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國藥與近代當歸“婦科圣藥”的形成
——兼論近代醫藥廣告的作用

汪燕平

(河北大學 宋史研究中心, 河北 保定 071002)

既有藥物史研究中，藥物的作用不只限于對抗疾病，也是參與社會文化塑造的個體。例如清人用大黃外交制裁的舉措并非今人看來的“迷思”，而是“藥性、食物、身體與方土”等因素組成的世界觀下真實有效的陳述①。民國“新”抗瘧藥物常山的發現，是“國產藥物的科學研究”計劃下西醫社會技術網絡轉譯傳統中醫知識的結果②。另一種抗瘧藥物奎寧的原料——金雞納在臺灣從珍貴藥物變為普通樹木的背后，是二戰前后的國際政治劇變③。一個時期的藥物知識偏好里，往往牽連著更多治療疾病之外的社會文化變動。以此來看當歸，不論是當歸濃縮丸的藥物說明書，還是兩種服食當歸的人類學個案④，或筆者接觸的日常，都賦予了當歸明顯的性別偏向：專治女子疾病似乎成了一種不言自明的常識?？墒?，翻檢現行藥典以及后文征引的傳統本草，治療女子只是其中的一類功效，并非敘寫主體⑤，那么女子藥的標簽何以形成？

從《神農本草經》以來的當歸藥物知識開始梳理，漢宋間的軌跡已有李貞德厘清，從最初無性別偏向且主要用于止痛的藥物，歷經唐宋直至金元婦人以血為本的觀念成為主流后，當歸亦在此時成為女子要藥，元以后并入四物湯的生命史⑥，未作專門考察。而與成為女子要藥的脈絡不同，換從當歸的總體功效來看，女子疾病治療并未成為這一時期的主要功效。接續的元明以至近代，傳統本草自身的轉變、國藥科學化等變動正在進行⑦，以及在前引當歸作為女子藥的日常和人類學考察之前，性別偏向是否即在這一時期形成？另外，近代藥物知識的傳播方式有了新變化，報刊廣告出現并深刻影響了社會觀念和消費文化⑧，其中醫藥廣告在塑造滋補社會風習上效果顯著，即便有造假也未能阻斷⑨。但醫藥廣告和藥物性別偏向形成間的關聯尚待探討，本文將以當歸為例加以論說。

一、元至民國間的當歸藥物知識譜系

接續前述漢宋，先來梳理元至民國間的情形，且主要利用記錄一個時期藥物知識框架的本草和藥物學書籍來整理?？煞譃閮啥危浩湟?，元至晚清間當歸藥物知識承自漢宋，仍舊在傳統醫學的脈絡中變化；其二，晚清民國的變局中，西醫學和藥物知識大量傳入，同時中西醫論爭不斷升級，當歸藥物知識書寫明顯偏向女子藥也在這一時期出現和形成。

金元延續并刊行了宋人雕刻的《政和經史證類本草》，與李貞德梳理的宋代當歸藥物知識并無二致，當歸是治愈女子疾病的要藥。此外《湯液本草》和《本草發揮》記錄的另一線索，則重在作為“血藥”的適用癥，只在結尾摘錄《藥性賦》的“補女子諸不足。此說盡當歸之用矣”⑩，即言女子的諸種“不足”癥狀寫盡了當歸效用，但從撰者甄權(唐代)以至金元醫家延續的藥物知識來看，治愈女子并未成為當歸主要的藥物形象。

接續的明清，《本草綱目》和《本草述鉤元》的記述最為完備，敘寫主題是作為“血藥”的當歸，女子病癥并不突出。先有《本草綱目》整理了《神農本草經》以來到萬歷前的內容，主治“咳逆上氣，溫瘧寒熱洗洗在皮膚中，婦人漏下絕子，諸惡瘡瘍金瘡”等癥，“氣”、“血”、“諸痛”等不分性別的癥候記述更為普遍，女子并非敘寫主題。再參閱李時珍對當歸得名原由的梳理和前述李貞德的相關研究，無關性別“能使氣血各有所歸”的藥物知識形成更早，“女子要藥”相對較晚。此外《本草述鉤元》詳備梳理了明以來、道光前的知識流變，著重在“血”、“氣”藥的敘寫。醫家楊時泰參照閱讀和行醫經歷來記述的當歸功效有三類：“養血”、“和血”與“活血行血”，與“血”有關的癥狀敘寫中婦人類僅為一小部分，接著又以“證治不能概定，惟在引用合宜”來解釋功效與疾病的關聯，治愈對象由藥物的適用癥來確定，病患性別并非分水嶺。又有：“當入心為心之使藥，并入血分氣分，若只判入血，便失當歸本來面目矣”，即“血藥”之外，“氣”同樣也是當歸的不可忽視的重要功效。當歸“女子要藥”的敘寫與該書“女科主帥”的香附子類似，于女子用藥而言都十分重要，但若將此放置到當歸可以應對的所有疾病來看，治愈女子并非最突出的部分。

