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新背景下上海舊式里弄改造對周邊居民地方感的影響
——以上海市黃浦區肇周路為例

文/高若男 李語楊

一、研究背景

城市更新模式的改變要求“人”與“地”關系的改變。隨著上海的快速發展，城市用地存量的嚴峻形式倒逼城市進行更有效的轉型。2018年公布的《上海市城市更新規劃土地實施細則》中明確提及以構建15分鐘社區生活圈為目標，促進城市功能混合，完善生產、生活的配套服務，提升社區空間的環境質量，這就意味著整改與修復原有的建筑和公共設施是上海市區城市規劃的重要內容，同時也要求城市更新的理念發生轉變：更加關注空間重構和社區激活，更加關注生活方式和空間品質，更加關注功能復活，更加關注歷史傳承和魅力塑造，更加關注公眾參與和社會治理。諸多研究表明，在制定城市更新政策時，將居民的情感因素考慮進去，有利于增強居民公眾參與的積極性。有學者（Soini，2012）通過對一個城鄉交界區的居民（包括土地所有者和非土地所有者）進行地方感和景觀感知方面的研究，認為培養地方感有助于提升居民參與土地規劃的積極性。吳莉萍等（2009）通過對村民地方感的探究發現提升村民地方感有利于發揮村民建設社區的主體作用和增強社區的自組織能力。馬凌等（2019）分析城市擴張和地方重構背景下影響地方認同的因素、機制與過程。向嵐麟（2019）從當地居民、商戶和外來游客的主體視角出發,以現場調研訪談文本為基礎進行編碼,提取29個地方認知因子,歸納整理出地方感六大次維度。

地方感是“人”與“地”關系的重要紐帶，是“人”在長期與“地”相互作用的過程中產生的一種特殊的體驗，能影響“人”在“地”上的行為。人們有時會將地方當作理所當然的存在，以致察覺不到與地方的關系或連結，只有在遠離該地點或地點改變時才會感知到自己與地方之間的連結。有研究（Miriam Billig，2006）發現，當新的房屋規劃將要施行時，當地居民必然會產生新的對地情感。也就是說，地方感是動態的，隨著地理景觀和物質條件的變動而發生變動。一般來說，當地理景觀和物質條件的變動相對緩慢時，地方感會通過主體的適應力盡量保持自身的連續性?？墒?，若地理景觀和物質條件的變動相對頻繁，或者是面對“遷居”這樣一個即將離開自己原住地的選擇，那么居民地方感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便會遭到破壞，甚至會面臨地方感的斷裂和重構。城市更新進程，必然涉及對居民原住地的改造、改建甚至是拆除題，在拆遷過程中，居民與原住地之間的地方連結產生變動，引導其做出一定的空間行為1。更好地實現城市更新模式的改變，更好地促進公眾參與，都需要對城市更新和舊區改造進程中居民地方感的變動機理有進一步認識。

二、研究過程

（一）研究思路和路線圖

查閱相關文獻和進行實地調查，完成對地方感的概念界定，依據相關的理論探究地方感的變動機理，并構建地方感變動影響因素模型。

根據查閱的資料和相關概念的界定，設計探究居民地方感的調查問卷，將上海市黃浦區肇周路居民的地方感調查結果，用SPSS 20.0進行統計分析。選取改建前和改建時這兩個重要節點，對肇周路居民進行訪談，對訪談記錄進行分析。

通過兩次調查問卷的定量對比和兩次訪談資料的定性探究，驗證地方感變動影響因素模型并給出相應的建議。

技術路線圖如圖1所示。

圖1 技術路線圖

（二）概念的界定

地方感是人在與地進行長期的相互作用的過程中產生的一種特殊體驗。根據國內學者的總結，地方感包括地方依戀和地方認同兩個維度，其核心內涵體現出社會文化建構的過程，并始終處于不斷變化與發展的過程中。一般認為，地方依戀與人文地理學中的地方感在核心內涵上基本等同，區別在于地方依戀強調人對于地方的情感依附，偏重心理過程。而地方感強調客觀環境本身。目前學術界普遍將地方依戀視為多維度的概念，但究竟包含哪些維度，則根據研究對象、研究視角、研究區域的不同而存在差異。地方認同概念被認為與社會認同的概念相對，它所指的是個人或群體與地方互動從而實現社會化的過程。通過這一過程，個人與群體將自身定義為某個特定地方的一分子。本文所要研究的是在城市更新舊區改造背景下的居民與特定場所的互動，這并不是一個封閉的互動系統。主體受到的外力2干預和對改造中將會產生新的空間的預期3，都使得所要界定的地方感不能被單純地視為一種主體對地方的情感和感知依附，還應當包括主體所處的歷史和社會脈絡。

