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東野圭吾《假面山莊》的本土化改編

摘 要：東野圭吾與阿加莎·克里斯蒂分別是日本與英國推理小說的代表人物。筆者通過分析《假面山莊》與《東方快車謀殺案》，發現兩部作品在故事設定、作品主題、敘事技巧等方面具有驚人的相似性。東野圭吾曾在諸多作品中提及阿加莎·克里斯蒂，可見阿加莎對其推理小說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使其在創作中不知不覺地體現出阿加莎創作的特點。

關鍵詞：《假面山莊》 《東方快車謀殺案》 本土化 敘事視角

一、相似的故事設定

（一）封閉的作案環境

《假面山莊》與《東方快車謀殺案》都有一個封閉的作案環境。在《假面山莊》中，所有人都被困在深山里的別墅中；而在《東方快車謀殺案》中，所有人被困在大雪中的列車上。這是傳統偵探小說的模式：“案件應發生在一個封閉的社區，以便排除謀殺犯來自外界的可能?！睘榱朔奖銈商降耐评砘顒?，偵探小說的背景一般局限在一個有限的空間內，比如別墅、孤島、列車、輪船等。這種環境具有封閉性、隱秘性，增強了作品的神秘、懸疑色彩。這種封閉的活動空間能夠把人物迅速聚集在可控的范圍內，凝聚讀者的注意力，使讀者能夠想象出犯罪空間，有利于辨別矛盾對象。在《東方快車謀殺案》中，“波洛住進頭等車廂”“暴風雪來臨”等情節都具有偶然性，是阿加莎為了創造這種封閉的環境，讓案情得以繼續的刻意安排，于是環境的生成就缺失了人物的主動性。然而，《假面山莊》中的人物具有更強的主動性。兩個逃亡中的銀行劫匪突然出現，八名男女被迫聚集，以及人物的身份、作案地點、作案時間，甚至是劇情節點的轉變，都十分精準地掌握在小說人物的手中，使得故事的結構十分嚴謹。

（二）對嫌疑人的描寫

偵探小說中的人物主要包括四種角色：受害者、罪犯、偵探以及普通人。在《東方快車謀殺案》中，偵探波洛與十二個嫌疑人對立，每個嫌疑人在書中都得到了充分的描寫。阿加莎展現了高超的人物群像刻畫功力，家庭教師瑪麗·德貝納姆、印度的英國上校阿巴思諾特、矮胖老人布克、俄國老公主德拉戈米等人物性格鮮明，語言極為個性化?！都倜嫔角f》中的嫌疑人，隨著劇情的發展，在相應環節逐一得到揭示，并且，九個嫌疑人中，每個人的嫌疑程度不等，甚至還有明顯的“清白”身份，例如警察與劫匪。隨著劇情的發展，嫌疑最后聚焦在其中三個人身上。這樣的安排看似使劇情發展更加清晰，其實不然，嫌疑人的范圍越小，越能加深讀者的誤會，加強反轉帶來的沖擊，增強作品的戲劇性與顛覆性。

二、相似的作品主題——復仇

《假面山莊》與《東方快車謀殺案》具有相似的復仇主題，都是一群人對一個人的復仇。在《假面山莊》中，因朋美的死而聚集起來的朋美父母、秘書、好朋友、表妹父女等人精心設計了一場騙局，證明了高之的殺意，讓高之永遠活在愧疚之中，實現了復仇。在《東方快車謀殺案》中，“小黛西·阿姆斯特朗”事件中受到傷害的十二個人共同登上東方快車，對雷切特實施了謀殺，一人一刀完成了自己的復仇計劃。

首先，同樣是復仇者，但東野圭吾和阿加莎給予他們的身份卻不同。阿加莎使復仇者成為兇手，而東野圭吾使復仇者成為偵探。在《假面山莊》中，每個人都是偵探，他們憑借精湛的演技，利用“藥盒里究竟有沒有藥”這個問題的多階探討，一步步引導高之，讓他暴露出自己的真實面目。由于身份不同，兩本書的復仇結果也不同。阿加莎使每位兇手實實在在地殺了人，充滿悲壯與絕望色彩的復仇讓法與情產生了沖突。復仇者觸犯了法律，但波洛卻放過了他們。通過道德正義和法律正義的矛盾，作品具有了鮮明的反思性。然而，在東野圭吾筆下，每個復仇者都成為偵探，利用群體的智慧從道德高度對高之進行審判。確認了高之的殺意之后，復仇者也沒有越過法律的界限，不存在情與法的沖突。東野圭吾的推理小說也從《假面山莊》開始，逐漸走向了社會小說的方向。

