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級融媒體中心融合新聞生產機制初探

戴利朝　陳帆

[提 要]融合新聞的生產，是縣級融媒體中心的主要工作，也是觀察縣級融媒體中心建設成效的一個重要窗口。以對江西省G市融媒體中心的田野觀察為基礎，研究發現融合新聞生產受到空前的重視。以《G十二時辰》作品為例，細致闡述了G市融媒體中心融合新聞生產的具體流程和微觀機制，同時發現如果能夠解決傳播對象定位模糊、技術設備支持不足、記者隊伍分工不明等問題，融合新聞將取得更大的傳播效果，并將助益于縣級融媒體中心建設水平的提升。

[關鍵詞]縣級融媒體中心;融合新聞;生產機制;傳播效果;《G十二時辰》

[作者簡介]戴利朝（1974—），男，江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傳播社會學;陳 帆（1997—），女，江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新媒體傳播。（江西南昌 330000）

為了積極響應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提出的扎實抓好縣級融媒體中心建設工作的重要要求，全國各地開展了縣級融媒體中心建設。對縣級媒體融合的研究也開始成為學術界的興趣。對文獻的梳理后發現，對縣級融媒體中心建設的研究大致分為三類：一是以電視臺報紙為主體，去分析電視報紙的媒體融合理念、發展路徑等，如虞海波的《縣級廣電重大主題報道的融媒體傳播——以北侖廣電全媒體中心為例》[1]。而中心行政上是獨立于G市電視臺和報社外的組織，這類研究對象具有典型性，在學者論文中研究較少。二是對媒體融合的研究采用其他學科視角，如華小波的《從組織變革理論看融媒體中心建設》[2]，而不是微觀上重視基層新聞的生產過程來研究。三是從思辨的角度對整個宏大的縣級融媒體中心建設提出問題并提供解決方案，例如朱春陽教授和謝新洲教授有關縣級媒體融合的研究論文。與這些研究不同，本文嘗試聚焦于G市個案，結合田野調查資料分析縣級融媒體中心融合新聞的生產機制。

一、G市融媒體中心概況

本文選擇的田野調查地點是江西省東部地區的縣級市G市。2019年夏天，筆者進入G市融媒體中心、G市廣播電視臺，開展了長達46天的田野調查，采用半結構、半開放式的深度訪談和參與式觀察的研究方法對中心新聞室開展研究。通過對8名中心成員、3名G市廣播電視臺成員、1名中心辦公樓的拆遷辦主任進行深度訪談，收集了本文研究的基本資料。

G市融媒體中心于2016年10月組建，歷經三年之久才形成了較為完整的新媒體傳播矩陣，基本實現了傳播內容、傳播平臺、傳播人員的三方融合[3]。作為江西省縣級融媒體建設的榜樣，中心吸引了各地市、縣級領導及同行的調研考察。中心和G市新聞中心（原G市報社）、G市廣播電視臺三足鼎立，新型傳媒網絡覆蓋G市。目前，中心運管平臺有“G發布”微信公眾號平臺、“G報”微信公眾號平臺、江西手機報G客戶端、掌中G客戶端、G新聞網、G手機報彩信、G發布官方微博、G發布今日頭條號、G發布抖音號等9個新媒體平臺，每周發布原創稿件30多篇，中心粉絲量突破50萬。2017年、2018年中心綜合傳播指數均位列所在的縣級（市、區）區前兩位。截至2019年4月底，中心又被納入中宣部重點支持的縣級融媒體中心名單。

受到G市重點關注的是“G發布”和“G報”兩個微信公眾平臺。其中，“G報”微信平臺粉絲量達16.9萬，“G發布”微信平臺粉絲量達2.7萬?！癎報”微信平臺每天推送一次，以本地時政新聞、百姓民生、社會正能量、扶貧攻堅、掃黑除惡、雙創、移風易俗等內容為主，此公眾號每月文章的推送對G市政務公開、服務社會公眾、正面引導與論發揮著重要作用，是G市黨政媒體與G市群眾互動交流的重要平臺。