段義孚將廣義的地方感分為根植性與地方感兩個維度，其中根植性體現的是一種心理上的情感依附與滿足，而地方感體現的則是社會層面上身份的建構與認同的形成。地方感的形成和變動與社會層面的因素關系密切。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強調，我們的生活狀態實則是個人生活歷程與歷史進程交織，我們所經歷的事情往往是在特定環境下由社會的結構性變化引起的。有學者認為，個體的地方感往往來源于其具體參與社會結構4的歷程。要理解主體的內在情感和所處的局部環境，需要在社會結構的變化中看待地方感的變動。其實，也有相關研究表明社會結構的變動某種程度上是地方情感的經驗投射，如20世紀80年代，海外華人出于“戀地情結”對原住地進行投資，帶來原住地的經濟、人口結構的變化，深刻地改變了當地的社會結構。由此可以認為，探究個人的經驗與情感的變動，可以透視一定的社會結構的剖面，從而探究地方感的變動機理。

（三）影響因素模型的建構

地方感變動影響因素模型如圖2所示。

圖2 影響因素模式建構圖

三、實例探究

（一）研究地概況

肇周路（圖3）是位于上海市黃浦區的一條舊式街道，是上海特色美食街之一，許多游客流連于此。但由于道路兩旁的建筑物年久失修，又都是低矮的兩三層民居，既無法滿足城市景觀發展現狀，也無法滿足居民的生活需要，從幾年前便開始有拆遷的消息傳出。2015年，黃浦區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正式提出肇周路的動遷計劃，動遷區域為肇周路以東、，建國新路以北、北方公寓以南、唐家灣路以西區域。2016年7月，該區域正式開始動遷。筆者從2014年11月到2016年8月，數次到訪肇周路，2016年7月并在此進行了城市更新公眾參與情況調查暑期實踐。為了探究在舊區改造前后居民的地方感變動情況，選取2015年12月和2016年8月（改造前和改造時）兩個節點進行探究。

圖3 肇周路平面圖

（二）量表的開發

分別于2015年12月和2016年8月在肇周路發放問卷，主要發放對象為肇周路沿街居民、同仁坊居民和唐家灣街道居民。第一次發放問卷58份，回收有效問卷53份，第二次發放問卷49份，回收有效問卷46份。

由于本次主要探究居民在遷居前后的“地方感”變動情況，主要就“地方認同”和“地方依戀”這兩個最為常見的地方感維度設計問卷（表1）。地方依戀與地方認同是兩個相關但各具獨特內涵的概念，地方依戀會影響地方認同，二者都有助于地方感的構建。地方依戀指人與特定地方之間建立起的情感聯系，是人傾向于留在某個地方并感到舒適和安全的心理狀態，包括個人對于其居住的環境或其他地方的認知或感情上的聯系,表現為在情感上融入該地方，希望與該地方接近。地方認同指的是個人或群體與地方互動,從而實現社會化的過程。這種特殊的社會化包含情感、感知與認知等多種復雜的過程，通過這一過程，個人與群體將自身定義為某個特定地方的一分子。一般來說，地方認同和地方依戀這兩個概念有許多重合之處，但是由于樣本選擇的不同，還是會呈現出些許差異，有學者發現，選擇本地人和外地人作為樣本，本地人在地方依戀和地方認同上沒有差異，外地人則是先產生地方依戀，再形成地方認同。由于本文主要探究城市更新舊區改造背景下地方感的這兩個維度的變動,研究對象主要是本地人的地方感。筆者認為地方依戀和地方認同的產生沒有明顯的差異，兩者的差異僅在于地方認同側重了個人或者是群體對于環境的熟悉感以及作為“局內人”的感知，地方依戀更強調個體或者是群體對于地方的情感或者功能上的“依附”。由此，問卷共包括15個陳述項，其中1-3反映居民對肇周路的熟悉感，4-15分別在情感認同、功能認同、文化認同、功能依戀和情感依戀方面關注居民在改建前后的情感和認同變化情況。

