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國英教授訪談記

張姍 任國英

摘 要：此次訪談，任國英教授講述了其開展生態人類學研究，開設生態人類學課程的契機與經歷，介紹了生態人類學的主要理論和研究方法，總結了生態人類學在俄羅斯、美國、日本以及中國的不同發展路徑與特點。任國英教授結合自身在內蒙古地區開展的生態移民研究指出，民間生態智慧以及地方性知識雖有自身局限性，但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與現實意義，值得學者與政府部門的關注與借鑒。關于中國生態人類學的未來走向，任國英教授認為在現代化、全球化、市場經濟、國家力量的影響下，生態人類學學者不能再單純地使用一種學科理論解釋人與生態的關系，而是應該保持開放的態度與開闊的視野，將生態人類學與環境人類學、環境社會學、生態學等學科相結合，關注現實問題，反映民眾聲音，開展“跨界”研究。

關鍵詞：生態人類學；經濟文化類型；地方性知識

中圖分類號：C9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332（2020）01-0102-09

任國英教授是國內較早開展生態人類學研究并將國外生態人類學理論及發展情況介紹到中國的學者，其所做的內蒙古生態移民研究是我國生態移民研究的重要代表。除此之外，任國英教授于1995年在中央民族大學率先開設了“生態人類學”課程，二十多年來培養了大量從事生態人類學專業學習與研究的學生?；谌螄⒔淌谠谏鷳B人類學領域所做出的成績與貢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資源環境與生態人類學研究室對其進行了專訪。

張姍（以下簡稱張）：任老師，您好。非常高興有這樣一個機會能拜訪您，向您學習請教。您的研究領域非常廣泛，今天我們的訪談主要圍繞生態人類學展開。生態人類學作為一個新興學科，在國內的起步比較晚，但是您在2004年就發表了《生態人類學的主要理論及其發展》一文，這篇文章也成為后來生態人類學學習者與研究者的必讀文章。當時是怎樣的一個契機，讓您關注到生態人類學？

任國英（以下簡稱任）：這個話題還要從我讀書時說起。我是1984年在中央民族學院民族學系讀本科。當時學習的民族學在研究傳統和課程設置等方面受蘇聯民族學的影響很深。1988年讀碩士研究生時跟隨著名的蘇聯民族學研究專家，當時的民族學系副系主任金天明先生。金先生早年留學蘇聯，俄語的功底和蘇聯民族學研究功底深厚。因此，我的碩士專業方向是世界民族的蘇聯民族研究方向。跟隨金先生學習這三年，對蘇維埃學派的蘇聯民族學有了些了解。我的碩士畢業論文寫的是關于東北亞馴鹿文化的研究，運用蘇聯學者切博克薩羅夫（Н.Н. Чебоксаров）的經濟文化類型理論，闡述馴鹿文化與生態環境的關系。1991年碩士畢業留校后，給學生上“世界民族概論”課。1994年莊孔韶教授從美國做完博士后回來，擔任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系主任，開始對民族學系的本科生課程進行改革，增開一些人類學的課程。由于歷史原因，那時候民族學系的課程設置歷史類的比較多，包括中國歷史（古代、近代、現代）、世界歷史（古代、近代、現代）、古代漢語、歷史文選等，課時長、比例大。民族學課程都是蘇聯傳統的民族志類的包括中國民族志和世界民族志、民族學概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原始藝術、父系家族公社、考古學、語言學、體質人類學等，基本沒有涉及文化人類學的內容。受過美國人類學訓練后的莊老師希望能開設一些人類學的課程。作為年輕教師，當時我只有“世界民族概論”這一門課程講，也想借此次教改機會拓展一下自己的教學和研究領域，于是就報了一門“生態人類學”課程。

當時國內很少有學校開設這門課程，也沒有一本教材可以參考，一切都要從頭開始?？梢哉f是邊學邊教，挑戰很大。20世紀90年代收集資料還不像現在這么方便，我經常跑北京圖書館（現在的國家圖書館）查閱和收集資料，特別是收集從國外翻譯過來的與生態人類學相關的文獻。為了開設這門課程，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自己編寫講課大綱、寫講義。那個時候民族學系本科生招生和就業都不太理想，連續幾屆都是隔年招生，每個班就十幾名學生。2000年以后，學校決定設置一些交叉學科專業，由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與其他院系聯合培養本科生，其中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和生命與環境科學學院聯合培養民族學與生態學雙學位專業的本科學生。這個專業一共招收過三屆學生，我是第二屆2002級民生雙學位班的班主任。馮金朝老師給學生上生態學課時，我去旁聽了一個學期，借此補充學習生態學方面的知識。后來日本東京大學學者卯田宗平來我們學院訪學，他給研究生上的“生態人類學”課程，我也全程聽了下來。再后來，尹紹亭老師的《人與森林——生態人類學視角中的刀耕火種》（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著作出版，這是中國學者出版的第一部生態人類學著作。

