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臺地區中秋“博餅”習俗

莊紓綺 黃秀蓉

摘 要：“博餅”是一種海峽兩岸共有的中秋傳統習俗，起源于廈門，后傳至漳州、泉州及臺灣等地，是閩臺地區人民中秋期間特有的重要習俗。通過史料和調查研究“博餅”習俗的由來，并對現代化進程中導致傳統“博餅”習俗發生變遷的現象進行歸納探討。

關鍵詞：博餅；閩臺；中秋；起源；變遷

中圖分類號：G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332（2020）01-0092-05

一、問題的提出

“博餅”是一種起源于福建省廈門市，后流行于閩臺地區的重要活動，其舉辦時間為中秋節前后。2006年，“博餅”被列為福建省首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2008年“博餅”被列為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博餅”是一項民間的娛樂性活動，通過輪流擲骰子的方式來確定所獲獎品，獎品設置模仿科舉制度，有一個狀元、兩個對堂、四個三紅、八個四進、十六個二舉、三十二個一秀。

“博餅”習俗的來源是學界爭論較大的問題，相關記載的史籍資料較少是“博餅”習俗來源之謎產生的主要原因。近年來，相關學者雖然對“博餅”習俗的重視程度有所提升，但因為缺乏相關來源的史料支撐，“博餅”來源的假說愈來愈多，學者們各自為陣，尚未形成統一的學術觀點。因此本文對“博餅”的起源問題進行探究。2008年，“博餅”成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后，廈門政府為了弘揚“博餅”文化和“博餅”精神，在閩南和臺灣地區進行大力宣傳，導致“博餅”發生了現代化變遷。[1]33-38截止至筆者調查完成時，“博餅”已不再是屬于廈門的特有中秋習俗，其輻射范圍已不斷擴張。而在“博餅”擴大輻射范圍的同時，相關的活動形式和意義也悄然發生了變遷。

查閱相關文獻可以發現，學界內部對“博餅”文化的探究尚處在初級階段，學者們主要從以下幾個角度對“博餅”文化進行探究：張楊文的《博餅規則的概率趣談》（2006）在介紹“博餅”習俗投骰子的規則后，從數學概率統計的角度出發，為讀者闡釋了獎勵設置的合理性揭示了“博餅”習俗一般性的獲獎概率；何璇的《創意讓傳統文化“增值”——“廈門日報中秋博餅文化節”策劃淺析》（2007）從文化創意產業的角度出發，提出了如何利用“博餅”這一傳統民俗為廈門開啟文化產業的新篇章；廖健媚的《海西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有效保護與活態傳承——以廈門市“中秋博餅”為例》（2011）運用多種手法揭示了“博餅”的淵源，挖掘其歷史價值，提出了相關的保護、傳承措施。

閱讀相關的搜索文獻可以看出，相關文獻涉及的角度多樣，但文化功能視角出發的較少，絕大多數文獻是帶有對外介紹科普性質的文章。因此，筆者將從文化的角度出發，探究“博餅”習俗的來源，介紹“博餅”習俗的相關演變情況，探究其演變的原因，并為“博餅”習俗的傳承發展提出相關建議。

二、“博餅”習俗的形式及起源

（一）“博餅”的形式

“博餅”習俗的參與方式十分簡單，老少皆宜，道具只需一個大碗和6個骰子就足矣，大家要做的就是輪流投骰子。但對于不了解“博餅”規則的人而言，雖可參與其中，但卻只能通過旁人獲悉自己有無獲得獎項，參與的樂趣顯然降低了不少。

筆者通過觀察多場“博餅”活動并采訪活動參與者對“博餅”習俗的規則作了總結。下面筆者將以自身觀察到的“2018年廈門市XX中學81級高中同學‘博餅會”為記述主體，以便讀者對“博餅”習俗的全過程有所了解。