其他明清本草與兩書類似，治愈女子疾病同樣未成為當歸的主要藥物形象。無論是明清醫界推重的《神農本草經疏》，或者刊刻多次且受眾廣泛的《本草備要》，還是書成后藏于內府直至民國間才刊行的另一部明代重要本草——《本草品匯精要》，女子疾病只是其中并非主要的一類。再有《本草崇原集說》牽系的另一線索，該書以明末清初醫家張志聰的《本草崇原》為藍本，又參清代陳修園、姚球、徐大椿等醫家的論說后寫就，女子病癥也不作為主要書寫。又檢諸多本草中婦人疾病用藥的開篇總論，以受眾廣泛的《本草綱目》和《神農本草經疏》來看，需當歸入藥的病癥并非主體，且用藥隨癥改變不主當歸。

晚清民國在承繼以往的同時也開始出現變化，女子病癥的敘寫顯著增加。這一時期西醫的傳播大致有兩類：一是民國學人撰寫的新本草或藥物學，另一部分是展示當時藥物供銷圖景的報刊廣告。從呈現的基本藥物知識來看，與重在制造消費且各有側重的廣告不同，新本草架構的內容相對更為公允。其脈絡大致以20世紀30年代初期為界：此前承自明清以降，女子疾病還未成為最突出的功效敘寫；之后“女科圣藥”、“調經”等與婦女病痛有關的內容顯著增加，新增的藥物知識書寫有明顯的性別偏向。

首先是20世紀30年代的當歸藥物知識概貌，承繼明清的同時開始出現變動。當然這不僅是藥物書寫上的變化，還需要回歸到清末民初的中西醫論爭中來理解。一方面中醫存廢之爭方興未艾，尚在起步階段的國藥科學化是重要的可行路徑之一，大多數藥物尚未成為研究對象，當歸的書寫也還在延續明清。民國衛生部雖將已有的“新醫”(即西醫)成果集結為《中國藥典》，但尚未有相關研究的當歸并未收錄其中。同年出版的《中國藥學大字典》中有收錄，但只添加了破血劑、止血劑等西醫分類詞匯，新瓶舊酒沒有實質性的增益。同年的《國藥字典》表現相同。稍晚在兩位傳統醫學臨床醫家——朱振聲、翟冷仙的相關記述中，女子病癥也只是其中一類。另一方面西醫對本土當歸書寫的影響已然出現，但女子疾病尚未成為主要內容。以1930年醫家陳仁山寫就的《藥物出產辨》為例：

看《萬國藥方》卷三，九十七篇，所論當歸，只論開胃暖胃，全不知此藥能祛風活血、婦科之圣藥。其歸尾跌打用之去瘀血。西醫所未明了。

陳翻閱《萬國藥方》的相關內容之后，認為只論“開胃暖胃”的療效記述偏頗，于是增補了本土“祛風活血”、“去瘀血”和“婦科之圣藥”的功效表達?？梢灾獣栽陉惖淖珪鴷r期“婦科圣藥”是當歸書寫的必要內容，但還不是主體。其中征引的《萬國藥方》多次重印且受眾廣泛，光緒十二年(1886)成書后得李鴻章作序推介，到民國六年(1917)已重印至第十三次，是清末民國間醫家論及中西藥差異時往往參閱的書目，陳的書寫并非一隅之論。

30年代以來，“調經”和“婦科圣藥”等女子疾病開始成為當歸的主要功效書寫。其間相關研究往往以德國怡默克藥廠的當歸制劑——優美露為開端，用以佐證當歸的“科學”意義和驗有實效。其功效定位對國內的當歸書寫影響深遠，調經等女子疾病開始成為當歸能夠有效治愈的主要種類。到1943年《新藥本草》成書時，治愈女子病痛已然成為敘寫主體，甚至不再記述其他功效：

當歸按照舊書，稱為婦科圣藥。多用以調經。以臨床言之，當歸為子宮補藥，與肥孛嫩，北美黃連等品之效力相同，于子宮有鎮靜功效，能抑制子宮出血。多用以治療月經不調，如經多、痛經、經閉等病，當歸確有使子宮收縮及增加緊張之力。

《新藥本草》以1930年官方《中華藥典》為藍本，作者系從業三十余年的醫學、衛生學博士謝增恩。在整理既有藥物科學化的研究成果之外，又增補了《中華藥典》未備的藥物知識，當歸即是。作者撰書雖以“中醫為宗”，但主體是西醫知識解說的藥理。這一主旨應用到當歸書寫時只選取了“舊書”中作為“婦科圣藥”的部分，并改以西醫學來解釋。

