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舟山進士史料考訂
——以清光緒《定海廳志·選舉表》為中心

石一民

（浙江海洋大學 圖書館，浙江 舟山 316022）

我國科舉制度起源于隋朝，成型于唐朝，完善于宋朝，一直綿延至清末，前后存在了將近1300 年，對古代的政治、經濟、文化諸領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唐宋以降，科舉成為入仕的主要途徑，尤以進士科最為重要。一個地區進士數量的多寡，是衡量該地區科舉競爭力和人才產出的重要標志，同時亦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地文化教育水平。因此古方志中大多設有“選舉”一目，按科年記錄本地進士等科舉人物，對研究區域科舉史和文化史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宋代是中國科舉發展史上十分重要的時期，宋代的科舉制度較唐、五代更為完善和成熟，進士錄取人數也大大增加。就四明地區①而言，宋代也是該地區科舉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因而頗值得關注。目前學界針對宋代四明地區科舉的研究成果還不多，迄今尚未見到專門研究宋代舟山進士的論著。在舟山舊方志中，記載進士信息最為詳備的是清光緒《定海廳志》卷七《選舉表》，然筆者發現該志所載的宋代舟山進士名錄存在一些錯訛。因此筆者不揣固陋，在搜集整理相關科舉史料和今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定海廳志·選舉表》中記載的宋代進士名錄進行考訂，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定海廳志》記載的宋代舟山進士

舟山在唐前本為鄮縣地，“周環皆海，窮東一涯，而地不相屬”，②經濟和文化相對落后。唐開元二十六年（738），置明州，析鄮縣東部的舟山群島置翁山縣，為舟山有縣級建制和政府開發之始。大歷六年（771），翁山縣因海島農民起義被撤廢，重新隸屬于鄮縣。北宋熙寧六年（1073），宋朝廷采納曾任鄞縣知縣、時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王安石等官員的建議，在翁山故地重建昌國縣，隸屬明州。昌國復縣，極大地促進了海島的開發，特別是南宋時期，舟山的教育、文化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新氣象。南宋紹熙四年（1193），舟山人應傃登進士第，為舟山有進士之始。

宋代每次科舉考試結束后都會刊印完整的進士登科錄，但現存的宋代進士登科錄僅有南宋的《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和《（寶祐四年）登科錄》兩種，其余均久佚無存。目前可考的記載舟山進士最早的史料是南宋張津等纂修的《乾道〈四明圖經〉》，該志卷十二專設《進士題名記》，內中有舟山進士名錄，可惜該志所錄進士均未說明其縣籍，此后宋元時期修纂的四明方志如宋《寶慶〈四明志〉》、元《延祐〈四明志〉》、元《至正〈四明續志〉》等均是如此。

現存最早的舟山獨立方志為元人馮福京于大德二年（1298）所修的《大德〈昌國州圖志〉》，該志凡七卷，卷六《敘人·進士題名》載南宋舟山進士題名有：應傃、徐愿、余開、趙時慥、趙時恪、孫枝、孫起予、應 、余天錫、王文貫、趙崇侜、趙崇佾、任嚴、孫愿質、趙時悟、林虙、王安道、劉應老、應埜、王一桂、應翼孫、趙若誠、趙時吉、趙若諘、趙必 、趙必暰、范應發、陳廙、陶回孫，③同卷《敘人·名賢》又載有慶元五年進士薛寘，總計30 人。④

在元《大德〈昌國州圖志〉》之后，舟山方志在明清二朝皆有續修，現存明天啟《舟山志》、清《（康熙）定?？h志》和《定海廳志》均有進士題名錄，其中《定海廳志》為史致馴等修，陳重威、黃以周等纂，創修于清光緒三年（1877），閱三年告成，至光緒十年（1884）以木刻本刊行。由于該志修纂時間較晚，故所錄舟山進士最為詳贍?！抖êd志·選舉表》著錄南宋舟山進士33 人，與《大德〈昌國州圖志〉》比較，增加趙汝珽、趙必成、趙與 3 人?，F將《定海廳志·選舉表》所載宋代進士迻錄如下：⑤

