回敘述到衙門要人，教士道：“我如今問你要幾個人，你可給我？”“我們傳教的人，于你們地方上的公事本無干涉，但是這幾個人都是我們教會里的朋友，同我們很有些交涉事情沒有清爽，倘或在你這里，被他逃走，將來叫我問誰要人？所以我今天特地來找你知府大人，立時立刻就要把這幾個人交我帶去?！备抵硎舅麄兪菚h，還沒有審問，有所猶豫時，教士道：“這幾個人，同我們很有交涉，你問不了，須得交代于我，上頭問你要人，你來問我就是了?！薄斑@些人是同我們會里有交涉的，你不給我，也由你便，將來有你們總理衙門壓住你，叫你交給我們就是了?！盵1]57–66傳教士口氣不容置疑，顯然沒有把知府放在眼里，因為他已經非常熟悉中國國情：“原來這傳教士自從來到中國，已經二十六年，不但中國話會說，中國書會讀，而且住得久了，又很喜歡同中國人來往?！盵1]56這里，凸顯出永順府雖然偏僻，畢竟也被外國勢力浸染已久；傳教士熟悉地方官員的畏懼心理，知道利用洋面孔和背后的國家力量行動，且毫無顧忌。最終，傳教士成功帶走了那幾位想要的人。因此可以說，《文明小史》真實呈現了湖南地方的中外文化沖突整合景觀，再現了近代湖湘文化的艱難處境與掙扎鏡像。

局部的中西文化比較，已經在李伯元的小說中分出高下，整體的中西文化考察，則具有更重要的文學價值。身為湖南作家，向愷然的武俠小說就具有鮮明的中西文化比較意識。作為主要表現俠客行俠生活的小說，武俠小說一直以中國傳統武術為敘事焦點，部分文本涉及道家、佛家文化的比較，卻很少涉及西方拳擊術?！督鷤b義英雄傳》則將西方大力士作為刻畫霍元甲形象的陪襯寫進文本。小說描述兩位西方拳師比武的場景：“兩人出場，對著行了一鞠躬禮，并不開口說話，分左右挺胸站著。隨即有兩個西人出來，帶了一個三十多歲的西裝中國人在后面，先由中國人向看客說明比武的次序，原來用種種笨重的體育用具，比賽力量，最后才用拳斗?！盵2]776僅僅是出場情景，就與中國傳統比武情況差異巨大。第50回描寫他們開始拳擊比賽時，無論其所戴拳擊手套，還是立在中間的兩個西洋裁判，抑或是白力士與黑力士斗拳的場面，都給讀者帶來了不同的觀感。與西方拳師交手幾次、對其技擊特點有所認知后，霍元甲比較中西技擊的異同：“外國武藝，在沒見過的，必以為外國這么強盛，種種學問都比中國的好，武藝自然比中國的高強。其實不然，外國的武藝可以說是笨拙異常，完全練氣力的居多，越練越笨，結果力量是可以練得不小，但是得著一身死力，動手的方法都很平常。不過外國的大力士與拳斗家，卻有一件長處，是中國拳術家所不及的。中國練拳、棒的人，多有做一生一世的工夫，一次也不曾認真與人較量過的，盡有極巧妙的方法，只因不曾認真和人較量過，沒有實在的經驗，一旦認真動起手來，每容易將極好進攻的機會錯過了。機會一錯過，在本勁充足、工夫做得穩固的人，尚還可以支持，然望勝已是很難了。若是本勁不充足，沒用過十二分苦功的，多不免手慌腳亂，敗退下來。至于外國大力士和拳斗家，就絕對沒有這種毛病。這人的聲名越大，經過比賽的次數必越多，功夫十九是由實驗得來的，第一得受用之處，就是無論與何人較量，當未動手以前，他能行所無事，不慌不亂，動起手來，心能堅定，眼神便不散亂。如果有中國拳術的方法，給外國人那般苦練出來，我敢斷定中國的拳術家，絕不是他們的對手?！盵2]1033–1034如果向愷然不是精通中國傳統武術，也知曉外國拳擊的行家，是不可能進行如此透徹的比較的。小說中對西方技擊重實踐特點的肯定，凸顯出作者對西方文化實證特征的認同。同時，小說敘述黃石屏接連治好德國患者戴利絲和雪羅的贅疣，而她們均為被德國醫院院長診斷非得動手術才能治好的病號。黃石屏用幾根金針所展示的神奇折服了這位六十八歲的院長，他不但向其虛心請教，還讓黃石屏在他身上點穴實驗，以體會中醫醫術的微妙處?？梢娮髡卟⒉幻つ颗磐?，而是根據自己的觀察體驗，對中西文化進行客觀、理性的評判。這樣，其小說所描繪的武俠世界就不再停留于技擊層面，而是進入文化的深層結構，解析中西文化的優劣，進而使其小說具有較高的文化品位和較深的文學內蘊。