以上明顯偏向女子病癥的表達，在20世紀40年代的新本草書寫中占據了突出位置，但并非全部面貌。以醫家章成之的《藥物學》為例，女子疾病的書寫不突出，但也顯現出相關敘述增多的跡象。章在整理本土藥物知識之外，又新增植物學、西醫藥理等知識，并未突出女子疾病的敘述。但在最后記錄作者心得的“編者按”部分，主要論說了當歸治療“子宮病”的藥理，且“專長”痛經是“中外無異辭”的共識，還附有治療該疾的西藥說明書(優美露)，整體而言女子疾病的敘寫確有不少增加。再比如反對中醫西化的孟仲三的《藥物學》，當歸功效承繼自明清，不涉及類似偏向。那么，在1930年代以來的絕大部分當歸知識書寫中，女子疾病書寫的增加和明顯偏向如何形成？下面先從對此影響深遠的優美露(Eumenol)開始分析。

二、從作為調經藥物的優美露開始轉變

優美露是德國怡默克藥廠用中國當歸提煉的流浸膏，也是國產當歸制劑最先效仿的藥物，直至國產行銷多年后仍舊享有未能取代的贊譽。1942年4月11日，法國植物學博士王興義和震旦醫學院教授吳云瑞在今上海徐家匯所在的自然博物館舉辦中國藥物展覽會，特別以“西洋各藥房所售之Eumenol”即由國產當歸制成作為展品之一，意在展示國產藥物同樣具有科學研究價值。時間稍晚醫家章成之和邱倬撰寫的新藥物學中，優美露仍舊是作者唯一提及和推重的當歸制劑品牌，享有的殊榮需得從產銷初期的怡默克與中國說起。

20世紀初優美露暢銷中國前，怡默克已擁有通達的國際貿易網絡，并具備生產當歸流浸膏的技藝。19世紀末期20世紀初年的德國等西方國家的藥理學研究居于領先地位，生物堿的提取和試驗藥理學在這一時期的歐洲取得了長足的發展。而怡默克藥廠于1668年在德國創立，1827年第四代子孫海因里?！ひ谅~爾·默克(Heinrich Emanuel Merck)接管后開始生產化學生物堿，即用化學方法提取植物的有效成分。到1860年“國外如紐約、倫敦、巴黎、圣彼得堡、莫斯科，以逮其他通邑大都”均設有專銷分店。又在20世紀30年代建立自主研發的默克研究所，之后不斷拓展海外市場。中國市場方面，1931年之前交付上海興華公司打理，到1933年為應對日益增多的業務往來，開始在上海租界的四川路專設上海怡默克藥行。此外怡默克也是禮和洋行的主要供貨方之一，禮和分支機構所在的上海、天津、廣州、漢口、南京、重慶、太原、沈陽、青島、昆明等商埠，均可以銷售怡默克產品。另外20世紀30年代前后資本主義世界正值經濟大蕭條，尋求海外市場來轉嫁危機是頗為平常的做法，怡默克與中國業務往來的增多也是在這一時期，的確難以切斷兩者間的關聯。

在20世紀30年代怡默克銷往中國的化學試劑和藥品中，優美露占據重要一席，藥物說明和功效定位與當時的國貨運動密切相關。上海藥行設立次年，自辦刊物《怡默克大藥廠成藥匯編》出版，其中的優美露說明書：

優美露由中國名藥當歸，用科學方法煉制而成，問世以來，已越三十余載。早為歐美醫師公認之調經圣劑，誠今日婦科中之至寶也。

本品乃當歸之流浸膏，棕綠色，味略苦。當歸本為中國婦科中要品，現復經化學方法，去其渣滓而取其精華。宜乎其功效神速，毫無副作用也。本品經多數著名醫家之臨床試驗，確實證明對于調經有特殊之作用。Hirth及Müller博士在西歷一八九九年即在雜志中發表關于應用優美露之論文，詳述應用本品后，婦女骨盤內各臟器之炎癥病變，多獲良好之效果。遇天葵遲來或經血淡薄之婦女，服用本品效驗尤確云云。又據Ziemann博士之經驗，舉凡婦女之月經不調，令服優美露，無不立刻見效，尤以神經性月經不調為靈驗。

余如Arndt，Propoviciu，Gazala，Langes，Palm及Kohn等諸大家對于優美露亦有成績良好之報告。

由是觀之，優美露專治月經不潮，月經困難，月經過多及過少，經前疼痛，幻覺妊娠，以及經期之頭痛惡心嘔吐等。

優美露性質平和，毫無毒害。服用以后，絕無敗胃之弊，即誤投懷孕之婦，亦無危險發生，故醫家均喜用之。

匯編的41種藥物中只優美露注明了產地——中國，并在開篇寫明“中國名藥”和“中國婦科中要品”，表明其與“國貨”的密切關聯。一方面是與作為怡默克目標消費者的中國有關，另一方面當是受到貫穿中國整個20世紀的國貨運動的影響。從葛凱的研究來看，國貨運動從文化、制度和觀念層面，“使民族主義融入了中國新生的消費文化的方方面面”。誠然優美露用中國當歸做原料以及與既有藥物知識調經相同功效的做法，減少了國貨運動的中國社會對“洋貨”的抵觸。再以帶有進步、科學話語的西醫藥知識來解釋藥理，綜合中西醫藥物知識來證明優美露擅長調經，又列舉諸多歐美醫師的成功臨床實驗來構建優美露的科學形象，與中西醫論爭中的科學化國藥的路徑相契合，也是對后續國產當歸制劑影響最深刻的所在。

