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知識分子的文化心態與文化重建
——由余英時《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談起

宋 剛

（首都師范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089）

毫無疑問，關于中國文化重建的問題是一個極大的題目，非一時一人可以講得清楚。但是，在文化重建過程中，作為創造文化新知與守望文化價值的知識分子的思想自覺與文化自覺，必然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這種自覺首先表現在知識分子的文化心態上，它不僅代表著知識分子在文化價值上的取舍，在某種程度上，也作為時代思想文化狀況的一面鏡子，折射出社會的各個方面。本文所說的知識分子文化心態主要是指在晚清及五四時期以后，中國知識分子在面對西方文化沖擊以及反思中國傳統文化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基本心態，其中包括自五四時期形成并一直延續下來的基本文化觀念與思維方式以及此后對其進行的反思與批判。知識分子的文化心態，不可能是一個單一、孤立的對象，必然受到時代因素和已有文化傳統的影響。前者正是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表現出強烈的批判傳統思想的時代根源；后者則代表了一種內在傳統的力量，也是中國知識分子不可能徹底和傳統斷絕關系的根本原因。而二者之間又是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這就使中國知識分子在面對中西文化選擇時，呈現出一種“羨憎交織”的心理。當代中國文化重建面對的困難來自多方面，但其中較之以往更為突出的問題，就是如何認識與理解自然科學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追求與人文研究的人文性之間的關系問題。

一、人文研究的價值判斷問題

在展開討論之前，我們必須先將視角轉向人文與科學的關系問題。從20世紀中期開始，科學被認為是一種比人文更為優越的知識方式，人文研究開始向科學看齊，無論是其研究的方法還是研究的思想方式，都受到了巨大的沖擊。盡管人文研究試圖如自然科學一樣，建立一套客觀的、普遍的、準確的知識體系，以推動其發展，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使人文研究的價值判斷不斷被削弱。這里實際上涉及人文與科學之間的關系以及人文研究的獨特性問題。這無疑仍然是一個巨大無比的題目，已經成為影響人文研究前途的大問題。

根據一般科學史家的研究，我們知道在文藝復興之前，科學論證的根據依照的還是古典的宗教觀念與哲學體系，即便是在近代科學革命早期，科學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受到人文觀念的影響。比如，備受科學史家津津樂道的哥白尼革命就是一個經典的實例。哥白尼的“日心說”在西方科學革命史上具有典范性意義，但是除了其“日心說”這個觀點本身，哥白尼的提問方式以及寫作動機仍然與之前的天文學沒有根本的差別。美國科學史家托馬斯·庫恩在《哥白尼革命》中說：“除了地球的運動之外，無論從哪方面看，《天球運行論》都更貼近于古代和中世紀的天文學家和宇宙學家的著作，而不像那些后來的著作?！盵1]362哥白尼的發現還與當時的人文系統有著很大的關聯性?！案绨啄崮馨l現異常之處賴于哲學和科學思想大氣候。一個不像哥白尼那樣具有新柏拉圖主義傾向的人，根據當時天文學的狀況可能只會斷定行星問題沒有既簡單又精確的解。類似地，一個不熟悉經院批判傳統的天文學家也不可能在自己的領域發展出類似的批判?！盵1]139可以看出，17世紀的西方近代科學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制于人文領域的觀念。當然，近代科學思想也對人文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就哥白尼革命來講，“很少有科學理論能在非科學思想中發揮如此巨大的作用”[1]4。

余英時在《試論中國人文研究的再出發》中說：“科學革命雖然早始于17世紀，但是科學主宰人類的生活，從局部到全面，則是 20世紀的新發展?！盵2]511科學與人文之間的相對比重，在20世紀中期有了巨大的變化。余英時分別從史學、哲學、文學等方面對20世紀科學給人文研究帶來的影響做了深入的分析。需要說明的是，余英時指出了兩個重要的事實：其一，人文研究在西方文化、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逐漸退居次要的地位，代之而興的則是自然科學，特別是從基礎科學研究中衍生出來的科技；其二，過去中西方的人文研究大體上都奉科學知識為典范，進行了各種各樣的仿效，但始終未能接近物理學、生物學的成功高度[2]518。

