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地區傳統聚落起源及發展影響因子探究

黃東升 王蕾

摘 要：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武陵地區的傳統聚落發展主要受自然和社會兩大因子的影響，并形成豐富多樣的聚落空間格局和歷史文化。自然因子主要包含了地貌因素、氣候因素、瘴氣野獸威脅、土地利用、建造資源等；社會因子主要包含了宗親血緣、社會變革、文化交流、民俗信仰等。兩大因子相輔相成，分別對聚落的起源、發展、規模、形態、空間布局，建筑樣式、審美特征、陳設裝飾，文化的發展和傳承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武陵地區；傳統聚落；影響因子

中圖分類號：K87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332（2020）01-0023-06

“聚落”一詞在中國起源比較早，《漢書·溝洫志》記載有：“或久無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學者劉沛林認為“傳統聚落特指歷史上就已經形成且至今仍然保存相對完好的古鎮、古村落，它們保存著鮮明的歷史文化特征和歷史風貌?！?[1]

自然和社會兩大因子是影響武陵地區的傳統聚落發展主要因素。一般情況下技術、經濟等文明程度低，受到自然因子影響愈大，反之，受社會因子影響愈大。這里指的自然因子主要包括：地貌因素、氣候因素、瘴氣野獸威脅、土地利用、建造資源等。社會因子主要包括：宗親血緣、社會變革、文化交流、民俗信仰等因素。

一、武陵地區傳統聚落發展與自然因子的關系

聚落的發展過程就是人們適應自然改造自然的過程?！叭祟悓Νh境利用方式的變革，是聚落生態系統變遷的主要力量?！盵2]武陵地區的特殊地貌和環境，使得人們長期依賴漁獵、刀耕火種等生產方式，落后的生產水平使人們更依賴自然，在聚落布局、民居建筑形式、文化信仰、圖騰崇拜等方面受到自然因子的影響較大。人們利用自然條件來滿足居住的通風、采光、避暑、御寒等基本生活條件，逐漸形成自我獨特的聚落和建筑形態?！斑@些聚落受自然條件的氣候、地形等因素影響較大，其自然性特征較強，“土生土長”與自然緊密結合。在其中看不出任何政治性因素與權利關系的制約，整體呈現一種與自然高度融合的狀態?！盵3]這些自然因子是當地傳統聚落形成和發展的影響因素。

（一）地貌因素與聚落形態關系

地貌因素是聚落形態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不同的地貌呈現的聚落形態不同，可大致歸納為山脊型、山腰型、山谷型、沿河型等。首先，該地區最為普遍的類型山脊型、山腰型、山谷型聚落形態，這些聚落平面布局靈活多變，一般呈“之”字型迂回盤立，依山跌落、層層上升?！端问贰の髂舷粗T蠻》記載：“諸蠻族類不一，大抵依阻山谷，并林木為居?！绷碛惺妨嫌涊d“依山結屋，層迭排比，無次第?！盵4]228如重慶秀山大寨、豐都黃家大院、黃家鎮先鋒老街等。其次，沿河型。因古時人口流動，物資往來主要依賴于水路交通，所以沿河聚落成了該地區經濟、文化、人口聚集的中心聚落。比如坐落于漁洋河畔的宜都古縣城、漁洋關均是由河道航運而生。漁洋河歷來是鄂西山區五峰、鶴峰的水上運輸線，山貨、土產、木柴、茶葉、棕片等物資，分別在五峰縣漁洋關和宜都縣白馬潭下河水運。[5]沿河型又分為河灘平壩型、河岸型、山麓河岸型等。第一、河灘平壩型，該聚落通常規模相對較大，布局靈活、道路寬闊，通常分布在河灘面積較大、交通便利的地區，比如：湖南湘西撈車、懷化通道縣平坦村等。第二、河岸型，該類型聚落通常沿河呈帶狀型、U型、交叉型等形式布局。沿河懸挑于水面的民居與門樓、碼頭、雨廊、塔樓等形成參差錯落、空靈通透的聚落景觀。比如湖南鳳凰古鎮、重慶黔江濯水古鎮等。第三、山麓河岸型；這類聚落主要分布于傳統水路發達的交通節點，這類聚落通常為商業性聚落，比如重慶酉陽龔灘、湖南永順王村等?！把睾宇悺钡木勐湟驗楹恿鲗Τ鋈氲淖韪?，這孕育了武陵地區豐富的橋文化，它從最開始竹木搭建的簡陋浮橋、平橋逐漸演變成融技術性、藝術性、文化性于一體的獨特建筑，擁有人畜通行、居民納涼、商業交易等功能。土家族稱為“涼橋”，苗族、侗族稱為“風雨橋”、“福橋”等，已成為武陵地區標志性建筑。