在組織人員結構上，中心實際在職員工共11人，編制人員僅4人。中心管理隊伍為70后，核心記者隊伍大多為80后。并且，除總編、主編、辦公室主任和1名編輯部的員工不用外出采訪外，其余7名員工身兼記者和編輯工作，他們不是新聞專業科班出身，但都有采訪編輯寫作的從業經歷。

二、融合新聞《G十二時辰》的生產

《G十二時辰》首發于G市融媒體中心的微信平臺“G報”，后者是以活潑生動的語言來報道G市鮮活的生活生產事跡，是幫助G市百姓解決民生難題的窗口?！癎報”的定位是成為貼近基層、貼近群眾的黨政新媒體平臺。從傳播平臺上看，固定粉絲量約有17萬，遠超過G市廣播電視臺開設的“Gtv新聞”微信公眾號平臺（約2500粉絲量）和新聞中心（原報社）開設的“G新聞中心”微信公眾號平臺（約7300粉絲量）的粉絲量。

融合新聞是媒介融合研究的一個重點。目前學者們主要從三個角度來研究融合，即技術融合、經濟融合和新聞融合。新聞視角的融合觀（也可稱為“工作室融合”）側重從媒介的生產角度來研究融合給新聞工作室帶來的在日常實踐、新聞價值觀、新聞文化等方面的變化。微觀上，媒體融合正促進記者的角色由“一匹孤獨的狼”向一位多媒體團隊成員轉變[4]。融合新聞主要是融合文字、圖片、音頻、視頻、超鏈接乃至GPS位置信息等多媒體產品形式的新聞形態，它的前提和基礎是媒介融合。在《G十二時辰》新聞的生產中，主編B要求其內容設計包含三種不同的表現形式。這對習慣新聞內容形式為“圖片+文字”的中心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一）《G十二時辰》新聞生產的始由

還得從2019年夏天火爆的《長安十二時辰》說起。這部電視劇熱播后，全國各地媒體通過微博平臺推送所在地的十二時辰特色。一時間，在微博客戶端上“十二時辰體”成為熱門。微信平臺隨即“蹭上熱點”，由各微信平臺發出的10W+《XX十二時辰》文章不斷涌現。這類文章是將各地風采呈現在巨大的微信用戶群體眼前，再通過微信用戶的點贊轉發留言，讓用戶感受地方魅力的同時，使其微信平臺達到擴大影響力的目標。具體來看，中心主編B發現鄰縣《XX十二時辰》的微信新聞成為10W+文章，因而設想如果本地推出“十二時辰”的文章，將有利于宣傳本市文化，還能擴大縣級融媒體的傳播力，于是有了本地的《G十二時辰》的生產。

（二）《G十二時辰》新聞生產的過程

1.選題的確定

在7月22日周一例會上，向中心成員下達做《G十二時辰》新聞的任務。主編B交由中心記者部主任C安排具體工作任務，并指示任務完成需要兩個記者合作。會議中，B用手機打開直轄地級市做的10W+“十二時辰”的微信推文，說明要借鑒他們的行文框架和寫作方式，并提出此次新聞內容形式不能是“G報”以“文字+圖片”的新聞生產慣用做法，而要用“視頻+（動態、靜態）圖片+文字”的內容形式;在推送時間上，主編B下達周四見稿的指令。

在7月22日的例會中，中心各員工提出“十二時辰”新聞的生產意見，記者J提出此篇新聞素材收集需要使用無人機，而中心沒有該設備。同時，他也對素材拍攝時間表示擔心，因為從指令下達到見稿只有四天，預計收集素材環節時間要兩天。但從技術上考慮，拍攝需要各方面的協調，較為耗時。比如拍快閃圖片需要調度很多人擺拍，其間就要花費不少時間;親自去現場取景，路途上也要花費時間。例會結束后，主編B把拍攝素材的任務交給了發言最多的J，并要求其他員工在完成自己的新聞任務后，盡力配合J的拍攝工作。而后期對新聞文本的制作加工、編輯校對任務的指派，會議沒有確定下來。