相比西方，中國近代科學的興起是相當晚的事情。何兆武認為：“雖然十九世紀的六七十年代，李善蘭把近代科學的經典體系介紹到了中國，但是要到九十年代嚴復宣傳了《天演論》的理論，中國思想界才開始突破了中世紀的構架而采用一種近代的眼光和思維方式去觀察宇宙和人生、社會和歷史，從而為中國的思想理論開辟了一個嶄新的境界?！盵3]124至于中國為何沒能產生近代科學革命，則與中國缺少它所需要的物質條件和思想條件有關[3]125–128。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由于當時知識分子強烈的反傳統態度以及對西方的欣羨，科學簡直就是正確的代名詞，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口號?？茖W被視為現代國家的根本要素之一，這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即使在今天也有重要意義），但也對人文研究本身造成了不利的影響——人文研究本身的特殊性被科學所掩蓋。這種影響在今天的人文研究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人文研究的價值判斷越來越模糊不清。所以，我們仍然有必要重溫一些基本常識：自然科學在于求“真”，其研究過程中始終要保持價值中立；而人文研究在于求“善”“美”，與自然科學研究不同，研究者的價值判斷自始至終都貫穿其中。當然，這里是說，我們要對人文研究對象建立一種自覺的人文意識與價值關懷，唯有如此，人文的價值才會真正地凸顯出來。

二、五四以來的文化心態

自19世紀中期以來，我們討論中國文化問題就不得不增添一種“中西”意識。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中西”問題成了我們后來討論文化問題的基本框架與原型。自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中國文化沖出了傳統的范圍，走向了一個“現代”的新階段。盡管我們對“現代”會持有不同的意見，但是無論哪一派，恐怕都得承認這樣的事實：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我們已經無法完全用傳統的視域涵蓋和審視中國文化的發展問題。當然，從五四新文化的歷史語境來看，這里所說的“現代”，最初又是以“西化”的名義出現的，而且還有人認為所謂“現代”必須是“全盤西化”?！艾F代”“西化”被塑造成“先進”與“文明”的代名詞，“傳統”則是落后甚至野蠻的象征。所以在當時，“中西”問題實際就是“古今”問題，而“古今”問題實際上也是“中西”問題，其問題的實質就是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問題。在對待這一問題上，五四新文化運動采取了一種非常激烈的態度，集中表現在當時的一批知識分子的文化心態上。在他們看來，中國要走向現代，必須在中與西之間做出抉擇，與傳統徹底決裂，傳統文化不是現代的基石，而是現代的障礙。這其實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提供的基本問題預設與討論的模式?？梢哉f在近百年的文化討論中，這種模式有意或無意地成為展開討論的前提與基礎，直接或間接影響了中國文化重建的格局與進程。當然，在下文的具體討論中我們還會提到 20世紀八九十年代直到當下重建當代中國文化所出現的一些新問題。但是，從整體上講，即使是在今天，五四所提供的問題與討論模式仍然發揮著潛移默化的作用，這也從側面說明文化變革的特殊性。文化變革是一個緩慢的漸進過程，其中包括的問題極為復雜，非一兩代人就可以解決，需要幾代人的不斷努力奮斗。

一切都還得從晚清及五四說起。余英時在考察19世紀中葉以來的知識分子文化心態時，引用了鄧實的一個說法，即當時求變求新的知識分子“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圣”[2]522。他認為這句話最能概括現代中國主流知識界在西方文化挑戰下所激起的基本心態。到了五四時期，胡適、陳獨秀、魯迅對傳統也都抱有一種非常激進的情緒。也正因為如此，否定五四的聲音也多是指這種激烈的反傳統態度致使傳統文化發生了斷裂。這種說法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百年后的今天仍很有市場，其中所蘊含的問題也值得思考。從某種角度來看，這種說法與其說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思與批判，不如說是面對今天重建中國文化的困境所表現出來的一種情緒化表達。顯然，這種指責脫離了具體的歷史語境，忽視了時代主題的要求，也忽視了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為何如此強烈反傳統的時代根源。