紹熙四年癸丑：應傃

慶元五年己未：薛寘

開禧元年乙丑：徐愿、余開

嘉定四年辛未：趙時慥

嘉定七年甲戌：趙時恪、孫枝、孫起予

嘉定十六年癸未：應 、余天錫

寶慶三年丁亥：王文貫、趙崇侜、趙崇佾

紹定五年壬辰：任嚴、孫愿質、趙時悟、林虙

寶祐元年癸丑：王宗道

景定九年戊辰：王一桂、應翼孫、趙若誡

咸淳元年乙丑：趙時吉、趙若諘、趙必 、趙必暰

咸淳四年戊辰：范應發、陳廙、陶回孫

二、《定海廳志》宋代進士史料訂誤

（一）誤收非昌國籍進士

《定海廳志·選舉表》“進士”欄中，寶祐四年（1256）進士列有劉應老、應埜、趙汝珽、趙必成、趙與 5 人。檢宋《寶慶〈四明志〉》⑥、元《延祐〈四明志〉》⑦、元《大德〈昌國州圖志〉》三志寶祐四年進士題名，其中有劉應老、應埜2 人，而趙汝珽、趙必成、趙與 3 人均未見著錄。又查明天啟《舟山志》卷三《選舉》，寶祐四年進士除劉應光（為劉應老之誤）、應埜外，還增加了趙汝珽、趙必成、趙時 3 人，總數為5 人。⑧清《（康熙）定?？h志》卷五《選舉》著錄的寶祐四年進士6 人，大體沿襲明天啟《舟山志》的記載，僅增趙與 1 人，其余人名均同，并注6 人“俱淳祐（為寶祐之誤）四年文天祥榜”⑨?？梢姟抖êd志·選舉表》著錄的寶祐四年進士5 人，系繼承天啟《舟山志》和《（康熙）定?？h志》二志記載而來，并稍作訂正，如將劉應光更正為劉應老，刪除趙時 ，保留《（康熙）定?？h志》增補的趙與 ，此科進士總數仍同天啟《舟山志》，為5 人。

今按，檢現存《（寶祐四年）登科錄》（以下簡稱《登科錄》），除應埜外，其余4 人皆有載錄，其中“趙與 ”作“趙與棏”。劉應老的籍貫，《登科錄》明載其“本貫慶元府昌國縣”，其為舟山進士可信而無疑。趙汝珽、趙必成和趙與 三人，《登科錄》均載其“本貫玉牒所”，可見三人均屬南宋宗室，但寄居地失載。⑩《寶慶〈四明志〉》《大德〈昌國州圖志〉》既未著錄，則此三人當非寄居四明可知。趙必成，明《萬歷〈紹興府志〉》卷三十三《選舉志四·進士》“寶祐四年文天祥榜”明載其為浙江上虞人，11上虞趙氏均為趙氏宗室，進士出身者甚多。趙與棏，清《光緒〈江西通志〉》卷二十二《選舉表·宋進士》著錄其名，名下注“宗室”12，可見其寓居地在今江西省。據《登科錄》所載，趙與棏還有一個胞弟，名趙與樀，也是寶祐四年進士，《光緒〈江西通志〉》亦有著錄。

應埜，《登科錄》中未見其人，然據《寶慶〈四明志〉》《大德〈昌國州圖志〉》兩志所載，可以確定其為昌國人?，F存《寶祐四年登科錄》雖然有該年絕大部分進士的登科信息，仍缺失第五甲部分進士的登科記錄，應埜當在這些缺載的進士之中。