二

湖南能夠在中國近代領風氣之先，起主導作用的是湖南人。無論是太平天國運動期間，還是維新變法興起前后，湖南先賢皆表現出“敢為天下先”的豪氣、力挽狂瀾的勇氣和舍生取義的精神。近代小說《洪秀全演義》《近代俠義英雄傳》等就成功塑造了曾國藩、譚嗣同等湖南人形象。透過這些形象，我們可以剖析凝聚其中的民族意識、俠義情腸和犧牲精神。

歷史小說《洪秀全演義》連載于1905年在香港創刊的《有所謂報》和1906年出版的《香港少年報》附張，是一部反映太平天國歷史的小說。作者黃世仲是位革命家，其小說既有鮮明的革命意識，也有明顯的民族立場。他在“例言”中直言：“惟是書全從種族著想，故書法以天國紀元為首，與《通鑒》不同?！碧寡詣撟髟撔≌f的目的是“以傳漢族之光榮”。受種族思想制約，該書以歌頌太平天國運動及其將領為主，對曾國藩形象的刻畫就別有內涵了，如敘述曾國藩準備組建團練時，“一面修書致羅澤南、楊載福、塔齊布三人，說明奉旨興辦團練，求他相助的意思。那三人原是一勇之夫，自接得曾國藩的書信，那懂得民族的大道理，只當有一個侍郎肯抬舉他，好不歡喜，都不約而同，先后到曾國藩宅子里聽候差使”[3]137。作者將三人參與操練團練歸于不懂“民族的大道理”，亦即不明白民族之別，視之為情愿做異族的奴才。第17回寫道：“且說洪秀全大軍既定了衡州，立即出榜安民，一面賞恤各軍士。此時湘省人民皆知洪氏大勢已成，且又知得光復山河的道理，都恭迎王師，助糧饋餉的不計其數。于是洪秀全聲威大震，移檄各郡，遠近多來歸附?！盵3]150湖南百姓擁護洪秀全的大軍，顯然是因為其為漢族隊伍，這表現出作者對湖南人組織團練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否定態度。這里，有廣東籍作家不理解湖南人的原因，也凸顯出湖南人在近代中國的尷尬處境：站在國家立場上，曾國藩等人是挽大廈于將傾的蓋世英雄，平定了叛亂，使百姓重歸和平生活；站在民族立場上，他們是民族的叛徒，幫助異族鎮壓漢族同胞，是雙手沾滿漢族人鮮血的劊子手！可以看出，在中外文化沖突維度之外，還有滿漢民族沖突的內蘊存在。