（二）瘴氣禽獸危害與聚落關系

武陵地區氣候潮濕溫熱，陰雨恒多，故其云霧不易消散，動植物腐蝕之氣彌漫，使得瘴氣、禽獸蟲害嚴重?！睹绶纻溆[》記載的：“馬伏波駐軍時，以地多瘴，令茗葉、茱萸、芝麻、鹽、米研為湯，名‘五味湯。黔楚邊民，尚沿其舊?！盵6]對其瘴氣的存在及危害進行了佐證。

人們為了躲避這些瘴氣危害和禽獸傷害，干欄式建筑成為了先民們的居住方式必然選擇?！杜f唐書》記載：“‘土氣多瘴癘，山有毒草及沙蛩蝮蛇。人并樓居，登梯而上，號為‘干欄?！币约啊墩缡献遄V·山羊隘沿革紀略》中記載的：“是時（康熙年間），人煙稀散，上下一帶居民不過一二十戶……山則有熊、豕、鹿、麂、豺、狼、虎、豹諸獸，成群作隊，或若其性?！睆碗s的威脅環境造就了獨特的干欄式建筑，干欄式建筑也造就武陵地區獨特的文化。

（三）氣候因素與聚落關系

氣候因素主要包括了日照、雨量、溫度等方面的因素。武陵地區四季分明，夏季炎熱、冬天寒冷、春秋陰雨連綿、常年多霧?！度菝兰o游》中有描述“住中府一月，無日不雨，況味如深秋，四月初方有霽色”。[7]58所以日照、取暖、通風防潮在武陵地區尤為重要。在長期適應過程中，先民們造就了科學而獨特的方法。首先在選址方面是“散處溪谷、所據必擇高地”，如此可擁有充足的陽光和日照，湖北來鳳縣的“舍米湖”（譯為“太陽照耀的地方”）村就是建在一座向陽的山麓之上。其次是避寒取暖方面是“夜無臥具，掘地為爐，熱柴而反側以炙”的火爐，逐漸發展為“火塘”。因為武陵地區一年四季中春秋冬三季氣溫較低，火塘從取暖的功能逐漸延展為取暖、煮食、議事、休息的家庭中心，并成為一個家庭的精神中心和象征。再次是通風除濕的需要，人們在建筑本身構造方面為了取得良好的通風條件，在建筑選材、建筑空間布局等都凝聚著匠心。主要有三個方面，一、建筑構造為桿欄架空建筑；二、建筑墻面用木板、竹編席建造，墻面材質之間留有部分縫隙以便更好通風，屋頂山墻鏤空，同時為了防止墻面飄雨會在擋風的山墻構筑披檐；三、通過增加檐廊、走馬廊等建筑灰空間增加建筑的通透性，一些地方的民居堂屋完全開敞以增加通風效果和勞作空間。這樣便使得建筑顯得尤為空靈通透，與自然和諧。

（四）土地因素與聚落關系

土地是生產生活之本，土地因素影響著聚落的大小與發展，自古土地一直是民生所系，《廣志繹》曾記載瑤僮一族遷徙于山地之事，其土地分配之事，曰：“瑤僮之性，幸其好戀險阻，傍山而居，倚沖而種，長江大路，棄而與人，故民夷得分土而居，若其稍樂平曠，則廣右無民久矣?！盵2]313

武陵地區長期處于農業社會時期，絕大部分聚落主要從事農業生產，土地、江河、山林在當地尤為重要。武陵地區相對平原地區山多地少，再加上落后的生產力，決定了大散居和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史料記載：“則天開一嶂，山環水繞，如十二翠屏，桑麻雞犬，別成世界，入居疏密，竹籬茅舍，猶有避秦之遺風焉?！盵7]26對土地的態度決定了民居建筑的方式，為了不侵占耕地，許多聚落選擇耕地與山巒之間的坡地而建，住宅根據地形高低就勢布置，住宅為“占天不占地”的吊腳樓。