2.新聞素材的收集

會后，J立即聯系有無人機設備的公司、組織并負責策劃《G十二時辰》的腳本拍攝工作。腳本策劃中，J與中心其他記者在工作室進行商討，確認有哪些場景可用。商討完畢后，J開始進行素材收集環節。周四上午，J稱一些畫面無法拍攝，時間緊迫，無法在指定時間發文，就不再拍攝，直接向中心其他成員借以往的圖片素材。記者F聽聞此需求，提供一系列靜態圖片交給J，J單獨將3G壓縮包大小的素材畫面（包括即時拍攝的原創素材和非原創素材）進行挑選、處理，在周四完成了《G十二時辰》新聞生產的收集素材環節。

記者J：首先，十二時辰的稿子，它的閱讀量在5000以上，算比較優秀的稿子了，前后期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做這個，我根據時間段來找一個又一個體現工作辛勞、敬業的故事，找能體現G市人文、飲食、風景的角度進行拍攝。比如清晨3、4點、晚上12點起來去拍，還有大中午太陽下，也出來拍人干活了。視頻和動圖是我自己做的，圖片選了部分F的，而視頻四分多鐘是我兩年前拍的，就幾秒是電視臺的。（7月30日訪談材料）

在《G十二時辰》的策劃拍攝腳本和收集素材環節，原本是讓記者部主任C來指派任務，但主編Z會上直接給J分配任務，而記者部主任C在這個過程中并未發言。

記者J：主任B也沒說要求具體怎么做，就說看Q和Y的“十二時辰”怎么做，我看了Q和Y的十二時辰，也結合了G市的情況，就說了我的策劃。經過她同意后，就可以用了。（8月9日訪談材料）

由于記者J的寫稿能力較為薄弱，為了爭取發稿時間，他向主編B表明自己交不出稿，于是主編將編輯任務交給了記者G，讓其進行新聞編輯環節。

3.新聞內容的編輯

25日，G歷時5小時左右初步完成編輯工作。原本在26日上午校對，就完成了新聞的編輯環節，可以對文章的呈現形式進行下一步的排版工作。但26日上午，G請假兩小時，主編B就把排版任務交給記者K。等G回中心后，按照他自己寫的新聞自己排版的習慣，又再一次對文章布局進行排版。兩個記者對文章進行排版增加了工作時長，延遲了審稿和發布時間。并且，在新聞推送出去后，記者K發現一張標有時辰的圖片沒有插入。

新聞的排版完成后，在主編B的主要審稿，總編A的最終審稿后，《G十二時辰》新聞按原計劃推遲了一天，在7月26日發出。對此，主編B解釋道：這是由于她對《G十二時辰》新聞生產環節中拍攝構圖、照片處理、照片排放、編輯寫作等要求精益求精。而新聞的傳播效果，Z表示文字語言很優美，受到了領導們的表揚。

（三）《G十二時辰》的內容生產

從上述流程來看，最核心的環節是《G十二時辰》內容的生產。因此有必要對此進行具體的闡述。根據對《G十二時辰》所選圖片進行分析，可以發現此條新聞生產的靜態圖片有26張，分別為G市自然風光6張、工作者勤勞工作6張、民風民俗活動5張、城市建筑4張、人物旅游3張、飲食習慣2張。

記者F：我自己有保存自己拍的認為是好照片的習慣，方便自己或者中心其他人在制作新聞時提供照片。（8月9日訪談材料）

進一步觀察《G十二時辰》新聞所用的圖片素材發現，此新聞靜態圖片大多為記者F提供。在記者隊伍里，只有F有大量存圖的習慣。她提供給J的圖片來源分別是她在G市游玩的游客照、之前采訪G市大小新聞的存照、朋友拍攝的G市風景圖等。

記者K：……J大概在幾點鐘去拍圖片，要拍哪些圖片啊。但是這些個圖片都是網上找的，或者就是以前的，不是現在的，像這個（K向我指一張圖片），可能就是他找網上的，這里還有水印，都沒去掉。這個也可能是，因為他來不及到工地上看，只能拿以前拍的，這個（K向我指向另一張圖片）好像也是以前的，因為你不可能一下組織這么多人跳廣場舞。（7月30日訪談材料）