湖南人生存于中外文化沖突和滿漢民族矛盾的夾縫中，便有了較外省人更激烈的主體意識。他們一方面懷有救世情懷，希望先開一省新風，然后擴大到神州全境；另一方面，一旦改革失敗，他們也承受了遠超負荷能力的重壓，于是，產生了以身許國的犧牲精神?！拔煨缌印敝坏淖T嗣同即如此。平江不肖生的武俠小說《近代俠義英雄傳》第1回就從譚嗣同就義寫起，提到他的絕命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然后，推測“兩昆侖”之一是大刀王五，展開敘述其學武成名的故事。第4回再次寫譚嗣同在北京的生活。譚嗣同生性極好武藝，十幾歲的時候，就長恨自己是個文弱書生，不能馳馬擊劍，每讀《項羽本紀》，即廢書嘆道：“如今的人，動輒借口劍一人敵，不足學的話，以自文其柔弱不武之短，殊不知要有扛鼎之勇、蓋世之氣的項羽，方夠得上說這一人敵不足學的話。如今這些手無縛雞之力的人，豈足夠得上說‘學萬人敵’的嗎？”[2]56可見，譚嗣同是一個胸有大志、抱負非凡的男子漢，他蔑視天下男子沒有項羽的氣概，接著反思荊軻只有吞并秦政的氣概而缺乏制勝的技能，為其空有大志、壯志難酬而感慨不已。這樣的描寫，是借項羽、荊軻等傳世英雄來襯托譚嗣同，盡管此時的譚嗣同還沒有驚天動地的偉業。

小說刻畫譚嗣同的形象時，并沒有聚焦他如何參與維新變法活動，而是描寫他如何醉心劍術、熱心接納武藝高強的好漢，包括大刀王五。第4回寫到王五認識不少宮中人，在譚嗣同就義前幾天，就得到了信息，連忙送信給譚嗣同，表示愿意親自護送他到安全的地方。在這生命攸關的緊急時刻，譚嗣同不是考慮自己的安危，而是決心從容就義。他笑道：“這消息不待你這時來說，我早已知道得比你更詳確。安全的地方，我也不只有一處，但是我要圖安全，早就不是這么干了。我原已準備一死，像這般的國政，不多死幾個人，也沒有改進的希望，臨難茍免，豈是我輩應該做的嗎？”[2]57慷慨赴死，決心以自己的鮮血喚醒沉睡的民眾，凸顯出譚嗣同超越同儕的覺悟和看淡生死的品質。王五被深深感動，既慚愧自己不讀書，“不知圣賢之道”，也后悔自己差點熱心辦錯事：“我很悔不該拿著婦人之仁來愛你，幾乎被我誤了一個獨有千古的豪杰?！盵2]57譚嗣同被殺以后，深受感動的王五哭了三天三夜，甚至不愿意待在北京了，一個人跑到天津客居，因為他不想聽人們談論譚嗣同的事。這樣的描寫，直接呼應了譚嗣同的少有大志，將其形象完整凸顯出來了。從描寫手法看，既有正面的語言描寫、行為刻畫，也有側面烘托，從而將一位舍身報國的湖南志士形象留在了近代小說人物形象畫廊中。

從曾國藩到譚嗣同，作為近代小說形象系列的組成部分，湖南人形象的數量不算多，但價值卻不容忽視。曾國藩在清王朝即將崩潰之際敢于擔當，在維護封建統治方面立下了舉世罕見的功勛，其意義在于維持了已有的政權和統治秩序。譚嗣同接受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宣傳的維新變法思想，立足于對現有政治制度進行改革，是要撼動封建統治大廈中他們認為不合理部分，其意義在于除舊布新，實現君主立憲制。這兩個形象的延續，建構起中國近代小說人物形象的有序延伸，構成了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縮影。

三

近代小說中的湖湘文化內蘊，不僅表現在中外文化的沖突整合、湖南人物形象的凸顯方面，也表現在近代小說對湖南社會現實、民間風俗的描寫方面。小說中或直接描繪或間接刻畫的現實場景和風俗畫卷，可以讓讀者認識到近代湖南社會結構的特點及其獨特的民風、俠風，進而讓讀者理解湖湘文化的深層內涵。