（五）建造材料與聚落關系

武陵地區的傳統聚落建造因受到交通、物力、技術等限制，除了部分磚瓦材料外，其它均為就地取材的天然材料。武陵地區大部分地區盛產木材和茅草，吊腳樓主體結構以木材為主，屋頂常選擇茅草鋪設。也有部分地方生產石材，當地居民便多使用石料來砌筑墻體、立柱和屋頂?！肚h志》記載：“吊腳樓是山區農房的建筑特征。木、瓦結構，穿逗式木架，青瓦蓋頂，屋頂呈“人”字形。分樓房和平房兩種……廂房的底層不裝板壁，有的亮柱子，有的筑土墻，堆柴、草、灰，或建豬圈牛欄?！?[8]比如重慶豐都縣暨龍鎮黃家大院因后山就是一個天然石料場，所以寨子內所有道路、曬壩、走馬廊的立柱均為石料所建。小部分地方土壤容易采集并有粘性，特別適合作為夯土建筑，所以整個聚落均為夯土建筑組成。比如湖北宜昌市五峰長樂坪、灣潭均保留有許多夯土（干打壘）建筑。這種就地取材的建造而成的聚落建筑在材質、色彩、規模等方面與周圍環境自然融合，形成優美和諧的聚落畫卷。

二、武陵地區傳統聚落發展與社會因子的關系

（一）宗親血緣與聚落關系

武陵地區長期處于自然資源有限、生產力低下、經濟文化水平落后的狀況。為了生存，先民們必須聚族而居共同面對這些挑戰，特別是民族混雜居住的區域，牢固捆綁的宗親血緣關系可以有效的抵制異族的侵擾。武陵地區的少數民族都經歷了漫長的生息繁衍，大多族群采取“聚族而居”的方式。這些聚族而居的聚落通常以姓氏命名，少者數戶、多者數十戶，甚至幾百上千戶。如羅家坨、彭家灣、王村、黃家大院、龔灘、石家寨、李家灣等。除了獨姓聚落外，也有居住有幾個姓氏家族的聚落，但有一個姓氏占主要地位，這可能和遷徙的先后時間或族群發展有關系。比如，麻柳溪、里耶古鎮、洗車河等。

規模巨大的聚落，因族系發展迅速和土地因素，聚落呈現出緊湊的空間形態。一條條蜿蜒曲折，復雜多變的道路系統將聚落中的每一個單元有機聯系起來，增強了聚落的防御性和凝固力。傳統宗族聚落一般會實行族長制，族長制是一個小單元的社會組織關系，它決定聚落道路、界限、中心、布局和宗族內部關系協調等。如此研究一個傳統聚落，一般是通過對聚落的空間布局關系了解他們內部的宗室發展關系。

“在聚落共同體內部有社會制度在家族里有家族制度，它們作為社會的體系而成立”。[9]解放前在武陵地區傳統聚落中的家庭單元通常采用大家庭制，有三代、四代同堂的習慣。一個大家庭中子女結婚后會分房而居，在房屋的居住俗規按小家庭人數多少，長幼順序，以先左后右，先正后偏，再為木樓、轉角樓的原則進行分配。若房屋不夠，則另擇地建屋。但隨著宗族制度弱化，生產技術、經濟等的發展，一些傳統聚落中的人們逐漸從聚落中遷出，選擇了散居的方式，傳統聚居的方式開始弱化。

（二）社會變革與聚落的關系

武陵地區社會變革對傳統聚落的規模、生產、文化、建筑、經濟等產生一定影響。該地區在歷史上主要經歷了唐以前先民時期、唐宋時期的羈縻時期、元明清的土司時期、清中后期“改土歸流”至解放前時期、解放到改革開放時期、改革開放至今等幾個時期。漫長的時期里武陵地區聚落完成了穴居到巢居，再到干欄建筑的演變。

唐宋羈縻政策時期。中央王朝承認地方政權原有勢力，并加以冊封，這一政策促進武陵地區的長期穩定的經濟、技術發展。在民居建筑中，干欄建筑得到發展，并日趨成熟。[10]聚落形式也日趨豐富，除了傳統村落外，城鎮和宗教聚落也有一定發展，如永順老司城、下溪州故城、黔江石城、來鳳仙佛寺等。這個時期的建筑受到自然條件和物力條件的限制，官府建筑屋面使用瓦多，民居建筑用草蓋居多。陸游《入蜀記》中記載：“井邑極于蕭凋，邑中才百余戶。自令廨以下，皆茅茨，了無片瓦?！?/p>

