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競爭視閾下中國城市群形成與發展的動力、模式及對策研究

周 韜

（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北京 100000；河南科技大學經濟學院 河南 洛陽 471023）

一、引言

城市群崛起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重要標志。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強調“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城市與城市群在經濟增長中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當一個地區的人口和其他資源的集聚超過一定密度（具體標準各國并不統一），這個地區就成為了城市。隨著居民收入增加、技術進步加快、需求層次提高、增長動能轉換、城市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空間因素成為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變量，區域經濟主要表現為城市群經濟。在城市化向較高階段推進過程中，在特定的地域范圍內，以空間價值鏈為紐帶，由若干個地理相近的不同等級的城市及其腹地通過空間交互影響而形成的經濟系統被稱為城市群。城市相對而言是一個單一的經濟區，城市群則是若干個地理相鄰的城市組成的城市經濟區，規模經濟和集聚效應是其本質特征。在空間要素成為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條件下，大中小城市建立在空間異質性、產業價值鏈和空間價值鏈耦合與互動基礎上的分工與專業化水平已成為各自競爭力的源泉，城市組團發展可以產生協同效應。沒有競爭就沒有現代化的城市，更沒有現代化的城市群，空間競爭是城市群經濟的基本屬性，在區域治理體系設計中應打破行政壁壘，構建超市域的城市群發展與管控機制，有序推進區域可持續發展。在空間競爭日趨激烈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科學認識城市及城市群是科學制定區域政策的必要條件，以空間異質性和價值動態演化的城市群已成為區域格局重構的基本動力，城市群也將是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源泉和參與國際競爭的核心主體?？梢灶A見，城市群將成為我國經濟增長新動能的主要源泉，城市群經濟將取代行政區經濟成為區域經濟競爭的主體，各級城市群只有科學規劃、協同共進、有序競爭才能在新的競爭環境中取得競爭優勢。

二、研究現狀及進展

最早提出“城市群（megalopolis）”概念的是戈特曼[1](P189-200)。芒福德（Mumford）提出城市及其周圍區域應當進行大規模的合作，共享互補優勢，由此形成城市規模位序法則（size-rank law）（Zipf），核心城市帶動周邊城市協同發展問題一時成為熱點。哈格斯特朗（Hagerstrand，1952）研究了城市群創新的空間擴散及路徑選擇，構建了著名的空間擴散模型。格里利克斯（Griliches，1957）和曼斯菲爾德（Mansfield，1961）認為經濟距離比地理距離對城市群空間格局變遷的影響力更大[2](P25-27)。沃爾特·伊薩德（W.Isard）（1956）則將馮·杜能、韋伯、克里斯塔勒、勒施等人的模型整合為一個統一的易駕馭的框架，構建了關于產業區位、市場區、土地利用、貿易和城市結構的一般理論，由此創立了城市科學[3](P255)。阿朗索（W.Alonso）（1964）重新思考了城市區位及土地利用問題，建立了一個單中心城市模型，描繪了一幅比馮·杜能的模型更令人滿意的圖景，為后來的多中心城市群模型奠定了基礎[4]。在此期間，經濟學家因無法把空間因素模型化，而不去深究產業問題的空間特性，直到迪克希特（Avinash Dxixit）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壟斷競爭模型（D-S模型）的建立（1977），掀起了收益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的革命。保羅·克魯格曼（Paul.R.Krugman）（1985，1991） 由此建立了區域“空間—產業”互動發展區域模型（中心—外圍模式）、城市模型（城市層級體系的演化）和國際模型（產業集聚與國際貿易），開創了新經濟地理學，并將其發展成為主流經濟學的一個分支，為城市群空間格局演進與發展理論提供了一個思想和實證的實驗室。此外，還有一些學者從政治經濟學角度，提出了空間生產及空間商品化等觀點，開辟了新的研究方向，較典型的是哈維通過資本循環的規律來洞悉城市空間重組與整合的根源（Harvey D．）[5]。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創造性地將空間生產概念引入到經典馬克思主義生產理論，促使西方學界在空間概念上出現了近40年的本體論轉向，城市空間價值不斷被發現，城市群空間格局演化的資本屬性不斷被認可[6]。但空間作為一種經濟資源并未作為一項獨立的生產要素納入地區增長模型，空間因素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往往被忽視。新經濟地理學和貿易理論認為較大的市場潛力產生的空間聯動效應促使核心城市規模不斷擴張，但區位競爭理論則認為大城市的競爭效應會導致周邊城市的空間遠離，即市場潛力對城市規模發展不利，據此，楊小凱（1999）建立了基于超邊際比較靜態分析的城市空間分層與分工的理論框架[7]。未來大城市連綿區的增長是不可避免的，對區域或城市群“空間—產業”耦合發展問題的進一步探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建立起囊括空間的不完全競爭市場的一系列更為一般的一般均衡模型，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藤田昌久等人對知識關聯（K-linkages）的研究[8]。大量研究還認為，隨著城市群的興起，集聚經濟的優勢產生于“鄰近空間”的交互作用中，應該構建包含“空間”維度的邏輯體系、法則和模型。隨后，空間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納入生產函數的建模技術逐漸被關注。目前的生產函數忽略了空間因素，在空間同質性假設下無法解釋技術水平一定的條件下的區域利潤差別問題。在空間同質性假設下，構建生產函數，實際建模中主要是空間計量模型、空間滯后模型和空間杜賓模型，其核心技術是空間權重矩陣的構建。不同的空間權重矩陣意味著不同的視角，具有不同的經濟學含義[9](P338-355)?？臻g建模技術涉及地理學、社會學、工程技術、計算機等多學科交叉。福利效應考量聚焦在MAR（Marshall-Arrow-Romer）溢出、雅各布斯溢出和波特溢出，且不同規模及溢出模式下的城市群空間格局存在不同的發展績效；關于減輕不同集聚模式所帶來的負面性社會和生態問題，重點關注了大城市病、空間剝奪、可持續發展等問題。