在優美露之前，當歸已是近代最早一批獲得國內外醫家認可的有效中藥。而這一共識從優美露的生產商德國怡默克而言，當與東方醫學知識的西傳有關。西傳路徑中《本草綱目》令人矚目且有跡可循，當歸也在其中。1735年杜赫德法文編寫的《中華帝國全志》在巴黎首次出版，1746年德國紐倫堡法文本出現，此外“由于法語在18世紀為歐洲精英所使用的語言，以法語刊行的《中國帝國全志》”多少也借此廣泛傳播，其影響“持續到19世紀末”，當歸即是其中介紹的中國醫生的常用藥物之一?！吨袊蹏尽烦霭媲暗?726年，法國科學院專門為巴多明介紹回國的幾種中國草藥舉行了研討會，當歸也在其中，《本草綱目》即是巴多明撰稿時的主要參考書。此外，巴多明也是杜赫德編書時的供稿人之一。那么可以認為在優美露投產之前，德國怡默克已經對當歸的東方療效有一定了解。再有前述優美露的藥物說明書部分，諸多西方醫家的驗有實效的臨床案例也說明了優美露的生長土壤優渥，當然還與前述西方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用化學方法提取植物堿的藥理學發展息息相關。

優美露在20世紀50年代前仍舊是本土醫家最推重的當歸制劑，國產雖未能獲得同樣的贊譽，但顯著推進了民國時期當歸書寫的變化。優美露的功效定位對國產制劑的藥理書寫有深刻影響，從優美露的“調經圣劑”、“婦科中要品”，進一步形塑為更加全能的“婦科圣藥”，近代當歸的新藥物學書寫和消費文化亦隨之改變。國產制劑利用怎樣的策略和社會情形完成了書寫偏向的形成，下節將論的藥物廣告在補充相關材料不足的同時，線索也相對清晰明了。

三、國產當歸制劑的接續延伸與“婦科圣藥”的形成

前述清代的當歸書寫并無明顯性別偏向，婦女何以在民國成為當歸的主要治療群體？當歸制劑的功效定位在調經是原因之一，另外從連玲玲和葛凱對民國女性消費的研究來看，將女性作為目標消費者后，無論是百貨公司還是國貨運動均有不小的推進。的確造就新消費偏好的有效途徑，藥商定位為調經藥物的當歸制劑也很難放棄這一利好，而且積極參與其中。國產制劑在延續優美露的功效之外又增添其他效用，促成了當歸作為女子藥的藥物形象。其中除耀華藥廠著重溫補文化將當歸補血精作為補藥，沒有性別年齡的差別之外，其他如佛慈當歸素、新亞當歸兒、信誼婦美素或者民生健美露等制劑，都將婦女作為唯一的治療對象，調經是其中著重推介的功效。以上制劑中佛慈和新亞從民國至今仍有當歸制品產銷，民國時期的醫藥廣告當是其成功經營策略的體現，可以作為梳理藥物知識變動的不錯路徑。又當歸素的上市時間最早，得到的市場認可至今也在延續。因此可主要以當歸素廣告為例，梳理藥商如何在時代變局中將其中的一類功效，構建為當歸主要甚至唯一的藥物形象，以及在此影響下的新藥物學書寫。

(一)國藥科學化與位于上海租界的佛慈

佛慈建廠與貫穿20世紀的國貨運動和國藥科學化研究密切相關，廠址和門店又位于商業繁榮的新消費主義孕育區——上海租界，兩者對新藥當歸素的推廣頗有裨益。佛慈用“科學方法整理國醫國藥”，以中藥西制見長。無論是自辦刊物的名稱《科學國藥》，還是取得“上海市國貨陳列館”的展覽許可，積極參與構建民族主義消費的國貨展覽，都將產銷與時人關心的社會議題——國藥科學化研究、國貨運動聯系起來，讓服用新藥的意義不再限于個人療疾，而是賦予更廣大的社會意義。廠址所在區位也呈現出匯通時代局勢的意味，廠房、門市部和事務所均設在有“十里洋場”之稱的租界區南京路以北，與眾多客流密集的百貨公司毗鄰，享有繁榮經濟區位的同時，這里本就是一個國貨與“洋貨”、西化與民族主義等內容碰撞融合的空間，有利于推廣中藥西制的新藥。藥廠命名方面更多借助已然深刻融入社會生活的本土化宗教，籌建人靜安寺住持太虛法師的影響也不能忽視。自辦刊物中的藥廠愿景不局限本土，而是希望通過“國產藥物之科學化”來達到“中國醫藥之世界化”的目標，與民族自強的路徑聯系起來。得益于此的佛慈在民國時期取得了不錯的發展，1921-1949間上海開設的4家中藥制藥廠中僅佛慈一家尚存。