綜上，南宋寶祐四年進士中，僅有昌國人2 名，即劉應老和應埜?！抖êd志·選舉表》所載之趙汝珽、趙必成、趙與棏3 人當系誤收。

2. 孫枝、孫起予、孫愿質

《定海廳志·選舉表》沿襲《大德〈昌國州圖志〉》等舊志的記載，“進士”欄中著錄南宋孫枝、孫起予（孫枝長子）、孫愿質（孫枝次子）三人。其中，孫枝、孫起予父子同為嘉定七年（1214）進士，孫愿質為紹定五年（1232）進士?！洞蟮隆床龂輬D志〉》編成于元大德二年（1298），距南宋滅亡僅20 余年，故一般來說，其所載南宋舟山進士信息具有較高的可信性。惟該志著錄孫枝、孫起予、孫愿質父子三人，卻不無可疑。

孫枝父子的籍貫，一向有昌國縣和鄞縣（今寧波市鄞州區）兩種說法?！洞蟮隆床龂輬D志〉》卷六《進士題名》著錄孫枝及其二子孫起予、孫愿質；同卷《名賢》又有孫枝傳，二子附傳，即以孫枝父子為昌國人，13嗣后的明清舟山舊志皆從之。又元《至正〈四明續志〉》卷二《人物·孫枝傳》謂“孫枝，字吉甫，鄞縣人”14，明《成化〈四明郡志〉》、清人黃宗羲《宋元學案》等皆從之。

今按，元代文學家柳貫曾為孫枝之孫、孫愿質之子孫璹作墓志《故宋孫明府碣銘》，墓志載孫枝一脈世系甚詳，現摘錄于下：

君諱璹，字壽朋。孫氏系出河朔，九世祖全照有功澶州，當補牙校，以讓其季，而南游吳越，占籍于鄞之甬東廂，為鄞人。是生宗顯。宗顯生忠，忠生周，周生義端，義端生諤，諤生允。諤布衣，領旁縣昌國榷酤而卒?！视诰秊樵?，特授承務致仕。承務生枝，與其子起予同登嘉定七年進士第，于君為祖，以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廟，累贈朝散大夫。南岳二子：起予、愿質。愿質，君父，仕至朝散大夫，工部侍郎。南岳早從宣獻樓公、端憲沈公、正獻袁公游，及見徽國文公，而證其所受，學雄文，望于一時?！瓕O氏八世二百年，善植而益滋，孝鐘而屢顯，積誠累徳，天實臨之，人實信之。15

墓志明載孫枝之父祖為鄞人，他的孫子孫璹亦為鄞人；又記孫璹與其母黃氏（孫愿質妻）俱死于宋元鼎革間戰亂，“奉衣冠祔鄞縣環村吳岙先塋之次”。16由此可見，孫氏自遷鄞始祖孫全照至孫愿質之子孫璹歷經八代，這一家族居鄞縣長達200 余年，家族墓地亦在鄞縣環村吳岙，孫氏父子原籍為鄞縣，已無庸置疑?！洞蟮隆床龂輬D志〉》以孫枝、孫起予、孫愿質父子三人為昌國人，可能與孫枝祖父孫諤曾領昌國榷酤（管理酒業的官），且卒于昌國有關。但目前沒有史料可以證明孫諤之后孫允、孫枝父子曾移居昌國，而孫枝一家居住在故里鄞縣的證據至少有以下二則：其一，據《至正〈四明續志〉》卷二《孫枝傳》記載，孫枝的父親孫允早年師從沈銖，“教授鄉校者十年”。17上引孫璹墓志亦稱孫枝“早從宣獻樓公（樓鑰）、端憲沈公（沈煥）、正獻袁公（袁燮）游”。孫允、孫枝父子所交游的沈銖、沈煥（沈銖子）、樓鑰、袁燮等都是四明郡治鄞縣一帶的人。因此即便孫允、孫枝父子在昌國生活過，寄居時間也不會太長，他們很早就居止在故里；其二，孫枝與長子孫起予同登嘉定七年（1214）進士第后，郡守程覃曾為孫枝父子倆立“重桂坊”。重桂坊就在四明郡治鄞縣城內東南廂新寺巷口，《寶慶〈四明志〉》卷三《敘郡下·坊巷·東南廂》載：“重桂坊，新寺巷口，嘉定七年，攝守程覃為孫君枝與子起予同第立?！?8《至正〈四明續志〉》卷二《孫枝傳》說得更具體：“嘉定七年登進士第，其子起予同榜。允時尚無恙，郡守程覃匾其里曰重桂，鄉人榮之?！?9據此，嘉定七年孫枝、孫起予父子同登進士第的時候，孫枝的父親孫允尚在人世，當時他們就居住在郡城中。另外，鄞縣和昌國同屬一郡，而發解名額是以州府軍一級為單位分配的，也不存在科考時寄籍冒貫的問題。因此，孫枝、孫起予、孫愿質父子三人的籍貫，無論是原籍還是科舉考試時的居住地，皆當以鄞縣為是，《定海廳志》和《大德〈昌國州圖志〉》應屬誤收。