中國城市群空間格局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早期工作主要是考量典型城市群的形成與特點。姚士謀較早分析了我國城市群的特征、類型與空間布局[10]。張京祥認為每一個城市的發育成長都與其鄰近區域的城市（或城鎮）有著密切聯系，而這種聯系的最高級形式就是“城市群”[11]。實際上，城市群已成為國家參與全球競爭與國際分工的全新地域單元，其空間分布規律和等級規模取決于核心城市的市場潛力、要素稟賦（資金、技術、信息、資源等差異，且與產業區域分布關聯極深[12]?？v觀國內外城市群形成與發展，影響因素包括要素稟賦、區位、產業基礎、偶然因素等。但觀察我國現實，城市體系的空間演化存在中小城市發展過多而大型城市集聚相對不足的狀況，這與理論描述存在較大差距[13]。究其原因，市場潛能的區域差異無法實現要素市場出清，處于核心地位的大城市對周邊中小城市形成空間剝奪，進一步加強了中心—外圍結構[14](P37-39)。21世紀初期，部分學者開始探索中國城市群空間格局的分層狀況，從產業分工與集聚視角分析城市群空間擴張機制、功能聯系和結構優化。但有學者認為受政績考核機制、財稅政策影響，政府在城市管理中帶有“企業化”傾向[15]，其內部結構經歷了從“單中心”到“多極化”再到“網絡化”、從分散到集聚再趨于分散的演化過程[16]，而內在動力來源于馬歇爾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并對其空間溢出效應進行了實證，內容與結論涉及城市擴張，城鎮化矛盾、整合、重組、修復，土地財政的不可持續等方面。部分學者主張空間功能定位與分類，提出空間管治等觀點，還有學者強調交易成本在要素空間集聚中的決定作用，暗示了不同空間形態的城市群其發展績效存在差異性[17]。雖然專業化與多樣性分工主導的城市群應采取“特色發展、錯位發展、梯度發展”的區內產業發展模式在這一時期已有廣泛共識，但在城市群內部發展的優先級選擇上存有分歧與爭論，形成了優先發展大城市、優先發展中小城市和大中小城市并重三種政策取向。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城市群內部和城市群之間以及更大空間尺度下的“空間—產業”互動發展研究。政府層面強調城市群的空間布局與規劃凸出輻射效應和拉動效應，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群空間功能結構及優化、城市群競爭力及評估、城市群內部城市層級體系、城市群協同發展等方面，得出了一些較為一般的結論：城市群空間格局是產業結構變遷的函數，是“產”和“城”多層次融合的結果，城市群更是一種典型的地域性的“空間生產”與創新場域，是資源配置的新的組織形式。目前來看，文獻更多偏重對地區專業化的測度及其解釋，以解析不同城市群的結構差異及其經濟效益，特別是其空間資源稟賦和生產率配置效率使中心外圍地區的生產率出現差異并傾向于擴大地區差距。實際上，中國城市群由于經濟發展階段各異，其空間格局演進與發展機制較西方發達國家和地區要復雜得多，傳統的研究很難解釋中國城市群經濟運行的規律和機理。