中心對《G十二時辰》新聞的內容形式要求多樣。但從J的收集素材過程可見，兩天內單獨完成“策劃拍攝腳本+圖像收集與處理”任務對中心記者要求稍顯艱巨。

再者，《G十二時辰》新聞中有9張動態圖片，分別可以歸類為：G市城市風貌7張、自然風光1張、飲食習慣1張，均是J實地拍攝得來。在他策劃的拍攝腳本中，有“城市蘇醒”、“車流”、“豐收”、“高溫工作”、“日出日落”、“夜景”等6個主要關鍵詞。此外，《G十二時辰》新聞開頭的視頻是G市廣播電視臺兩年前的宣傳片。

記者F：視頻的話，是電視臺拍的，因為作為電視臺宣傳G市的宣傳片，宣傳部那里應該是留有資料的，所以應該是J找宣傳部要的。（8月9日訪談材料）

《G十二時辰》新聞中，26張靜態圖片有22張以前的素材，插入的視頻是兩年前G市的宣傳片，而拍攝兩天的有效工作量是9張動態圖片。

7月25日，記者J還沒有著手寫作《G十二時辰》，于是主編詢問今天誰有空幫忙編輯，記者部主任C沒有做出反應，記者G主動請纓，單獨完成了編輯寫作環節。

記者G：寫作編輯從上午寫到下午3點吧。時間很緊，很多東西沒寫到！因為這次是幫著成稿，如果是自己去采訪，寫稿可能速度會更快。這次的新聞，我寫作習慣是按照圖片寫的文字，素材來源有以前摘抄的句子，有政府工作報告，其余就自己想，而且喜歡自己寫的稿子自己編輯。（7月30日訪談資料）

26日，G請假，微信平臺的《G十二時辰》排版工作由記者K來進行，當排版完后，由于主編對圖片的調整不滿意，K就沒有按照G要求的圖片樣式進行排版。但是G回來后加上了他說明的圖片樣式。

記者K：反正是他寫好了稿子，J拍好了圖片，然后他們結合，之后就到我這里來編輯差不多了，就給主編B看，主編B突然說要調整，調整這個圖片。那么我覺得，因為是我編輯的，我就編輯了。G說他有新的圖片樣式，然后他又編了一下。但是我一開始說這個太小了，到了手機上有點不好看。但是他說編成這個樣子，那就編唄。發完后，然后我看到有一個指示時間的圖片沒插入進去……因為G后來自己編好了，我就沒動。（7月30日訪談資料）

在“G報”微信平臺內容生產的日?；僮髦?，他們習慣將編輯內容和微信平臺的排版工作分開。其生產流程基本遵循1名記者采寫編，另一名記者負責排版。其中負責采寫編的記者對稿件內容第一層把關，并對排版記者提出文字或圖片擺放的排版要求;負責排版的記者第二次把關，其對新聞內容修改較小，主要是對文字、圖片進行勘誤，或使用更多的樣式生動呈現到微信用戶的手機界面上，其目的是增加讀者閱讀新聞的舒適體驗。

《G十二時辰》的內容加工中，兩個記者多次編輯排版減慢了新聞發布的時間，最后在交接過程中也出現新聞少圖的失誤，這能看出中心在任務分配和員工協作上的低效性。

在審稿發布環節，由中心主編B、總編A審稿后，再將新聞傳到有宣傳部領導的微信審稿群中，讓宣傳部領導審查后才能推送出去。在中心的審稿程序中，可以發現決定新聞稿件的發出，主要取決于主編B，宣傳部領導有一票通過或者不通過的決定權。主編B是宣傳部挑選進入中心領導工作的，她此前在G新聞中心從事記者編輯多年，目前任G市網信主任，豐富的從業經歷培養了她對新聞標題的敏感。這份敏感在《G十二時辰》的標題把關上體現得淋漓盡致。比如主編B在對《G十二時辰》標題的修改上一再雕琢，同時還分享給中心記者群，叫編輯能力更好的記者C、F提意見。

