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立明末意識 重回歷史語境

摘 要：《明末學風與詩學》一書以明末與學風之間的關聯為立足點，打通文學與思想及詩學與學術之間的關系。從更深廣、更系統的視野中來重建“明末”理解視域，關注文學發展中的連續性，突出明末的特殊性。確立重回歷史語境的研究方法與立場，通過研究對象的自我呈現，來考察明末文學、詩學本身的價值與特色，挖掘其深層脈絡。該論著突破以往研究論述系統化、結構化的傾向，其研究思路與方法為研究者提供寶貴經驗。

關鍵詞：明末 詩學 歷史語境

明代中后期文藝思潮“在整個中國文學史、文論史上都具有相當的意義分量” a，“如果就傳統文學與20世紀中國文學之關系這一點上看，晚明文學卻是其中與之最為密切、最為直接的時代”b，晚明文學向來是學界研究的熱點。2019年出版的《明末學風與詩學》一書，是王遜老師十年來在該領域研究的重要成果，是一部較為出色的研究論著。其以文獻為基礎，考證嚴謹，善于勾連比較，重視學術史和方法論的總結，以獨特的時間段限定，揭示晚明文人通過反思前期文學弊病和應對當下文學狀況，對明代詩學的一系列命題進行調整和深化，向讀者呈現出明末詩學的新風貌。以此反映明末治學取向、治學態度、治學方法對文學思想發展與演變的重要影響。該論著分為五個章節，圍繞重學風尚的形成與凸顯、治學態度與方法的調整、情之內涵的反思與重建、師古與師心的匯流、典范之爭的深入與超越，考察明末詩學的發展軌跡與獨特價值。論著中提出了諸多新穎的觀點，重估明末在明清文學史中的地位。整體而觀，該論著在確立明末意識與重回歷史語境兩方面做得尤為獨到。

一、重建“明末”理解視域

就詩學研究而言，研究者往往會局限于熟悉的研究材料與方法中，因循既有的結論，模仿以往的筆法，只作出一些局部的改變。因而重大創新時常需要等到新意識、新材料、新角度、新觀點的產生。著者敢于突破原有的研究視角，從時間段層面出發，“如果在社會發生的一個適當的時間段上來觀察這些人，就能看到其相互關系及思想與建制的模式”c。確定適當的時間段，賦予這一時間段內復雜文學現象前后聯系、貫通的意義，文學現象固然無法獨立存在，而時間段在整體的歷史發展階段中亦是不能孤立而視。從這一角度出發，該書有意識地勾連前后時間段，開篇首先重新梳理明末、晚明、明末清初、明清之際等一系列時間段的復雜界定，由此揭示出以往研究中關于“明末”意識的缺失。著者有意扭轉文學史中晚明處于邊緣地位的固有觀念，將明末清初、明清之際中的晚明成分提煉出。如論者揭示出明清之交學人往往被置于清代背景下的研究現象，錢謙益研究中雖意識到其文藝思想傳承明代，但往往只關注他詩歌、詩論對清代詩壇的開創性影響。論者提出“將所有內容都歸入清初，且突出強調他們與明代作家處于不同的生活環境，似乎他們在明末的那一部分活動完全不存在，這明顯與事實不符”，“不論是聲望地位的取得、思想觀念的形成還是文學活動的開展，主要是在明末”d。這一著眼點的轉變頗為新奇，因而在緒論中便能讓讀者體會到一種“可讀性”，這種可讀性并非文字技巧上的陌生化，而是涉及敘述內容、研究對象領域，是對歷史階段的重新闡發與理解，這一全新性傳遞學術思考的深度和難度，能讓讀者對“明末何為”的新觀念進行進一步思考與感受。

書中又指出作為整體的“明末清初”研究中常強調某一文體的發展趨勢，即明末小說、詞對清初文學的影響，強調前后時間段的“連續性”。論者在肯定“連續性”的同時，又質疑這種研究視角對“明末”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的忽視。這種思維邏輯實際上同“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觀點相似，一味強調晚清小說文學的繁榮與詩文創作的沒落的原因一定程度上也源于“五四”時期對小說研究的鼓吹。正因這種文學發展中的“連續性”，遮蔽了前一階段文學本身的特色。論者強調明末的特殊性，重建明末的自我話語權，在緒論中通過幾個詩學方面的例證明確了“明末”意識。在確定“明末”界限時，論者并未走向絕對化，而是考慮到文學發展的過程性與完整性，一定程度上對明末范圍作了彈性處理，向明清之際、明末清初的時段靠攏。但論者亦明確兩者之間著眼點的差異，強調“明末”即強調明末的特殊性，在具體研究中保持明末視角與明末意識，這為后面章節重新發掘明末特色提供理論基礎。