（二）登科年份訛誤

《定海廳志·選舉表》“進士”欄記王文貫、趙崇侜、趙崇佾三人俱為“寶慶三年丁亥”進士，王一桂、應翼孫、趙若誡三人俱為“景定九年戊辰”進士。

今按，查《寶慶〈四明志〉》20《延祐〈四明志〉》21《大德〈昌國州圖志〉》三志，王文貫、趙崇侜、趙崇佾三人均為寶慶二年（1226）王會龍榜進士，《（康熙）定?？h志》卷五《選舉》亦稱三人“俱寶慶二年王會（應為“王會龍”）榜”。王會龍為寶慶二年狀元，史載確鑿，《定海廳志》誤。王一桂，《延祐〈四明志〉》22和《大德〈昌國州圖志〉》均載其為景定三年（1262）方山京榜進士；應翼孫、趙若誡，《延祐〈四明志〉》未載，當系特奏名進士（詳后），查《大德〈昌國州圖志〉》卷六《進士題名》，二人科年亦均系景定三年。以上三人科年廳志均誤記為景定九年，系沿襲《（康熙）定?？h志》致訛?！叮滴酰┒ê？h志·選舉》載王一柱、應翼孫、趙時誡三人“俱景定九年方山京榜”，23錯訛頗多：景定為宋理宗年號，凡五年，不存在“景定九年”，且方山京榜即景定三年；此外“王一柱”“趙時誡”分別為“王一桂”“趙若誡”之誤。24總之，此處應以成書年代較早的《延祐〈四明志〉》、《大德〈昌國州圖志〉》記載為準。

（三）進士人名訛誤

《定海廳志》卷七《選舉表》“進士”欄中有寶祐元年（1253）進士王宗道，名下注“文貫弟”，卷九《人物·王文貫傳》中亦稱：“弟宗道，字與文，亦以文名，后徙居奉化，與文貫同領鄉薦，擢寶祐元年進士?！?5今按，“王宗道”實為“王安道”之誤，略辨如下。

王宗道是奉化人，不是昌國人?！秾殤c〈四明志〉》卷十《進士》“嘉定元年鄭自誠榜”條載：“王宗道，時會侄?！?6據陸游《渭南文集》卷三十七《王季嘉墓志》載，王時會“字季嘉，慶元府奉化縣人，……與兄時敘同登乾道五年進士第”。27王宗道既是王時會的侄子，則王宗道是奉化人無疑，而且他是嘉定元年（1208）進士，不是寶祐元年進士。其實，《定海廳志》亦認王宗道為奉化人，然稱王宗道原籍昌國，“后徙居奉化”，此說誤甚。從上引《王季嘉墓志》可知，王宗道家族最遲從其父輩王時敘、王時會兄弟起就已定居奉化，王宗道本就是奉化人，又怎會有自昌國“徙居奉化”之事。