其次，《假面山莊》缺少了《東方快車謀殺案》中復仇的莊嚴肅穆和審判感。它將所有人對朋美的愛表現出來，但對高之的憎恨與審判力度不足。讓《東方快車謀殺案》具有如此崇高莊嚴之感的原因是宗教的審判，十二個人對雷切特的復仇不僅僅是結束他的生命，更重要的是對雷切特的罪惡進行懲罰，對人性的惡進行批判，從而使嫌疑人內心的秩序得到平衡，獲得新生。這一切的莊嚴與審判都來源于十二這個數字，如希臘法律中的十二人陪審團、希臘神話中的十二門神、基督教中耶穌的十二門徒、佛教的十二因緣論?！笆卑衫淇岬耐?，是神的莊嚴，是宗教審判、定罪對人性罪惡的嚴罰。嫌疑人站在上帝的角度，對雷切特進行裁決，顯示出崇高的莊嚴感與堅定的信仰。但這種強烈的審判在《假面山莊》中并未出現，復仇者明明憎恨高之，卻只是證明了他的殺意就心滿意足，高之的惡并未得到裁決。這樣的結局雖然保全了復仇者，但也使作品缺失了崇高感。最終，作品還是沒有回答“我們應該如何對待惡”這一問題，使得作品對現實的批判性、反思性不足。

三、相似的敘事技巧

《假面山莊》與《東方快車謀殺案》都采用了全知視角，通過信息的遮蔽，利用不可靠的敘述制造懸念?！稏|方快車謀殺案》運用了第三人稱全知視角的傳統敘事模式，以波洛為鏡頭，對案情進行捕捉，帶領觀眾走上作者的預設之路。阿加莎不斷暗示讀者，兇手只有一個，讓讀者接受每個嫌疑人的“不可靠敘述”，最后將小說最大的反轉設置在觀眾相信“證詞”的基礎上?！都倜嫔角f》則為第一人稱的全知視角，以高之的視角，觀察其他嫌疑人的語言與反應，用高之的心理活動展現所謂的“推理”。東野圭吾使讀者先入為主地認為高之是偵探，以他為“真”，最后再將讀者所有的“真”進行顛覆，實現劇情的反轉。根據熱奈特對聚焦視角模式的分類，全知視角即零聚焦?！吧系郯愕娜艿臄⑹抡呖梢詮娜魏谓嵌醛p任何時空來敘事，對人物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均了如指掌，也可任意透視人物的內心?！睌⑹抡咴谌暯侵?，擁有最大限度的敘事自由。這種自由使其總是有選擇地從特定的觀察視角來展現故事情節，進行信息遮蔽和制造懸念?！霸谌Ｊ街?，敘事聲音與敘事眼光常常統一于敘事者。全知敘事者通常與人物保持一定的距離，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和客觀性?！比暯强梢郧臒o聲息地進行信息遮蔽和情況誤導，同時又具有客觀性和可信度，這就為后文設置懸念、劇情反轉進行了前期鋪墊。兩本小說都有一個明確的敘事者，保持著一種視角，在劇情發展過程中不動聲色地進行信息的遮蔽，散布“不可靠的言論”，佯裝成上帝的普查視角，最后讓讀者產生“誤會”，從而制造懸念。

盡管有如此多的相似之處，兩本書對懸念的設置還是有著明顯的區別?！稏|方快車謀殺案》利用嫌疑人的證詞和現場調查線索的沖突，將“兇手有幾個”這一難題不斷積累堆疊，最后形成巨大的迷霧。在作案現場，波洛判斷至少有一男一女兩個兇手，然而嫌疑人的證詞出奇的一致，把焦點轉移到“紅袍女性”身上。在阿加莎筆下，每個人都是兇手，他們在文中提出的重要線索是假的。每個人的出現都增強了這一疑問，懸念不斷膨脹，成為一個巨大的氣球，最后氣球爆炸，揭示出真相，達到震懾讀者、滿足讀者期待的目的?！都倜嫔角f》圍繞著“朋美究竟有沒有吃藥”這個問題進行了兩次反轉，每一次反轉就有一個新的偵探出現。首先是阿川桂子提出對朋美死因的質疑，接著父親提出“朋美沒有吃藥”，而后秘書上場揭示“雪惠的死與朋美有關”，最后父親揭曉“朋美吃了藥”，高之現出殺意?！都倜嫔角f》中的每個人都是偵探，如同日本繩結中的線，按特定的次序出現，每化解一個沖突，解開一個懸念，就多展開一根線，引出另一個懸念，隨后編入主線，最后互相纏繞，編出精致的圖案。

四、結語

《假面山莊》與《東方快車謀殺案》在故事設定、作品主題、敘述技巧等方面有著許多相似之處，在這些基礎上，東野圭吾又對《東方快車謀殺案》進行了本土化的改編：將封閉的作案環境同人物的主動性結合；對嫌疑人的作用進行程度劃分，使他們各司其職；在復仇主題上，避免復仇者觸犯法律，同時削減宗教審判的色彩，以“愛”為主題；在全知視角下進行懸念設置，利用“產生沖突——解決沖突”的小模塊推進劇情，增加劇情反轉的次數。從以上諸多方面，我們可以看出東野圭吾對阿加莎的致敬與超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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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高鶴文，紹興文理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藝學。

編 輯：趙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