（三）問卷分析

1-5依次表示對陳述項非常不同意、較不同意、中立、較同意和非常同意。借助SPSS 20.0對兩次問卷調查進行信度分析，兩次的Cronbachs Alpha都在0.7以上（第一次為0.822，第二次為0.735），顯示其結果較為可信。

表1 地方感量表開發

表2 地方感統計結果：地方感變動表

從統計結果來看，居民的地方感在改造前和改造時的變動具有顯著性。在改造時，居民普遍認為自己對肇周路的熟悉感增強（4.07），認為感受到了自己居住地的獨特性（4.24）,普遍贊同自己即將搬離的這個居住地生活很便利（4.43），并且有部分居民希望一直住在這里（3.93）。相較2015年12月肇周路居民的調查問卷結果，居民地方感的量化值有了顯著提升。但是，在選項“周圍的開發讓我的生活更便利了”中，居民地方感的量化值出現了唯一一次下降，也就是說，居民對“開發”沒有明顯的認同感。相較于舊區改造前，舊區改造時居民的地方感的量化值有了明顯的提升，那么為什么對“周圍開發”的認同甚至不如舊區改造前呢？該如何解釋居民的地方感在改造前和改造時這兩個節點的明顯變動呢？筆者針對兩次實地調查的訪談資料，結合對兩位本地居民的深度訪問，進一步探究地方感變動的機理。

（四）訪談與深度訪談

在2015年12月和2016年8月的兩次實地考察中，為了獲取更為直接的數據，除了分發問卷外，筆者也對填寫問卷的居民進行即興訪問，或者在肇周路上往返走動，隨機尋找愿意受訪的居民。對訪談人數不作嚴格限定，有時會有兩人一同受訪，或者其一為主要受訪者，另一人在一旁聆聽，偶爾發表意見，或者一人為主要受訪者，一群人在旁進行補充（同仁坊弄堂口的煎餅攤）。

1.研究對象類別。

研究對象類別如表3所示。

表3 研究對象類別

2.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如表4所示。

表4 訪談大綱

3.訪談進程。

擬對兩個深度訪談個案進行分析。通過對談話行動進行認識，并組成一個階段性的詮釋架構。阿寶5（COM04）1976年入贅到唐家灣路白姓人家（與肇周路平行的一條路，涉及改建區域，屬于研究的范疇），在這里生活了很多年。問起他舊區改建的事情，他看了筆者一眼：“去哪兒？把我們搬到鄉下去了?！逼鋵?，阿寶本也是出生在鄉下，長在崇明島的村子里，十幾歲趕上“文化大革命”，一溜煙兒跑去市區搞革命，后來因為一些特殊經歷，他再也沒有對任何人服過軟。也許就是因為這樣的性子，他得罪了不少人，也因此被遣還原籍，在崇明的農場做了一個小民警。在農場里他認識了他現在的妻子——從市區下放到農場的知青。1976年，知青返城大幕拉開，那時候農場的女知青都是一心想往上調的。因為已經有結婚的打算，為了不長期分居，也考慮到呆在市區對將來發展會更有利一些，阿寶跟著女友回到盧灣，入贅到了唐家灣路白姓人家。這也是唯一一個半本土居民案例，即并非是生于斯長于斯，但是在此地居住多年。

她的姊妹和兄弟，一聽到拆遷了就都回來了。說是來探看一下我丈母娘，我丈母娘一直和我們住在一起的，這房子也是我丈母娘的房子。結果都是來說這個拆遷賠償的事情。我是個上門女婿，說不上話。她有個妹妹戶口因為一些原因沒遷到自己那邊，又是姐妹淘里關系一般，也回來要拿點錢。

除了受家庭的影響，動遷組的推力也讓阿寶難以阻擋。

動遷組的獎勵費就是盡快把我們往外面“趕”，什么簽約比例獎，說是總地塊簽約率達到90%，每戶一次性就要獎勵7萬元。然后是什么在1個月里就搬走了，又獎勵13萬，還有騰房交完手續的又會獎勵點錢。我算了一下，和他們僵持遲點簽拿到的錢更少……我讓我兒子幫我去跑房，可以盡快搬走，現在只有年輕人能搞那些東西了…….