王宗道不是王文貫之弟?！秾殤c〈四明志〉》卷十《進士》“寶祐元年姚勉榜”條明載：“王安道，文貫弟?！?8《大德〈昌國州圖志〉》卷六《進士題名》亦載：“王安道，寶祐元年姚勉榜，兄文貫?！币陨蟽芍揪d王文貫之弟為王安道。王安道、王宗道亦非同人異名，一是王安道、王宗道的名字同時見于《寶慶〈四明志〉》進士名錄，二是兩人中進士時間不同，王安道是寶祐元年進士，而王宗道卻是嘉定元年進士?？梢娡跷呢炛懿皇峭踝诘?，而是寶祐元年進士王安道。

王文貫、王安道兄弟是昌國人，與奉化人王宗道無涉?！洞蟮隆床龂輬D志〉》卷六《進士題名》中不僅有兄弟倆的名字，而且同卷《名賢》中有王文貫傳（弟安道附），傳中對王文貫仕履的記述較為翔實，如其所記“司鑰左帑，尋除架閣”29等事不見于他書，其所載可信度較高。

三、《定海廳志》未區分宋代正奏名進士與特奏名進士

宋代登科進士分為兩種：一種是正奏名進士，必須經過發解試、省試、殿試三級考試；另一種是特奏名進士，所謂特奏名，《宋史·選舉志》說得很清楚：“凡士貢于鄉而屢絀于禮部，或廷試所不錄者，積前后舉數，參其年而差等之，遇親策士則別籍其名以奏，徑許附試，故曰特奏名?！?0可見，凡解試合格而省試或殿試落榜的舉人，積累到一定的舉數，又到達一定的年齡，由禮部核準，特予奏名，就可以不經省試，直接參加殿試，殿試的考試內容也較正奏名殿試簡單得多。南宋隆興元年（1163）規定，“今舉省試，進士、貢士年四十以上，六舉曾經御試，八舉曾經省試；年五十以上，四舉曾經御試，五舉曾經省試”，31允許赴特奏名考試?！疤刈嗝敝贫仁撬未鷮檎疹櫪叟e不中的士人而設，也稱“恩科”“特科”，為兩宋所獨有，其考試方式、授官待遇都與當時的正奏名進士和后來的明清進士有很大的區別，龔延明《宋代恩科論述》32一文論之甚詳，此不贅述。因此有必要區分宋代這兩種不同性質的進士。

在《定海廳志·選舉表》“進士”欄中，并沒有對正奏名進士與特奏名進士加以區分，那么我們如何區分這兩種進士呢？

宋《寶慶〈四明志〉》卷十《敘人下·進士》稱：“舊志以特奏名雜載，題名碑亦然。今悉按《登科記》厘正之?！?3這里的舊志指宋《乾道〈四明圖經〉》，這說明《乾道〈四明圖經〉》所載進士名錄中混入了不少特奏名進士。而《寶慶〈四明志〉》所載進士名錄已按《登科記》剔除了這些特奏名進士，這就為我們甄別宋代舟山特奏名進士提供了方法和思路?！秾殤c〈四明志〉》修成于紹定元年（1228），但進士名錄部分后來歷經宋人多次增補重刊，現通行版本記載到南宋開慶元年（1259）周震炎榜為止?！堆拥v〈四明志〉》卷六《進士》繼承了《寶慶〈四明志〉》的體例，同樣剔除了特奏名進士，正好續載了《寶慶〈四明志〉》所缺的南宋景定三年（1262）方山京榜至咸淳十年（1274）王龍澤榜進士名錄。因此，可以利用《寶慶〈四明志〉》《延祐〈四明志〉》兩志來對?！抖êd志》所載進士，在這兩志中沒有收錄的進士，一般就可以認定是特奏名進士。

據此可以確定以下11 名舟山宋代進士為特奏名進士（括號內為科年）：薛寘（慶元五年）、余開（開禧元年）、應翼孫（景定三年）、趙若誡（景定三年）、趙時吉（咸淳元年）、趙若諘（咸淳元年）、趙必（咸淳元年）、趙必暰（咸淳元年）、范應發（咸淳四年）、陳廙（咸淳四年）、陶回孫（咸淳四年）。