二、重回“明末”歷史語境

長期以來，學界將晚明詩學發展概括為復古——革新——復古的簡單演進模式，然晚明這一時期“文學思潮流動的非規則性、混成性等特征，比如，其中出現的交叉、變異、匯同等的情況很難在明確的歸類中得到反映，而這種情形又隨時大量地涌動其間”e，因而基于已有結論來對明末文學進行主觀想象和簡單評價，具有沿襲套用之嫌，很難具有說服力。論者在談及明人論爭時，認為單一的貼標簽劃類“不免忽略了他們整個的精神生活和生活體驗，以及他們作為文人群體的特殊情趣與意蘊，同時也過度放大了他們的分歧與矛盾。由于這樣一種割裂和斷裂，我們不可能走進古人的靈魂深處，也不可能對他們有同情之了解”f。論者在研究時便深刻意識到以往明代文學研究中整體上存在的問題。

為解決這一問題，論者將余來明提出的“重回歷史語境”視作其對“明末”研究的基本方法與立場。借鑒現象學的研究方法，注重還原工作，要求重回原始語境，“懸置預設，排除成見，過早地引入理論假設就會過早地喪失經驗發現的機會”g，因而重新梳理與審視原始文獻是在研究中頗為重要的一環。明清一代文獻材料同先秦相比可謂汗牛充棟，學人只有從豐富的材料中去把握一個時代的文學，才能挖掘出新的東西，得出新的結論。因而論者從基礎文獻出發，不預設特定的問題，不刻意尋求明確的答案，而心平氣和地看待明末文獻能提供的信息。從充實的材料中提煉核心、得出結論，以文本為基礎，盡可能地讓研究對象進行自我呈現，由此考察明末文學、詩學本身的價值與特色，繼而再挖掘其深層意義方面的脈絡。

在第一章中，論者推翻了明末學人空疏不學的現象。在反思科舉之陋部分，將當下延續清人觀點的著述置于一邊，著眼于吳應箕、李維楨等明末人對科舉及時文的反思與評價，并將之同清初文人觀點對比，從而得出明代士大夫對科舉持肯定性意見的態度雖未必能占主流然亦不可小覷的結論。后又比較明末與清初士人態度大相徑庭的現象，具體而深入地挖掘其中緣由，從而凸顯明末文人的反思意識及特殊時代的學風。論者在比較中尤為注重聯系性與矛盾性的探討，能站在宏觀的視角上從明末、清初兩者間探究其中的相關性、矛盾性，堪稱獨具慧眼。在闡述過程中，論者以客觀公正的視角追尋真實的歷史語境，并輔以大量明末文人文集中的材料，如張自烈《豈山文集》的書牘、疏議、序卷，劉城《嶧桐文集》，吳應箕《樓山堂集》，徐允祿《思勉堂集》等，截取前人觀點直接呈現給讀者，令文章顯得從容不爭卻又有客觀真實的力度。其次，在重新觀照明末歷史語境時，論者能找到明晰的線索，節與節、章與章之間連接順暢。反思科舉之陋、檢討心學之虛兩部分從較大的視角來勾連出明末人對學風回歸與重建的呼吁，后具體剖析對七子、竟陵之俗與后學之失的批判，更為詳實地揭示出明末文人的反思意識，全方面呈現出明人對學術鄙陋與文學膚廓的批評與反思。將表層上的表現與結果闡述清楚后，論者又進一步探討致蔽之由，由此過渡到第二章“治學態度與方法的調整”，正是因明末人治學態度與方法的轉變導致一系列反思與批評的出現。從整體上章節標題，似乎談的是幾個話題，但稍往下讀就能發現章與章之間于邏輯上的關聯，由此一一展開確是精妙的安排。

《明末學風與詩學》中提出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如重估明末文人師古之價值，認為諸家詩學反思與批評實際具有融通性，師心與師古兩條線索又呈現出匯流之態勢。而諸多新觀點的產生都是源于論者視角和方法方面的革新，寫作中論者研究思路與方法不囿于慣常，關注研究的學術史意義，從現象上升至原因、意義層面的分析具有很強的邏輯性。如何在大場域中抓小場域，從細節處分析、提煉、比較再回歸整體詩學，該論著突破了以往研究論述系統化、結構化的傾向，其論述過程前后相連，并非呈完全并列或遞進模式，顯示出一種從不同方面、層次、角度切入的立體感和獨特性，諸多研究特色都值得研究者學習與借鑒。

a 黃卓越：《佛教與晚明文學思潮》，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3頁。

b 吳承學、李光摩編：《晚明文學思潮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頁。

c 〔英〕E.P.湯普生：《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錢乘旦等譯，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頁。

df 王遜：《明末學風與詩學》，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8頁，第97頁。

e 黃卓越：《明中后期文學思想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頁。

g 渠敬東：《邁向社會全體的個案研究》，《社會》2019年第1期。

作 者： 肖瑤，南京大學文學院2018級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清近代文學與學術、中國詩學。

編 輯：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