本次“博餅”活動的舉行時間為2018年9月23日，地點在廈門市海滄區XX酒店，活動的主辦人是張X新和朱X。據參與者講述：“這種“博餅”聚會已經開展近10年了，每屆的舉辦者都是上一屆“博餅”活動中的“狀元”得主。主辦者負責獎品的選擇、購置，舉辦場地的篩選，以及參與者的籌款、聯絡工作。參與者除了班上的同學之外還有各自的配偶和子女。本次“博餅”的獎品為廈門當地XX商場面額不等的消費卡：一秀10元、二舉20元、四進50元、三紅100元、對堂200元、狀元500元。由于本次“博餅”聚會的參與人數達35人之多，故分為兩桌同時進行。參與者以家庭為單位，男性不參與，每家派女性和孩子參加。每桌各12戶家庭，張X新主辦者的家庭在1號桌，朱X主辦者的家庭在2號桌，本文的主要記敘視角為1號桌。

晚上8點，“博餅”活動正式開始，主辦者張X新的兒子張X坤先擲2個骰子，2個骰子的點數總和為7，因此從張X坤左手邊第7戶家庭的陳X開始投擲骰子。陳X擲到了2個4、3個5和1個6（二舉），因此拿到了一張20元的消費卡。接下來輪到陳x左手邊的張x昕進行投擲，此后依序循環。

狀元以下的獎品采取先到先得的形式，一旦擲到便可將桌上對應的獎品放置于自己面前防止混淆。如，“博餅”進行到第7輪時，陳X怡擲到了“對堂”，但由于此前在第2輪和第6輪的時候柯X璐和陳X已分別獲得了200元的消費卡，桌面上無主的獎品中沒有200元的消費卡了，因此陳X怡擲得的“對堂”是無效的。

狀元是采取比大小的形式，第4輪時，蘇x揚率先擲到了“六博紅”；第7輪時，蔡X輝擲到了“狀元帶11”；第9輪時，謝X瑩擲到了“狀元帶9”。第10輪時所有的獎品都已有歸屬。此時，每人再投擲一輪，到陳X（第一個投擲者）后“博餅”結束。在此期間戲劇性的事情發生了：最后一輪時，蘇X揚擲到了“狀元帶3”。因為一人擲得多次狀元時以最新擲得的為準，因此蘇X揚的狀元降級了，蔡X輝最終獲得了1號桌的500元消費卡。

本次記錄的“博餅”活動在模式、獎品方面已和傳統的“博餅”習俗有了較大的差異，但是“博餅”核心的規則保持不變。下文，筆者將對“博餅”習俗現當代以來發生的變遷進行剖析。

通過調查，筆者總結“博餅”習俗下設獎項有：狀元（1個）：6個骰子中有4個4或5個以上（包括5個）一樣的數字；對堂（2個）：6個骰子是1到6的排列；三紅（4個）：6個骰子中有3個4；四進（8個）：6個骰子中有4個一樣的數字（除了4個4）；二舉（16個）：6個骰子中有2個4；一秀（32個）：6個骰子中有1個4。

活動開始時由主辦人或年長者先擲2個骰子，根據數字總和以投擲者的順時針方向進行計算，決定第一個投擲骰子的參與者。如，投到1個4、1個5，則表示從投擲者順時針方向的第9個人開始活動。

狀元以下的獎品采取先到先得的形式，一旦擲到便可將桌上對應的獎品放置于自己面前防止混淆。如，已有甲、乙兩人獲得對堂的獎品，那么丁在二人之后即使投擲骰子投到了1至6，也無法獲得對堂的獎品，因為甲、乙兩人已先獲得。

而狀元獎品則采取誰點數大誰獲得的形式，這是因為狀元的組合形式較多，故有大小之分。4個4外加2個不同的數字的組合為一般的狀元，如，4個4加1個2和1個3的組合稱之為“狀元帶5（2個骰子的點數相加）”，5個相同數字的組合稱之為“五子”，如5個4加1個1的組合稱之為“五子帶1”，6個數字都相同的組合為“六博紅/黑（6個1或4為六博紅因其點數在骰子上的顏色為紅，其他數字為黑）”。如今各地的習俗不同，但在傳統的“博餅”習俗中最大的狀元為4個4加2個1的形式，稱之為“狀元插金花”。