以下再舉薛寘、范應發兩人為例，對特奏名進士略作個例分析。

薛寘，字持志，號耕齋，慶元府昌國縣人。少以文鳴，后以一篇《圣人執權賦》預鄉薦，并因此聲名遠揚。慶元五年（1199）進士，嘉定中任衡陽縣（今屬湖南）主簿。薛寘的進士登科情況僅見諸《大德〈昌國州圖志〉》卷六《薛寘傳》，而同卷《進士題名》卻未列其名，其余《寶慶〈四明志〉》等宋元四明五志亦均不載薛寘題名情況。薛寘實為特奏名進士。薛寘嘉定間（1208-1224）任衡陽主簿時，距他登進士至少已有9 年的時間。在宋代，諸州上中下縣主簿為從九品，官階很低。何以這么長時間仍為縣主簿？這應跟他是特奏名進士出身有關。當時特奏名進士的授官很低，其中只有三分之一勉強可以出官擔任實職，其余三分之二不過諸州助教，實同黜落。另外，鑒于特奏名官員多為年老之人，為防地方不治，早在淳熙六年（1179）六月，宋孝宗就下詔：“特奏名毋授知縣、縣令?！?4因此，特奏名進士即便能出官，大多數也只能做到判司簿尉之類低等職官為止，這應是薛寘登第多年仍為主簿的主要原因。

在城市化建設進程的不斷推進中，城市綜合客運樞紐逐漸發展成為城市規劃建設中的重要內容，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城市之間交通的銜接，能夠有效地轉換各種客運方式，為人民群眾的出行帶來了很大的便利。同時，交通運輸系統在社會的快速發展中發生著很大的改變，逐漸從傳統的運輸方式單站點的城市發展成為綜合運輸理念為基礎的交通一體化樞紐系統，有效地解決了人民群眾乘車難的問題，進一步推動著城市化建設的發展。

范應發，字純甫，號著林，慶元府昌國縣人，咸淳四年（1268）進士，授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尉，官至臨安府節制司干辦公事。入元不仕，歸老于里，卒后南宋詩人陳著銘其墓。據陳著《故節干范君墓志銘》記載，范應發生于嘉定二年（1209），則他登第時已六十歲。墓志亦稱其“再賓秋薦，晚始第名奉官”35，說他曾兩次參加發解試，很晚才登進士第授官，然又未言登科年份，正隱言其為特奏名進士?！堆拥v〈四明志〉》卷六《人物考下》亦無范應發名，由此看來，范應發應為特奏名進士。