與此同時，城市群空間格局發展績效問題日益受到關注。劉士林（2014）等從城市人口指數、經濟指數、生活指數、文化指數和首位比指數五個方面對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發展進行了綜合評價，其理論來源涉及分工、規模報酬遞增、經濟外部性等[18]?？臻g溢出效應及各類效應的測度，各類交互作用、環境改進效應等議題不斷增多。但是，有學者認為城市群的意義不在于規模大小，也不在于城市多少，而在于分工與協作的緊密程度。其發展績效是經濟、社會以及生態效益的綜合體現，為此應建立分工合理、特色鮮明、優勢互補的現代城市體系，要堅持集約、緊湊、低碳發展理念，促進“三生”（生態空間、生產空間、生活空間）協調發展，在政策取向上應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摒棄千城一面和無序蔓延，正確處理好“舍”與“得”之間的關系，避免陷入貌合神離的城市群空間格局陷阱[19-20]。陳修穎（2015）認為中國的宏觀區域空間結構應重組為五大空間結構體系：港深體系、臺海體系、上海體系、京津體系和沈大體系[14](P275)。

綜述已有研究，既有研究成果集中于城市群產業結構變遷、規模拓展、影響因素及作用機制等議題，對城市群的空間格局演化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互動、協同及耦合研究略顯薄弱；在宏觀與微觀、定量與定性、結構與行動的銜接與過渡方面有待加強。在目前的城市群空間格局演進與發展模型中，空間變量及其權重設置仍處于探索階段，還不能真實地揭示城市群經濟發展的全貌。這說明仍需從理論上對上述問題進行深入研究，以提出促進我國城市群空間格局緊湊、健康發展，實現精明增長的政策體系?？臻g作為一種稀缺要素進入經濟學的分析模型已成為前沿和共識，建立在空間異質性基礎上的空間競爭是城市群經濟的基本屬性，本文在空間競爭視角下剖析了我國城市群的形成和發展問題，以期為我國城市群的發展提供可借鑒的思路。

三、基于空間競爭的中國城市群形成與發展的動力

城市群形成與發展總體上來說是生產力發展到較高階段的產物，市場機制和全球化進程則加速了城市群的形成。城市群發展不平衡和差異性是城市群經濟的基本特征。分工網絡已從產品分工深入到城市群內部分工。城市群內部的分工協作促進了城市之間的經濟聯系，在特定區域內出現了城市產業體系。城市群空間競爭的內涵極為豐富，包括經濟、市場及空間等，但要素集聚和產業布局的空間耦合性及依賴性是城市群空間競爭力的本質和精髓。無論哪個維度的城市群競爭，最終都將落腳于生產要素的投入效率和產業的空間分工之上。

