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造內心之神的工作”

一個自命為“具體而有限的少數人——知音者”寫詩的詩人會是一個什么樣的詩人？我一直很好奇。后來我從周瓚的詩中發現了一句很有神圣感的話，覺得這樣的詩人恐怕就是她所說的，是一位從事“建造內心之神的工作”的人，她們會把對詩的建構當作“內心之神”的建造一樣來對待。當然，這并非是在思想上為個人立一個禁錮之神的牌位，而更多的是在詩歌寫作中保持一顆虔誠和敬畏的心。

周瓚曾說，“‘個人寫作重要的一點是，忠實于個人對生活的理解，對于自我的認識?！边@本來是最根本最樸實的詩歌真理，然而在喧囂以至混亂的當下詩壇，卻并無多少詩人可以做到。也許這與詩人的品性如何有一定關系。周瓚甚至認為一個天分不足的寫作者，其創造限度可以通過內心的樸實、堅毅等品質來彌補，由此我們仿佛可以見出周瓚大抵是一個什么樣品性的詩人了。她的這一番認識發生于本世紀之初的兩三年，如今十七八年過去了，她一直持守著這一寫作的真理，將詩歌放到無盡的生活和自我之中，時刻注意繆斯女神與個人精神之間微妙而又繁復的關聯性。就像她在詩中所寫的那樣：“書架上，打印出的未刊稿/蒙上灰霾又被擦凈，忍耐著等待/文檔里半成品的詩作/不時吵吵著，遞來詞語的眼神”（《遺珠，或蹤跡》）。這是人與語言（詞語）之間的一種相互找尋，一種互為精神慰藉的找尋。如果不是出于詩人生命與詩之生命的惺惺相惜，一個詩人怎會爆出如此驚人的詩性話語？

一個詩人對于語言必然是敏感并且尊重的，為此不得不談談詩人對于語言甚至詞語的深刻認知。周瓚在《思考詩》中曾反復談及對于“詞語”的理解，認為“寫作中的詞語是有生命的，……最好將詞語放置在創造力的進程意義上?！蔽覀兛梢苑艞壵J為這一理解的“偉大性”，但卻不能不承認這一理解的“重要性”，因為正是“詞語”的生命力創造并決定著一首詩的“生命”。其實行文至此，我們應該體驗一下周瓚詩歌中那些令人嘖嘖稱奇的詩句到底有多讓人吃驚：“我們時時回顧，不讓初衷/變成遺失的珠玉，我們為尋找/而留下的腳印，也像一幅尋寶圖”（《遺珠，或蹤跡》）;“在那個徘徊少年的好奇里/藏著最真實的你，不用羞恥/為那信仰的迫切性背后的匱乏感/我們都是卑微的仆人”（《交流》）;“而我，愿意冒雨來去，仿佛我們/本就生在水中，有著明亮的鱗片/堅硬的背鰭，以及能讓我們起飛的浮漂”（《等雨?！罚?“她舞蹈，故她存在/她熬夜，熬出心中最黑的影子/她裁剪早晨的彩云/拼接出一幅向日葵，或一株二月蘭/以及一根驅魔的拐杖/她騎上拐杖，安頓好黑尾貓/她們騰空而起，給死神當郵差”（《舞者安·薩克斯頓》）。正是在這樣一種以驚人之語建構詩歌的方式之上，詩人認為“詞語的聯系方式造就了詩人照面世界的方式，是詩人性情和思想的凱旋，驗證著詩人的生命力?！碑斎?，也驗證著詩人之詩的生命力。這從詩人“為知音寫作”的詩歌理念也可以深刻感受到，而深潛的尋覓恰是無法掩藏的盎然。

由詩人對語言（詞語）所做出的“驚人之舉”，我們可以想象，詩人一定不會忽略詩歌的技術生成。在很多場合，周瓚也都談到技術的重要性。當然，這不意味著她僅僅是一位偏重技術寫作的詩人。正如她對一首好詩的認識：“一首好詩大概是這樣的：美妙新鮮的修辭技術構成其骨架，真摯質樸的情懷生成其血肉，只有二者自然的交融方能組合為詩的生命?！边@與平時很多片面強調語言或情感乃詩歌本質的詩人不同。的確，有時候，詩人受制于語言的變化。而修辭對于以語言為血脈的藝術而言是一種必須，否則詩歌不成其為“語言的藝術”，而只能成為“情感宣泄的工具”。周瓚的很多詩歌都可以驗證出“技術生成”這一點，如前所舉的幾個例子，無不有這方面的體現。

在談女性詩歌時，周瓚曾指出：“要獲得真正的精神自由，要有與‘整個世界抗辯的勇氣、耐心與毅力，要使女性主義這‘最漫長的革命取得成果，就必須擁有直面自我的真誠與深入現實的眼界?！逼鋵?，我無意強調周瓚女性寫作的身份意識，但其身上所體現出來詩歌寫作的精神品格和眼界卻與這一評判有著高度的一致性?？赡苓@與其長年關注女性詩歌的寫作有關。她深明這其中的關捩和門戶所在，在寫作中能夠擺脫各種牽制與糾纏，始終保持“拒絕”和“探問-省思”的立場，為詩歌生成提供了更多新鮮的可能性。

趙目珍，青年詩人，批評家。深圳職業技術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