同等級的狀元間所帶的數字越大則狀元越大，另外由于一個人可能投到多次狀元，故以新一輪投到的狀元大小為最終搶狀元的基準，當所有獎品均有歸屬時，以開始人為終點，每人再擲兩輪后“博餅”結束。

（二）三種起源說

“博餅”習俗流行于閩臺地區，是閩南方言區特有的中秋活動習俗，該項習俗具有博弈性和娛樂性，規則簡單，僅需投骰子，且無參與人數限制，因此男女老少皆可參與，故在民間具有廣泛的參與度。然而，“博餅”習俗的起源由來眾說紛紜，目前學界具有以下三種起源說，分別為：洪旭發明說、狀元籌演變說以及臺灣源起說。[2]151-152

1. 洪旭發明說

洪旭為抗清名將鄭成功的部下，1645年清軍攻入江南，鄭成功帶領父親舊部于東南沿海一帶抵抗清軍來襲，雖一路沿海路突擊，但最終難逃被清軍擊退的厄運。鄭成功憑借唯一的海戰優勢固守廈門、金門兩地，后于1661年率兵橫渡臺灣海峽，收復臺灣等地后，開啟了在臺的統治之路。

關于洪旭發明說也存在兩個版本，兩個版本除時間、地點略有不同外，發明的起由完全相同。版本一的發生時間是在鄭成功帶領部下橫渡海峽后，相傳鄭成功大軍橫渡后恰值中秋時分，擺脫清軍困擾的士兵們得以喘息的同時也被勾起了濃烈的思鄉之情。一灣海峽阻隔親人，團聚之日遙遙無期，故而士氣低沉。于是鄭成功令部下洪旭想辦法調動士氣，洪旭了無頭緒之時突然聽到營帳中傳來士兵們私下賭博的骰子聲，靈機一動之下，“博餅”習俗就此誕生了。[3]66-74版本二相傳發生的時間則是在鄭成功帶兵駐守廈門之時。

“洪旭發明說”認為“博餅”習俗是由軍營游戲發展而來，其起因是鄭成功為緩解部下的思鄉之情，因而“博餅”習俗的舉行時間在中秋時分，且軍中的物資較為簡陋，而聚眾賭博又違反軍紀，因而便加以改造。故“博餅”所用之物十分簡單，就地取材，用吃飯的大碗、賭博的骰子，七八個人一桌隨意用月餅當彩頭即可。

2. 狀元籌演變說

“狀元籌演變說”認為“博餅”習俗是由明清時期流行的狀元籌所演變而成的。狀元籌最早起源于明朝，清代時在多數地區盛行。整副狀元籌由63根籌條組成，每根籌條長短不一，但都注明了其代表的科名和所需點數，參加者通過擲骰子所得的點數決定可獲哪一根籌條。[4]56-64

“狀元籌”最早流行于文人之間，科舉制的選拔管理制度使得平常百姓也有了飛黃騰達的機會，不少人開始了以讀書謀取功名利祿的人生之路，讀書是報效國家的便捷途徑，高中是所有讀書人的畢生追求，因而“狀元籌”成了讀書人寄托美好情懷的一種表達方式。

3. 臺灣源起說

“臺灣源起說”認為，早在清代康熙年間，臺灣地區的讀書人就有中秋“博餅”的習俗，而閩南地區的“博餅”是道光以后才開始流行的，雖然當初流行于臺灣地區的“博餅”規則與今日的“博餅”規則大相徑庭，但從時間上看應是由臺灣起源后流傳至廈門地區。

4. 關于起源說法的分析

筆者將學界中流傳度較廣的3種說法進行了闡述，敘于上文之中。雖然學界目前對于“博餅”起源仍未達成統一的意見，但多數學者認為“洪旭發明說”不足為信。筆者認為“洪旭發明說”提出“博餅”習俗的開創源于軍營游戲，但“博餅”習俗所設置的獎項是以科舉制中的第次為模型，這是不太符合常規的，因而“博餅”源于軍營的可能性低于源于文人間熱衷的“狀元籌”的可能性。此外，“洪旭發明說”在史料上也無任何依據，與“中秋”、“博餅”相關的閩臺地區的歷史文獻中均未出現對鄭成功或洪旭二人發明“博餅”的記載。在筆者看來，以鄭成功在當時所處的地位而言，若“博餅”的由來與其相關并不可能了無記錄。