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承載的時代主題是，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中國如何救亡圖存，如何走向現代。故而，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五四和政治運動又是不能分開的，兩者之間有著復雜的聯系。五四新文化運動雖然開始并非是一場政治運動，但因為時代主題的要求和近代中國的現實所逼，很快轉變成一場學生愛國反帝的政治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本身所倡導的啟蒙精神，實際上也包含著政治的因素，這種內在的聯系在陳獨秀《吾人最后之覺悟》和李大釗《鄉愿與大盜》等文章中表現得尤為明顯[4]125–128。我們應該看到，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評價不能脫離其所承載的時代主題，否則會以偏概全，甚至顛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正面歷史意義。只有理解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時代意義，我們才會理解五四時期一代知識分子激烈的反傳統態度，才能真正地繼承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批判精神與新文化傳統，繼而超越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提問方式與思維方式。

如果只講五四時期一代知識分子反傳統的強烈態度，那么我們對其文化心態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在討論五四時期一代知識分子具體的人文研究時，我們會發現，雖然他們很激進地反傳統，“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圣”，但他們的內心卻對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呈現出一種“羨憎交織”的心理。這就是余英時所說的“人文生態”問題：“清末民初的中國人都是在本國的學術風氣、思想格局以及歷史處境中成長起來的。這一客觀環境構成了他們的人文生態。因此他們一旦接觸了當時所謂的西學，原有的人文生態不可避免地要發生一種方向的作用，即決定了他們對西方觀念的或取或舍，或迎或拒?！盵2]527比如，“嚴復、章炳麟、劉師培等人動輒以文字訓詁與斯賓塞爾的社會進化說相闡證，即已透漏出此中信息”[2]528。再如王國維早年專心于西學，曾花費六七年的時間精讀康德、叔本華、尼采的論著，但是當他進入中國文史研究的領域時，中國人文生態的作用便顯露出來。他第一部研究專著《宋元戲曲考》，雖然主題與構想以及全書的體裁都受西學的影響，但通篇運用的還都是乾嘉以來的考證方法。

五四一代的知識分子雖然比清末知識分子更為激進地反傳統，但是進入具體的研究領域后他們無不受人文生態的影響，與傳統有著這樣或那樣的密切聯系?？傊?，一方面他們激烈地反傳統是受時代主題所限，另一方面由于成長于傳統之中，所以他們在進入具體的研究領域后，又不得不受到傳統的制約。這也是 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在中西文化之間多數都有矛盾復雜心態的一個原因?！皣馀苫蛭幕疚慌傻娜嗽谡孀匀痪S護中國的傳統，但在側面往往對西方文化流露一種仰慕的意味；西化派則相反，正面提倡西方的價值，側面仍未能忘情于傳統?！盵5]302正如1929年傅斯年對胡適所說的那樣：“孫中山有許多很腐敗的思想，比我們陳舊的多了，但他在安身立命處卻完全沒有中國傳統的壞習氣，完全是一個新人物。我們的思想新、信仰新；我們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處，我們仍舊是傳統的中國人?！盵5]302–303這大體上生動地展示了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復雜的文化心態。

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人們首要面對的是“文革”造成的種種嚴重后果，特別是文化上的真空狀態，這構成了80年代前期文化意識的基本對象。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興起的“文化熱”，仍然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樣，具有強烈的社會政治屬性。兩者在自我意識上都試圖超越社會政治層面，通過文化反思與批判來促成社會現實的實質性改變，但是它們在文化討論的前提中就已經包含了強烈的政治意識因素，而這種強烈的政治意識無法使文化討論獲得真正獨立自由的空間。