同時，美國第一本生態人類學教材——唐納德·哈迪斯蒂的《生態人類學》（文物出版社，2002年）翻譯成中文出版。還有凱·米爾頓的《多種生態學：人類學、文化與環境》，被收錄在《人類學的趨勢》（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中出版發表。所以，這個時期國外一些人類學名著陸續翻譯成中文出版，再加上社科院民研所（現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的《民族譯叢》（現《世界民族》）雜志翻譯了一些相關的文章。這些資料都成為我講授“生態人類學”這門課程的重要參考內容。自1995年設立這門課程之后，“生態人類學”一直是民族學專業學生的必修課。我講授這門課程至今已經24年了。2002年我開始培養碩士研究生，2007年開始帶博士研究生。我把生態人類學課程的資料與講義都給學生分享，陸續培養了一批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做生態人類學研究。作為老師，看到學生們的成長與收獲，真是很欣慰。

張：對于一門學科的發展，人才與隊伍的培養很重要，很感謝您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在這方面所做的工作。在“生態人類學”這門課程上，您教授的內容主要包括哪些？

任：主要講授生態人類學的概念、性質和特點。國內外研究概況，包括歐美、日本、俄羅斯、中國生態人類學研究情況。生態人類學主要理論和研究方法，生態人類學對人與環境關系、生態環境問題的研究，以及我個人這些年進行的一些研究案例等。

張：那您這些年的講義，有計劃出版成教材嗎，應該是很值得期待的一本書。

任：原來是有這個計劃，但總是因為其他方面的工作太多，實在無暇將其整理出版。在我教授這門課的過程中，我也在不斷地補充、調整和增加新內容。在多年的教學和研究中，我發現人與生態環境的關系中，生態環境問題這個現實問題是回避不了的，但生態人類學的解釋力不足，解決問題方面也比較有限。近些年，我在嘗試將同樣做人與環境關系研究的生態人類學與環境社會學打通，從更開放和廣闊的視角來研究問題，效果很好。

張：說到研究區域與研究對象，廣義的生態人類學應該是研究人與自然關系與互動，應該不只限于少數民族，應該也要研究漢族，不僅要研究邊疆村落也要研究城市社區等等，但是感覺目前國內生態人類學的研究對象主要以少數民族為主，研究區域主要集中在少數民族地區，您覺得這種狀態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否與國內民族學、人類學的學科大背景有關？

任：你所說的這個問題，不只存在于中國，國外的生態人類學也是如此。這還要從人類學這個學科背景說起。人類學作為一門研究異民族、異文化的學科，它的產生與歐洲的殖民活動密不可分。歐洲殖民者征服新大陸之后，對新大陸所接觸到的非歐洲民族十分陌生，通常把他們稱為“野蠻人”，“無文字民族”等，帶有明顯的歧視和偏見。同時也難以用既定的理論和方法進行研究，于是在19世紀中葉，在西方形成一門專門以美洲、非洲、大洋洲和亞洲“落后民族”作為研究對象的獨立學科——“民族學”或“人類學”。因此，人類學自產生之初就是以“異民族”、“異文化”為研究對象，這也已經成為這門學科的研究傳統。美國、歐洲、日本的人類學研究最早都是在其殖民地國家或地區進行，像美國人類學家J.斯圖爾德（Julian H. Steward）提出來的“文化生態學”理論就是基于對南美印第安人的一個分支肖肖尼人提出來的；拉帕波特（Roy A.Rappaport）《獻給祖先的豬》以大洋洲的巴布亞新幾內亞僧巴珈 馬林人為研究對象，從人口、種群、經濟、生計等方面探討生態環境與宗教儀式之間的關系，提出系統生態學理論。

傳統的民族學、人類學是以“異大洲”、“異民族”、“異文化”為研究對象。而最初中國的民族學、人類學研究有別于西方，受蘇聯影響較深，同時也限于當時的國力條件，多以本國各少數民族為研究對象。目前國內做生態人類學的前輩，基本上都有著民族學或人類學的背景，即便不是民族學專業出身，在后來的工作中也都在從事相關研究，像尹紹亭老師、楊庭碩老師、崔延虎老師等。我自己也是民族學背景出身，我是1984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系的本科生，是民族學系第二屆學生，之后又在這里攻讀民族學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因此在畢業之后從事教學科研時自然而然地關注少數民族。

回到你剛才的問題，為什么生態人類學不研究漢族？這還是和剛才說到的人類學的學科背景有關。漢族作為中國最大的一個民族群體，應該是人類學和生態人類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漢文化為代表的中華文明有上下五千年的歷史。漢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也積累了很多生態智慧，比如我國古代勞動人民依靠長期經驗的積累而創立的“二十四節氣”，就是根據大自然氣候的變化來安排日常生活、農業生產和民俗活動，是寶貴的生態智慧。時至今日，農歷在我國民間還廣泛使用。中華文明積累下來的幾千年的生態智慧還有很多，只是目前對漢族的生態人類學研究很少，這確實是個問題。一方面是研究者的研究習慣與專業背景的原因，我國生態人類學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圍繞少數民族。具體到我個人，目前的調研點基本上是在東北和內蒙古地區。另一方面，這也與生態人類學的學科特點有關。生態人類學是研究人類、人類文化與生態環境的關系。在傳統社會里，越是受自然環境影響較大的民族，他們的文化與生態環境關系越密切。在我國，少數民族大多分布在偏遠地區、生態環境相對較為惡劣和封閉的地區。因此，生態人類學對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關注更多。比如我是錫伯族，我們的民族服裝是袍子加坎肩。這與我們祖先原來居住在東北大興安嶺東麓，以打獵為生有很大關系。還有我們民族不吃狗肉這個傳統，是因為狗是幫助我們打獵的忠實伙伴，并且傳說中它還曾救過我們祖先，所以我們崇拜狗，不吃狗肉、不戴狗皮帽子、不穿狗皮縫制的衣服等。這些生活風俗與都我們所處的生存環境有很大關系，而這些文化的產生離不開當地自然環境的塑造，體現了當地生態環境特點。這樣的生態環境造就了錫伯族人生計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民族文化，并反映在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與精神文化等方面。