前述《文明小史》對湖南永順府中外文化沖突的表現，屬于特殊的現實存在。這種存在落實到社會現實中，就不僅僅是傳教士從官府要走幾個人那么單純了，反而會融入很多細節之中。如小說對金委員越位擅權、柳知府心存厚道的描寫，就反映出近代中國地方政權權威的解構與懂洋務者挾洋自重、干預執政的社會現實。金委員是何來頭呢？“且說那湖北制臺派來的金委員，是個候補知州，一向在武昌洋務局里當差。從前出過洋，會說英、法兩國的話，到省以后，上司均另眼相看?！盵1]11柳知府處理涉外事件而耽誤了武童們的科考，武童圍攻高升店后，“柳知府又吩咐首縣，把捉住的人，就在花廳上連夜審問，務將為首的姓名查問明白，不要連累好人。金委員嫌柳知府忠厚，背后說這些亂民拿住了，就該一齊正法，還分什么首從？柳知府曉得了也不計較”。帶頭鬧事的黃舉人被抓住了，提了上來，不肯認罪，金委員就要打他，首縣說：“他是有功名的人，革去功名，方好用刑?！苯鹞瘑T翻轉臉皮說道：“難道捉到了謀反叛逆的人，亦要等到革掉他的功名方好辦他嗎？”首縣無奈，只好先打他幾百嘴巴，又打了幾百板子。柳知府因為沒有革去黃舉人的功名就打他的板子，心上老大不愿意，說：“如果打死了外國人，我拼著腦袋去陪他，金委員不該拿讀書人如此糟蹋，到底不是斯文一脈！”第二天，柳知府便說要自己審問這樁案件[1]20–21。柳知府想保住讀書人的顏面，是傳統觀念；金委員強勢干預，強調法律至上，是西方理念。表面看來，金委員是正確的，其實不然。金委員沒有任何執法權，卻干預政府執法，表現出其挾洋自重的心理優勢以及其背后所依靠外國勢力的強大。這種現象的直接描摹，揭示出永順府雖然位居偏僻之處，仍無法抵擋外來勢力的侵擾。長沙、常德等湖南大城市中，所受外來勢力的影響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即便是言說俠義的武俠小說，也借武俠故事凸顯現實?！督鎮b傳》通過趙家坪之爭反映出清末民初鄉村爭奪良田的現實。趙家坪是“一塊大平原，十字穿心，都有四十多里”，“這坪在作山種地的人手里，用處極大。春、夏兩季，坪中青草長起來，是一處天然無上的畜牧場；秋、冬兩季，曬一切的農產品，堆放柴草”[4]30。楊天池返鄉尋養父母時幫助平江人擊敗瀏陽人奪得趙家坪，無意間將昆侖派拖入與崆峒派的對立之中，此后正邪各派加入，導致江湖上門派林立，紛爭不斷。紛亂世相實為向愷然對民初中國政治現狀的摹寫?！督鎮b傳》第5回所敘楊祖植夫婦江中失去兒子（楊天池）后花費1400兩銀子買裁縫鐘廣泰的小兒子（楊繼新）的情節，既凸顯了楊祖植夫婦作為世家子不愿老太爺、老太太因為失去孫子出現意外的孝心，也透出貧窮人家只能賣兒養家的困境。第16回描寫向閔賢到衡陽書院讀書時，專門提到“那時衡陽書院的老師，是當代經學大家王闿運”，顯然這是作者有意在武俠小說中融進現實生活的內涵。

湖湘文化存在于文化構成的各個層面，蘊含民族心理深層內涵的民俗和獨特的江湖規矩，均承載有值得探究的文化內蘊?！段拿餍∈贰返?回概括當地風俗：“這永順府一共管轄四縣，首縣便是永順縣，此外還有龍山、保靖、桑植三縣。通扯起來，習武的多，習文的少，四縣合算，習文的不上一千人，武童卻在三千以外?！盵1]11開卷即重點介紹永順府的特點——重武輕文。也正因如此，該地形成了強悍好斗的民風，稍有委屈就爆發沖突。當柳知府因為處理涉外事件而延緩考試時，那班武童便群起鬧事：“且說那班應考的武童，大都游手好閑，少年喜事之人居多，加以苗、漢雜處，民風強悍，倘遇地方官拊循得法，倒也相安無事，如若有樁事情，不論大小，不如他們的心愿，從此以后，吹毛求疵，便就瞧官不起。即如此番柳知府提倡新學，講究外交，也算得一員好官。只因他過于巴結洋人，擅停武考，以致他們欲歸不得，要考不能，不免心生怨望?！盵1]12由此凸顯出此地民風的強悍和居民性格的剛烈。想一想沈從文筆下的虎雛、柏子，想一想近代慷慨捐軀的譚嗣同、陳天華等湖南人，就能感受到湖湘文化熏陶出的剛烈特質。