原拆原建你付不起的，他房價都非常高的……這個地塊是個大地塊的一部分。就是全部高樓造起來了，這個地方的房子他也不會給你的，這房價非常高的呀。而且以后這個地方會改造得非常好，主要給那些有錢人住。

滬生（SOM07）的老家就在肇周路xx弄，原來不叫肇周路，而叫作“志成坊”。那時候，路的北面是盧灣區，路的南面是南市區。1949年以前，肇周路上豎著高高的鐵柵欄，路的北面是法租界，路的南面是中國地界。這是石庫門房子，現在看來交通也是很便利的，離新天地、離地鐵站都是很近的。滬生是一直盼著被拆遷的，可是等到真的需要拆遷了，滬生心里矛盾重重。

一是在動遷前，看到周圍的房子越造得好，自己的房子越顯得破舊。新天地擴大時我們希望能夠擴過來，結果怎么著也擴不過來。你想想啊，別的地方都遷了，就是這里沒有遷，戶口也沒有凍結。后來我們還猜想是不是因為法藏寺香火太旺了，房地產商怕拆了之后呀，房子沒有造起來，被來法藏寺的人當成是免費停車場。這破舊的房子在樓房中間實在不像樣，心里想著快點動遷，這樣就可以住新房子了。但是在另一方面，等到真正動遷了，又感到有點矛盾。想想肇周路雖然是一把老骨頭了，但是什么都好，沒有什么缺點。離新天地、離地鐵站都近，而且習慣了。

讓滬生感到矛盾和無奈的是上海的房價漲勢。2015年12月黃浦區公示了房屋征集范圍，這正好也是上海房價的飛漲時期。

四、探究地方感的變動機理

1.在城市更新舊區改造背景下“家”的“拔起”和流動性的沖擊使得地方感發生變動。人對環境的情感依戀一直是人文主義的核心話題，人與環境的關系被認為是個人的文化身份以及安全感的關鍵因素，而“家”就是這樣一個重要環境，因此被賦予了至關重要的意義。在鄉土中國的語境下，家總是與根植性有關，祖輩、父母或童年生活的地方在身份認同中扮演重要角色，源于家的地方和社會歸屬感并不輕易隨著人的遷移而變化。但是，隨著城市更新舊區改造，家的“拔起”和流動性的“推力”造成了居民與地方連結的變動。在對阿寶（COM04）的訪談中知道：阿寶并非肇周路本地人，他對肇周路這個地方的情感應當首先來自其家庭，但是舊區改造通過對家庭模式和家庭結構的沖擊改變了家庭的根植性。

我丈母娘是一個小戶，我的戶口和我妻子、我丈人家的戶口是一起的。居然賠償出問題了，我丈母娘那個小戶拿到了現房，可是我們這個大戶還只是拿著三年的期房……現在人不夠住，我兒子幫我跑房，從內環跑到外環……她（指阿寶妻子）那姊妹一直來鬧，說要拿回自己那份賠償的錢，總共就沒多少，她家在閘北也不愁住，也要想靠著掛戶拿錢，這怎么行？（COM04，阿寶）

阿寶從前和妻子的父母住在一起，算是一個典型的擴大家庭。在舊區改造賠償中所謂的戶口的分異意味著阿寶家將有部分人遷到現房中，剩下的人住出租房，使得家庭產生分化。我們通常認為家的根植性基于家中的“人”而存在，也就是說，即便阿寶家遷到郊區，只要阿寶家家庭結構完整，他們仍然能在遷居地獲得歸屬感，但是家庭的分化使這一切不再可能。同時，阿寶家的家庭模式6受到沖擊，阿寶妻子的姊妹與阿寶家關于賠償款的爭端實則體現了家庭整合功能的缺失，家庭與家庭之間愈來愈傾向于獨立，這樣使得家庭更容易受到外界的沖擊。

2.居民的地方感的自適應性被打破，資本的運作使得居民感覺自身被“剝離”而成為“局外人”。所謂的“資本流入”是指在政府響應全球化和放寬資本管制的背景下，資本沖破空間阻隔，對空間進行同質化的改造或者向著資本能夠攫取更為廣泛的剩余價值的預期目標前進。

眼睜睜地看著附近的老西門新苑漲到了7萬多每平，而且這里地段好呀，肯定還要漲的，結果給我們補償的差價才3萬3每平，能買什么呀？而且聽說這個地段這么好，開發商修好的房子要賣到18萬每平，相比來說這個差價實在是低。（SOM07，滬生）