生態人類學就是要解釋這些與生態環境相關的文化現象，那么在當今社會，哪些人的文化與生態環境關系最為密切相關呢？那肯定是那些受現代化、全球化、市場經濟影響相對較少的民族。在現代社會，這些民族大多生活在偏遠地區，或者自然環境相對惡劣的地區，他們的生存對自然環境依賴性更強，與自然環境聯系更加密切，而他們保留下來的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智慧”和“地方性知識”，正是生態人類學關注的重點。因為這些東西在現代社會尤其是都市里很難看得到，但是現代社會也不是空中樓閣，生活在這里的人們也面臨著很多問題，比如由于人類過度利用生態環境所產生的生態環境問題。這也是我近些年要結合環境社會學做生態人類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現代化、市場經濟已經滲透到世界的各個角落，那種純粹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已經很少見了。上周在“生態人類學”課堂上，我還給學生放映了《走進非洲》的視頻，里面有世界上最矮小的俾格米人，即便他們生活在人跡罕至的非洲熱帶森林深處，也已經有大量旅游者去觀光，他們懂得如何與外面的人打交道能賺到錢，同時國家力量不斷介入要讓他們走出森林，接受現代化。還有生活在南部非洲卡拉哈里沙漠布須曼人，他們的酋長在接受央視記者采訪時，向他們展示狩獵時的射箭技藝，但是那種展示已經是表演式的了，最后酋長沒射中獵物，他自己還挺不好意思的。正如影片旁白中所說，如今布須曼人的狩獵技藝只用于給外來觀光者表演了。由此可見，全球化、現代化、市場化的影響有多大，可以說是無孔不入。非洲如此，亞洲、美洲、澳洲等其他大洲也是這樣。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想在一個沒有被外界干擾的純天然封閉環境中開展生態人類學研究幾乎不可能。文化的形成是一個復雜的過程，生態環境因素只是一個方面，同時還要關注到社會環境因素對人類影響。在現代社會，人類文化不僅受自然環境影響，受社會環境的影響更大。這也是生態人類學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轉向環境人類學的原因。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國家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一書就深入剖析了國家力量對改變人類社會所帶來的后果，強調在進行社會規劃時必須要了解地方習慣和實踐知識。[1]

張：是的，我看您在《內蒙古S蘇木草原生態惡化原因的結構化解析》一文中就提到了這個問題，網圍欄的設計本來是想來保護草場，但實際結果卻恰好相反，破壞了草場的生態。

任：是的，那是2003年我做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內蒙古生態移民研究”時的成果之一，因為生態移民就是很典型的一種國家力量，目的是為了保護草原生態環境，改善牧民的生存狀況。網圍欄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內蒙古草原牧區實施草場承包責任制后，為避免“公用地的悲劇”發生，各家各戶用鐵絲網把自家分到的草場圍起來，但是現在看來，在市場經濟作用下“超載過牧”現象普遍存在，網圍欄不僅沒有起到保護草場的作用，反而加速了草場沙化的速度。同時，在天然氣資源開發中，牧民為了獲得更多的草場補貼，又增加了一道網圍欄，草場再次被資本化。這就是國家力量、現代化、市場經濟等社會因素作用帶來的后果。

現在我在主持另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關注的是后生態移民時代牧民社會狀況及其治理機制。通過調研我們發現，在內蒙古地區牧民生態移民之后的生存狀況比移民前困難，生存能力降低，收入明顯減少，基本生活主要靠政府的補貼。如何改善生態移民的生存狀況，在放棄傳統的畜牧生計方式進入現代社會之后，讓牧民盡快適應現代社會，值得我們深入研究。說到政策的問題，我曾經在《民族研究》（2011年第5期）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生態與生計——神農架下谷坪土家族民族鄉動物與人爭食考察》，強調在國家制定政策時應充分保護人的基本生存權利，避免“極端生物中心主義”，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在當代中國做生態人類學研究，國家力量、現代化、市場經濟是繞不開的話題，傳統的生態人類學理論是解釋不了的。

張：我閱讀過您的這篇文章，印象很深刻，感覺那個民族鄉里的動物比人有著更多的權力。人在黑熊、野豬、猴子的欺負下，只能丟棄自己的耕地選擇離開。新的居所又沒有耕地，他們的生活處境比較困難。這些人也算是生態移民嗎？