元明清土司時期。元至清初武陵地區土司眾多，政治相對穩定，土司城池衙署得到了很大發展，但對民宅建筑有嚴格的等級制度限制，民居建筑發展受到限制發展緩慢。乾隆《永順府志》卷二十《雜記》云：“原曰土司衙署，綺柱雕梁，磚瓦鱗砌。百姓則刈木架屋，編竹為墻。舍把頭目許豎梁柱，周以板壁，皆不準蓋瓦。如有用瓦者，即治以僭越之罪，俗云：‘只許買馬，不許蓋瓦?！盵11]182土司壓榨居民的財富建造衙署，滿足腐敗的生活和自我炫耀，所以這個時期的土司衙署營造工藝講究、規模宏大，也成了這個時期聚落發展的重要代表。永順老司城遺址考古發現整個衙署各功能區分布合理、規模宏大，從保留較好的正街、右街可以看到街道路面全由紅褐色卵石嵌砌，設計精巧、工藝精細，圖案精美。清貢生彭施鐸寫道：“福石城中錦作窩，土王宮畔水生波，紅燈萬點人千疊，一片纏綿擺手歌”。另外，《容美紀游》對當年的容美土司中府、南府、爵府均有詳細記載，“宣慰司署，司堂石坡五級，拄蟠金鑾，椽棟宏麗，君所以出治者，堂后則樓上，多曲房深院”?！澳细饦O雄敞，依山面溪，前有石街，居民櫛比；盡石林”。加之“宣慰司在屏山街，司署大大街巨石鋪砌，可行十馬，西盡水杉坪，東至小昆侖，長六里，居民落落，多樹桃柳，……后街長二里許，居民櫛比”[7]64可見其盛。

民居建筑則與衙署形成巨大反差，“查土民盡屬篰屋窮檐，四周以竹，中若懸罄，并不供奉祖先。半屋高搭木床，翁姑子媳，聯為一榻，不分內外，及至外來貿易客民寓居于此，男女不分，挨肩擦背，以致倫理俱廢，風化難堪”。 [11]170這個時期的民居建筑雖然樣式有了發展，但受到土司制度的限制，建筑用料及工藝仍然非常落后。

改土歸流至民國時期。清雍正五年（1727）在武陵地區開始推行“改土歸流”，持續了幾百年的土司政權迅速崩塌，中央政權加強了對該地區的管制，行政管轄、風俗習慣、人口流動等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些變化對該地區的聚落發展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影響。第一、原有的土司衙署迅速遭到廢棄和破壞。原有的土司衙署逐漸廢棄和衰落，當年大大小小、成百上千座土司衙署在今天沒有一座完整保留下來，如今只剩斷壁殘垣彰顯其存在過。第二、大量移民涌入，促進了經濟、技術、生產、文化的發展?！笆┠细h在乾隆初年編審戶口時，計原有的與新遷來的共27718戶，117430人，道光十二年編審時達到170769戶，902123人。九十多年間，戶口增長了6.2倍，人口增長了7.6倍，平均每年增長1588戶；8718人?！盵12]隨著“蠻不出境，漢不入峒”打破，大批漢民及工匠遷入，帶入先進生產技術，農業、手工業和商業迅速發展，集市貿易興盛，行會組織相繼出現。同時史料記載了改土歸流后生產、經濟發展的景象，農業不斷發展，外來商人大量涌入，商業迅速發展，一些商業集鎮應運而生，并逐步擴大繁榮。如：洗車河、王村、后溪、龍潭、邊城、龔灘、濯水、郁山、鳳凰等。廢除了原來土司制度下建筑的等級制度限制，在經濟和技術的推動下聚落和建筑也有了快速發展。

隨著“改土歸流”政策的不斷深化，人口不斷流動、民族加強融合，著名學者費孝通說的：“人口流動和融合，成了不同時期入（武陵）山定居移民的一個民族熔爐。他們長期在一個地區生活，在不同程度上已形成了一個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你我之間既有區別，又難分解的多民族共向體?！?[13]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改革開放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人民真正當家做主，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無論是經濟、人口、文化、技術等都得到了快速發展，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一、人口增加聚落數量增多、規模增大。據1993年版《沿河縣志》記載：“民國38年（1949年）全縣人口為230881人，至1990年全縣人口達到了467720人”。

40年內人口增長了一倍多，原有住宅已無法滿足人口增長的需要，這推動了新建住房建設和新聚落的發展。筆者在湖北五峰縣調查時發現大部分傳統木構建筑均為解放后至80年代所修建。二、建筑技藝和建筑材料有了新的發展。這一時期隨著磚瓦的燒制技術的發展、交通的改善，瓦房得到普及。民國29年，四川《建設周訊》載：“房屋矮小朽壞，茅房總占十分之八九?！苯夥藕?，境內農房，經過多次更新改造，以木瓦房為主，有的富戶，修建四合院，吊腳樓。到1984年，木結構占全縣農房的76.8%，土木結構占12.3%，石木結構占10%，磚木結構占0.48%，草房只占0.41%。[8]