近代社會的風云激蕩，不僅賦予湖湘文化以開放、慷慨的特性，相對自信的文化選擇和偏處一隅的湘西環境，也使湖湘文化具有排外、保守的性格?！段拿餍∈贰访鑼懏數鼐用竦弥鈬V師來探礦，他們或抱怨柳知府要將所有的山賣給外國人，“咱們沒有了存身之處”，或因為祖墳在山上，外國人來挖礦，“豈不要刨墳見棺，翻尸掏骨”[1]13？或認為自家房子要拆，或認為風水要被破壞等，紛紛起來鬧事。這種描寫，一方面表現出湘西人對外來文化的不了解，唯恐外來勢力破壞了自己的生存環境；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官方忽視民情，對所做決定沒有任何解釋，造成誤會。如此行為，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是很明顯的，它會促使地方勢力更加團結，一致對外，如第4回描寫紳士們得知金委員沒有待黃舉人革去功名就打板子時，聯合起來找柳知府理論：“忽見門上拿了一大把名帖，說是合城紳士來拜。柳知府忙問何事？……門上道：‘也不知為的那一項？恍惚聽說是為了黃舉人沒有詳革功名，金大老爺就打他板子，所以大家不服，先來請示老爺，問問這個道理，倘若不還他們道理，他們就要上控?！盵1]27中國封建社會的基層政權，是由地方紳士維持的，當外來勢力侵入時，他們必然會極力抗拒，以保持原有的規矩，穩定已有的秩序。這是中國近代社會形成的獨特景觀，同樣是地方風俗的組成部分。

然而，平江不肖生的武俠小說表現出的民俗就直觀得多了。向愷然年輕時曾游走各地，亦熟悉江湖規矩，因此，其武俠小說中便充滿各種風俗的展示。例如在《江湖奇俠傳》中，有對爭水陸碼頭舊例的介紹：“他們爭水陸碼頭的舊例，只要是行走得動的，不論老少男婦，都得從場去打；不過老弱婦孺在后面，燒飯、挑水、搬石子、運竹竿、木棍；不愿從場的，須出錢一串，津貼從場的老弱?！盵4]44有對迎接御賜全部道藏真經習俗的描繪：“襄陽府的陸知府大老爺，三日前就傳諭滿城百姓，要虔誠齋戒，焚香頂禮的迎接。所以家家戶戶，都在大門外擺設香案?！盵4]693有對押鏢行船規矩的敘說：“照行船的慣例，凡遇順風，總得行船，風色不對，就得停泊?！盵4]720有對江湖規矩的簡介：“你不知道各處水旱的強人，最躊躇不敢輕易動手的，只有三種人：第一是方外人，如尼姑和尚之類；第二讀書人，譬如一個文士裝束的人，單獨押運多少財物；第三就是這類單身珠寶行商。因這三種人的本領，平日在江湖上都少有名聲，不容易知道強弱?！盵4]1078–1079還有對湖南婚俗的敘述：“湖南的風俗極鄙陋，凡是略有資產的人家，不論如何不成材的兒子，從三五歲起，總是不斷地有人來做媒。若是男孩子生得聰明，又有了十多歲，百數十里遠近有女兒的人家，更是爭著托了情面的人來作媒?！盵4]1115其他還有對苗族法師作法敗敵和苗族人喜歡騎馬射獵、擅長施毒等的刻畫，皆可看出向愷然寫民俗、敘規矩均有明確的目的，即為表現人物性格、推動敘事情節服務?！督鷤b義英雄傳》亦聚焦風俗展示，如第7回先詳細介紹摜交的制服與規則，再交代了黃包袱的典故：“江湖上的規矩，不是有本領的人，出門訪友不敢馱黃色的包袱。江湖上有句例話：‘黃包袱上了背，打死了不流淚?！先酥灰娺@人馱了黃包袱，有本領的，總得上前打招呼，交手不交手聽便。有時馱黃包袱的人短少了盤川，江湖上人多少總得接濟些兒。若動手被黃包袱的打死了，自家領尸安埋，馱黃包袱的只管提腳就走，沒有轇轕。打死了馱黃包袱的，就得出一副棺木，隨地安葬，也是一些沒有轇轕?！盵2]101若非熟知內情的人，是很難明白其中規則的。向愷然的武俠小說不僅寫江湖規則，還描述行業習慣，如第28回描寫湘陰縣米販子的行規：“凡是當米販子的，每人都會幾手拳腳，運起米來，總是四五十把小車子，做一路同走，有時多到百幾十把。不論是抬轎挑擔，以及推運貨物的小車，在路上遇著米車，便倒霉了。他們遠遠的就叫站住，轎擔小車即須遵命站住，若略略的支吾一言半語，不但轎擔小車立時打成粉碎，抬轎的人，坐轎的人，挑擔的人，推小車的人，還須跪下認罪求饒，輕則打兩個耳光，吐一臉唾沫了事，一時弄得性起，十九是拳腳交加，打個半死?！盵2]420–421看似平鋪直敘的敘述，卻把特定社會里米販行業的規矩展示了出來，同時也彰顯出湖南民風的強悍。

