耦合協調視角下旅游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的時空格局演變
——以江蘇省為例

軒 源,周年興,楊虹霓

(1.南京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3) (2.江蘇省地理信息資源開發與利用協同創新中心,江蘇 南京 210023)

旅游業作為國民經濟中重要的戰略性支柱產業發揮著促就業、惠民生,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作用[1],而旅游效率是衡量旅游經濟主體利用資源能力及使所有利益相關者得到總剩余最大化的重要標尺[2]. 目前,國內外學者圍繞旅游與經濟發展開展了豐富研究. 在研究內容上,主要關注旅游產業結構[3-6]、旅游消費類型[7-9]、旅游專業化程度[10-12]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及二者之間的關系[13-19],而在亟需旅游業提質增效的歷史時期,關于旅游效率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研究仍較為匱乏. 在研究尺度上,多以單一時間序列[16]或空間截面[18]等一維尺度研究旅游業與經濟發展,以二維立體的時空尺度為視角的研究較少. 在研究方法上,以向量自回歸模型[9]、協整與因果檢驗[8]、動態面板模型[10]等模型建構,以及以相關系數[16]、彈性系數[17]、灰色關聯度等[18-19]等計量分析方法為主,而將揭示元素內在關聯機理的耦合協調模型與表現時空動態特征的探索性時空數據分析方法相結合進行旅游業與經濟發展研究較少. 基于以上認識,本研究以江蘇省為例,采用2005—2017年其13個地級市的旅游與經濟相關數據,構建旅游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運用耦合協調模型和探索性空間分析等方法綜合探究旅游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的時空耦合特征,揭示當前旅游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狀態及模式,針對發展階段特征提出對策建議,為新時期旅游產業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高質量協調發展提供理論依據.

1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1.1 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

結合有關旅游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評價的研究成果[20-21],基于指標選取的科學性、代表性和可比性等原則,分別構建了國內旅游效率評價指標體系與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其中,旅游效率系統包含旅游投入與旅游產出2個要素層[21-22],經濟發展水平系統包含發展規模、發展結構和發展層次3個要素層[20,23]. 通過參考相關研究及主成分分析對指標進行篩選,最終形成的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為避免年際價格間的誤差引起結果的偏差,使旅游效率和經濟發展水平測算具有可比性[24],以2000年為基期通過價格平減指數對相關數據進行處理. 文中涉及的指標數據主要來源于各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與統計年鑒,地圖數據為江蘇省行政區劃矢量圖.

表1 旅游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ourism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1.2 旅游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模型

首先,運用數據包絡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進行投入產出的效率評價,根據DEA模型方法可知,其中得出的的旅游綜合效率反映的是江蘇省旅游資源配置、利用和規模集聚等效率,數學公式詳見文獻[25-26];其次,通過熵權TOPSIS法計算得到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價指數,通過熵權法確定評價指標的權重;再次,通過TOPSIS法利用逼近理想解的技術確定評價對象的排序,數學公式詳見文獻[27-28];最后借鑒物理學中耦合的概念,將旅游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兩個系統通過各自的耦合元素產生相互作用彼此影響的現象,定義為旅游效率-經濟發展水平耦合,并引進協調性元素進一步表征兩個系統之間的耦合協調性,以反映在耦合基礎上協調狀況的優劣程度,計算公式詳見文獻[18]. 江蘇省作為經濟大省和旅游強省,旅游效率的提高與經濟的發展需要協調并進,故本文的待定參數取α=β=0.5.

1.3 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

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以空間關聯測度為核心,揭示空間依賴性和空間異質性等特征,主要分為全局自相關和局部自相關兩種. 其中,全局空間自相關從整體上刻畫區域間的空間分布模式,反映空間鄰接或空間鄰近的區域單元屬性值的相似性[29],局部空間自相關則從總體上衡量區域間的空間關聯性,驗證局部區域存在的空間異質性. 本研究通過全局空間自相關系數度量旅游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在整個研究區域的空間分布特征,通過局部空間自相關系數探索這二者在子區域上與其鄰近位置同一屬性元素的相關程度,并通過空間關聯局域指標(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LISA)、Moran散點圖等進行表示,計算公式詳見相關文獻[29].