當歸素的制造技藝匯通中西，是用“真空蒸餾器與低溫真空干燥器”提煉后添加輔料制成，劑型上是對本土丸散膏丹和優美露“干膏”的折中?！案筛唷睂儆趦灻缆度?、片兩種劑型中的后者，有效成分相對溶劑要高。當歸素在優美露的調經書寫上又有延伸，“醫治作用”有：

專治婦人氣血虛弱，月經不調(或前或后、或多或少、或逾月不至、或一月再至)、月經停止，經來疼痛，赤白帶下，小腹冷痛，唇口干燥，久不受孕，不妊癥，及胎前產后一切疑難諸癥、有不可思議之特效。

可以看到與優美露關切女子自身的經期不適相比，當歸素還增加了治療不孕的療效。但在能夠吸引的消費人群上有著頗為不同的意義，從經期不適到不孕，關懷的主體也發生了變更，從女性自身是否舒適的身體感，到社會賦予女性身體的責任——孕育子嗣，功效種類的增加也在一定意義上意味著消費群體的擴張。

當歸素廣告與《科學國藥》的藥物說明書不同，在關切女子身體之外還借用不斷變動的時局為所凸顯的功效賦予療疾之外的社會意義，并藉此將日常當歸塑造為帶有明顯性別標簽的藥物。當歸素至晚在1931年投產，次年廣告見報，主要在《申報》、《新聞報》和《大公報》上刊登，《申報》更早且數量最多。此外《申報》在1932-1949年除兩次短暫的停復刊之外，其他時間序列完整。由于1941-1944年《大公報》(桂林版)不設刊登醫藥廣告的專欄，缺失部分改由《新聞報》來補齊。廣告內容的變動大致有三個階段：1932-1935年，1936-1940年，1940-1949年。

(二)1932-1935年

初創期多種知識雜糅并現，著力敘寫延續自優美露的調經效用，以及由此具備的科學意味。此外還將與之有關的本土藥物知識選擇改寫后刊登，東漸回傳的藥物知識也加入當歸素的闡釋和消費者的招徠上來。

一方面德國醫家的卓效調經醫案、佛慈的制藥技藝等因素都彰顯著當歸素的科學與進步，另一方面從本土藥物知識中抽取與調經有關的內容，再加入“補血”、“溫宮催孕”等部分，用“科學”整理“國醫國藥”的形象吸引消費者。1932年的當歸素廣告，可以囊括1932-1935年間敘寫的功效，該時段還未完全形塑為“婦科圣藥”?！皨D科圣藥”的題法在1933年的《申報》中相對常見，1934年零星見刊，1935年又回歸到“靈藥”和“特效藥”的表達上來。

1932年的廣告主要通過敘寫調經功效來凸顯當歸素的科學，國貨運動的取向、本土和東漸回傳的藥物知識也是其間不斷增加的內容。廣告主要有簡、詳兩種，相較而言簡版能更扼要地表達藥商最想傳遞的療效，主要有三種。

三種廣告的共同主題是調經，目標消費者為女性。圖1是所見《申報》中最早的當歸素廣告，其藥廠標語“改良國藥科學救國，宣揚佛法利濟眾生”中，改良國藥、科學、宗教都是個人在服用佛慈藥物療疾之外可以獲得的社會意義。到了當歸素則以“請試科學化的國藥”，儼然成為科學國貨。圖2摩登女子的畫像以及“德國醫界公認的調經求嗣特效藥”，展示了不同于傳統當歸的科學和現代意義。圖3又用女子和兒童畫像強調了當歸素“調經補血，溫宮催孕”的作用。

圖1 廣告(一)

圖2 廣告(二)

圖3 廣告(三)

詳版廣告的信息更豐富，德國醫家調經醫案繼續占據主體的同時著力向國貨靠攏的跡象明顯，選擇改寫后的本土藥物知識增加，東漸朝鮮又回傳國內的內容也夾雜進本土藥物知識的行列。主要分析三例，見圖4、圖5、圖6。圖4以大幅版面展示了佛慈“當歸素為調經特效藥”的主要訴求，孕育子嗣也是其中不太凸顯的功效之一。廣告只敘寫與調經有關的本土當歸藥物知識，甚者以調經為中心，著意改寫和拔高調經功效在本土當歸藥物知識中的位置。

圖4 廣告(四)

占據四分之三強版面的是德國醫家頗有成效的調經案例，并佐以醒目的西人畫像。然后用不到四分之一的版面敘寫本土藥物知識，從入藥史、地道的選料和科學的加工技藝，以及相對傳統丸散和外國當歸精的“殊勝”優勢塑造了當歸素的優越形象。但所援引的本土內容，只抽取與調經有關的部分作了以偏概全的改寫，將“補血調經、溫宮妊娠”敘寫為當歸的全部功效。以其中提及的《神農本草經》和溫經湯為例：無論是今人參酌敦煌文書輯校的《神農本草經》，還是明清頗受醫家認可的繆希雍注疏，當歸并非婦科的“唯一圣品”；或者《金匱要略》的溫經湯，當歸是輔助用的臣藥，吳茱萸才是該處方的君藥。