任：算是生態移民。因為生態移民是為了保護生態環境而移走的人，有從保護區移走的情況，也有從生態環境特別惡劣、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地方遷移出來的情況。我在這篇文章中指出，在人類歷史上，我們在對待生態環境的態度往往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即從最初的“人類中心主義”到現在的“極端的生物中心主義”。早期人類自認為是萬物之靈無所不能，表現得極端的自信；近現代以來，隨著人類征服自然環境的能力不斷增強，對自然環境過渡干涉導致生態環境問題頻繁發生，我們又走向另一個極端——萬物至上。人類屈從于自然，哪怕犧牲人類自身的利益，甚至威脅到人類的生存，也要保護自然環境的“極端生物中心主義”。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時，我們提倡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物中心主義”思想，把人與自然放在同等地位上，和平共處，互利互惠。我在文章中呼吁對神農架自然保護區的生態環境保護政策進行反思，保護生態環境也應該涵蓋對人的基本生存權利的保護。

張：那您根據目前對后生態移民時代的研究，您覺得這些生態移民的發展出路在哪里？

任：我在內蒙古調研點看到，在生態移民后的十幾年中，移民村已經呈現“空心化”現象。村里平日只剩下老人，中年人雖然住在移民村中，但白天都去城鎮打零工。年輕人和小孩基本上都在鎮上或者更遠的地方打工謀生和上學。老年人生活基本上靠草場補貼，還有六十歲老人補貼、貧困戶補貼等各種補貼為生。一年每人草場補貼5000元，兩個老人就是10000元。如果不生大病，根據當地的消費水平，10000多元錢就已經足夠用了。但是對于中年人和年輕人來說，僅靠領取補貼生活顯然是不夠的，所以他們大部分都外出打工賺錢。他們基本上都在城鎮安家了，但中年人因為要照顧老人就城鎮、移民村兩頭跑。我去調研的地方是一個政府給生態移民建的奶牛村。最初移民來的有120戶，281人，由于奶牛養殖不賺錢，市場風險大，后來陸續都放棄了，目前僅剩下9戶在堅守奶牛養殖業，生存狀況堪憂。這部分生態移民，未來的發展出路一方面靠自身內生性發展，培養適應現代社會的生存技能；另一方面政府正確的引導，再有產業發展的啟動資金支持也非常重要。

張：我覺得您說的這個問題不僅僅是民族地區的問題，在中國許多地區的農村很具有普遍性。

任：是的，這是一個普遍現象。這里面最值得關注的是一些弱勢群體。像老年人，比如放棄原有生活方式的鄂倫春族、鄂溫克族的老人以及這些生態移民的老人，基本上已經不具備賺錢的能力，要是沒有必要的制度保障，晚年生活會很艱難。中年人由于之前接受的教育也有限，沒有什么生存技能，現在只能靠干些體力活打零工賺錢。他們這個年紀“上有老，下有小”，生存壓力大，生活境遇也不是太好。新生代的年輕人因為從小就進入了城鎮生活，接受正規教育，在掌握新知識和新技術方面優于他們的父輩，會很容易融入現代社會。

張：您說到鄂倫春、鄂溫克族，我想起您在《使鹿鄂溫克族的生態智慧——基于敖魯古雅鄂溫克民族鄉的調研》中提到“在全球生態環境問題愈演愈烈的情況下，一些身處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卻用他們的生態智慧實現著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迸c此同時，國內許多關于生態人類學的研究也都很注重對地方性知識的搜集。那么像這種生態智慧以及“地方性知識”，在當前社會里面臨著哪些方面的挑戰？如何能夠與時俱進地將這種“生態智慧”應用到現實生活中？

任：“生態智慧”也好、“地方性知識”也好，應該說是生態人類學研究一個重要內容，也是生態人類學的貢獻所在。這些“生態智慧”與“地方性知識”是當地人與自然界和諧相處的產物，一般是在局部地區發揮作用。比如在云南西雙版納的傣族，他們有一些“生態智慧”，比如對水、土地、森林的重視，他們有龍山文化，對于保護當地的生物多樣性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還有傣族的寺廟文化，寺廟里有五樹六花，很多植物都與佛教有關，被保護起來，進而就保護了生物多樣性。這種保護一般都是局部性的。再如尹紹亭老師研究的云南少數民族“刀耕火種”的生計方式。從生態學家或者環境學家的角度來看，這種生產方式是破壞生態環境，也是破壞森林法的一種行為，但是尹老師從生態人類學角度指出，這種生產方式不但沒有破壞環境，還在某種程度上保護了生態環境。原因這是一種局部區域的生產方式，這個區域的人口數量有限、生產力水平有限。他們的“刀耕火種”并非是將樹木全部燒毀，只是燒掉一小塊地，夠生活用就可以。燒掉的這一小塊林木變成草木灰，成為肥沃土壤的肥料。人們在上面耕作幾年后就棄耕，去開辟新的土地。離開之后土壤的肥力很快恢復。莊孔韶老師將這種游耕方式稱為“螺旋式”，或者“前進式”[2]