“洪旭發明說”雖然在閩臺地區流傳最廣，但可能是政府或者個人在宣傳“博餅”習俗時為了增加其故事性將其與閩臺地區的名人鄭成功掛靠，從而加大宣傳力度。[5]111-119此外，筆者還進行了反向尋找，翻閱同鄭成功相關的典籍，試圖尋找與“博餅”習俗相關的只言片語，遺憾的是依舊一無所獲。故筆者認為“洪旭發明說”可信度較低。

“臺灣源起說”和“狀元籌演變說”均認為“博餅”習俗首先流傳于文人之間，這與“博餅”習俗的規則相適應，因而可信度會高于“洪旭發明說”，[6]20-28二者最為本質的區別在于，“博餅”習俗緣起地上的差異?！盃钤I演變說”認為：“博餅”習俗由流行于中原地區的“狀元籌”演變而來，在受眾面不斷擴大后，由北方蔓延至南方，期間參與的器具和形式發生了改變；“臺灣源起說”認為：“博餅”習俗獨立起源于臺灣，隨文化傳播后流入閩臺地區，與風靡于中原的“狀元籌”活動沒有本質上的聯系。

由于閩臺地區的文獻都有“博餅”相關的記載，但并未記述細節，僅寥寥幾字交代了“博餅”的舉行時間在中秋，因而我們無法通過文獻探究“博餅”的具體來源。但筆者更傾向于“狀元籌演變說”，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博餅”習俗雖在《臺灣志》上有所記載，但在兩岸中秋博餅活動開展前，臺灣地區已沒有“博餅”習俗的舉行。閩南地區也僅在廈門有相關習俗的保留，“博餅”習俗是申遺成功后才面向外地輻射，呈現出了現在閩臺兩地均有“博餅”習俗。

筆者認為“博餅”的發展脈絡應是從中原地區流行的“狀元籌”演變而來，從中原地區傳入了閩南地區的廈門，因秋闈在中秋前后，后發展成為了中秋佳節家人團聚時舉行的家庭娛樂活動，通過文化傳播的形式，繼而又傳入了臺灣地區，故臺灣地區的文獻有相關的記載。但在臺灣地區的流行時間并不長，而后逐漸消失，僅在廈門地區擴大延續。

三、“博餅”習俗的當代變遷

關于“博餅”習俗的相關記載文獻極少，僅有名稱和時間的記錄，故而我們無法探究“博餅”習俗在明清時期的具體形式和規則，因此，筆者在此僅針對2008年以來“博餅”習俗發生的變遷進行探討分析。

（一）模式變遷

初時的“博餅”習俗寄托著家人團聚的美好盼望。中秋佳節是廈門民眾除春節之外必定會老少齊聚一堂的重要節日，而“博餅”習俗就是家人們聚會時必不可少的活動，在不少廈門孩子眼中的“博餅”是一年中最隆重的活動項目。因此，最初的“博餅”習俗是以家庭為活動單位，一家之主為組織者，家庭內部的所有成員共同參與，一家人圍成一圈，以“博餅”為契機，共享天倫之樂。[7]44-45

現在“博餅”習俗的舉辦模式已不再局限于以家人為舉行單位的傳統規模，它的變形之一是演變成為朋友、同學間的聚會模式。近年來，中秋期間，不少廈門的餐廳、酒店都有舉行以“博餅”為主題的同學聚會形式，而身處在異地讀書的廈門籍大學學子們也紛紛以地區為單位舉行中秋“博餅”活動，從而緩解思鄉之情。