改革開放至今時期。改革開放初期，隨著人們適應自然能力的提高、交通的改善，文化的傳播等，一些傳統集鎮拆除了原有的傳統建筑，建筑起了鋼筋混凝土房屋，在農村一些農戶也搬離了原來聚落，選擇在交通要道利用鋼筋混凝土修建房屋，公路沿途“火柴盒式”鋼筋混凝土建筑如雨后春筍般冒了出來，傳統聚落原有的建筑景觀風貌遭到了嚴重破壞，傳統聚落不斷消失。比如洗車河鎮、貓兒灘、濯水古鎮（2012年規劃重建）等傳統聚落遭到巨大的破壞。文化沖擊和建設性破壞是傳統聚落破壞的原因之一，村落“空心化”更是加速了傳統聚落的消失。馮驥才先生通過調研憂心忡忡的指出“目前，中國每天消失100個村落（傳統村落）”。到本世紀初傳統聚落遭到嚴重破壞已是全國的普遍現象，這引起了國家各個層面的高度重視。2005年中共中央在“十一五”規劃中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2009年國家民委和財政部啟動了少數民族特色村寨保護與發展項目，2012年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17年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這些國家政策和戰略為武陵地區傳統聚落保護與發展帶來了機遇。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在少數民族特色村寨保護與發展過程中，傳統聚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護，傳統聚落風貌得到一定修復，如彭水羅家坨、秀山大寨、宣恩的彭家寨、龍山的撈車等；二通過民居建筑風貌改造扭轉了人們對傳統聚落價值認識的不足和偏見；三是豐富了傳統聚落保護和發展模式，在傳統聚落保護和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旅游主導型、產業帶動型、文化遺產傳承型、文化移植型等模式的傳統聚落形式；四是發展了傳統建筑式樣，比如采用穿衣戴帽的方式改造了部分水泥房屋風貌，通過技術創新新建了一批新的標志性建筑，比如濯水古鎮的風雨橋、芷江縣城的龍津風雨橋、撈車的沖天樓等。

（三）文化交流與聚落的關系

歷史上武陵地區經歷了多次大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對聚落的發展影響巨大。武陵山區是我國漢族和西南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之間的過渡帶，費孝通謂之“多民族接觸交流的走廊”。[14]武陵地區的文化早已與漢文化、楚文化、蜀文化等外來文化交融，其中受漢文化影響特別深遠，同時在各民族文化融合過程中也創造了屬于自己獨特而絢麗的文化。首先漢文化的儒、釋、道宗教思想的影響下，在許多聚落除了修建他們本族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的建筑或場所外，同時還修建有孔廟、禹王宮、土地廟、城隍廟等宗教建筑。例如湖南通道平坦侗族村寨在他們的寨中心分別修建了薩壇、鼓樓、土地廟、飛山宮、南岳廟、孔廟等宗教信仰建筑，這充分反映了各民族文化在聚落中的融合，而這些宗廟、祠堂既是祭祀場所，又是村民的活動中心，更是聚落的精神中心，增強了聚落居民的認同感和歸屬感。然后是漢文化對武陵地區城市規劃和禮儀制度的影響；傳統聚落土司城的形成和變遷就是在不斷吸收漢文化聚落選址、禮儀禮制、規劃布局、建筑式樣等文化逐漸發展創新的。比如：恩施老城總體規劃以象牙山為軸心，街道縱橫布置，縱短橫長，形成東南西北四個城門，分別有永勝坊、鎮遠坊、永寧坊、清寧坊、清順坊等，是一座典型按照漢文化修建的一座城池。其次是漢文化中的歷史英雄人物事跡對當地的影響，湘西各地土俗：“最敬漢伏波將軍馬公援……永、保、龍、桑四縣土人境內，處處皆有伏波廟，極壯麗，祀事甚虔?！?[15]