圖5、圖6展示的另一類廣告中，德國醫案自此不再作為主要內容，本土當歸藥物知識的分量明顯增加，東傳朝鮮的內容也以本土既有藥物知識的面貌出現。

圖5 廣告(五)

圖6 廣告(六)

圖5及1932年之后的廣告中德國醫案不再作為主體，并用“西洋無”而“中國有”的表達，著重拔高中國當歸對月經癥狀調理的貢獻。時隔半月圖6的消費群體又有變動，從以往的“德國”和“歐美”，擴大到“世界婦女”。這與優美露說明書中提及的西方醫家的實驗臨床一致。在圖5的基礎上又增加朱丹溪和張仲景的論說來解釋調經與子嗣的關聯，其中“胞一名子宮，有寒則無子”的論說，并非出自張仲景。而朱丹溪的著作也沒有與廣告相同的題法，雖然旨意上并無乖謬。偽托朱丹溪的內容實則為明人樓英《醫學綱目》中的內容，是后世婦科著述也多會征引的經典條目。

而這一張冠李戴的訛誤卻牽系出廣告的藥物知識來源，與中醫東漸又回傳有關。且在醫學知識的傳播中，偽托名醫也并非廣告獨有的做法?！稏|醫寶鑒》在朝鮮本土流傳頗廣，其中記有與廣告相同的內容。是書由明代萬歷之前東傳朝鮮的中國醫籍改編而成，“刪減、改寫”是作者許浚常用的撰寫方式，本不重溯源的廣告語也很難厘正原書的錯誤。廣告語源出1565年付梓的《醫學綱目》，而記有錯訛的《東醫寶鑒》要晚至1613年刊行，朱丹溪部分的訛誤很有可能是中醫東傳過程假托名醫、便利傳播的意愿所致。東漸回傳的廣告語與佛慈創建人玉慧觀有關，1891年出生在朝鮮，后在朝鮮和日本成長求學，1919年來到中國，習得的醫學知識更多來自朝鮮和日本，當歸素廣告中頻繁出現的高麗女子的照片也是佐證。

而廣告中托名的婦女疾病敘述并非個例，與同時期的婦科通識并無不同，都是民國當歸藥物知識的不同表達。民國醫家用來教授醫學生的婦科學講義，也可視為當時婦科知識的基本框架。講義的開篇多能找到《內經》中月經與妊娠關系的論述：“女子七歲，發長齒更，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沖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苯又侁愓{經與子嗣等內容的關聯，中醫知識為主，兼有西醫，意在表達本土醫學脈絡中《內經》記錄的經水和子嗣的關聯，承傳至民國仍舊是驗有實效的醫學知識，廣告則征引了其中較淺顯的部分。

(三)1936-1940年

這一階段科學敘述話語仍在，藥廠自辦刊物仍舊堅持科學國藥的定位，但不再作為廣告主要凸顯的內容。新的變化是本土藥物知識繼續加入，尤其是新生活運動和生理學知識的影響顯著增加。

本土藥物知識的增加方面，除沿用偽托朱丹溪的論說之外，又改寫元代李東垣、明人李梴，以及未提及姓名的民國醫家秦伯未的相關論述，解釋了女子月經正常與生育子嗣之間的密切關聯。繼而再從我國歷代太醫院用藥和方書中摘錄以當歸命名的處方，用來佐證當歸利用的豐富歷史經驗，確能實現“調經催妊”的療效。又利用生理學子宮與經血的論說進一步說明月經是女性健康的“測量表”，當歸素則是可以治愈“月經病”的特效藥(圖7)。而廣告凸顯的“健美”又與當時倡導的新生活運動密切相關，“健美”也是商家頗為倚重和行之有效的營銷策略，當歸素也不例外。

圖7 廣告(七)

與廣告著重增加本土知識的做法不同，同年出版的自辦刊物再次向公眾表達了佛慈中西匯通、借助西醫改良國藥的初衷?！犊茖W國藥》重刊了1933年的《佛慈藥廠改良國藥標準大綱》(以下簡稱《大綱》)，系由當時民國政府頒布的《整理國醫藥學術標準大綱草案》(以下簡稱《草案》)改寫，《草案》以“科學方式”解釋本土藥物學，剔除與之相悖的內容，保留和發揮“近世學理無”而我國成法驗有實效的部分，從而實現“改進國醫藥學術”的目的。旨義相對局限的《大綱》著重改良國藥，只生產“中西醫諸公”認可的藥物。當歸素即是這一理念下的產物，藥理獲得中西方認同，兼具科學之名和原有的當歸消費文化。當歸素的推銷方式并非個例，幾乎同一時期的中法大藥房在推銷龍虎人丹和艾羅補腦汁時，也有類似的策略。