以朋友、同學為單位的“博餅”雖然擴大了“博餅”習俗的舉辦范圍，但依然停留在私人的、有所關聯的人群之間。隨著經濟的發展，不少商家以各種節日為宣傳促銷的手段方法從而謀取利潤，廈門的“博餅”習俗也成為了商家的盈利手段。于是產生了以商家為組織者的第二種變形模式，多數商家以購滿××元為參與“博餅”的條件，購物滿一定金額之后就可獲得一次或多次博餅的參與機會。商家標注出相應的獎品，消費者博到什么即可獲得對應獎品。這種商家組織的“博餅”模式無形中促進了消費，帶動了節日期間消費的增長。

第三種變形模式是由政府、報社等公眾部門舉辦的“博餅”活動。其中報社所主辦的“博餅”主要目的是提高報社的影響力，增加報刊的訂閱量，并回饋訂閱用戶。一般的參與形式是用戶通過報紙上刊登的參與方式，[8]59-60回復參與，即有參與機會。而政府組織的“博餅”習俗則是為了宣傳“博餅”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提高“博餅”習俗的影響力。這兩種由公眾部門舉辦的“博餅”模式的共同點在于：面向全體社會成員公開開放；“博餅”多場分次舉行，采取選拔制度，每場的狀元獲得晉級下一場的機會，最終推選出“狀元王中王”。

政府部門舉行的“博餅”習俗出現在報社舉辦的“博餅”習俗之后，是后者的擴大版和升級版，政府部門的“博餅”習俗的參與人員不再局限于廈門市民，而出現了“海峽兩岸中秋博餅”活動，在宣傳“博餅”習俗的同時也增強了兩岸同胞之間的交流、互動。

（二）獎品變遷

“博餅”習俗的演變除了發生在模式轉變之外也發生在獎品上。在清初，“博餅”的獎品都是月餅，這是由于“博餅”習俗往往發生在中秋時分，因此就同中秋吃月餅的習俗相結合，一開始獎品大小的區分僅是通過月餅的大小來區分，“一秀”月餅的大小為成人掌心大小的一半，而“狀元”月餅的大小近人臉大小。所以，“博餅”博的只是一個彩頭，參與者對獎品往往并無太大的熱衷，“狀元”月餅也往往是由所有參與者共同分食，人人都可沾沾喜氣。

在月餅的種類日益豐富后，“博餅”的獎品月餅除了因等級不同而有大小的區別外，不同的等級的月餅其口味也不盡相同，可能“一秀”月餅為豆沙餡，“二舉”月餅為蓮蓉餡等等。當月餅的口味有了區分之外，參與者對于獎品的渴求程度無形間便有所提高了，大家都希望能夠博到自己心儀口味的月餅。這種依據“博餅”習俗規則所制作的月餅稱之為“會餅”。在21世紀初的廈門各大糕餅店曾經風靡一時，每逢中秋時分，準備開展“博餅”活動時，大家都會去買上一兩盒“會餅”，以供“博餅”使用。

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人們的物質生活也日益改善，月餅不再是唯有中秋時才能享受的美味佳肴，因此以月餅作為獎品的“博餅”習俗也不再具有吸引力，所以“博餅”習俗的獎品也日益豐富，凡是市面上可以買到的東西均可作為獎品，不再局限于月餅，小到零食、文具、生活用品，大到電子產品、汽車、大額現金?！安╋灐豹勂穼θ藗兊奈σ惨虼嗽絹碓酱?。

“博餅”之名的由來就是因為它的獎品為月餅，參與者通過投骰子這種“博”的動作，來獲得相應大小的月餅，因此才有被稱之為“博餅”。但是，如今的“博餅”已失去了它的原本含義，空有“博餅”的虛名，其實質就是“博各類獎品”。但值得慶幸的是，“博”的方式和規則并無改變，獎品的變化其實是一種與時俱進的常態，可以反映出，人們的生活質量在不知不覺中逐漸提高。從這一角度而言，獎品的改變并不見得是一件壞事。我們需要做好的只是“博餅”之名由來的宣傳工作，而不是刻板的要求“博餅”習俗絕不許有絲毫的改進抑或改變。