1.4 地理探測器分析法

地理探測器是一種可用于識別不同因素對空間分異決定力大小的工具,前提制約條件少,使用于地理學、環境科學等學科領域,其模型如下[30-31]:

2 旅游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時空特征

采用數據包絡分析和熵權TOPSIS法,分別對2005—2017年江蘇省旅游效率和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測度(表2),旅游效率基于自然間斷點的分類方式劃分出低效型、中低效型、中高效型和高效型,經濟發展水平則劃分出低水平型、中低水平型、中高水平型和高水平型.

表2 2005—2017年江蘇省旅游效率和經濟發展水平均值Table 2 Average tourism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05 to 2017

2005—2017年江蘇省13個地級市的綜合效率、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處于中上水平,其中無錫市和鎮江市各項均為DEA有效. 綜合效率中南京市、常州市、蘇州市、揚州市的值均在0.700以上,屬高效型,徐州市、南通市、連云港市、淮安市、鹽城市、泰州市和宿遷市的值均在0.600以下,其中宿遷市的綜合效率最低. 技術效率中,南京市、徐州市、常州市、連云港市、淮安市、揚州市、泰州市和宿遷市技術效率值均在0.600以上,僅南通市和鹽城市位于0.500以下,屬技術效率低效型. 規模效率中,大多數均為高效型,僅宿遷市遠低于其他地級市. 2005—2017年江蘇省13個地級市的經濟發展水平綜合評價指數兩極分化明顯,其中無錫市、蘇州市、南京市和常州市均在0.600以上,鎮江市的經濟發展水平綜合評價指數介于 0.500 至0.600間,屬中等水平,其余市的經濟發展水平綜合評價指數較低,其中宿遷市的指數為0.017,遠低于其他地級市.

2.1 旅游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格局

江蘇省旅游綜合效率和經濟發展水平均呈現南高北低狀態. 具體來看,旅游效率以南部地區的蘇州市、無錫市、常州市、南京市、鎮江市、揚州市為主,逐漸形成集聚規模效應,北部地區的旅游效率值較低,但未形成集聚趨勢. 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格局以南部地區的蘇州市、無錫市、常州市和南京市為核心,高效型集聚且形成規模效應,而北部地區以宿遷市、連云港市和淮安市為核心,徐州市、鹽城市和泰州市為外圍形成低效型集聚.

2.2 旅游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的時間路徑

2.2.1 時間路徑上空間關聯特征

旅游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均存在空間正相關. 借助GeoDa軟件對江蘇省2005—2017年旅游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的全局Moran’s I指數進行測度,并進行顯著性檢驗(圖1). 旅游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的全局Moran’s I指數均為正值,說明旅游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存在空間正相關,即鄰域城市間呈現高值或低值集聚,且旅游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各年度Moran’s I的正態統計值分別在1%與0.1%條件下顯著.

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關聯強度大于旅游效率且集聚趨勢逐年加強. 2005年至2017年,旅游效率的全局Moran’s I指數在0.300至0.600的區間范圍內寬幅震蕩,而經濟發展水平的全局Moran’s I指數分布在0.600至0.750區間內,空間關聯強度均大于旅游效率且呈逐年上升趨勢. 由此可見,旅游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雖均呈空間正相關,但旅游效率在時間路徑上并沒有較強的趨勢性,相較之下經濟發展水平則展現出更強的鄰域空間集聚趨勢.

2.2.2 時間路徑上空間躍遷分析

本研究選取2005年、2017年兩個時間節點上的江蘇省旅游效率和經濟發展水平為指標進行局部空間自相關分析,運用空間可視化和Moran散點圖表現時間路徑上的空間躍遷[32].

旅游效率高值區與低值區時空躍遷特征不同,高值區呈現溢出效應,低值區則為水平波動. 結合圖2(a)和圖2(b)可以看出,2005年至2017年,常州市受鄰近城市的正向溢出效應,開始融入江蘇省南部旅游效率高值區,而江蘇省中部與北部城市的旅游效率則在低、中低、中高等值域范圍變換徘徊. 通過圖2(e)可以發現僅有泰州市與揚州市位于第二、四象限,與鄰域單元反向增長,江蘇省南部地區則集中在正向協同增長的第一象限,而北部地區集中在負向協同增長的第三象限. 此外,在躍遷過程中沒有一個城市脫離所在象限,也說明江蘇省旅游效率的區域結構較為穩定,但從路徑移動趨勢來看,第一象限各市數值提升且向高值集聚,第三象限各市橫向波動,移動方向不一,也印證了圖2(a)與圖2(b)的現象.