1937年廣告的西醫內容繼續減少，接續1936年日常生活化的病癥敘寫開始更常見，從具象的日常癥狀吸引女子來消費當歸素，與前述新生活運動的健美觀念一脈相承，調經補血開始成為最鮮明的藥效敘述，“婦科惟一圣藥”、“調經溫宮催孕之惟一圣藥”等關于婦科“惟一圣藥”的敘述頻繁出現。1937時局開始動蕩，直至1940年6月日軍占領佛慈總發行所和藥廠之前，廣告沒有新變化。1937年底上海淪陷，隨即《申報》因不接受日軍控制?？?，1938年10月復刊。期間僅有的一則廣告難言變化，改用《新聞報》補足，但包括1939年《申報》的所有廣告在內，藥效和適應癥的敘述與1937并無大的不同。

(四)1940-1949年

1940到1942間日軍控制佛慈總發行期間，當歸素廣告開始出現諸多過度延伸的敘述，可以治療的病痛類型急劇擴張，將此前著力塑造的調經妊娠藥物，敘寫成可以生育男嗣、駐顏美容、防止衰老等的萬能保健藥，諸如“能令婦女多子”、“調經活血催孕，積谷防饑，養兒防老”、“月經調順，氣血旺盛，面色紅潤，嫵媚倍增”……1943至1944年期間，直至1945日軍投降佛慈收回發行所，廣告又恢復到日軍占領前相對素樸的藥物說明上來，不再出現此前萬能保健藥一類的過度延伸。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3年取得了轉折性的勝利，日軍在中國戰場投入更多，但難以改變頹敗的趨勢，直至1945年日軍在中國戰場總體敗退，其間無暇顧及對佛慈總發行所的控制。1942到1943年底《申報》再度?？?，《新聞報》的幾則廣告中也未出現此前萬能保健藥的敘述。1944年的廣告也只是突出了之前就已經呈現的“婦科圣藥”，1945年《申報》和《新聞報》不見有當歸素廣告。1946年開始廣告延續了日軍占領前的藥物形象，調經補血等既有藥效仍然在列，藥廠創立初期“改良國藥”的宗旨，開始成為新時期最鮮明的廣告語之一。1947到1949年之間，在既有的“調經補血”敘述之外，“氣血兩虧”、“面黃肌瘦”等并非婦女經期獨有的癥狀，也開始被敘寫為當歸素可以治愈的病痛類型。

廣告中的當歸素銷售地點，以及其中刊登的來函寄贈的藥理說明書，從物質和印刷文化兩個方面向國內外傳遞了當歸素指代的藥物知識和消費文化。從1932年當歸素首次刊登廣告開始，除了上海仁記路的總發行所之外，還在南京、青島、香港設有分發行所，并寫明“各埠各大藥房均有出售”。到了1932年底，除了前述的分發行所之外，新增洛陽、天津、張家口、杭州等16個城市，東部城市占據絕大多數，西部僅有昆明，海外有新加坡。1933-1935和1937-1947年間不再詳細列出地點，標明的“各埠”、“全國”藥房有售，已然顯示出當歸素據有了全國市場。其間1936年銷售地點有大的變動，在中英、正威登八家大藥房之外，先施、永安等五家百貨公司也開始出售當歸素，前述1936年當歸素廣告敘述中展示出與新生活運動積極合流的跡象，而構筑新消費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主力之一——百貨公司也成了推銷當歸素的理想場所。但1936年之后購買地點仍舊回歸藥房，也可以說明到百貨公司推銷的策略成效不大，當歸素的主要社會形象仍舊是藥物。1948-1949年市場不再限于國內，國外也成為當歸素的市場。

當歸素之外，新亞的當歸兒、信誼的婦美素、民生的健美露等國產制劑在廣告中有類似的塑造過程，但借助的醫學知識和社會文化各有側重。國產當歸制劑借助科學改良國藥、國貨運動、新生活運動等深入影響日常生活的情形，賦予了制劑在個人療疾之外的諸多社會意義，服用制劑成為愛國、支持國藥科學化、追求健美新生活的有效路徑。從優美露的調經，到增加本土既有當歸藥物知識中補血、催孕等效用，將德產優美露定位的調經圣劑進一步形塑為婦科圣藥。當歸素享有的報刊發行區，以及其他當歸制劑各自的運銷網絡，都加入了將當歸制劑塑造為婦科圣藥的過程。而這并非僅是商業廣告對日常消費文化的影響，前述民國初年和晚期醫家撰寫的新藥物學也呈現出此種變動。其他承傳至清末與女子疾病無關藥物知識，成了新藥物論著中無須贅言的內容，當歸也因此成為一種帶有明顯性別偏向的藥物。