（三）意義變遷

“博餅”習俗自產生起其意義就在時代的背景下不斷的發生改變。由于筆者認為“博餅”的由來是源于“狀元籌演變說”，所以其意義的首次改變發生在由“狀元籌”演變為“博餅”期間?！盃钤I”的意義在于文人雅士者對自己能夠“高中狀元”的美好盼望，初時在中原地區流行，后輻射范圍擴大，流傳至閩南廈門地區，成為了閩臺地區的“博餅”習俗。在“博餅”習俗產生之時，它的意義便發生了變化，因為閩南地區的“博餅”習俗不再局限于文人墨客之間，工、商、農、官，不論階級等級均可以家庭為單位共同參與其中。此時“博餅”習俗的舉行意義在于促進家人的團聚，因此“博餅”的舉行日期也由“狀元籌”的秋闈演變成了中秋，使“博餅”活動更貼近它的存在意義。

近代以來“博餅”不斷擴大化意義的范圍，因“博餅”模式的增加，其存在意義也不斷增加。第二次的意義改變發生在“同學、朋友模式”產生之時，此時的“博餅”習俗不再局限親人、家庭成員之間，而可擴大到相熟的朋友同學，每年一次，以供聯絡感情之用，共同出資避免請客擺宴席的普通同學聚會形式造成的鋪張浪費。此時，“博餅”的存在意義不局限于增強親人間的感情聯系，也成為了連結朋友、同學間關系的強大紐帶。

第三次意義的擴大發生在“商家模式”出現之時，此時“博餅”習俗不再只是親朋好友關系上的維系，也體現在了買賣的商家和顧客之間的利益性維系。商家通過“博餅”習俗的舉行為己方籠絡客源，從而提高自身的成交盈利金額，而顧客在購買自己心儀產品的同時也獲得了“博餅”的機會，額外獲得了一份或大或小的獎品。因此，“博餅”習俗的意義不再是單純的情感聯系，而是逐漸增加了利益聯系的份額。

第四次意義的擴大發生在“公眾部門模式”出現之時，此時的“博餅”習俗又新增了政府職能。政府部門通過舉辦“博餅”習俗增強海峽兩岸民眾之間的聯系。擴大“博餅”習俗的受眾范圍，提高“博餅”習俗的宣傳利用，為廈門新增了一張城市名片，增強廈門的城市影響力，為城市的發展注入了新動力。

因而，“博餅”習俗的舉行意義在演變中不斷擴大發展，“博餅”習俗已不只是親緣紐帶，它還肩負著情感紐帶、經濟紐帶、政治紐帶的使命，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博餅”活動的重要性也會不斷加強，從而成為廈門傳統中不可泯滅的部分。

注 釋：

[1] 郭榮茂：《功能主義視角下的閩臺中秋博餅習俗研究》，《集美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版），2017年第1期。

[2] 楊浩存：《有關“中秋博餅”的民俗》，《閩臺文化交流》，2006年第3期。

[3] 馮少波、王毓紅：《博餅之路：從兵營游戲到民間風俗》，《文化學刊》，2013年第1期。

[4] 劉海峰、狀元籌：《中秋博餅與科舉習俗的現代遺存》，《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

[5] 馮少波、王毓紅：《“博餅”風俗的起源》，《文化學刊》，2012年第4期。

[6] 潘蔭庭：《淺析閩臺地區中秋“博餅”風俗的起源、演化及文化內涵》，《閩臺文化研究》，2015年第4期。

[7] 楊行?。骸逗霌P兩岸民俗文化深化廈臺節慶交流——對當前節慶交流的意義、作用與走向的思考》，《中外企業家》，2011年第18期。

[8] 周麗群：《將民俗活動打造成媒體營銷盛宴——淺析海峽導報“中秋博餅大賽”的成功之道》，《中國報業》，2011年第15期。

作者簡介：莊紓綺（1982-），女，福建廈門人，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民族學院2018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跨國苗族；黃秀蓉（1976-），女，土家族，重慶北碚人，博士，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民族學院教授，跨國苗族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跨國苗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