經濟發展水平總體呈空間極化發展特征,高值區與低值區在空間集聚作用下往兩極發展. 結合圖2(c)和圖2(d)所示,2005年至2017年,經濟發展水平高值區集中在江蘇省南部且較為穩定,而江蘇省北部低值區慢慢集聚且范圍逐漸擴大. 通過圖2(f)可以發現僅有泰州市與鄰域單元反向增長,正向協同增長集中出現在江蘇省南部地區,而負向協同增長現象集中出現在江蘇省北部地區. 此外,從路徑移動趨勢來看,經濟發展水平正向協同增長的第一象限各市具有明顯互相帶動提升趨勢,而負向協同增長的第三象限各市則具有明顯互相帶動走低現象.

2.3 旅游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耦合協調的時空特征

從江蘇省旅游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的耦合協調度的時空特征來看(圖3),總體上江蘇省南部地區的耦合協調度較高且呈集聚擴散態勢,江蘇省北部地區耦合協調度普遍較低但呈波動上升. 2005年耦合協調度為優良的南京市、蘇州市、無錫市呈雙核結構分布在南部地區,至2011年南部開始出現集聚現象,雙核逐漸通過“傳幫帶”向外擴散,鎮江市和常州市加入優良耦合協調行列,至2017年耦合協調度優良的城市明顯集聚在南部地區,中部和北部地區耦合協調度雖然較低但波動上升,唯有宿遷一直處于低耦合協調狀態.

參考相關研究[33-34]并結合組間差距大、組內差距小的原則構建四級子群的評定標準對江蘇省旅游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耦合協調度進行分類(表3),其中Ⅰ級子群為優良協調,Ⅱ級子群為基本協調,Ⅲ級子群為瀕臨失調,Ⅳ級子群重度失調. 通過比較整理2005年與2017年各地級市的耦合協調度數值及所屬等級,可以發現Ⅰ級子群成熟穩定,達到Ⅰ級子群的城市能夠實現旅游效率與經濟的累積循環,不易迅速下降和衰退,2005年位于Ⅰ級子群的南京市、無錫市和蘇州市至2017年仍保留在Ⅰ級子群內;Ⅱ級子群較易突破,一旦找到時機起飛,旅游或經濟就可自動持續增長走向成熟,2005年位于Ⅱ級子群的常州市和鎮江市均借力區位優勢和后天發展實現了飛躍突破,至2017年加入Ⅰ級子群;Ⅲ級子群富有彈性,需要尋求新的增長點,2005年位于Ⅲ級子群的眾多城市中僅有揚州市把握機會積極發展旅游產業,經濟發展水平也逐年提高,成功進入Ⅱ級子群;Ⅳ級子群底端波動,此類城市有一定旅游資源和投入,但未能較好帶動經濟的協同發展,宿遷市的旅游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耦合協調度從2005年至2017年都始終位于Ⅳ級子群,陷于發展困境而難以突破.

表3 旅游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耦合協調度等級標準及2005、2017年市域劃分Table 3 Tourism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grade standard and city division in 2005,2017

注:加下劃線市域為發生等級跨越的城市.

3 旅游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耦合協調影響因素及對策分析

3.1 影響因素

旅游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耦合協調受到各方面因素的綜合影響,結合江蘇省旅游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的實際情況,選取旅游技術效率、旅游規模效率、經濟發展規模、經濟發展結構、經濟發展層次作為探測因素. 利用自然斷點法將探測因子進行空間分類并對自變量進行分層,運用地理探測器計算出各探測因子對耦合協調度影響能力值及主導交互因子(表4).

