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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詩《江雪》在英語世界中的翻譯與變異

2020-04-17 14:41張大立
文學教育下半月 2020年2期
關鍵詞:江雪語言文化譯介

張大立

內容摘要:《江雪》是唐朝詩人柳宗元經典的詩作。目前已有十余位中外著名學者對《江雪》進行了翻譯。本文通過三位英語世界學者的《江雪》譯作,從語言與文化的角度分析《江雪》在英譯過程中所產生的變異,并探究其背后的文化因素。

關鍵詞:《江雪》 譯介 變異 語言文化

《江雪》是唐代詩人柳宗元經典的詩作。在中國,這首詩被選入國內小學課本和許多對外漢語教材之中,是膾炙人口的名篇。隨著各民族、各國家間的文化交往日益密切,《江雪》也被眾多外國學者翻譯介紹到世界各地,成為了民族間語言與文化交流的載體。本文將通過分析《江雪》在英語世界的三個譯本,考察在《江雪》在譯介過程中所產生的變異,并探討其背后的原因。

在考察三個譯本之前,我們不妨先對柳宗元的原作進行一個簡要的分析:

首先,從形式上來說本詩為五言絕句。每句五字,節奏為2-2-1。第一、二、四三句入韻。這是五言絕句的一般形式。應該說,唐詩的這種整齊和諧的特殊形式正是基于古漢語多以單音節字表意的特點才得以形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全詩押入聲韻,不入韻的第三句尾字“翁”則為平聲。通讀全詩后,我們不難發現,短促的入聲韻正與整首詩蒼涼凄寒的氛圍相稱,取得了“音渲”的效果。而第三句的“翁”字則以響亮長闊的平聲將一片荒寒死寂之中漁翁傲然獨釣的高大形象凸顯出來,也為全詩平添了幾分蒼勁。應該說,在這首詩中古漢語語音聲調的特點與全詩的內容意境實現了完美的結合,形成了極大的藝術張力。

其次,從內容上來說,全詩首頷兩聯如同電影中的遠鏡頭,用寥寥數筆描繪出一個荒寒死寂,人獸絕跡的廣闊天地。頸尾兩聯則進行近景的書寫,將鏡頭從廣闊的天地間聚焦于一舟一人之上。漁翁身披蓑笠,臨寒獨釣,既多隱逸者的遠致,復有孤傲者的堅韌。天地的荒寒廣闊與漁翁的渺小堅毅互為映襯,人愈小則天地愈廣,天地愈廣闊荒寒則漁翁愈堅毅高大。

最后,我們來考察一下這首詩的情感主旨。唐永貞元年,柳宗元參加了王叔文領導的政治改革運動。在保守勢力和宦官的反對下,改革最終以失敗告終,柳宗元本人被貶永州。這首詩正是柳宗元在被貶永州后不久所寫,它的情感是復雜的,既有詩人在嚴酷凄涼的處境下消極心境的表達,也有其傲岸不屈的人格的彰顯,多少也還蘊含著些姜太公渭水獨釣而不遇文王的悵然。所以,這首詩雖然只有短短二十個字,但其所蘊含的語言、文化內涵卻是廣闊而深厚的。應該說。這正是它歷經千載而流傳不衰的原因,但同時也對不同文化背景的譯者提出了挑戰。下面,我們就《江雪》在英語世界中的三個譯本進行分析,一是19世紀美國詩人Witter Bynner的譯文1(以下稱譯文1),二是美國著名詩人、漢學家Gary Snyder的譯文2(以下稱譯文2)三是美國著名漢學家、翻譯家Burton Watson(文殊)的譯文3(以下稱譯文3):

《江雪》的首頷兩聯描繪出一派空闊荒寒的景象,在翻譯過程中,千、萬、絕、滅這些詞語是最大的難點,亦最考驗譯者跨文化交際的能力。千和萬在詩中均非實指,而只是用極大的數量來虛寫空間的廣大。中國自古便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的觀念,為了解決這一矛盾,則要“立象以盡意”,這正是中國式的“無中生有”的言說方式。這與西方對于語言的觀念是截然不同的。正是在言說方式和話語規則上的根本差異造成了跨文化交際過程中的困難,也給譯者的翻譯提出了莫大的挑戰。在翻譯“千山”、“萬徑”一類詞語的過程中,優秀的譯者應當盡量遵循這一言說路徑,由“立象”而臻于“盡意”。以這樣的標準考察三個版本的譯文我們發現,譯文1用更符合英語計數方式的a hundred和a thousand 代替了漢語的“千”和“萬”,不拘泥于對千、萬的直譯,正確地理解了千、萬的虛寫意義。但細讀之下,a hundred所延展出的意境空間似乎比“千”、“萬”遜色不少。譯文2則適度突破了英語語法的限制,用these thousand peaks和alll the trails,對原作進行了意譯,筆者以為“these thousand peaks”的翻譯方式既保留了原詩的意象,又用違背英語語法的翻譯方式實現了翻譯過程中的“陌生化”,在最大程度上還原了原詩荒寒的闊大的意境。但all the trails的翻譯雖然正確地理解了原詩的意義,但由于省略了從無到有,從立象到盡意的過程,所以略顯直露而少韻味.不過若將該譯文的首頷兩聯合而觀之,則仍不失為一種上佳的譯文。譯文3出于忠實于原文的考慮采用a thousand和ten thousand的譯法則中規中矩,是相對穩妥的一種翻譯方式。