在舊區改造的動遷過程中，市場經濟是主要的決定因素，它決定了舊區居民如何被重新安置，甚至其力量超越了規劃的要求，因為規劃除了要考慮被迫搬遷的居民，還要考慮開發商需要消費能力強的居民來購買他們所建造的商品房。如果這種狀況不斷持續，那么城市中貧窮的居民只能被不斷地遷往離市中心更遠的地方，而市中心區將成為只有權貴階級才能居住的地方，便會形成紳士化的現象。肇周路的遷居者如滬生等都是在紳士化現象的推動下遷居到浦東、松江、青浦、寶山和奉賢等近郊區和遠郊區的。宋郁玲在十年前對上海中心城區那些受紳士化現象影響的居民進行訪談時發現：

搬遷所產生的矛盾心情夾雜著理性、無奈的情緒，對于權威不可抗拒。盡管內心很想改善舊居的生活條件，卻又很不想離開這個地方。盡管她（指受訪者）在交談中不斷地述說動遷政策的合理合法性，但是面對她無法抗拒的制度，以及自己本身的條件限制，矛盾的情緒一直在動遷的過程中竄流著。

盡管當初肇周路居民一心要搬遷，但在訪談中滬生也說：

以前大家都說志成坊這條石庫門弄堂建造到現在總有八九十個年頭了，老得燒不酥?？芍两襁€沒有拆遷動遷的消息，戶口也不凍結。（SOM07，滬生）

可是當真的快要拆遷時，拆遷政策和拆遷費用的合理性讓人覺得無可抗拒，這時就真的覺得原來也是挺好的。在拆遷時，居民的地方認同和地方依戀都顯著增強。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在拆遷前和拆遷時兩個節點上得到的地方感量表值有明顯的差異，但是唯獨在“開發”項的量表值不增反負。

想是希望國家做得好一點，會把我們遷到近一點的地方，現在好像就是沒辦法，那個地方是幾十年住下來的，要再蹲個幾十年我也沒問題，但是要動遷了沒辦法，所以好像總會有一點，有一點說不出的酸楚。（SOM07，滬生）

在拆遷過程中資本的運作使得居民感覺自身被“剝離”出局，面對著前往鄉下的可能，即將拆遷的居民在情感上總有些欲走還留。在真正面臨搬遷時，他們會面臨種種實際的限制如經濟能力的限制與城市中心生活記憶之間的拉扯。居民由于地方認同而產生的“局內人”感知在資本力量作用下瓦解，他們需要從其他地方獲得“認同資源”。

3.宏觀經濟形勢決定了改建區居民的未來預期，同時也影響著他們能否對新的地方形成地方感。此時對居民來說，他們不得不在情感的拉扯中應對實際的問題。如阿寶提到：“我兒子幫我跑房，從內環跑到外環，房價真的太貴了，怎么可能買得起？！”此時對他們來說，宏觀經濟形勢顯得尤為重要，這決定了他們是否會認為郊區的房子有升值的潛力。

上海的房價還是會漲的，我兒子在浦東的外企上班，他告訴我說上海房價還會漲，漲到一百萬每平還不會封頂……（COM04，阿寶）

你是從外地來的？我是四川的。你看，你們從這么遠的地方到上海來，還不是因為上海有更多的機會，對伐？像你們這些小姑娘應該是在市區買不了房的，買房還不如回老家呢。郊區的房子現在雖然不貴，但是以后肯定會漲上去的，為什么呢？因為人越來越多了嘛。（SOM07，滬生）

滬生和阿寶的訪談都不約而同地傳遞出一個信息：上海的宏觀經濟形勢良好，即便他們搬到郊區，他們的未來仍然是光明的，預期前景仍然是可觀的。

迪士尼你們去過伐？前幾天我還帶著我那個讀小學的孫女去看了看。以前那是什么地方啊，我年輕做學生的時候在那里勞動，到處看不見人的。那時候要回家一次特別不容易?，F在交通方便了，房價也漲得厲害，好像四五萬每平總有了。（SOM07，滬生）

搬到郊區去，房子大了，還有錢賠，政府往郊區修地鐵。老年人嘛，買菜做飯，住在哪里不是住呀？（C0M01）

這里的房子太舊了，你看這邊的房子還在整修。環境也不好，又臟又亂。我們搬到郊區去，地鐵也馬上修過去了，比這里還好了。這里就造商品房讓他們賣錢咯。住在郊區也挺好的，環境比這好（S0F05）