由于宋代科舉史料的缺失，舟山特奏名進士舊志可能有不少遺漏，如范應發之父范镕，墓志稱其官終“迪功郎、滌州清流縣主簿”36，疑亦系特奏名進士出身。

四、考訂后的宋代舟山進士名錄

現將考訂后的宋代舟山進士名錄臚列如下：

（一）正奏名進士

光宗紹熙四年癸丑（1193）：應傃

寧宗開禧元年乙丑（1205）：徐愿

寧宗嘉定四年辛未（1211）：趙時慥

寧宗嘉定七年甲戌（1214）：趙時恪

寧宗嘉定十六年癸未（1223）：應 、余天錫

理宗寶慶三年丁亥（1227）：王文貫、趙崇侜、趙崇佾

理宗紹定五年壬辰（1232）：任嚴、趙時悟、林虙

理宗寶祐元年癸丑（1253）：王宗道

理宗寶祐四年丙辰（1256）：劉應老、應埜

理宗景定三年壬戌（1262）：王一桂

（二）特奏名進士

寧宗慶元五年己未（1199）：薛寘

寧宗開禧元年乙丑（1205）：余開

理宗景定三年壬戌（1262）：應翼孫、趙若誡

度宗咸淳元年乙丑（1265）：趙時吉、趙若諘、趙必 、趙必暰

度宗咸淳四年戊辰（1268）：范應發、陳廙、陶回孫

根據上列名錄統計，宋代舟山進士共計27 人，其中正奏名16 人，特奏名11 人。

按朝代劃分，則南宋光宗朝1 人，寧宗朝7 人（含特奏名2 人），理宗朝12 人（含特奏名2 人），度宗朝7人（均為特奏名）。

五、余論

縱觀宋至清舟山科舉史，北宋無進士，南宋舟山進士數量最多，達到27 人（含特奏名11 人），而元、明、清三朝進士則相對較少。據《定海廳志》和《（民國）定?？h志》記載，舟山元代進士1 人（顏應歡，科分無考），明代進士3 人（張信、趙濬恭、徐潭），清代文進士4 人（唐廷賡、陳慶槐、沈熙廷、王修植），37武進士3 人（史節文、陳元亮、吳峻）。由此可見，舟山進士在時段上呈現出較明顯的差異性。

北宋舟山無進士登科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建制較晚，熙寧六年（1073）始置昌國縣。降至南宋，昌國縣的科舉文教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南宋遂成為舟山科舉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南宋建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包括昌國縣在內的四明地區成為近畿之地，農鹽生產和海外貿易都實現了跳躍式的發展，社會經濟日益繁榮，成為“東南之要會”38，從而為科舉文教事業的發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其次，兩宋之際北方大量移民避戰亂來四明地區，帶來了中原文獻與中原之學，使本地區重學讀書的風氣更加濃厚。還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趙氏宗室移居昌國，宗室子弟在參加發解試時能得到一定的照顧，有的宗室子弟補入宗學，還有可能獲得朝廷的免解優待，因而他們更有機會在科舉中勝出。這在宋代舟山登科進士中有顯著的體現：南宋27 名進士中，其中就有趙姓進士10 人，約占南宋全部進士的1/3，他們多數應是宋室南渡后寓居昌國的趙氏宗室的后代。再次，南宋州、縣學尤其是書院、家塾、義塾等私學的發展，使四明地區的教育和學風為之發生巨變，文化教育事業進入鼎盛時期。昌國縣雖孤懸海外，至南宋理宗、度宗朝也先后建立了虹橋書院、翁洲書院、岱山書院等3 所書院，還有為數不少的家塾和義墪。私學的興盛，使昌國學子大為受益，助其在科舉考試中取得成功。此外，南宋舟山登科進士多，還跟當時的科舉解額有重要的關系。如上所述，宋代正規途徑的進士考試分發解試、省試和殿試三級。宋代在發解試中實行解額分配制度，南宋紹興二十七年（1157）明州的解額為14 名，至理宗端平二年（1235）增至28 名。39解額的增加，使昌國學子有更多的機會參加省試考中進士，這也是南宋后期舟山進士數量激增的重要原因之一。

元代自延祐初始有科舉考試，但錄取進士很少，每榜不過七八十人，全國總數僅1100 余人，其中漢人比例很低，遠非宋、明、清三朝可比。因此在元代，整個四明地區的進士都很少，不獨舟山一地是這樣?！抖êd志》據康熙《新昌縣志》卷十五《職官志》，補錄新昌縣教諭顏應歡1 人。元代的官員多為非進士出身的吏員，且顏應歡登科年份無考，其進士身份頗為可疑。

明清二朝舟山進士登科數很低，有其地理、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因素。南宋以后，浙東不再是近畿之地，懸居東海的舟山在地理位置上的劣勢就凸現出來，而中國封建王朝向來對海洋和島嶼開發缺乏足夠的重視，致使舟山的經濟和文化教育在南宋以后長期處于低迷狀態。明洪武十九年（1386），由于海疆不靖，明朝廷實施“海禁”政策，強遷舟山46 島居民3 萬余人入內地，翌年又廢昌國縣，并入定?？h（今寧波市鎮海區），嗣后海禁時緊時松，但一直延續至清初，舟山的科舉人文教育長期被邊緣化，這些應是造成舟山明清進士數較少的重要原因。