而在“鳥飛絕”、“人蹤滅”兩個短語的翻譯上,三位譯者采取了三種不同的翻譯方式。譯文1著重烘托了“無鳥”和“無足跡”的環境,譯文2則認為之所以無鳥是因為鳥被群山所阻隔,譯文3則突出鳥和人跡消滅、消失的事實。相較而言,筆者更贊同譯文3的翻譯方式。揣摩原詩的意境,柳宗元想要強調的并非群山本無鳥和人跡的事實,而是在大雪封山的情況下,原有的鳥與人都盡皆“絕”、“滅”,從而渲染荒寒死寂的環境,以此凸顯后文漁翁的形象。在三個譯本之中,譯文1更偏重于前者,譯文2對于“千山鳥飛絕”的理解顯然出現了偏差,而譯文三則相對接近詩作的原意。順著這一思路,我們可以對譯文1和譯文3進行進一步的對比。筆者以為,譯文1中的“no”類似于中國“無”的概念,突出了詩作整體意境空、寂、靜的特點,而譯文3表面上看突出著環境的荒寒死寂,而在更深入的層面上則以特征鮮明的環境昭示著作者主觀人格和強烈情感的介入。譯文1更像盛唐詩人王維那種“靜觀”式的山水詩,它的話語方式與初盛唐時期在北宗禪宗影響下產生的山水詩似更為契合。靜觀默照的北宗在開元、天寶間紅極一時,不立文字、頓悟成佛的南宗在至德以后宗風大盛,而詩人的主體人格也隨著南宗的大盛而越來越多地介入到了詩歌的書寫之中,在總體上形成了與初盛唐時期的詩歌迥然不同的風格。再結合前述《江雪》的寫作背景,我們就更能理解這首詩實在是“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的杰作了。因此,譯文1與譯文3的翻譯方式在更深的層次上暗示著唐詩的兩種話語方式也即意境的建構方式,作為英語世界的譯者,在譯介過程中很難真正理解二者深層次的差異,也就難免會使譯文相較于原詩發生變異。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種變異也為詩歌創造出了一種全新的意境,為讀者的理解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與路徑,自有其特別的益處。但從忠實原文的角度而言,譯文3的翻譯正是所謂“信有格哉”的一種,相較于其它譯本無疑是更勝一籌的。

在翻譯頸聯中“孤舟”這一意象時,譯文1將“孤舟”譯為a little boat,隱去了“孤”的意涵而突出了舟之“小”。作為本國讀者,當我們想象《江雪》一詩的意境時,會很自然地明白此處的“孤舟”必然不是樓船巨艦,而一定是小棹扁舟。惟其如此,“孤舟”才能和前兩聯的廣大景象形成對比,收到強烈的視覺沖擊效果,也才能表現出作者孤傲的人格與飄忽的行蹤。在這一點上譯者的理解并無錯誤,且譯出了詩作的言外之意。但與此同時,譯者隱去了原作中“孤”的意涵卻是極不妥當的。所謂“孤”者,強調的是大雪凌厲之際唯有漁翁的一葉扁舟凌寒獨釣,是通過“孤”這一帶有排他意味的詞語凸顯漁翁之獨立不俗。倘若江面之上并非“孤”舟獨釣,而為百舸爭流,則不但原詩的意境全無,對于作者的主體人格與心性更是一種忽視。中國自古便有“詩言志”的文學傳統,在詩作的意象、意境背后往往是主體人格的支撐與彰顯。所以有一定文學閱讀經驗的本國讀者在閱讀分析詩歌時都特別注意從“披文入情”、“以意逆志”的路徑入手進行分析。但作為英語世界的翻譯家,譯者在譯介過程中很難深入到這一層面理解中國詩歌,所以對文本的理解和翻譯大多停留于意象意境層面,故而能夠敏銳的捕捉到舟“小”的特點,卻錯誤地將“小”與“孤”等同起來。筆者以為,在翻譯“孤舟”這一意象時,將孤與小兩個特點同時展現出來似是更為妥當的譯法。