在現代社會，類似這樣的“生態智慧”面臨著挑戰，但是在某些地區對生態環境問題的解決仍然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當然，這種作用只是“一定”的，因為它還不能與現代科技相提并論。就像治理內蒙古的沙塵暴問題，從來沒有讓人類學家去解決，而是請生態學家利用現代技術去改善土壤，優化播種方式等去解決。這些是我們人類學家所不具備的能力。

科學技術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國家在保護生態環境和解決生態環境問題時，利用的是現代科學技術，它力度大、見效快、效果好。面對現代科學技術的挑戰，地方性知識顯現出它的局限性和有限性。兩者保護生態環境的路徑不同，但作為人類生態智慧的地方性知識，也有科學技術所不能達到的效果，值得我們參考和借鑒。另外，這些“生態智慧”之所以在現實中面臨挑戰，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生態人類學專業的人士在政府決策、大眾科普、實際應用等方面發揮的作用不大，發出的聲音太弱，不能不說這是生態人類學學科自身局限性的結果?；仡櫳鷳B人類學這幾十年的發展，真正對人類社會產生影響的成果并不多，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我曾經就此問題問過歐美和日本的學者，并得到驗證。一方面是由于在現代西方社會，包括他們本國的土著人大多都進入現代社會，傳統的生態智慧在他們當中保留下來的并不多；另一方面由于這些國家生態環境問題基本得到解決（除自然災害）。因此，近年來西方人類學家關注生態環境和生態環境問題的研究不多。中國作為后發展國家，隨著我國經濟在近三十年的快速發展，生態環境急劇惡化，生態環境問題嚴重。早在1962年蕾切爾·卡遜（Rachel Carson）在《寂靜的春天》中就指出，經濟發展和保護生態環境是一對矛盾?！坝鷣碛嗟嫩E象表明，環境問題僅靠發明一些新的治理措施、關閉一些污染源，或發布一些新的法令是解決不了的；環境問題的解決根植于更深層次的人類社會改革中，它包括對經濟目標、社會結構和民眾意識的根本變革?！盵3]3因此，我們關注生態環境和生態環境問題要綜合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社會文化等多方面因素。

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類學在繼承傳統生態人類學研究的同時，開始反思人類學中“自然-文化”的二元論，在理論取向、實踐立場和研究方法上都出現了新的特點?！皞鹘y生態人類學關注特定生態系統的地方適應，強調適應的重要性。環境人類學則從社會與文化的后結構理論、政治經濟學、跨國主義與全球化理論中汲取營養，關注權力與不平等、文化歷史形態的偶然性、知識生產體制和跨地域進程加速的重要性?！盵4]出現了從“生態人類學”到“環境人類學”的轉變。這樣，人類學不再把所研究的對象視為一個封閉的系統，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回應人類與它所處環境之間的關系。環境人類學是用新的理論，解釋更多的新的文化現象。在現代社會，無論世界哪個地區和角落都無法避免現代化、全球化、市場經濟、國家力量帶來的影響，無法再繼續單純地用一種學科理論或者一種學科視角來解釋這些問題，因此，我們必須要“跨界”，拓寬研究視野。

1968年，維達（Andrew P.Vayda）和拉特波特（Roy A.Rappaport）首次提出“生態人類學”這個概念，在此之后出現了人類學的一個新的分支生態人類學。但就生態人類學的學科史而言，應追溯到1955年斯圖爾德提出的“文化生態學”理論。生態人類學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是大發展時期。那個時候日本學者田中二郎甚至還預言：“生態人類學”有替代“體質人類學”可能。他曾指出：“綜合地研究人類學生活的人類學，大致可分為以研究社會、文化為主的文化人類學和以研究社會、生態學為主的生態人類學?！?[5]138但是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事實證明情況并非如此?！绑w質人類學”依舊還在，而生態人類學的影響卻沒有多大改變。

環境社會學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它的產生是對日趨嚴重的環境問題的反應。環境社會學是伴隨環境問題和環境運動應運而生的。它關注的是環境與人類社會的關系。從出現的時間上來說，環境社會學與生態人類學出現的時間差不多，生態人類學稍早一點兒。迄今為止，生態人類學和環境社會學都已有50年的發展歷史。同樣是對人與生態環境的研究，環境社會學更關注與人類生存問題密切相關的現實問題。目前在中國，環境社會學的研究在廣度和深度上要更勝一籌，有一些很好的研究成果呈現。因此，我們需要借鑒環境社會學的研究，拓寬生態人類學的研究視野，未來才會更有生命力。

張：您說到這一點，我其實也挺有體會的，特別是在閱讀您那篇《內蒙古S蘇木草原生態惡化原因的結構化解析》時感受較深。一般情況下，一說到草場的惡化，我們第一反應往往是人類活動對自然的破壞，第二個考慮因素可能是先天的自然災害。但是您那篇文章就提到這些看似自然現象的背后，其實是有無形的國家力量與市場力量的推動，我覺得這個視角很新穎。

任：是的。在我國，當代人與生態環境的關系更多地反映出來的是生態環境問題。生態環境問題的出現是人與生態環境關系的不和諧。這些問題的出現是全球化、現代化、國家力量、市場經濟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生活在現代社會的人類的生產生活離不開現代化的影響。因此，傳統生態人類學的解釋力有限，應對生態環境問題的能力也有限，需要結合和借鑒相關學科的知識、理論和方法。