四、結語

元明清時期的藥物知識延續了漢宋，著重在當歸作為“血藥”的諸種適用癥，并未偏重記述女子病癥。民國間中西醫匯通的情形遠較此前深入，受到中醫存廢論爭雙方認可的國產藥物的科學化研究也已然開始，但當歸并未成為早期的研究對象。同時新本草相關的書寫承繼明清，鮮少變更。20世紀30年代開始當歸敘寫的變化出現，與德國怡默克的優美露暢銷中國密切相關。和本土當歸利用不同，單以當歸做原料的優美露功效只是調經。之后涌現的國產當歸制劑從調經向其他女子疾病延伸，最終完成了由單一調經圣劑向更為全能的婦科圣藥的轉變。

國產制劑的當歸藥物知識轉變，則與民國時期中西醫匯通的深入、國藥科學化、國貨運動等息息相關。在這一過程中，遍及國內外的運銷網絡和報刊新媒體的作用頗為顯著，藥物廣告尤其突出。其中佛慈將國貨運動、科學整理國醫國藥、新生活運動等利于民族國家構建的社會動向積極加入廣告書寫，賦予當歸素在治療個人疾病之外更多的社會意義。當歸素廣告增添的“本土”藥物知識來源駁雜，一部分從明清本草脈絡中抽取與婦女疾病有關的內容偽托改寫，并非藥物知識的全部面貌，另外一部分與中醫知識的西傳東漸又回傳國內有關，民國當歸制劑的肇始優美露與中醫知識的西傳和回傳相連，當歸素廣告又呈現出東漸朝鮮又回傳的跡象。藥商則在民國變局下，將原先本土效用眾多的當歸塑造為專治女子疾病的單一指向藥物。

偏向女子藥的敘寫不僅限于藥物廣告及影響下的日常，20世紀40年代的新本草和藥物學中也有類似的改變。稍晚于廣告的新本草種增加的當歸藥物知識中，治療女子病的中西藥理是主體，與此相關的功效成為當歸最符合科學國藥等時代變局的內容。本草到新本草相關記錄變化的細部例證很少，而廣告在補充和展示日常藥物知識變動側像的同時，也提供了當歸制劑由調經向全能婦科圣藥轉變的豐富知識線索。在廣告和新本草等媒介共同記錄的變化下，40年代后期的當歸具有了明顯的性別偏向，此后女子藥逐漸成為日常生活中不言自明的標簽。但至少有兩個例外：在這些絕大部分的變動之外，近代同樣參與病患治療但承繼明清、拒絕西化的藥物學書寫中，確沒有類似的轉變；當歸作為女子藥的“常識”之外，更多不分性別的其他功效仍舊在參與歷史時期以至當下的病痛治療。

注釋

①張哲嘉：《“大黃迷思”——清代制裁西洋禁運大黃的策略思維與文化意涵》，《“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灣)2005年第47期。

②雷祥麟：《常山——一個“新”抗瘧藥物的誕生》，見李建明編：《從醫療看中國史》，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339-383頁。

③顧雅雯：《1930-1960年金雞納與奎寧在臺生命史——時空特征與意義轉化》，《新史學》(臺灣)2016年第3期。

④例如佛慈的濃縮當歸丸的功效“補血活血，調經止痛，用于血虛萎黃，月經不調，經行腹痛”，其他更多品牌說明書與此幾無不同，詳情參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局官網及各公司相關網頁。兩則不錯的人類學個案分別是，張珣：《文化建構性別、身體與食物：以當歸為例》，《考古人類學刊》(臺灣)2007年第67期；安勤之：《論中藥作為保健食品：以四物湯的生命史為例探討藥品與食品范疇的革命》，《科技、醫療與社會》2010年第11期。

⑤國家藥典委員會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一部)》，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15年，第134頁。此前1985、1995、2000、2005和2010年的歷藥典中，記述有相同的當歸“主治與功效”(分別在第105、107、102、89、125頁)。

⑥李貞德：《女人要藥考——當歸的醫療文化史試探》，《“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臺灣)2017年第88集。

⑦汪燕平、余新忠：《宋元以降本草書寫與地道藥材建構談論——以肉蓯蓉和鎖陽的入藥史為例》，《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李秉奎：《民國醫界“國醫科學化”論爭》，《歷史研究》2017年第2期。

⑧參閱連玲玲：《打造消費天堂：百貨公司與近代上海城市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221-281頁；李歐梵：《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58-109頁。

⑨參閱《第三章廣告之夢》中黃楚九成功運營中法大藥房的案例，見高家龍：《中華藥商——中國和東南亞的消費文化》，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第41-69頁；張仲民：《晚清上海藥商的廣告造假現象探析》，《“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灣)2014年85期；黃克武：《從申報醫藥廣告看民初的上海醫療文化與社會生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灣)1988年17期下冊。

⑩王好古：《湯液本草》，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7年點校本，“湯液本草序”，第9-10頁，以及同書卷3《草部》，第78-80頁；顧夢圭：《序一》，見徐彥純：《本草發揮》，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5年校注本，第1-2頁，以及同書卷2《草部》，第34-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