主編B：K，你做編輯要有自己的想法，你要多看看別人的公眾號做這個是用什么標題……

記者K：主編B基本會把每個文章的標題都拿出來重點修改，在“十二時辰”這個新聞最后發布……我們做好后給主編B看，她突然臨時說要調整這個圖片。她喜歡改成比較吸引眼球、比較活潑的標題。

記者F：主編B做這個是為了領導好評，專注閱讀量，她喜歡喜聞樂見、大家關注的話題，切合群眾利益的新聞。

（以上均為7月30日訪談資料）

在中心，主編B不僅對新聞室的管理方式進行把控，對中心新聞生產操作流程的把關也影響巨大。久而久之，中心的新聞生產觀不斷向她的新聞觀靠近。

三、融合新聞《G十二時辰》的傳播效果及其緣由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網絡空間已經成為人們生產生活的新空間，那就應該成為我們黨凝聚共識的新空間”[5]?？h級融媒體作為接近基層群眾的“最后一公里”，理應做好輿論引導和政務宣傳的任務，注重基層群眾的分眾化，差異化，從“傳者本位”的思想轉變為“受眾本位”。但從《G十二時辰》的傳播效果來看，這種轉變并非易事。

主編B：這篇稿子，無論是從圖片到文字，都算得上是一個精品。很多領導私信跟我講，說這個真好。雖然閱讀量只是5000多，但是我們懂行的人知道，這篇稿子包括寫稿，拍攝圖片花了很多心思哈，因為老百姓，不一定看得懂一些東西，但是有文化的人真的懂，有幾個領導，本身可以說文化層次比較高的，他說這個文章，包括文字圖片真得是好。（7月29日訪談資料）

也就是說，在中心領導看來，雖然《G十二時辰》新聞的閱讀量只有5000多，但因為得到了宣傳部領導對該新聞的肯定，這也是傳播效果。而在中心的成員看來，這篇新聞沒有得到受眾的認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記者K：我們做的好，領導不會表揚的。但是如果有問題，我們平臺16萬+的關注，領導看到了，他肯定是會過來關心的。至于群眾，因為這個文章還不夠貼近他們的生活，所以閱讀量，轉發量沒有想象中那么好，他也不會說呀。反正主編B也說挺好的，花了很多時間，還有不錯的內容。（7月30日訪談資料）

顯然，中心記者成員則認為，此篇新聞點擊量不佳是因為老百姓喜歡什么難以把握，不是說有內涵或者做得好的新聞就有大量的點擊量。此外，中心成員對領導的表揚并無多少感受，對他們而言，完成新聞任務就可以。作為新聞內容生產的主要環節，J借鑒了Q市、Y市的做法進行圖像生產環節，但沒有深挖G市特性，創意不足，其使用以往的圖片視頻也無新意。在新媒體時代，對新聞信息表現力要求新鮮的受眾而言，這樣的《G十二時辰》不足以提起他們的閱讀興趣。

總編A：好多人不愛看的，比較長了嘛……你說這個受眾，像我們都不愿意看長文章……特別是微信上的，你就是看看標題，要是有我認識的我才會看……大家都不愿意看的，寫那么多文字堆砌起來……要不是我審稿，我都不愛看……內容也不豐富，沒有什么吸引力嘛。（8月2日訪談資料）

在內容的設計方面，總編A認為《G十二時辰》文字太多，不能迎合當代受眾“快餐式”的閱讀體驗，表現形式也不夠有吸引力。在視頻的選擇上，A認為這樣的視頻沒有人，而且就算中心自己拍，除了沒設備，能力上也拍不出來。

此外，技術支撐不足、記者在新媒體時代業務能力的不足、記者隊伍的分工模糊以及微觀角度下的《G十二時辰》傳播策略單調也是導致微信平臺生產《G十二時辰》傳播效果不佳的原因?？h級融媒體中心的一個典型問題是設備投入的不足。中心的拍攝設備僅有兩臺入門級單反。在《G十二時辰》的新聞生產中，借價格合理的無人機設備就花掉一天，沒有無人機拍攝也是影響新聞生產效率的原因，這說明中心缺乏設備是既有事實。