注釋：

①四明為明州別稱，本文所稱的四明地區即宋代明州（南宋寧宗時更名慶元府）行政區域范圍，相當于今浙江寧波市和舟山市。

②38（宋）張津纂：《乾道〈四明圖經〉》，見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著：《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 冊，杭州出版社 2009 年版，第2915，2880 頁。

③④13 29（元）馮福京纂：《大德〈昌國州圖志〉》，見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著：《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10 冊，杭州出版社 2009 年版，第4773-4774，4775，4775-4776，4777 頁。

⑤25（清）史致馴、黃以周等編纂，柳和勇、詹亞園校點：《定海廳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版，第97-99，156 頁。

⑥18 20 26 28 33（宋）胡榘修，方萬里、羅濬等纂：《寶慶〈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著：《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 冊，杭州出版社 2009 年版，第3321，3142，3306-3307，3300，3320，3281 頁。

⑦21 22（元）馬澤修，袁桷、王厚孫纂：《延祐〈四明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著：《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9 冊，杭州出版社 2009 年版，第4128，4114，4130 頁。

⑧（明）何汝賓：《舟山志》，臺灣成文出版社1983 年版，第210 頁。

⑨23 （清）周圣化原修，繆燧重修，凌金祚點校注釋：《（康熙）定?？h志》，舟山市檔案局館2006 年版，第190，191 頁。

⑩（宋）佚名：《（寶祐四年）登科錄》，《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1985 年版，第28-82 頁。

11（明）蕭良幹修，張元忭、孫鑛纂，李能成點校：《萬歷〈紹興府志〉》，寧波出版社2012 年版，第644 頁。

12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續修四庫全書》第656 冊，齊魯書社1996 年版，第510 頁。

14 17 19（元）王元恭修，王厚孫、徐亮纂：《至正〈四明續志〉》，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著：《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10 冊，杭州出版社 2009 年版，第4513，4513-4514，4514 頁。

15 16（元）柳貫著，柳遵杰點校：《柳貫詩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年版，第250，249 頁。

24趙若誡為趙時恪從子?！洞蟮隆床龂輬D志〉》卷六《名賢·趙時恪傳》：“伯氏時栗，……其子若誡，于景定元年宗學推恩?！壁w若誡一脈為魏王趙廷美之后，魏王九世孫以“時”字聯名，十世孫以“若”字聯名，《（康熙）定?？h志》卷五《選舉》誤作“趙時誡”。

27（宋）陸游：《王季嘉墓志》，《陸游集》第5 冊，中華書局 1976 年版，第2350-2351 頁。

30（元）脫脫等：《宋史》卷一百五十五，中華書局1985 年版，第3606 頁。

31（清）徐松輯，劉琳、刁忠民、舒大剛校點：《宋會要輯稿》第9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版，第5515-5516 頁。

32龔延明：《宋代恩科論述》，《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3 期，第100-105 頁。

34（元）脫脫等：《宋史》卷三十五，中華書局1985 年版，第670 頁。

35 36（宋）陳著：《本堂集》卷九十一《故節干范君墓志銘》，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351 冊，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第136，136 頁。

37《定海廳志·選舉表》中還有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進士黃敏。據《清高宗實錄》，黃敏系乾隆五十七年舉人，五十八年會試名落孫山，然因其年齡已到八十以上，故賞恩由舉人直授翰林院檢討銜，并非進士，廳志誤收。參見王煒編校：《〈清實錄〉科舉史料匯編》，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 年版，第568 頁。

39陳曉蘭《南宋四明科舉略考》，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川大學宋代文化研究中心編：《宋代文化研究》第17 輯，四川大學出版社2009 年版，第475-484 頁。