張：因此，您認為生態人類學今后的走向是怎樣的？

任：就是我反復提到的那個觀點，要保持開放的態度，要跨界，要開闊視野，再有就是要關注現實問題。比如在解決生態環境問題時，我們常?？吹降氖菄伊α恐辽隙碌母深A，卻聽不到底層民眾的聲音。從生態人類學的視角來說，當地民眾對當地生態環境最了解，如何保護和解決當地生態環境問題，當地人最有發言權，我們應該向他們學習。作為專家學者應成為搭建政府與民眾之間的橋梁，就是要讓弱者發聲，讓政府部門聽到民眾聲音，這對國家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會有幫助。例如，在內蒙古實施生態移民過程中，如果能多征求一些牧民的意見與建議，發揮牧民的主觀能動性，結合他們的生存智慧，我相信生態移民效果應該比現在更好。就像斯科特（James C. Scott）指出的，國家工程往往是利用國家力量，簡單的清洗化式的設計，[1]2是方向性、政策性的，而每個地方的情況又不一樣，地方官員為了完成任務和實現政績，往往缺乏謹慎的論證，問題很多。往往是國家花很多錢，收效甚微，甚至出現“好心辦壞事”的結果。這樣的例子很多。

張：您在2004年寫的《生態人類學的主要理論及其發展》提到：“雖然大多數學者在一兩個領域有所建樹，但是對于廣大的公眾和政府機構的決策影響不大？”十幾年過去了，您覺得這種狀況是有所改善嗎？

任：我所說的在一、兩個領域有所建樹，除了剛才提到的生態智慧的貢獻，還指生態人類學打破了對農耕民、游牧民、狩獵采集民在飲食營養、勞動時間、勞動強度等方面的傳統認識。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那篇《原初豐裕社會》[6]是借助美國學者理查德·李（Richard Lee）在非洲對布須曼人的生態人類學研究成果得出的創新性結論。這個結論讓我們透過非洲土著人窺見到人類早期社會真實的生活，顛覆了我們對這部分人群的傳統認識，進而也打破了我們對人類早期社會的認識。這就是生態人類學的貢獻。生態人類學在其他方面，特別是在應用方面的貢獻不大，對媒體、對大眾、對政府決策方面的影響比較小。在現時期，國家更關注生態環境問題的解決和生態環境的保護。政府會找生態學家或者是環保部門咨詢和解決。作為社會問題之一的生態環境問題，社會學家也會發聲，可是在發聲者中我們幾乎還沒有看到生態人類學者的身影。2018年中央民族大學生命與環境科學學院的龍春林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的艾菊紅研究員、舒瑜副研究員和我一起去巴西參加國際民族生物學大會。雖然這是一個生物學界的會議，但是有很多國外的人類學家參加。在會上，令人震撼的是，國外人類學家展示了對當地土著印第安人的地方性知識的研究成果，以及用土著人的知識制成的藥品、化妝品、飲料等。當時，會場樓下搭建了一個大賣場，有許多當地的印第安人在這里出售他們的食品、生產生活用具、各種飾品，包括給人紋身等技藝，他們表演的音樂舞蹈等很受與會者青睞。這種形式即宣傳了當地人的文化，也給當地人帶來經濟收入，很好地體現生態人類學和土著文化在現代社會中的應用價值。

張：您在《生態人類學的主要理論及其發展》提到了環境決定論、環境可能論、文化生態學、文化唯物論、生態系統論、民族生態學等諸多理論，在這些理論當中，您覺得對中國生態人類學研究影響比較大的理論是什么？

任：中國生態人類學是由多條脈絡匯集而成，有老一代學者的開拓奠基，中年一代學者的繼承發展，也有新生代年輕學者創新提升，不能一概而論。

就我個人而言，對我影響最大的是蘇聯著名民族學家切博克薩羅夫（Н.Н. Чебоксаров）教授提出的“經濟文化類型”理論。這和我的專業知識背景有關。20世紀80年代我在中央民族學院民族學系民族學專業學習時，中央民族學院的民族學接受的是蘇聯的蘇維埃民族學派的學術傳統。像林耀華先生主編的《民族學概論》（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年）是由我們系老一輩民族學家集體撰寫而成。這部著作的章節結構和內容都是蘇聯民族學的研究關注的內容。其中第四章“經濟文化類型理論”，是張海洋教授對切博克薩羅夫教授的經濟文化類型理論重新做出的詮釋，并且他根據經濟文化類型理論和方法以解放初期各民族的經濟文化狀況為基礎整理出中國經濟文化類型大致框架。[7]79-97