（四）文化信仰與聚落的關系

民族文化信仰是人們適應自然地理環境和文化交流過程中逐步形成和演變而成，它包含風水理念、圖騰禁忌、風俗習慣等。傳統聚落中的居民對自然環境有很強的依賴性，他們在向自然界索取的同時非常注重對自然界的保護，這些保護一般以祭祀活動、原始信仰、村規民約等方式來實現。比如他們采木所砍樹木旁邊必有樹苗，保證森林樹木的平衡；采果子時必有所保留；獵殺動物不在繁殖期獵殺，不獵殺懷孕動物和幼崽等，這些向自然索取的過程中都是神圣的祭祀活動，體現了村民對自然的敬畏之情。再有，少數民族聚落在選址時會選擇樹木蒼翠茂密之地，并種植 “風水樹”、“風水林”，加以“村規民約”進行保護和管理。通常在聚落入口、中心、后山、宅旁、墳山等栽種“風水樹”。村規民約規定；保護風水樹，人人有責、不準砍伐，風水林和風水樹是居民聚落的“地脈龍神”，若遭到破壞將影響風水，對聚落不利。例如：祖先崇拜是土家族宗教信仰中最主要的表現形式之一，擺手堂是土家人祭祀祖先的重要建筑，建筑內供奉彭公爵主、八部大王、田好漢、向大官人等先民的牌位或塑像。在龍山、永順、來鳳、宣恩、咸豐等土家族聚居的一些中心聚落都能見到“擺手堂”，“擺手堂”通常建在聚落中心位置，成為村民祭祖、活動、議事、節慶的重要場所，也成了聚落的精神場所中心。

有史料記載“黃昏鳴征擊鼓，男女聚集，跳舞長歌，名曰擺手。有以正月為期者，有以三月、六月為期者，惟董補、五寨、二里最盛。屢出示，禁之不能止。亦修其教，不易其俗而已”。[4]229土家族的祖先信仰除了上述的形式以外，在一些聚落將死去的老人安葬于寨子后山或寨中，還有安葬于房屋旁邊（如暨龍黃家大院），這種特殊“人神共處”的祖先崇拜加強了聚落的穩定性和凝聚力。但隨著聚落的空心化和文化信仰的變化，一些聚落的公共空間活動逐漸減少和消失，這些現象可以折射出聚落的興衰以及村民的文化觀念和民俗活動的變遷。

結語

武陵地區傳統聚落古樸、空靈、美觀，具有世外桃源的美學意境。是我國傳統聚落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傳統民居建筑的瑰寶之一，她的發展一直受著自然因子和社會因子的影響，也是先民們在適應環境和改造環境的智慧結晶。她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彰顯著它獨特的文化魅力，對她的研究有利于該地區的傳統聚落文化保護和鄉村振興。聚落的發展歷史和現在正以嶄新的發展趨勢穩步前進。

注 釋：

[1] 劉沛林：《中國傳統聚落景觀基因圖譜的構建與應用研究》，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

[2] 李錦：《聚落生態系統變遷對民族文化的影響——對瀘沽湖周邊聚落的研究》，《思想戰線》，2004年第2期。

[3] 李東、許鐵誠：《空間、制度、文化與歷史敘述——新人文視野下傳統聚落與民居建筑研究》，《建筑師》，2005年第6期。

[4]（清）《龍山縣志》（嘉慶二十三年刻本）。

[5] 宜都縣地名領導小組：《湖北省宜都縣地名志》，1982年12月編印。

[6] 熤嚴如、羅康隆、張振興：《苗防備覽·風俗考研究》，楊庭碩審訂，貴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

[7] 高潤身：《容美紀游注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

[8] 四川省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編纂委員會：《黔江縣志》，中國社會出版社，1994年。

[9] [日]藤井明：《聚落探訪》，寧晶譯，王晌校，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

[10] 朱世學：《鄂西古建筑文化研究》，新華出版社，2004年。

[11] 湖南省少數民族古籍辦公室編：《湖南地方志少數民族史料》，岳麓書社出版，1991年。

[12] 胡撓、劉東海：《鄂西土司概略》，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13] 費孝通：《武陵行（上）》，《瞭望周刊》，1992年第3期。

[14] 黃柏權：《武陵民族走廊及其主要通道》，《三峽大學學報》，2007年第11期。

[15] 王先謙：《后漢書集解》卷二十四《列傳第十四·馬援傳》，中華書局，1984年。

基金項目：四川省社會科學基金“川西民族地區鄉村傳統公共建筑保護與空間重構研究”（SC19B107）。

作者簡介：黃東升（1980-），男，重慶人，四川師范大學副教授，研究方向：環境設計與民族文化；王蕾（1981-），女，湖北宜昌人，四川現代職業學院講師，研究方向：傳統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