也正由于設備不足，加上時間緊，《G十二時辰》圖片和視頻的選擇過于普通，沒有創新性，不能凸顯G市的經濟發展，宣傳G市的文化特點。在現今的新媒體時代，這也能反映出中心成員缺少能抓住用戶注意力的新聞敏感度。

中心新聞生產調派記者具有隨機性。對于新聞傳播的策劃，既要明確負責人，又要確定責任人，負責人做好決策謀劃、帶好隊伍、提供服務的事情，責任人抓好項目實施工作，既明確分工，又協同推進。同時，要建立獎懲，評優評先，監督問責等機制，才能讓人才價值和工作效率最大化[6]。從《G十二時辰》的生產來看，中心的人員分工雖有一定的靈活性，但是同時存在著分工不明確的問題，如同記者G所說：“大家都有采訪，誰有空誰就幫忙編輯下。都是我們自己分的，不想做就別人去唄?！保?月30日訪談資料）從長遠來看，專業化分工是提升中心人員的專業水平和工作效率的重要條件，但是現實中的人力不足也是縣級融媒體中心面臨的客觀難題。

四、結語

新媒體時代，縣級融媒體中心肩負著服務黨委政府和基層受眾的雙重使命。在新聞傳播中應該打通傳播渠道，提供優質的內容。以《G十二時辰》新聞的傳播為例，它在粉絲量巨大的微信平臺“G報”上推送，在微信千人粉絲群、江西手機報G客戶端、掌中G客戶端、G新聞網、G手機報彩信等5個新媒體平臺復制粘貼推送，但除了微信粉絲群有較為活躍的互動粉絲群體，其他傳播渠道沒有活躍的粉絲群體，基本傳而不通，毫無效果。

進一步來看，G市融媒體建設是G市市委、市政府建設的重要項目，也是在江西少有的幾個優質融媒體中心試點之一。在實踐上，中心的全省官方移動媒體傳播指數（MMCI）位于前列，微信內容生產機制具有一定典型性，是各地融媒體中心學習和調研的對象，但實際傳播效果卻不盡如人意。其原因或許在于，G市融媒體中心的組織架構表現為簡單的新聞工作室，運行機制是在新聞室上進行簡單的相加或調整。G市廣播電視臺、G市新聞中心沒有與之產生平臺聯動，降低了信息共享的效率，難以形成傳播合力，這使得實際的傳播效果又大打折扣。這種融媒體建設的政策，沒有賦予中心更多帶有方向性或者戰略性的統籌、整合的地位與功能[7]。簡言之，在一個縣里，融媒體中心、廣播電視臺、新聞中心三個傳媒組織“并駕齊驅”，難免存在一定的組織和傳播壁壘。至少，在G融媒體中心的新聞生產中，并沒有也難以充分整合G市三大傳媒組織的人力與物力，從而限制了縣域的傳播力。下一步，充分整合既有的傳媒組織，提升縣域傳媒的傳播合力，亦是縣級融媒體中心建設的重要任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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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華小波.從組織變革理論看融媒體中心建設[J].新聞戰線，2019，（3）.

[3]徐盼.以“三融合”提升縣級媒體新聞傳播能力——以施光南音樂節策劃報道為例[J].傳媒評論，2019，（7）.

[4]Verweij，Peter，”Making convergence work in t he newsroon，”[J]Convergence：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15（1），2009.

[5]胡占凡.貫徹落實十九大精神——開啟新時代城市廣播電視工作新征程[J].中國廣播電視學刊 ，2018，（1）.

[6]柯思德，李瀅.加快縣級媒體融合——構建現代傳播格局[J].實踐縱橫，2019，6（下）.

[7]尹連根，劉曉燕.“姿態性融合”中國報業轉型的實證研究[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3，（2）.

[責任編輯：劉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