后來我們系的趙俊智老師和我的碩士導師金天明教授將切博克薩羅夫教授1971年在蘇聯出版的著作《種族、民族與文化》翻譯成中文出版，書中詳細地闡述了經濟文化類型理論。[8]1956―1958年，作為蘇聯專家切博克薩羅夫（Н.Н. Чебоксаров）攜夫人切博克薩羅娃（И.А. Уебоксарова）來中央民族學院執教，協助指導民族研究班工作，并將經濟文化類型理論介紹到中國，還與中國學者共同研究了中國、東亞各民族經濟、文化等，并在到廣東、云南等民族地區做了田野調查。后來中蘇關系惡化后，蘇聯專家被撤回，1958年冬，切博克薩羅夫夫婦回國。1961年，蘇聯期刊上發表了一篇長文《中國經濟文化類型》，署名是林耀華和切博克薩羅夫兩個人的名字。日本學者齋藤達茨郎先生將這篇文章由俄文翻譯成日文，并在《東亞民族學論文集》（1965年第2期、1966年第3期）連載。20世紀80年代，中日關系好轉，1981年林耀華先生赴日本訪問時意外獲得了這篇論文的日文版本，1982年將其修訂后用中文發表，后來這篇論文被收錄到林先生著的《民族學研究》中。該論文運用經濟文化類型理論把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也包括東南亞部分國家的少數民族進行經濟文化類型的劃分和闡釋。

我是在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系讀的本科、碩士、博士，受20世紀80年代中央民族學院老一代民族學家的影響比較深。同時，我的第一外語是俄語。從讀本科時候就開始接觸蘇聯民族學者和他們翻譯發表的俄文民族學資料。碩士研究生階段跟隨著名蘇聯民族學研究專家金天明先生學習俄羅斯民族學研究方向。畢業留校工作后，在1998―1999年、2006―2007年兩次去俄羅斯圣彼得堡大學歷史系民族學教研室做訪問學者，跟隨民族學教研室主任?！ぇ　た破澝鹘淌谧龆砹_斯西伯利亞遠東地區各民族馴鹿文化研究，同時也系統地學習了民族學專業的主要課程，也閱讀了大量俄羅斯民族學著作，對俄羅斯的民族學、生態民族學有了比較深入全面的了解?；貒笤洷磉^《俄羅斯民族學的成就與走向》（《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俄羅斯生態民族學研究綜述》（《世界民族》，2009年第5期）等多篇有關俄羅斯民族學、生態民族學研究的學術論文。我的碩士畢業論文和博士畢業論文都涉及到生態人類學的內容，特別是我的博士論文研究滿―通古斯語族各民族的物質文化，就是大量運用俄羅斯研究成果，特別是經濟文化類型理論對中俄邊境地區滿―通古斯語族各民族做的研究。

20時期90是年代以后，隨著西方人類學不斷進入中國，歐美、日本生態人類學研究成果陸續傳進來，我也開始閱讀學習這些成果，不斷拓寬自己的視野。尤其是2000年以后，我陸續閱讀到一些從西方翻譯過來的生態人類學著作，比如臺灣學者張恭啟教授翻譯的美國著名人類學家斯圖爾德（Julian H. Steward）的《文化變遷論》（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著作中首次提出“文化生態學”理論。李培珠老師翻譯的馬文 哈里斯的《文化人類學》，其中有一章“生態學、能、人口”。還有唐納德·哈迪斯蒂著的《生態人類學》（文物出版社，2002年），是美國第一本生態人類學教材。日本學者秋道智彌、大塚柳太郎編著的《生態人類學》（云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美國生態人類學創始人、生態系統學派代表人物羅伊·拉帕波特（Roy A.Rappaport）著的《獻給祖先的豬》（商務印書館，2016年）等。除此之外，還閱讀了一些介紹西方生態人類學的論文。就這樣我又陸續開始接受歐美和日本的生態人類學熏陶。

張：因此，生態人類學在中國、日本以及西方的發展路徑與趨勢也都不盡相同。

任：是的，我前面也提到了這個問題。作為人類學的分支，美國的生態人類學研究的往往是異大洲、異民族。他們研究的是在非洲、大洋洲、南美洲的土著人以及本國的土著印第安人。生態人類學誕生在美國，因此，美國的生態人類學研究最早，研究范圍廣，影響大，研究成果也很多。日本的生態人類學研究分京都大學和東京大學兩個派系，研究傳統不太一樣。他們的研究范圍主要在非洲、距離日本比較近的大洋洲以及東南亞等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日本喪失了殖民地，也開始關注國內的研究，比如對北海道的阿伊努人、日本漁民的研究等。目前，日本的生態人類學研究應該是走在了前列。除了京都大學和東京大學，大阪的民族博物館等相關部門也在做生態人類學。日本的生態人類學研究有自己的特點，研究做得很精細，也出了很多成果。在俄羅斯（包括蘇聯時期），對生態民族學研究做出成就的除了切博克薩羅夫（Н.Н.Чебоксаров），還有科茲洛夫（В.И.Козлов），我在《世界民族》發表過一篇《俄羅斯生態民族學研究綜述》就專門介紹過他的成果?？破澛宸蛟?0世紀90年代出版了兩部著作，一本是專著《民族生態學：理論和方法》，一本是論文集《民族生態學：理論和實踐》，是繼切博克薩羅夫（Н.Н. Чебоксаров）之后比較有影響的代表性人物。除了這兩個位知名學者，俄羅斯還有不少做生態人類學研究的學者。蘇聯時期每一個加盟共和國的國立大學，在歷史系下面都設有民族學教研室。即便是在蘇聯解體之后，俄羅斯聯邦的國土面積仍舊是世界第一，包括高加索地區、遠東西伯利亞地區、歐洲部分等，各地區生態環境各異，境內有100多個民族，各民族文化豐富多彩，研究資源豐富，從事生態民族學研究的學者依舊很多。我參加過兩屆“全俄民族學大會”，每次會議都設有生態民族學組，會議代表也很多。他們的研究仍然保留蘇聯民族學傳統。