綜觀中國近代小說中的湖湘文化，相關小說非常鮮明地凸顯出湖南人的糾結，即在對待同一人物或同一事件上會有相互矛盾甚至截然相反的認知。不僅僅是對曾國藩、譚嗣同等人，即便是對慈禧太后、李鴻章等，也具有不同的價值判斷。所以，湖南人的糾結，也是中國近代志士仁人的糾結，乃至整個中國近代社會的糾結：從國家層面論析，我們都是中國人；若從民族意識論析，則有滿漢之分。探究成因，有四個方面：其一，在國家意識尚未建構成功之際，人們的國家意識無法凸顯，往往以相對狹隘的民族意識評判是非；其二，在社會動蕩、民不聊生的關口，國家意識自覺凸顯，民族意識隱退，所以曾國藩、左宗棠們挺身而出平定太平天國運動，贏得生前身后名，也招來眾多非議聲；其三，若從民眾心理考察，兩百多年的奴才教化，使得人們沒有自主意識，產生茍活亂世的不可取的心理，所以存在普遍渴求所謂太平盛世的心態，對任何可能引發沖突、暴亂的元素均持排拒態度；其四，盡管已有梁啟超等人倡導公民意識，但是近代中國公民意識的產生極為艱難，更不要說普及了，即便是到了當下，公民意識的缺失依然是文明社會建設的重大障礙。因此，苛求當時的作家對筆下人物采取客觀、科學的態度不可取。但是，矛盾現象的存在卻啟發我們思考近代中國社會存在的復雜性，進而理解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艱難。

從流派角度論述近代小說的價值，則發現這些反映湖湘文化內蘊的小說，分屬于譴責小說、舊派武俠小說和歷史小說，而言情小說、偵探小說、科學小說、翻新小說等流派中沒有典型文本。究其成因，乃近代湖南人關注社會現實，積極參與維新變法運動，故對譴責現實的作家而言，自然選擇其作為表現社會思潮、中外文化沖突的對象，盡管李伯元并非湖南人。身為湖南人的平江不肖生，則充分發揮熟悉湖南武林故事、民間風俗的特長，利用兩度留學日本所建構起的中西文化積淀，于文本中表現風俗，為湖南社會畫像，并展開中西文化比較，凸顯出開闊的文化視野。至于《洪秀全演義》中涉及的曾國藩形象，實在是因為要描寫洪秀全的人生經歷和太平天國運動，根本繞不開湖南人曾國藩，對其民族意識的剖析，恰恰說明湖湘文化中保有傳統文化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