哎，其實我們小老百姓也沒什么多的想法，就說這每平米的補償吧，你就是把每平米補償的錢升到5萬每平我們都愿意，但是三萬三就太低了吧，而且你修好房子后賣的是18萬每平呢。而且現在上海房價這么貴，我們拿到那么一點錢也不可能說在上海又買一套房，是伐？而且，有些住戶拿的還是松江那邊的2019年的期房，雖然說政府每月有2000元的補貼，但是畢竟還是不舒服的……不過他們（指政府）給我們看的未來規劃是有地鐵線路經過的，公交站點都有的。（SYF11）

可以說地鐵已經成為了經濟持續發展的象征，地鐵延伸到哪里，哪里就能得到發展。即使居民心中對改遷細節頗有微詞，但是對宏觀經濟形勢和新住區的預期會逐漸彌補由于資本“入侵”而產生的“局外人”的失落感。

4.對于“中心”和“邊緣”的空間想象隨著未來預期發生變化，居民通過地方認同和身份認同形成新的地方感。在對未來的預期中，“中心”7和“邊緣”8似乎已經模糊，那些“充滿上海文化的地方才應該是上海中心”的論調已經不再符合上?？焖俪擎偦默F實。在對阿寶和滬生的訪談中可以發現，“中心”和“邊緣”已經逐漸轉化為上海人對于“市中心”和“鄉下”的認知：阿寶認為崇明是鄉下，而肇周路是市中心；滬生認為上海人都住在盧灣（現在已經并入黃浦區）、長寧、靜安、黃浦、南市（現在已經并入黃浦區）這些區，雖然市區已經擴大，但是普陀、楊浦這些地方都很郊區。盡管他們的看法由于他們的生活經歷而有些許差異，但都反映出了“地方”在文化結構中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從而實現“人”與“地”之間的連接?！爸行摹焙汀斑吘墶钡慕缦拊谖磥眍A期中變得更加模糊，直到他們的新遷居地作為一個“地方”呼應他們的文化結構中的這種特殊意義，也就是他們的遷居地變成他們心中的“中心”，此時，新的地方認同和地方感便會油然產生。

五、結論

當城市更新舊區改造已經變成上海這個特大城市的發展進程中的潮流，通過對一條瀕臨改造的街道作小尺度層面上的探究，試圖初步分析改建進程影響居民地方感變遷的機理。在城區更新舊區改造背景下“家”的“拔起”和流動性的沖擊使得地方感發生變動，而資本的運作使得居民感覺自身被“剝離”而成為“局外人，居民需要一些“認同資源”來彌補處于“局外”的失落并且構建新的地方認同和地方感。此時，宏觀經濟形勢決定著改建區居民的未來預期，同時也影響著他們能否對新的地方形成地方感，當未來預期逐漸模糊居民的文化結構的“中心”和“邊緣”的界線，他們對于“中心”和“邊緣”的空間想象隨之發生變化，也許能夠通過地方認同和身份認同對遷居地產生新的地方感。

可以認為，從改造初期在城市中心的欲走還留，到搬遷過程中經歷日常生活的限制、對未來的期望以及對過去的記憶之間拉扯，他們最終還是會接受像他們這樣的上海人向城市邊緣移動。如今，如果上海的經濟發展形勢足以使得他們產生積極的預期，那么他們將通過對遷居地產生地方認同而強化自身的身份認同，他們仍然是一群生活在上海的上海人，新的地方感將隨之產生。

注釋

1.如公眾參與等。

2.包括地方政府政策的引導、開發商的行為等。

3.即改造結果的預期判斷，是否會形成一個同質化的新空間消解原來的地方性（該地區的獨特性）。

4.社會結構的概念是將社會看成一個巨大的有機體，研究其構成要素之間的關系。關于什么是社會結構，學界的定義不盡相同。在本文中，我們采用帕森斯的宏大社會理論，將社會視為一個整體，將社會結構視為由人口、環境、政治、經濟和文化這五大最基本、最普遍、最穩定的要素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社會結構會影響社會中的個體。

5.“阿寶”同下文的“滬生”都是受訪者的化名，取自金宇澄的《繁花》。由于本文的受訪者都是平凡的市井人物，采用《繁花》當中的主角名作為化名，可為本文增添一絲舊時上海的市井氣息。

6.家庭模式是指家庭成員與成員間的關系。

7.多指的是“老上?！?，即上海人最先聚居的地方。

8.多指的是“新上?！?，即上海逐漸擴張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