對城市群的形成與發展不同的理論主張從不同的視角對其予以解釋，形成了不同的觀點：1.新古典主義，其核心觀點是區域均衡論，主張要素自由流動、集聚與匹配。2.新制度主義，主張在節約交易成本的前提下組織生產，城市群顯然有利于節約交易成本。3.新經濟地理學，主張在考慮運輸成本的前提下組織生產，由于核心城市及其外圍腹地的空間價值及運輸成本呈由中心向外圍地區的遞減趨勢，因此不同的產品應選擇不同的區位進行生產布局。4.新興古典主義，從比較優勢、分工與專業化解釋了城市的形成與發展。5.新馬克思主義，從“生產空間”到“空間生產”的城市空間增長路徑，不僅重構了城市群的發展邏輯，更重建了城市發展的價值觀，其核心思想是空間競爭導致的空間權利失衡，空間正義受到抑制，進而引發空間剝奪和區域發展的各種差距。

從我國城市群發展的實踐來看，城市的擴張和新城的建立促進了城市群的加速形成，進而促進了我國區域經濟一體化格局的形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特有的區域治理機制和財政體系為城市空間競爭提供了有利條件，以城市競爭為代表的區域空間競爭成為政府間競爭的重要體現，推動了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2013年，我國的23個城市群，占全國28.9%的國土面積，聚集了全國63.8%的人口，創造了85.7%的地區生產總值?？臻g競爭是空間生產的動力源泉，空間生產是法國社會學家列斐伏爾的重要學術思想貢獻，他提出了空間生產的政治經濟學邏輯，建構了社會空間的類型學。社會空間是社會關系的再生產，特別提出城市空間的生產就是城市社會關系的生產的論斷；矛盾空間作為抽象空間的一種表現，體現為城市空間的對立性，為了降低空間的對立性，只有發展更多的差異空間和特色空間，如此城市空間的生產才能更加凸顯一種質的變化和提升?？臻g生產實現了由“空間中事物的生產”轉向“空間本身”的生產轉變，即空間不是生產載體，而是生產對象，是一種充斥著各種意識形態的產物。從邏輯上來看，空間生產促使空間資本化并推動城市空間擴張；空間重組促使空間價值鏈并推動城市群協同發展；空間交互作用促使空間溢出并推動城市群競爭力提升。從發展進程來看，我國城市群經歷了產業價值鏈主導、“空間—產業”互動和空間價值鏈主導三個階段[21](P93-94)。

四、基于空間競爭的中國城市群形成與發展的模式

城市群的形成與發展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較高階段的產物，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形成與發展受到當地的社會發展水平、制度環境、人文習俗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城市發展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計劃經濟時代的政府主導時期，政府在城市空間演進和空間治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催生了一批城市的發展和復興；第二階段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主導階段，在此階段，城市經濟獲得了快速發展，形成崛起與舊城擴張并存，催生了一批城市群的出現。雖然，每個階段的發展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每一個階段都存在著城市布局功能定位不科學、要素集聚不合理、城市規劃滯后、城市無序競爭突出和產業雷同等問題。根據我國城市及城市群發展的實際，從形成與發展機理來劃分可以分為市場化模式和政府推動模式。市場化模式在市場機制作用下自下而上進行，其核心是市場助推，以長三角城市群為代表。政府推動模式運行方式是自上而下，政府助推，以京津冀城市群為代表。

城市群空間競爭力是城市群存在的基礎。通過技術擴散、人力集聚和信息共享等路徑引導空間要素向投資報酬較高的生產領域參與分配與重組，由此形成功能互補、生產協同的城市體系。要素在城市群層面集聚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城市群空間及其各類要素整合除產生貿易帶來的靜態利益外，更重要的是形成了產業空間整合的動態利益。城市群層面的政府規劃與協調機制會促使各城市地區為謀求集聚效益，根據比較優勢進行規?；蛯I化生產，兩種集聚模式都會間接改變城市群的空間價值。同時，以地域分工為基礎的產業鏈的橫向擴展和縱向延伸形成的差異化發展路徑推動了城市群競爭力的提升，從而形成了城市群發展的良性循環。