在中與西、古與今的問題討論上，20世紀80年代知識分子的文化心態也變得更為復雜。我們從甘陽編的《八十年代文化意識》中可以看出這一變化。20世紀80年代知識分子對西方的看法或者說對“現代”的看法，已經不像五四時期那樣將西方簡單地等同于現代。因為西方社會本身所暴露出來的問題，已經讓一部分知識分子看到西方現代化的負面影響，對傳統文化雖然仍抱有激進的批判態度，但也表現出一種留戀。這也許代表了甘陽等20世紀80年代學人的總體感觸：我們對于傳統文化，不但有否定的、批判的一面，同時也有肯定的、留戀的一面，同樣，對于“現代社會”，我們不僅有向往、渴求的一面，同時也有一種深深的疑慮和不安之感[6]?？梢?，這種對傳統與現代、中與西的“羨憎交織”心理一直都存在著。當然，如果從整體上看，20世紀80年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西方文化思潮的又一次大規模涌入時期，在這個過程中雖然有“文化尋根”的沖動，但是對西方的欣羨仍然占據著主流的地位。當時反響很大的紀錄片《河殤》中那種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二元對立思維，可以說達到了極端偏執和否定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價值的程度。

三、新問題與健全的文化心態

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中國政治、經濟的調整，知識界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果說五四及20世紀80年代的理論話語集中于國家命運與民族前途的宏大敘事上的話，那么從90年代開始，這種帶有宏大敘事色彩的文化意識已經逐漸讓位于與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大眾文化與消費文化。而且，隨著知識分子內部的分化，文化也很難再次形成共有的問題域和大家公認的討論基礎。更為糟糕的是，金錢與權力捕獲了一大批知識分子的心靈，知識分子的內在人格約束力以及五四以來的批判傳統作用正在慢慢地喪失。于是，消費主義的消極影響開始顯現出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現象莫過于“國學熱”。21世紀之初，各種“國學”圖書開始暢銷各大書店，各種經過包裝的“國學大師”也行走在各大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與休閑會所之間，衛視紛紛“開壇講法”，商場則滾動播出“大師”的培訓講座視頻。一時間，中國傳統文化好像已經復興了。但是我們只要稍加留意，就會產生一種擔心——對傳統文化的各種消費式的解讀與心靈雞湯式的解讀，無疑會誤導人們對傳統文化的理解。這使得我們不能不對消費主義與傳統文化結合而滲透到中小學甚至大學的傳統文化教育中的危險情況提高警惕。另外，隨著改革開放和中西學術交流的加深，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文化已經有了深入的理解。但就整體而言，他們很多時候仍抱有很強的實用主義傾向，對西方社會進行或抬高或貶低的評價，如同對傳統文化所表現出的或自卑或自負的心態一樣，這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中國知識分子還沒有建立起真正健全的文化心態，缺少真正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

文化本身作為一種價值系統，也具有一種超越政治與經濟的相對獨立性，也即余英時說的“文化超越”。給予文化一定的自身發展空間，重視文化自身的發展規律，是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前提。當下，從19世紀中葉開始的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歷史任務已經基本解決，中國物質層面的現代化也已經取得了相當的成績，但是文化和精神的現代化卻進展緩慢。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反差呢？想必除了精神文化與物質發展二者之間的關系因素，也與中國獨特的現代化發展道路有關。文化發展問題一直都存在，只是我們并沒有認真地去反思罷了。

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我們今天談論中西文化，已經基本走出了簡單對立的認知范疇，傳統也已經不被視為現代的障礙。為了形成健全的文化心態，我們應該對新舊傳統都抱有“同情之了解”的文化自覺，對人文研究懷有敬意與堅定的信念。這樣，我們才會知道什么是可供借鑒的傳統，什么又是必須批判的糟粕。對人文研究抱有堅定之信念，我們才有可能在當下錯綜復雜的人文生態中堅持下去，才會找到安身立命之本，才會為建構當代中國文化提供切實的經驗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