張：那您覺得經過這些年的發展，國內生態人類學比較有代表性的學術機構或者學者有哪些呢？

任：我國老一代民族學家在他們的研究中都關注過人類文化與生態環境的關系。以中央民族大學為例，林耀華先生和切博克薩羅夫（Н.Н. Чебоксаров）在20世紀60年代合作發表過文章《中國的經濟文化類型》。宋蜀華先生知識淵博、學貫中西，他非常強調民族學的縱橫研究，晚年開始關注文化與生態環境的研究。宋蜀華先生在20世紀90年代人類學高級研討班上做過《人類學與研究中國民族生態環境和傳統文化的關系》[9]的演講，并對“生態人類學”做了詳細的闡釋，之后又發表了《論中國飲食文化與生態環境》（2001）一文。后來，莊孔韶教授曾發表過《云南山地民族（游耕社區）人類生態學初探》（1982）。張海洋教授對中國各民族經濟文化類型進行了分類和闡釋（1997）。楊圣敏教授發表了《環境與家族：塔吉克人文化特點》（2005）。麻國慶教授進行了蒙古族、鄂倫春族的生態人類學研究，曾發表過《草原生態與蒙古族民間環境意識》（2001）、《開發、國家政策與狩獵采集民社會的生態與生計——以中國東北大小興安嶺的鄂倫春族為例》（2007）等論文。

但對我國生態人類學研究貢獻較大的當首推云南大學的尹紹亭教授。他不僅將日本的生態人類學研究介紹到中國，同時自身在云南本土開展的生態人類學研究也碩果累累。吉首大學的楊庭碩教授和他的學生羅康隆教授，以及他們的團隊對貴州、湖南等區域的研究很有代表性。新疆師范大學的崔延虎教授在新疆地區開展了相關研究，并提出“綠洲生態人類學”的概念。南開大學的袁同凱教授翻譯出版的英國學者凱·米爾頓（Kay Milton）教授的著作《環境決定論與文化理論——對環境話語中的人類學角色的探討》，讓我們看到了歐洲學者的生態人類學研究。新生代的學者陳祥軍、付廣華、張雯、羅意等在專業學習方面都有很好的訓練，研究成果都很不錯。

張：我想年輕一代學者的成長與您這一代學者的培養與支持是密不可分的。您自己這些年在生態人類學領域的關注點有哪些呢？

任：最初我對東北亞馴鹿文化、狩獵文化，還有中俄滿―通古斯語族各民族做過一些研究。后來申請到國家社科基金，又對內蒙古生態移民做過一段時間的調查和研究，現在又在關注后生態移民時代生態移民的生存狀況。當下我試圖將民族學、人類學與社會學等相關學科結合，不僅關注生態環境與人類、人類社會之間的關系，對人類社會文化現象做出生態人類學、環境社會學的解釋，而且試圖做一些行動干預，對有生存困境的廣大民眾有所幫助。

張：經過您這些年的觀察與研究，您覺得除了外來的理論，中國生態人類學有產生自己的理論嗎？

任：一個新的理論甚至學派的出現并被學術界廣泛接受，需要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國生態人類學出現的時間不長，需要探索的空間還很大。我個人認為，中國生態人類學產生自己理論的條件還不夠成熟。其實，有沒有自己的理論不重要，只要有好的研究成果呈現，這些成果能被國內外學術同行廣泛認可，能對人類乃至人類社會發展有所幫助，才是一個學者追求的真諦。

張：謝謝您的回答，受益匪淺；也再次感謝您這些年對推動國內生態人類學發展所做出的努力與貢獻！

注 釋：

[1] [美]詹姆斯·C·斯科（James C. Scott）：《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胡曉毅譯，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2] 莊孔韶：《云南山地民族（游耕社區）人類生態學初探》，中國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1982年。

[3] [美]蕾切爾·卡遜（Rachel Carson）：《寂靜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呂瑞蘭、李長生譯，1999年。

[4] 羅意：《反思、參與和對話：當代環境人類學的發展》，《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18年第1期。

[5] 陳國強：《簡明文化人類學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6] 許寶強、汪暉：《發展的幻象》，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

[7] 林耀華：《民族學通論》，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年。

[8] [蘇]切博克薩羅夫（Н.Н. Чебоксаров）、切博克薩羅娃（И.А. Уебоксарова）：《民族·種族·文化》，趙俊智、金天明譯，東方出版社，1989年。

[9] 周星、王銘銘：《社會文化人類學講演集》（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作者簡介：張姍（1985-），女，山東德州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民族史、民族學；任國英（1965-），女，黑龍江齊齊哈爾人，錫伯族，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博士導師，研究方向：生態人類學、環境社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