由表4可知,從單因素角度來看,經濟發展規模(0.906)、經濟發展結構(0.929)和經濟發展層次(0.838)等經濟發展因素是影響旅游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協調發展的主導因素. 而旅游效率層面的旅游技術效率(0.328)與旅游規模效率(0.642)對二者的耦合協調的影響力相對較弱,其中旅游規模效率的影響能力大于旅游技術效率,說明在提升旅游效率上更應注重旅游規模的適度性,在合理發揮旅游規模效應的同時防止規模過大、發展冗余. 從交互因素角度來看,兩兩交互因素對二者耦合協調的決定力最大,其中,主導交互因子為旅游技術效率∩經濟發展層次(0.998)、旅游規模效率∩經濟發展規模(0.996),說明經濟與旅游效率的疊加發展是促進二者耦合協調的最優選擇.

表4 旅游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耦合協調度影響因子探測結果Table 4 The impact factor detection result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ourism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3.2 對策分析

結合江蘇省旅游效率、經濟發展水平及此二者耦合協調度的時空演變特征與影響因素分析,針對特征各異的4級子群,提出科學適宜的對策. 對于Ⅰ級子群城市,如南京市、蘇州市和無錫市等,其自身旅游效率與經濟發展已處于良性累積循環的自組織狀態,應基于高值區旅游效率的空間溢出作用與經濟發展的空間集聚效應,輻射帶動周邊地區,以提高周邊縣市的綜合發展水平. 對于Ⅱ級子群城市,應借力打力,把握時機起飛,進入到Ⅰ級子群,如通過旅游帶動經濟發展的鎮江市,以及通過經濟帶動旅游發展的常州市. 但由影響因素分析可知,經濟層面因素對整體耦合協調水平的作用更大,常州市以發達的制造業經濟為基礎,打造環球恐龍城等高質量旅游項目,以經濟實力帶動旅游發展并實現兩者的耦合協調,比鎮江市更早進入Ⅰ級子群且耦合協調程度也更佳,故Ⅱ級子群應積極借力自身的經濟優勢. 對于Ⅲ級子群城市,其經濟發展水平普遍較低,且與經濟高值區之間的距離逐漸拉大,難以從傳統產業中找尋帶動經濟發展的增長點,而旅游產業不同于一般傳統產業,時間路徑上其低值區呈現波動發展特征,不會受限于經濟極化發展的窠臼,富有彈性,是經濟劣勢區的最易彌補的產業短板. Ⅲ級子群城市應借鄉村振興、全域旅游的政策東風,從旅游產業中尋求帶動耦合協調發展的可能,側重提升旅游的規模效率,同時注意防止旅游盲目開發、冗余發展帶來的規模效率遞減. 對于Ⅳ級子群城市,其旅游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失調,始終處于低水平位置波動徘徊,故應更注重旅游效率與經濟的耦合發展,找尋兩者之間的切合點,發揮旅游與經濟交互作用的最大影響力. 如宿遷市的旅游效率處于波動上升趨勢,但經濟水平卻始終沒有實現質的突破,應把旅游發展的優勢巧妙投入經濟,相互扶持實現耦合,促進兩者間的協同健康發展.

4 結論

(1)在空間上江蘇省的旅游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具有相似的南高北低格局,在時間路徑背后經濟發展呈兩極分化的態勢,旅游效率則存在高值區集聚和空間溢出現象,低值區存在彈性波動的現象. 而旅游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耦合協調關系且模式多樣,江蘇省存在優良協調、基本協調、瀕臨失調和重度失調4類耦合協調關系模式.

(2)在影響旅游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耦合協調的單因素層面,經濟因素較旅游因素對二者的耦合協調決定力更大,旅游效率中規模效率相對技術效率更為重要,當考慮交互作用時,經濟與旅游效率的要素疊加是促進二者耦合協調的最優選擇.

(3)根據旅游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的耦合協調關系可將研究單元劃分為4級子群. 成熟穩定的Ⅰ級子群已處于良性累積循環,應加強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帶動,較易突破的Ⅱ級子群需積極發揮自身的經濟優勢,借力打力實現起飛,富有彈性的Ⅲ級子群應乘政策東風,尋求旅游發展的可能性,提升規模效率,底端波動的Ⅳ級子群應尋找旅游與經濟發展的切合點,發揮旅游與經濟交互作用的最大影響力,實現耦合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