政府主導、市場運作的混合模式是目前我國大多數城市群的發展模式?！岸鄬?多極”、“組團+抱團”、“集聚+集約”、“多中心、組團式”的是城市群常見的空間組織模式。從形成與發展進程來看，可以分為單核主導模式（關中平原城市群）、雙核驅動模式（成渝城市群）和多核交互模式（長三角城市群）。目前我國城市群的發展表現為，高鐵聯網下的多核心、網絡化發展；分工與專業化驅動的組團式、差異化發展；資源與生態約束下的綠色、可持續發展；創新驅動下的精明、緊湊發展；城市群經濟下的區域“空間—資源—產業”互動與耦合發展等趨勢，探索避免交通擁擠、市場過度競爭、生產要素價格猛漲等弊端，即“集聚不經濟”，正在步入內涵式、質量型、特色化、生態型的發展之路。

五、基于空間競爭的中國城市群形成與發展的對策

（一）因地制宜，分類施策。對我國大多數城市群而言，還是要主張極化效應，培育核心增長極，凸顯集聚效應。城市群的形成與發展是地理相鄰城市之間競爭的結果。城市之間的競爭形成資源向不同城市合理配置，最終形成分工合理、互補協作的組團發展格局。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根據自身優勢發揮核心城市的輻射能力及城市間空間交互產生的溢出效應，打造更大區域的增長極，成為更大區域的核心和價值鏈控制中心。不同發展水平和區位的城市群應根據區域發展階段和要素稟賦采取相應的組團發展策略，一般來說，較發達的城市群應側重于多核化發展格局，凸顯市場的作用，合理引導城市競爭，防止城市衰退；發展水平較低的城市群應積極培育中心城市，凸顯政府作用，做好產業規劃，實現城市群層面上的分工和專業化發展格局。

（二）分工互補，協同集聚。避免產業雷同、千城一面。城市群中包含了若干個城市，每個城市的空間價值具有差異性，因此，應在城市群層面進行產業分工，引導城市群內部不同城市在地位、功能、規模上的合理定位，引導產業發展的有效分工，通過空間生產及其資本化的良性發展，提升空間資本的運行效率和產出水平，實現地方化經濟與城市化經濟的有機結合，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合理分工、功能互補、協同發展，形成與要素稟賦結構相匹配的城市群“空間—產業”耦合發展格局以消除由于要素價格扭曲導致的要素空間集聚失衡和產業空間分布的同構競爭現象，構建城市群整體利益最大化的協同發展機制。

（三）張弛有度，精明緊湊。城市群不僅為社會提供就業和居住的場所，更應該契合國家經濟發展矛盾轉化的要求，展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觀，把以人為本的理念貫穿發展的始終。對大多數發展水平較低的城市群而言，應通過儲蓄、投資形成資本廣化能力推動城市群的空間擴張；對較發達的城市群來說，以技術進步為驅動的高附加值產業不斷推動空間資本的深化，城市群向著緊湊、精明的方向演進，在城市群層面進行專業化生產布局，實現網絡化的城市集群格局，有效化解空間資本化帶來的空間失序、空間正義缺失和空間剝奪等問題。圍繞形成區域競爭新優勢培育發展現代化城市群，要以促進中心城市與周邊城市（鎮）同城化發展為方向，將中心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到周邊中小城市，推動城市群內各城市間專業化分工協作為導向，促進城市功能互補、產業錯位布局和特色化發展。

（四）管理科學，競爭有序。城市群的形成和發展交織著城市之間的空間競爭。城市群的發展應樹立系統化的思維，既要發揮整體的效益，也要避免結構性的內耗，保障城市群各城市間和而不同、競合有序的力量，引導城市群發展以交通為導向、以特色城鎮為依托、以產業為支撐，應加強“多層+多極”、“組團+抱團”、“集聚+集約”、“多中心、組團式”的城市群空間組織模式的構建，打破行政壁壘，弱化行政割據和干預，強化生態空間管制，防止過度競爭和城市衰退，有效解決“大城市病”、重復建設、無序蔓延、和效率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