此外,全詩的頸聯由孤舟、蓑笠、翁三個意象并置而成。如前所述,這體現了中國古典詩歌中意象多以意合的特點,是唐詩中常見的言說方式。而中國古詩詞中這種特有的語言現象也無疑給外國譯者的翻譯造成了困難。針對這一困難,三位譯者的處理方式也不盡相同。譯文1根據英語的語法特點打破了原詩原有的語序,將孤舟、蓑笠兩個意象并置作為頸聯,而漁翁的意象則被移動至尾聯,成為全句的主語。譯文2盡力還原了中國古詩意象密集且多以意合的特點,直接采用違背英語語言規律的意象并置方式進行翻譯,展現了中國古典詩詞的語言與意象組合的特點。譯文3則兼顧了原詩的表達和英語的語法規則,將“蓑笠翁”譯為了身著蓑笠的漁翁。應該說,這三種譯法各有千秋,都體現了譯者對于唐詩語言特色的熟悉和通過不同途徑加以的表現的意愿。而筆者尤其贊賞譯文1的英譯方法。譯文1通過將漁翁這一意象移至尾聯,為“獨釣寒江雪”一句提供了主語,彌合了漢語和英語語法的差異,更便于英語世界的普通讀者在不同文化語境下閱讀過程中的理解。同時,將漁翁置于尾聯的句首就將漁翁傲岸高大的形象極大地凸顯了出來,這一處理正與柳宗元的本義正相符合。雖然這樣的翻譯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原詩的語言構成,但亦可謂“得意而忘言”了。

而在尾聯的翻譯中,三位譯者也從各自的理解出發給出了不同的處理方式。譯文1將“獨釣寒江雪”翻譯為了在寒江中釣魚,而并未體現出“獨”的意項。譯文3兼顧了漢語的語義和英語的語法規則,用合乎英語語法規則的方式將原句譯為了“在寒江雪上獨釣”。唯獨譯文2創造性地打破了英語的語法規則,按照漢語的語序直接對詩句進行了對譯。第一,譯者將alone置于fishing之前,突出了“獨”的意味,第二,在fishing和river snow之間并無介詞“in”進行連接,從而忠實地將原詩譯為“獨釣寒江雪”,而非“在寒江雪上獨釣”。在筆者看來,這也是最能反映原詩意蘊的一種翻譯方式。首先,將along置于fishing之前以突出“獨”的意味,其效果與前述“孤舟蓑笠翁”中“孤”字的翻譯有異曲同工之妙,此處不再贅述。其次,筆者以為“獨釣寒江雪”這句詩不能對等地理解為“在寒江雪上獨釣”,二者表面上差異不大,實則在語義、意境和情感表達方面已經形成了巨大的變異。從語義層面來看,“在寒江雪上獨釣”的翻譯中,“寒江雪”是釣的環境,而所釣之物則是“魚”?!蔼氠灪眲t可以引發兩種完全不同的理解方式,一種與前者相似,另一種則可以將所釣之物理解成“雪”?!搬炑钡恼f法乍看之下似乎不可理喻,但細細品味,其在中國的傳統語境之下確有其獨特的意味和妙處。中國有“姜太公釣魚”的典故,強調太公釣魚“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只是借釣抒懷,干謁自薦。從這個思路理解漁翁“釣雪”的行為,我們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理解,而這與漁翁在中國古典詩詞中所蘊含意味以及柳宗元當時的心境正相符合,“釣雪”這一“象”的背后所蘊含的正是作者懷才不遇的苦悶和高潔不俗的品格,它的“意”是深沉宏遠的。進一步來說,漁翁釣雪,最終必然一無所獲,從而進入空無的境地。這與全詩空闊荒寒的意境形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亦表現出中國傳統的道家思想與禪宗思想對“有無”關系的思索及其對詩歌言語方式的影響。而對于外國的譯者而言,他們很難真正理解中國文學的上述話語規則和言說方式,自然就會在譯介過程中發生變異的情況。

總之,翻譯家在翻譯異族的文學作品的過程中,由于各民族間民族心理、文化傳統、認知方式、話語規則等的差異,必然會出現文學變異的情況。而文學的變異既是一個逐漸遠離原初文本的過程,也是一個開拓新的理解路徑的過程。它在跨越不同語言文化背景的譯介過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也在很大程度上以自己的方式促進著各民族間的交流與理解。我們對《江雪》的分析只是其中的一例,還有無數相關的問題等待著我們的探索與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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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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